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张培鸿：我有我梦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3 17:29:41
我有我梦想
作者：张培鸿
大家晚上好！
今天能够在这里，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学历只是本科，而且读的是一所很一般的大学。我知道，交大是一所优秀的大学，有着辉煌的过去和令人充满期待的未来。能够在这样的殿堂里求学、深造，我非常羡慕你们。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今天来到这里，除了荣幸，还有压力。
在开始我的演讲之前，我需要先给大家澄清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请大家不要将包括我在内的所谓十佳青年律师当成成功人士。尽管在我们这十个人中，有的收入颇丰，有的学历很高，有的名气很大，有的还三者兼备。但是，如果大家留意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将我们取得的这点点成绩放置在社会的背景中观察，就会发现我们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不单是在法律职业中，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里，都是由那些生于60年代甚至更早的50年代的人在主导着。也就是说，我们这些70年代出生的人，还没有真正的影响力。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使再等上十年八年，也不太会出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结果。因为按照知识更新的速度和社会发展的程度，到那个时候，社会的主导权将跳过我们，直接把接力棒交到你们的手中。这是命运跟我们这一代人开的玩笑——与60年代甚至50年代出生的人相比，我们不够旧、不够保守、不够传统，但是跟你们这些“80后”、甚至“90后”的人相比，我们又不够新、不够时尚，赶不上你们的潮流。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成功，那就是在法律领域，严格说来，即使算上6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那批法律人，也无所谓成功，甚至可以断言不存在成功人士。因为我们的法律始终没有长大，司法体系也一直是不完善的，比如我们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没有建立，我们的法治之路依旧长路漫漫。我们这些所谓的法律人并没有担当起能够承担的责任，也没有发挥出本应当发挥的作用。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因此，我们只能要么算作是有钱人，要么是有学问的人，要么是有勇气的人，但决不是成功的人。
第二个想要澄清的误区是，请大家不要摹仿别人，不要试图从别人（当然包括我）的经历中寻找自己的答案。这是因为，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充满着变数和偶然性。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链条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比尔盖茨从哈佛退学，成就了改变世界的微软公司，并不意味着你们只要在这里读上三年，就可以去开创自己的天地。又比如，我自己不是法律专业的科班出身，又只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业务，也不能就给你们一种暗示，似乎法律不是一份需要言传身教的职业。当然我还有一层意思想说，那就是当任何人告诉你们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都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夸大磨难以拔高自己的本能。也就是说，他告诉你们的东西，是经过某种化妆打扮的，未必就是真实的经历和客观的描述。身为人类的局限性，我们都无法避免，就像过一会我会提到我的童年，那不一定就是我小时侯的实际样子，而只是我今天回望自己过去得出的印象。因此，别人的经历，只具有相当有限的参考价值，至于你们自己的人生，必须由你们自己选择，并负责到底。
一、我的青春期（备忘，与实际讲座有出入）
