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调查 图

       编者按：

　　这是一个转型的时代。执政理念在转型、发展方式在转型、社会结构在转型，与之相关联，政府治理也在转型。有转型必然有冲突，有转型自然有压力。

　　在转型路上，当把目光聚焦到基层干部的生存状态时，我们会发现在重重压力下，他们工作生活变得异常沉重。长期以来，媒体对基层干部可以说“贬”多“褒”少；在不少人眼中，一些基层干部多为乱作为、不作为、无法无天的代名词。事实上，“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压力同时袭来时，当“显规则”与“潜规则”合力施压时，当自身素质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时，一些基层干部已经成了“被动化”生存的一族，在夹缝的挤压中，有不堪承受者甚至选择了极端行为——自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执政基础的广大基层干部队伍，其精神压力问题亟须引起重视。这不仅关乎基层干部的身心健康，更关乎执政党的执政水平和效能。（《半月谈》2010年第7期）

　　基层干部精神压力现象扫描

　　半月谈记者 张非非 李兴文 王勉 张晓晶

　　2010年3月18日，湖南湘潭市某法院干部刘某在租住屋内自杀身亡。他留下了一封遗书，最后几行写道：“工作压力大，很累，不如死了算了，再见！”此前，四川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等，同样反映了基层干部精神压力过大的现象。

漫画：基层干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记者在百度搜索“官员自杀”词条，有535万篇相关文章。“自杀现象”作为官员心理压力达到极限时所产生的极端反应，毕竟还是少数。半月谈记者最近在基层采访发现，当前基层干部这一群体中，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所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十分突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倾听基层干部的“压力自述”

　　自述一：辽宁沈阳市某区法院院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涉法涉诉上访问题把我们基层法院搞得没有办法招架，每年一遇重大活动的时候，全院干警都得动员起来，几人一组对重点上访人24小时“死看死守”，为了阻止这些人进京上访，我们是哄、劝、看、控、守无所不用，大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

　　该法院民庭一位庭长告诉记者，我们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前年时，我们接到任务稳控一个想进京上访的人，我们一组共4人，两男两女在他家楼门口盯守，吃喝全在车上。有时候他突然一转弯没影了，我们就得赶紧四处撒开去找。有同志开玩笑说，法院的法官都成“特工”了。从接手这个活儿，到最后撤出，总共6天时间给我们折腾得差点进医院。

　　该院院长说，这些本不是法院的正常工作，但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多发期，基层法院一直在做大量信访工作，有时审判工作全得放下，哪有这些精力呀？最让人愁的是现在我手里还有十几个有关部门交办的上访案件，限期息访，但没几个能息访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自述二：“最怕的就是半夜来电话，如果再出一次火灾，我半辈子的奋斗就没了。”江西北部地区某乡乡长林斌（化名）这样回答记者的问题。2008年3月一天傍晚，一次村民烧田埂引燃了林斌所在乡的山林，由于天干物燥，这起火灾很快席卷附近的林场。林斌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组织干部前往现场灭火，连续奋战了两天两夜，才把大火扑灭。林斌也因这起火灾背上了行政记过的组织处分。

　　“那么多山林被烧，受点处分我也没有怨言。”林斌说，但说句实话，我们此前也做了大量宣传，要农民注意防火，乡里干部人手有限，不可能天天蹲在村里，一出事，棒子就打在乡主要领导身上，有时真是不堪重负。

　　自述三：西部地区的一名乡长对记者说，乡镇工作是一个大杂烩，要应付和领取各部门的工作任务，不停地跑，不停地干，总是干不完。作为乡镇主要领导整天忙于“文山会海”、接待应酬之中，根本没有多余的休息时间，就是在周末也要加班。特别是一些上级部门，根本不考虑基层干部的辛劳，即使他们在闲逛游玩，也打着检查的旗号，一个领导有几个层面的干部作陪。如果他们玩好了，以后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否则就等着“穿小鞋”吧。你说上面哪级领导咱能得罪起啊？于是成天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委屈更不用说。“家里几乎是指望不上我们，这么多年我连一个灯泡都没帮家里买过。孩子都上三年级了，一次家长会都没去开过”。

