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延安见会议室挂满锦旗 讥讽:堂哉 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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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在延安见会议室挂满锦旗 讥讽:堂哉 皇哉
2010年11月14日 11:25 凤凰网历史
摘自:《文化没有两岸: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 作者:周为筠 出版:金城出版社
 

傅斯年与胡适
        当晚傅斯年劝说情绪低沉的胡适,并与胡适、朱家骅等一起商量再次“抢救”空运北平同仁的名单。就在胡适与陈寅恪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6天,1948年12月21日,傅斯年安排的飞机接回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的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英千里等人。
        当此大军压城城欲摧之时,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傅斯年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他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因为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下了飞机。原来“抢救”名单上有的人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有些讲师助教们却因有家属在南方要南行,抢得这次难得的机会。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北平大多数学者都选择留了下来。傅斯年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抢救”来的这些学者除了胡适去了美国,陈寅恪南下广州,其余的在傅斯年的安排下大多顺利转移到台湾。傅斯年内心企图把台湾作为反共基地,作为中华“正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血脉。傅斯年日后在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所写《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道:“现在台湾不仅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旅一成'的根据地,将来'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正靠这一个宝岛,赤县已沉,瀛洲遂为正朔所在。”这里傅斯年荒谬而顽固地认为国民党为“正朔”,台湾乃中华文化的根据地。
        正是这种政治正统观的误导,使得傅斯年对共产党一直存有偏见,导致双方向来格格不入。傅斯年与毛泽东在北大时就是旧识,两人曾做过一些私下的交流,但总归是道不同不相为谋。1945年7月傅斯年与毛泽东亲密接触过一次,他与黄炎培等5人被推选为代表飞赴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几日,他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聊了一夜。
        那一夜,傅斯年与毛泽东两人上天下地地谈开,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坊间的各种小说都了如指掌。傅斯年认为毛泽东是从这些材料里研究民众心理,所以心底认为他不过宋江一流。二人在言及五四往事的时候,傅斯年不忘挖苦毛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在赠傅斯年的字幅中,题了首诗回敬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首是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毛泽东以“刘项原来不读书”来自比,自谦没有傅斯年书读的多,言下之意耐人寻味。
        关于毛泽东与傅斯年的隔阂,斯诺《西行漫记》里有段毛泽东谈及的细节:“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
        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
傅斯年与周恩来
        “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土话。”当时傅斯年为名噪一时的五四健将,而毛泽东则是一个相当于师范中专毕业的临时图书助理员,两者相形之下地位悬殊甚大。这些心理阴影可能造成了日后毛泽东对傅斯年没有好感,同时也正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佩服之情的一个根源。
        傅斯年在延安访问时,看到会议室礼堂里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心直口快的“傅大炮”忍不住了,语带讥讽地说:“堂哉,皇哉。”毛泽东听出了其中的嘲讽意味,心里自然很是不爽,但碍于情面没有出声。当傅斯年遇见黄炎培等人时,发觉他们竟然把毛泽东送的土织毛毯,好像当作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供奉收藏,让自诩清正的傅斯年极为鄙视和反感。
         这次短暂的延安之旅,昭示了傅斯年同共产党之间形成政治信仰的鸿沟,这是一条无法逾越的天堑。
归骨于田横之岛
        在那党派纷争的年代里,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是非共即国,是很难保持自己的自由抉择和独立个性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也逼迫他们必须有所倾向,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平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国共双方必须有个你死我活,这种选择更显得急迫而必要。此时的傅斯年痛苦地看着国民政府一天天地溃败,自己却难以放下那份保持多年的忠诚。他还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现状,不禁令人想到了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透露出一丝苍凉的悲壮。
        傅斯年身体状况在忧愤的情绪下日渐糟糕,他于1948年8月回国临行时,美国主治大夫特别叮嘱,让他回国不要担任繁重的行政职务,如果操劳过度,高血压病很容易复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傅斯年回国不久,眼睁睁地看着大厦将倾,不得不担负起党国支柱的角色,为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事务而东奔西走,紧锣密鼓地布置“抢救学人计划”,一刻也没得空闲,他本来就糟糕的身体已感不堪承受。
        等傅斯年这几件事情打理好后,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已是覆水难收。毛泽东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华社社论高调宣布“宜将剩勇追穷寇”,筋疲力尽的傅斯年明白也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了。就在这时,国民党教育部长朱家骅让人转告傅斯年,有意请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傅斯年立即毫不客气地严词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因此次失败而改变决定,他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老朋友轮流规劝游说。
        让傅斯年任台湾大学校长其实是蒋介石暗自授意。早在1948年冬,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之时,蒋介石心中的迁台计划就已开始萌生了。并开始着力经营台湾,有意让自己的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安顿好国民党最后的去处。蒋介石退守台湾还做着反攻大陆的迷梦,对台湾的文化自然也非常重视。他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是众望所归,以其在学术界的地位是再合适不过的,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
        在傅斯年彷徨迷茫难以定夺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赴台任职,台大校长一位此时是虚位以待。台大前任校长庄长恭因自感难以胜任校长一职,任职不到半年就知难而退,悄然携眷返回上海,让医学家杜聪明代理校长。庄长恭在1948年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盼望傅斯年立即赴任,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也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与傅斯年,催促其早日往台主持荒废日久的校务。
        与傅斯年私交甚好的陈诚此时已经就任台湾省主席,他在1949年新年伊始就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去赴任,电报推心置腹地劝说道:“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朋友陈诚不容拒绝地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
        平时以办事干脆著称的傅斯年,一向决断有快刀斩乱麻之风,这次却因关系个人后半生的前途命运,所以显得格外慎重而颇显彷徨。这时我们便看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傅斯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三天三夜不停地来回踱步。“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尽管他对国民党政权诸多不满,但是既然自己当初选择错误,现在还有什么好后悔的?他决定离乡背井,暂且去台湾就职。
        虽说去意已决,但傅斯年仍抱着“暂且”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部家属去台湾,但临行前又临时改变主意,把部分远方亲戚留下了。傅斯年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他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可见他还是期待有回来的这么一天。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从南京明故宫机场乘飞机去了台湾。当飞机从陆地起飞的那一刻,傅斯年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希望还有回来的那一天,结果谁知道这一去竟是永别!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到台大后,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傅斯年题几个字,他不假思索地信笔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这里傅斯年用了秦末齐国贵族田横的典故,田横在刘邦称帝后不肯臣服于汉,率徒众五百余人逃亡,避居海上岛中。后来田横被迫偕门客二人赴洛阳,于途中忧愤自杀。留居海岛者闻田横死讯,也都全部壮烈自杀。
        傅斯年写下“归骨于田横之岛”,笔墨之间满蘸着田横五百士的悲壮,字句之中弥满了凄怆之感。没想到傅斯年竟一语成谶,最后真的埋骨于这片远离大陆的孤岛,所以屈万里曾建议将这七个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