1972年4月或6月（可能是农历与公历的误差），我出生在云南省弥勒县的一个村子里。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很大程度上还残存有阶级的成分。我的爷爷，据说早年有几亩地，算是个地主。这样，尽管到我父亲的时代，其实已经非常穷了，可仍然戴着地主的帽子，受尽侮辱和歧视。这种潜在的，象幽灵一样飘忽而又相当实在的压力，一度使我相当自卑。我们兄弟姐妹共六人，我是最小的，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奶奶和外公，这些人早在我出生前很多年就已经去世了，唯一的老人是外婆，而且她似乎并不喜欢我们，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印象，不管好的还是坏的印象。我们一方面背负着老辈人虚拟的身份负担，一方面又缺乏真实老人的关心和疼爱。至于父母，为了养活我们，已经够操心的了，不可能还有时间、心情和精力来关注我们的成长，这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共同的命运。我甚至会想，由于我的哥哥姐姐承担着比我更大的压力（因为越是接近后期，对身份标签越淡漠），因此他们的学习成绩乃至人生道路，才会呈现出与我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至今我并不认为自己比他们聪明）。
感谢当年某位不知名的领导，在我小学毕业那一年作了一个英明的决定，将弥勒一中的招生对象扩大到全县范围，实行统一考试，按分录取。在升学考试中，我得了一个不错的分数。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个雨天，我的班主任老师穿着雨鞋（我一直希望有一双雨鞋，小时侯总是这样，喜欢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从村头向我们家走来。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显得太激动了，进门就嚷嚷着要酒喝，然后从层层叠叠的衣服里掏出一张被小心包裹的纸片，是一张弥勒县第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村子离集镇有五公里，集镇离县城有四十公里。从村子走到镇上要一个小时，从镇上坐车到县城要两个小时。因此在当时，能够去趟县城，那是相当有面子的事。而我，就要到那里去读书了。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农村仍然很穷，不到逢年过节，绝对吃不上肉，平时家里的饭都是一半米一半包谷。住校之后，要自己将米从家里带到镇上，象汇款一样把米汇到县城，等到了县城，再去粮管所兑出来，拿到学校交给食堂换饭票。每天两顿饭，早晚放学后就抬一大口缸，排着队向食堂移动，等到近了，一个师傅收过饭票，舀一勺饭在口缸里，转个身，另一个师傅舀一瓢菜倒在饭上，都是杂熬菜，而且看不到油星子。人人如此，没有例外。
中学时正是青春期，我严重营养不良，感觉吃什么都没有够。加上我虽然在村小时学习拔尖，但是到了一中，所有的人都是村小的拔尖生，一下子失去了优势，成绩就不太理想，初中毕业险些没有考上一中的高中，人生遭遇到第一次严峻的挑战。对于我这样的农村孩子，读书是唯一的机会，要是考不上大学，一生将永无前途。
谢天谢地，自高二下学期开始，我找到了一点读书的感觉，最终以全县文科第五的成绩，一举考入云南师范大学。其实我的分数可以读云南大学，就是后来出现马加爵的那所学校，但是考虑到师范有补贴，而我似乎也蛮喜欢教书，所以就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师大。至于专业，怀着满心的好奇和懵懵懂懂的热情，我填了哲学，结果被归入政教系。政教，政治教育，很堂皇的名称呵！
90年上大学，正好在那场令人尊敬的运动结束后一年。我们班主任是北大的美学硕士，因为那场运动被下放到这所学校，整天垂头丧气，神情恍惚，看上去倒象是真正的哲人。我在博客上提到过我的大学，后来还在网上认识一个低好几届的师妹，知道我的老师已经完全成熟，现实，长大了。其实文科这种东西，原本在课堂上就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们读的这个专业基本上也不存在什么学问。但是，利用大学的图书馆，我们几个有些想法的同学，经常聚在一起看书聊天，装模做样地谈论哲学和人生问题，在纯粹的空谈与胡思乱想之中过了四年。
人生无常，造化弄人，在这些同学中，原本最不安分的那一帮人，大部分至今还在教书；而我这个当初打定主意要终身从教的人，却成了一名律师。
二、 我的律师路
大学毕业后，我教了五年书。
象我这样的人，身无长物、没有任何背景。但奇怪的是，在大学里，我就显得非常自信，给很多人的印象甚至是狂妄。我想，这或许跟我看问题的角度及表达方式有关。
我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为什么能够进入那所学校教书。大家想必知道，我们那时候的大学是包分配的。分配的意思其实是说，你从哪里来就要回哪里去。因此，按照正常的情况，我应该是到弥勒一中或者别的中学担任政治课教师。可是我留在了昆明，进入了一所中专性质的师范学校任教。
这一颇富戏剧性的转折，源自我向这所学校投递的一份简历。那时虽然负责分配，但是1994年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命运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各种各样的招聘会已经开始出现。1990年，昆明师范学校曾经保送了一位名叫张培宏的毕业生进入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深造，他也是94年毕业，但是又似乎不愿意回母校，而负责招聘的老师可能将我误会成他了。我估计自己是这样进入昆明师范学校的。当然我也有自己的强项，我的试讲非常成功。因此，在与我一道进入学校的30几名老师中，只有我成为这一届新招学生的班主任，编号是977班。