　　江西省委党校工商管理部教授陈爱娣说，基层干部面对的往往是“钢铁般的任务”和“泰山般的责任”，全心扑在工作中，一旦不能完成任务，上负组织，下愧百姓，中间对不起家庭，各种压力一齐袭来，很容易把人击垮。

       一位心理咨询专家对基层干部压力的认知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权朝鲁经常接待前来咨询的基层干部。他说，这两年，从科级到厅局级干部都有因心理问题来找他咨询的，甚至还有更高级别的干部。“干部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他说。

　　权朝鲁分析认为，领导干部主要有几种心理问题：一是人际关系的压力，感觉别人不支持自己的工作，有的为“小圈子”问题所困惑，甚至因“病”住院。二是因为个人有经济问题，担心暴露。有的虽然现在是一把手，但担心退下去以后东窗事发，为此长期睡不好，整天忧虑不安。三是提拔问题，为不能正常提拔而忧虑，有的把这种情绪传达给孩子、爱人，弄得家庭气氛也不安。“越靠近提拔的越感到不安，怕领导投反对票，因为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个人升迁”。四是有些年轻干部过早出现身心疾病，血压高，头晕，睡不好，爱发脾气，30多岁就一身病，自己也感到很可怕。五是家庭关系紧张，有的夫妻关系不和，有的存在感情问题。因感情问题前来咨询的不少，一些干部有权有钱有地位后，容易发生婚外情，有的甚至婚外生育。有的干部陷入这种恋情不知如何处理，有的还带着第三者前来咨询。

　　“领导干部面临种种压力，有来自家庭的，工作的，也有来自上级、同事、下属的压力，有的是自己造成的压力，自己不会排解，不能自拔，导致越陷越深。领导干部的自杀问题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权朝鲁说。

　　多份调研报告揭示基层干部“心”累

　　北京市对200多名中年领导干部进行的一项心理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25%的人存在心理问题，３%的人有严重心理问题。安徽黄山市委党校在对所属三区四县100多名各级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中发现，干部们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现象和“心理疲劳”症状，存在一定的“浮躁”和“压抑”心理，还有些人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未来发展等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

　　《人民论坛》杂志曾对全国各地100多名官员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普遍存在较大的“心理压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不平衡”“心理疲劳”及“压抑”心理。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宁波慈溪市党建研究会开展的机关干部心理健康状况实证研究显示，343位干部中，11%的人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抑郁倾向。心理压力还直接引发了对工作的倦怠。如11.1%和36.9%的机关干部认为工作没有多大意义或者一般，66%的人感到工作没有自主性，70%的人缺乏应有的工作激情，59%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影响力。

　　杭州市委党校副教授霍团英说，她长期为干部上心理课程，以为领导干部都是强者。调研结果令她感到震惊，值得注意的是，人在填写问卷时，一般带有掩饰性，所以实际数据可能还要高一些，问题还会严重一些。

　　江西九江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肖莉教授说，一些领导干部不良的身心状态，势必影响其工作效果，造成更大的工作和人际矛盾，阻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没有领导干部的心理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党政整体执政能力的提高。所以，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必须受到全社会高度重视。

        基层干部心理问题探因

　　半月谈记者 李兴文 王勉 张晓晶 张非非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基层干部的精神压力来自方方面面，但排在前位的主要是官场“潜规则”、升迁调动、上级考核、权小责大、个人素质不适应科学发展新要求等几大方面。

　　在制度与人情对立中选择两难

　　辽宁西部某贫困县一个事业单位负责人向记者诉苦说，单位争取到国家政策要盖一栋办公楼，县委书记和县长分别介绍了一家建筑施工单位，都想承建工程，这样的二选一实在是太难了。最后我们请了书记介绍的公司来施工，之后就得做大量工作来沟通与县长的感情，平衡好关系。因为，工程从开工到完工，哪一环节不得需要县长的支持呢，这种心累比工作本身的累更熬人。盖楼这几年，我平添了糖尿病、高血压等好几种病，的确思想负担重，心理压力大。

　　山东的一名县委书记对记者说，现在，一把手权力过大，有些干部虽然也有一定位置，但是因为不是党政正职，有能力不能施展，有的干部就把精力放在别处，有的开始搞摄影，有的练书法，有的出书。

