现在官民矛盾突出 体制改革要从县级政权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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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建嵘:现在官民矛盾很突出 体制改革要从县级政权做起

    2010年11月15日 02:38第一财经日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

    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是现代社会重要标志

    陈汉辞

    于建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和很多做学问的人不同,他的很多时间都在农村、工厂,一边作调查、研究,一边给基层百姓解释中央政策,给基层官员宣传他“善待百姓”的理念。

    于建嵘研究的是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问题,他一直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在跟基层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有时也会遇到不少无奈。

    比如最近,他又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在给江西某县官员讲课时,于建嵘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他认为,拆迁可以拆出政绩,可以拆出高楼,拆出超级富豪,但拆走了民心,拆走了民族的未来。可是该县县委书记课后批驳他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

    尽管如此,于建嵘还是很乐于奔跑在基层,喜欢“贴着地面”行走在大地上。对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基层体制改革,他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独到看法。围绕这些问题,于建嵘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关心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一段时间,你都忙于给一些地方官员讲课。这与以往在大学和党校的讲课有何不同?

    于建嵘:内容没太多变化,主要还是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展开。不过,给官员讲课,核心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关心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我看来,民众的利益大于天。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应是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标志。对待有些法律法规在社会进程中有待完善的问题,比如《拆迁条例》,也要尽量考虑民众的利益,要将心比心。我常对他们说,不要以为做了官就很“牛”,如果今天你不保障别人的法定权益,谁能保证自己的房子不被强拆呢?

    如果不顺应民心而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就会引发各类群体性事件和个体极端事件。事实上,从1993年到去年,国内的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增加到9万起,尤其是特大群体性事件快速增加。除此之外,一些维权活动也陆续发生,比如由拆迁、占地引发的维权,由企业改制、转产引发的纠纷案,基本还是以往没有解决的热点问题。

    虽然这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则值得注意。

    日报:这与“信访量”的下降矛盾吗?

    于建嵘:信访量下降,并不影响问题的本质。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一定要深究,很多基层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不能简单归结为地方官员的政治品格及政治责任心和执政能力,只对上负责的压力才是主因。而且,有许多问题与国家层面的政策及转型期社会心态密切相关,其中最为重要的政策性因素就是社会分配制度失衡及缺乏监督的公权力。

    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信访更多成为了应对各种具体利益诉求的方式。信访目标、功能错位和信访运行体制不顺,导致许多具体个案不断向中央集中,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使这些个案回归到有能力和有责任解决的各级地方,中央不得不加大信访的政治问责。

    在这种压力下,各级地方执政者为了不被一票否决,想办法控制下面,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压制民众的信访行为,老百姓无法上访,就闹。这样的矛盾冲突甚至是造成一些社会极端事件爆发的直接诱因。

    很简单的道理,你堵住了正常的口,老百姓只能以其他方式诉求,用于官方统计意义的信访量下降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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