我必须承认我相当喜欢教书，也比较擅长教书。我给学生讲授《哲学常识》，常常空着手进入教室，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两堂课。这些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惹得隔壁班的同学早早地从最后一排溜出来，赶到我这一班旁听。这样其实不好，因为它逼使我做到在每一个班上课举的例子都不能一样，否则他们就会提前笑出声来。
中专的孩子没有什么压力，他们毕业后，会被分配到自己所属县市的小学担任教师，随着毕业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业的岗位也逐渐从县城、集镇向村庄、山区转移。因此，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工作的严重局限性。那就是，基本上，你的学生很难超过你自己，想到这个难免使人沮丧。与此同时，当课程上过一轮后，备课需要的时间大大减少，这样就凭空多出了大把的闲暇，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有一天，正好我在上《法律常识》课，很有水平的教务主任来旁听，指出了我讲课时的一个常识性错误，我顿感无地自容，决心痛改前非。于是买来一套律师资格考试的辅导书，开始自学法律。三个月后参加考试，差三分；第二年再考，多三分，通过！
这是1996年。
说实话，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我并没想过要当律师。因为这个时期我还有些别的事要做。
一个事情是我当班主任的977班还没有毕业；另外就是学校参加全省范围的课堂教学竞赛，要求所有学科都必须使用多媒体电化教学，而我，是政治学科的选手。
我的学生于1997年7月毕业，他们走的那天，正是香港回归的日子。送他们离开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还觉得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学生，很正常。可是等到他们一车车地被接走，我回来再经过他们的宿舍，看到窗口再也没有那些熟悉的身影，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那种感觉，就象是嫁自己的女儿，尽管我比她们也大不了几岁。
晚上，在低落的情绪中观看电视转播香港回归，我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今生今世，还会不会有机会去这个花花世界走一走、看一看呢？
初赛、复赛、决赛，搞了一年多，最后我拿到了云南省师范系统课堂教学竞赛政治学科的一等奖。省教委（现在叫教育厅）决定组织各个学科的一等奖获得者前往香港澳门旅游。这个消息距我产生想去香港的念头正好一年，我们在澳门的时候，离澳门的回归还差一年，澳门还在由葡萄牙管治，而香港，已经回归了一年多。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云南，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
我在学校里无欲无求、无亲无故，我不争先进，也不会结交领导，我只有教书受学生欢迎这样一个资本。但是，我经常向学生讲的话是：吃亏就是占便宜！还有另外一句话是：人应当有梦想！
这两句话，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一再应验。
从香港回来后，我开始接受大专班的教学任务。我擅自为他们开设了西方经济学和美学这两门连我也不是太懂的课程，因为我觉得大学生应当知道这些东西，然后就边学边教。即便学校给了我这样的自由和空间，我还是觉得这所学校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野心和梦想，我渴望更大的舞台。
这样，我开始翻找手头仅有的几张名片，那是我们在领取律师资格证书时，给我们讲课的大牌律师发的。我找出了其中一张，屏住呼吸拨通了电话，约好见面的时间，找出自己最值钱的衣服，换好了赶过去。
我经常会有某种预感，比如2002年我从昆明出差到上海，住在虹口足球场边上的天鹅宾馆，从房间往窗外看，隔着鲁迅公园可以看到对面的房子，我当时觉得有一幢很不错，结果半年后，它就成了我们现在的办公室。1998年的一天，我也是这样无端地走在昆明闹市的街头，突然就看到了美亚大厦，我想律师就应当在这样的写字楼办公。果然，我那次约见的大律师，他的办公室就在美亚大厦的16楼。
我觉得应当告诉大家他的名字——袁野，哪怕他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但他确实是我做律师的启蒙恩师。
一听说我是教书的，他就感到非常高兴。听我说想做兼职律师，他又摇了摇头，戏称兼职律师不过是为了挣些小菜钱。接着他扔过来一本卷宗，下周开庭，说是让我看看。这是他的朋友的案子，昆明附近地州的律师，涉嫌刚刚实施的刑法第306条律师伪证罪。