　　记者采访了解到，基层干部还普遍存在制度与人情两难选择下的心理压力。一些税务、公安、法院等有执法权力的部门工作人员常常需冒着违规违法的风险，违心地妥协于领导干预等外部压力，在明知法规制度要求自己怎么做的情况下，最终却选择了相反的方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仅要面对自己良知的拷问，还要担惊受怕，唯恐哪天“东窗事发”而承担法律责任。

　　中部某地级市中小企业局局长刘祖林（化名）谈起与领导的一次交往至今仍心有余悸。一位外地客商曾到当地考察投资，在草草看完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企业时，就说要投资500万元对企业进行改制。负责接洽的刘祖林见这位客商投资不做市场调研，营销不做行业分析，顿生疑惑，为避免上当受骗，当即对其进行调查核实。但未想到这位客商竟以“被怠慢”为由，将情况直接反映给市长。结果市长把这件事作为影响投资环境的反面教材点名严肃批评。在领导的亲自过问下，市有关部门紧急为这位客商“腾笼换鸟”。当一切准备就绪时，这位客商却一走了之再没了音讯，事后这家企业因改制问题还引发了一起群体性事件。

　　刘祖林说：“在基层做具体工作，我们最怕领导不问情况就乱表态。领导不加以调查研究就批评，我们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这个黑锅你说背得累不累？”

        抱怨最多是升迁

　　在调研中，基层干部与半月谈记者交谈最多的话题是升迁，抱怨最多也是升迁。因为，升迁对一个干部而言，既关系到他的政治前程，也牵涉许多实际利益。

　　广西的一名镇长对记者说，现在“空降”干部过多，基层干部往上提拔的机会不大，让他们觉得责任太大、任务如山，而前程无望。他统计发现，近三年，有的县区领导副职从乡镇书记上来的才1个，比率为10%，从乡镇长上来没有1个，比率为0，而从市直、区直单位下派的达到5个，占50%；乡镇正职都从县直单位下派的达到80%至90%，直接从乡镇副职提拔的不到补缺比率的20%。

　　一名副镇长说，在乡镇，成长空间有限，即使你不懈努力，也很可能只熬一个正科级到尽头。一大批干部几乎一辈子在一个地方“不挪窝”，活力严重不足，大家都觉得“没有前途”。

　　江西省某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敏（化名）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由于上升通道不畅，从乡镇提一个副县级干部比较难，全县19个乡镇，5年换届能提拔一两个副县级干部就非常不错了，目前在县里干了十几年乡镇党委书记的一大堆。他说，绝大多数乡镇干部辛辛苦苦一辈子，如果得不到组织认可，压力可想而知。

　　“当官想提拔，光靠做事是没有用的。”说起最近县里调整两个乡镇的党委书记的事，中部地区某乡一名乡长就有点气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县委主要领导与这两人关系好，上面又有人打招呼，但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他说，与领导走得近、走得勤的干部，提拔就快，这不但让人灰心，更让人寒心。

　　基层干部的出路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目前，中央和一些地方已经着手破解这一问题。2006年7月，湖南祁东县石亭子镇党委书记谭敦龙等５名优秀乡镇党委书记被湖南省委破格提拔到省直厅局任正副处长，引起社会热议。2008年，湖南省再次拿出省直机关30个副处职位，从乡镇干部中进行公开选拔。

　　据悉，2009年全国共录用公务员12万人，其中，省级机关录用有基层工作经历人员的比例超过60%，中央和国家机关这一比例达到70%。中组部副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局长尹蔚民说，今年要组织开展中央国家机关公开遴选试点工作，积极推动上级机关面向下级机关和基层一线遴选优秀公务员，切实把那些政治素质好、工作实绩突出、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群众公认的基层优秀人才选拔到上级机关。

       对不合理的考核问责“想不通”

　　一摞基层干部所签订的责任状，向记者表明了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有多大。以2009年为例，中部地区一名乡镇长要签订的责任状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生产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护路工作、食品药品安全、农机安全、防汛、森林防火、动物防疫、甲流防控、农民人均收入超6000元工程、教育两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人口和计划生育、冬季征兵等30多个责任状。