我看完卷宗，查阅了刑法306条的原文和有限的解释，断定这位名叫王云的律师有问题，但不构成犯罪。袁野律师对我的这个判断相当满意，一周后带我参加了庭审。第二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的年会在昆明召开，我以这个案子为素材，向大会提交了全国最早的关于废除刑法第306条建议的论文。我们的这篇文章被参会的田文昌律师看到后，马上写了一封短信给我，让我连同文章一道转交《中国律师》杂志的总编刘桂明。短信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桂明兄，这篇文章很好，建议在你们杂志上发表，文昌。2006年，我作为中国刑事辩护律师代表团的成员访问美国时，向田文昌律师说起这件事，感谢他的知遇之恩。他说他已经忘记了。
从此，我树立了刑事辩护的专业方向。尽管此时我已经知道，刑事辩护收费不高，而且风险很大。但我原本就不是为了钱来做律师，当时我的目标是每个月有两千块钱的收入就知足了；至于风险，感谢袁野律师，我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律师伪证罪。这个案子使我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促使我在今后办案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仗义执言，决不越轨。同时，我还始终坚信，风险意味着价值。我认为，民事及非诉讼业务，面对的是和自己一样的对手，都是律师，影响的只是金钱的流向。即使出现错判，也容易扭转，因为金钱是种类物。而刑事案件关乎公民的自由甚至生命，一旦出现错误，将永远无法弥补。
就这样，我下定决心从事刑事辩护，并利用一切机会收集、接触与刑事理论和实践相关的话题、文章与案例。我不但熟悉刑法452条中的每一个条文，知道它的罪名、刑期与起刑点，还知道每个罪名的特殊性及前后渊源。这样一来，很快就成了专家。
我来上海之前最突出的业绩，是在2001年一年中，在云南一个名叫昭通的城市的中级法院，连续打了三场官司，结果三个案子的当事人都被判无罪。其中包括一起至今没有发现真凶的强奸杀人案，还有一起公安局长的贪污案。
2002年，我在《中国律师》杂志上发表了第二篇文章，题目叫做《程序正义的误区》。这篇文章被上海滩著名的辩护律师翟建看到，求贤若渴的翟大律师非常欣赏这篇文字，当即拨打114查询到我们事务所的电话。正好我那天在办公室，接到了他的电话。翟律师声称自己是专业的刑辩律师，邀请我来上海一起执业。
当时，袁野律师事务所同仁在某些管理事务和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发生分歧，大家都在合并重组，我主持的刑事辩护部面临解散。在接到翟律师电话前一周，我刚刚到过上海，对这个城市印象不错（我认为比北京好）。很快，我再度来到上海面见翟律师，15分钟后，决定加盟沪上首家个人开业的翟建律师事务所。
2002年9月，翟建律师的新办公室装修完毕，地点正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时看到的那座大楼——庐讯大厦。我就这样成为了一名上海律师，一个新上海人。
三、我的光荣与梦想
初到上海的时候，我只是一名专业的辩护律师，没有什么思想。
这种纯粹知识性、策略性和技巧性的辩护，其实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刑事辩护决非一项单纯的律师业务，它跟民事诉讼及非诉讼的区别很大，不是私权利和私权利的争夺，而是私权与公权的抗辩。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不认为刑事辩护律师是商业律师的一员，尽管，我们也收取当事人或其家属的费用。
随着眼界的拓展，我更发现许多早前被我忽视的知识和价值，逐渐感受到深藏在刑事诉讼背后的人权观念。再深究下去，就会发现隐藏在这些观念背后的民主、自由和宪政等普世性的价值观。
可以说，只有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了解宽容和爱的涵义的律师，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辩护律师。因此，我还不敢忝列其中，只是庆幸自己已经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2006年3月，我翻看自己收藏的一套记录片，其中有一集是讲述美国白宫历史的片子，看过后我又有了一种想亲身探访的冲动。没过几天，家里的电话响起来，是纽约大学科恩教授的研究助理虞平先生打来的——纽大法学院同你们交大法学院是合作单位，他们代表纽约大学邀请我作为中国刑事辩护律师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美国。一个月后，我站在白宫北草坪前（时间正是两年前的今天）。只有我知道，命运是多么地眷顾自己。到现在我才明白，《圣经》上说的上帝让万事之间互相效力的真正含义。
在美国期间，访问并旁听了五间法院的刑事庭审。在座谈的时候，我曾经向美方的律师、法官和检察官们表示：如果给我相同的司法制度，我一定做得同您们一样好，甚至更好。
谨以这样的自信与梦想，跟各位同学共勉！
谢谢大家！下面回答大家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