　　而且不少责任状背后是刚性的“一票否决”。一名乡党委书记坦言：我们这是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就我们基层而言就有9个“一票否决”，稍不留神就给我们摘帽子、换位子。上级部门对上表决心，对下压担子，人人都喊自己的工作重要，制定政策措施根本不顾地方的实际，不顾基层干部的实际困难。如通村水泥路建设，平原和山区是一个标准，国家每公里补助15万元，山区人口分散、条件艰苦、施工难度大、成本高，平原地区人口集中、条件优越、成本较低，而上级考核却一个标准。作为干部，都不愿挨批受气，只好人人加压，发动群众集资、干部贷款，有的集资每人高达2000元左右，造成了群众生活困难、怨气很大。一些乡村干部变成了欠债人，真是不堪重负啊。

　　中部地区一名镇党委书记说，关键是一些“一票否决”的事情根本不是我们努力能够解决的。比如，去年12月，镇里一位在省城务工的农民工，被一个女孩骗到北京并花光了他打工挣的5000元钱。这位农民工在北京走投无路，就到天安门闹着要跳楼自杀，信访部门查清情况后立即通知他去接。他连夜带着人从镇里赶到北京，好说歹说把这位农民工接回来，一趟下来花了几千元不说，最后这件事还被省里通报批评。“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我们工作不作为，处分通报我们都认了，但这种事情也把棒子打在我们头上，让人怎么想得通？”

　　这名镇党委书记抱怨说，有些上级领导因为掌握基层干部的提拔调动权、资源分配权，对基层干部层层施压，动不动就问责。本应该上级部门负起的责任，却把问题推给基层，比如征地补偿过低问题，比如矿山安全问题等。

　　此外，随着干部考核制度的不断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年底打票画勾成了领导干部另一个“年关”。一名政府机关的处长说，由于害怕别人给自己画叉，平时工作中顾忌重重，该坚持的原则不得不有所放松，生怕一件事没处理好就得罪了周围人。另外，为了多与上上下下沟通感情，他还要时时留心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谁家有点什么难处，都得及时“出手”，生怕给落下，让别人觉得自己不够意思。

　　而那些坚持原则、不太注意和别人“打成一片”的，到年底打票时，就有较大的心理压力。沈阳某区一名女公务员说，现在的干部考核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应该以考核工作业绩为导向，减少基层干部处理人际关系的“心累”。

　　“要办事，却无钱；不办事，失民心”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乡镇一级政府和乡镇长的权力逐步缩小，但责任却不断扩大。基层政府组织财权和事权不对应，使基层干部陷入了“要办事，却无钱”、“不办事，失民心”的两难境地。

　　“现在的责权利不统一，很多部门的权力往上集中，如税务、土地管理等，下一步环保也要垂直管理，计生执法权也在区计生局，镇政府没有执法权，但责任是我们的。上边考核我们的经济指标，比如税收，我们想让税务局收税，但它直属管理，这就需要协调，好多精力浪费在这上面。”东部地区的一名镇长对记者说，协调就是靠吃饭喝酒打牌，镇上还要给税务局资金，税收成本特别高。

　　广西某地的一名乡长说，现在中央对农民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加上政策也越来越透明，老百姓从电视上、报纸上知道的消息有时比我们还快。老百姓的期望值高，他们认为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但是到基层就变样，其实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拿村村通修路来说，修一公里水泥路上面补助10万元，但是按市场价格需要20多万元，这个缺口需要乡镇配套，一个乡镇修二三十公里路，就要多支出上百万元。不宽裕的乡镇只得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向农民集资，但农民一听要交钱，说什么也不干，质问我们上面给的修路钱是不是被贪污了，这些委屈我们都没法跟人说。

　　一些媒体的片面报道也让基层干部感到有压力。赣西地区的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炒作下，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乡镇干部态度粗暴，个人主义膨胀。其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何尝不想把事做好。“比如，农村拆迁、修路国家的项目补偿很高，征地一亩补几千元，百姓觉得合算。省里或市里的项目补偿少，一亩补几百元，百姓不答应。上面要求必须执行，下面农民不愿意，我们就夹在中间受气”。这名镇党委书记说，媒体在舆论监督时，应着眼于解决问题，如果一味追求炒作，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把基层干部推向百姓的对立面。

        多方疏解基层干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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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江西省委组织部井冈山培训中心副主任汪光华说，给领导一定的压力，能激发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过犹不及，过大的压力如果不能疏解，就会使广大基层干部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因此，如何化解他们身上的压力，就成为摆在有关部门面前一项十分重要而急迫的事情。

　　江西省委党校副校长曾志刚说，在基层工作“官小事多、权小责大”，遇到信访、征地、拆迁等问题时，在上级的要求下，一些基层干部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遇到问题无所适从，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两边不讨好。在双重重压下，“怕出事，怕领导怪罪”，为了化解一时的矛盾，一些基层干部逾越政策界限，不依法律办事，花钱买平安，但是这样往往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矛盾层出不穷，陷入恶性循环。

　　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不时出现，这些新生问题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方法予以解决，一旦处理不好，就可能越闹越大，甚至酿发群体性事件。要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基层干部必须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基层干部能否妥善处理、处置好此类事件，关键取决于是否秉承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牢记宗旨，真正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说服工作。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处置各类复杂的矛盾纠纷也在考验我们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我们党历来强调“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什么有时会出现干群对立的情况？反思起来，很重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背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追求短期政绩，与民争利。

　　曾志刚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基层干部遇到困难时，上级部门领导应该多鼓励，少责备，要建立和完善谈话机制，不时听取基层干部的心声。绝不能让“老黄牛式”的干部吃亏，对默默奉献的干部应该厚爱一分。

　　同时，一些基层干部建议，要尽快完善基层社会管理的机制体制。一是建立责权统一、责权相符的社会管理体制，让责任与权力对等；二是变市直、区直单位的垂直管理为垂直管理与地方协助管理相结合，让基层政府对垂直部门说得上话；三是给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权，以提高管理社会、服务农村、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的效率。

　　在考核干部时，广大基层干部建议，尽快修改“唯GDP论”的考核标准，按照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特色进行分类，实行差异化考核，引导和鼓励各县区根据各自的板块定位、区域特色、产业优势错位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的多赢。

　　辽宁省辽阳市文圣区区长王忠学认为，基层干部转变自身施政理念和施政方式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一句话，适应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新要求，基层干部应该彻底摒除“官本位”思想，真正树立老百姓是政府和官员的衣食父母，而政府和官员则是人民群众的“守夜人”的思想意识，变过去“群众围着政府转”为“政府围着群众转”，许多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民意表达机制，以保证民意及时顺畅地传达上来，同时决策要民主。

　　一些专家称，基层干部所承受的压力固然有，但关键是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和水平。目前，一些案例表明，有些基层干部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事实也是如此，近段时间的新闻事件就可佐证。3月22日，河南睢县农民魏克兴为自己土地被强征去乡政府讨说法，因动了乡长的水杯引起纠纷而被拘留7天；3月26日，河南新郑市农妇曲花枝不满镇政府征地补偿拒绝“配合”，被镇委书记骂作“母老虎”，回嘴之后遭到拘留。这两件事，将一些基层干部飞扬跋扈的形象暴露出来。在这些干部眼中，自己的身份，因为多了一个“长”，就俨然成了高人一等的标志。

　　而在某些突发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中，一些基层干部更是难辞其咎。如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些基层干部长期不作为，对群众生产生活麻木不仁、冷漠无情所致。

        今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人畜饮水面临严重困难，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全国各地人民都给予极大关切。然而，记者前不久在广西百色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采访时，一名基层干部竟称“无可奉告”；而在河池市某县一个严重干旱的村屯，该县县委书记竟然惊叹：“原来旱情有这么严重！”广西百色、河池等地的旱情已持续半年多，身处旱灾前线的基层干部，一个对记者“无可奉告”，一个对旱情之重感到惊讶，表现形式不同，但同样反映了对严重旱灾这样的民生大事、急事、难事的麻痹、懈怠。

　　对此，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所作的分析十分深刻：“有的干部习惯于浮在机关、住在城里，热衷于迎来送往，忙碌于‘文山会海’，深入群众少，联系群众更少，对老百姓的事总是躲、推、拖。一些基层干部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却疏远了；通信工具先进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沟通却困难了；领导干部的文化、学历提高了，但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并未‘水涨船高’，反而降低了。”

　　一些专家建议，各级组织部门和党校等干部培训机构要尽快将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课程体系，使其成为干部教育的必修课，从而引导基层干部用科学的方法走出心理误区，身心健康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