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駿：中國經濟增長潛力下行的六個原因和政策含義

馬駿（資料圖片）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一個枯燥的學術命題，但卻有十分現實和重要的政策含義，對這個問題的政策反應最終也會影響到每個企業和家庭所面臨的經濟環境。具體來說，如果中國的GDP增長潛力只是7%，而政策卻人為地將增長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經濟中注入過多的貨幣，從而導致通脹、資產泡沫、銀行壞帳等惡果。由此而來的經濟過熱之後則是政策緊縮和經濟大幅波動。從經濟結構來看，如果增長超出潛力，在經濟上行周期內會出現投資過度、能耗和污染大幅上升，隨後的下行周期中又必然出現產能過剩。

打一個比方，一定年齡段內的孩子的體重增長是有自然規律的。如果非要他「快速成長，」迫使他超量進食，短期內會使他體重迅速增加，但此後會導致肥胖，最終不得不去看醫生減肥。搞得不好甚至會影響其終身健康。再用開車做另外一個比方。汽車在「正常」時速下行駛是最省油（符合節能減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損壞汽車的零部件（可持續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減少危機的風險）。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駛，一時間固然風馳電掣，但駕駛同樣距離的能耗反而會增加，機件損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車輛壽命縮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駕駛可能會導致車毀人亡。

所以，正確判斷經濟增長的潛力，是制定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保證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前提。誤判經濟增長潛力，就會人為的造成經濟大起大落、結構失衡和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而如果宏觀(總量)政策失當，結構調整就必然面臨「兩難」。例如，當GDP增長達到12%時，經濟規律表明能耗增長必然超過GDP增長，節能減排就自然成為空話。換句話說，結構優化的前提是宏觀政策保證經濟增長接近潛力、避免大大超過潛力。筆者認為，所謂科學發展，在宏觀政策領域的最重要的一個命題就是搞清楚中國的增長潛力到底是多少。

下文分析了將改變中國今後經濟增長潛力的六大原因。前三個原因（包括出口、地產和城鎮化）主要從需求角度來判斷經濟增長潛力的變化。此後兩個原因（包括勞動力、生產率）從供給角度看增長潛力所受到的制約。最後一個原因（資金成本）則從供求兩個方面影響增長潛力。

根據這六大原因，我的結論是，中國在今後十年的GDP增長潛力很可能只有7%（甚至低於7%），遠低於過去十年（定義為1999到2008年）10.1%的GDP平均增速。筆者因此建議決策層在下一個「五年」和「十年」發展規劃中將GDP增長預期定在7%。另外，基於這個7%的GDP增長潛力和3%左右的通脹目標，我認為適度的貨幣和信貸的年增長速度應該是14%，而不是17-19%。過高的貨幣增長會再次導致通脹、資產泡沫和經濟結構失衡。

原因之一：出口減速過去10年，中國出口經歷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長，貢獻了約3個百分點的年均GDP增長。但是，這個階段出口的高速增長反映了當時特殊的國際與國內背景，是今後無法複製的。

第一，2001年中國加入WTO，主要發達國家對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的配額和關稅大幅下降，這為中國打開了一個巨大的市場。根據我們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計，在2002到2006年之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使其年均出口增長率提高了4個百分點。但到最近幾年，中國入世對出口的推動作用已經逐步消失。

第二，發達國家（G3）在過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長。經過過去兩年的金融危機，美、歐政府債台高築導致財政政策被迫長期緊縮，增長潛力很可能從過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據歷史上發達國家增長與中國出口的相關性，發達國家GDP增長減速1個百分點，中國出口增長就會減速7個百分點。

第三，過去10年，出口行業中農民工的年均工資增長只有5%，而今年多起罷工事件之後低端勞工工資大幅上升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如果按人民幣計價的工資增長達每年15%，人民幣對美元每年升值3%，則按美元計算的中國工資增長就達到每年18%。面對這樣的成本增長速度，勞動密集型（如服裝、製鞋、傢具、電子零部件等）行業將很快失去競爭力，許多工廠將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成本更低的國家。

基於上述理由，中國出口年增長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明顯減速。筆者估計，今後10年中國年均出口增長很可能只有12%，為過去10年均增長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產需求減速過去10年，中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的年增長率接近20%，是內需中最主要的一個增長來源。但是，房地產的這種高速需求增長也是不可持續的。原因有三：第一、據不完全統計，1999年房改之初，城鎮家庭擁有住房的比率約為20-30%。10年之後，城鎮家庭的住房擁有比率已經達到70-80%，高於美國等許多發達國家的比率。第二、1998年，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只有18平米，現在已經達到30平米，超過了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鑒於這些變化，現有城鎮居民對房地產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長速度將有顯著下降。第三、下文將闡述，中國城鎮化的高峰已經過去，由城鎮化所帶來的對房地產的需求也將減速。

基於上述原因，並根據與中國發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國家的經驗（這些國家過去10年住宅銷售面積的年均增長在10%左右），筆者估計，今後10年內中國住宅銷售面積的年均增長率很可能減速到10%，比過去10年的平均速度減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鎮化速度放緩社科院近日發佈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2010)》認為，未來中國的城鎮化雖然仍處於快速推進時期，但是已經由加速階段轉變為減速階段，預計今後城鎮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將保持在0.8-1個百分點左右，很難出現「九五」、「十五」時期每年1.35-1.45個百分點的增幅。這與聯合國開發人口署的計算基本吻合。聯合國人口署的預測是，中國城鎮化速度在「九五」期間已達到峰值，當時城鎮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個百分點。未來10年此城鎮化率的增幅將降為年均0.8個百分點。最近的一些實際數據也支持對這個趨勢的判斷。比如，根據浙江省戶籍管理部門調查，全省「農轉非」數量從2004年時的57.7萬人降到去年的18.9萬人，降幅高達67%。

城鎮化速度放緩是人口結構老化、農村剩餘勞動力下降、製造業已經大量向內地遷移等一系列結構變化的必然結果。在此過程中，伴隨城鎮化的對投資與消費的需求，如建築服務、建材、汽車、通信基礎設施、餐飲、公用事業等，其增長也將相應減速。此外，過去數十年間城市快速膨脹過程中的負面效應也將愈加顯現，例如污染、對自然環境的過度破壞、土地徵用補償不足、城市產業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國600多個城市中有100多個提出要建國際大都市，CBD、大廣場、度假村、歐化建築等千城一面的投資建設短期內刺激了地方GDP，但隨着城鎮化速度放緩，地方政府的經濟政策則不得不改變此類粗放型的規模增長，轉向產業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規劃設計，從而放棄部分經濟增長速度而提高增長質量。

總體而言，城鎮化速度從每年1.4個百分點降到0.8個百分點，將拉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從而降低GDP增長的潛力。

原因之四：勞動力增速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長，從供給角度看，資本的高速積累和技術進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國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同樣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的研究認為，在1983到2000年間，人口紅利因素對GDP增長的貢獻比率高達27%。

1980年至今，勞動力的充足供給得益於新中國成立后的三次嬰兒潮和大規模農村向城市的人口轉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嬰兒潮出生的人群現在已經開始進入退休年齡，農民工進城的轉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學者和研究機構都預期中國勞動力人口將在2015年前後達到頂峰，之後將逐漸減少，因此人口紅利因素對GDP的貢獻將大幅減少。今後我國GDP的增長將主要依賴於技術進步（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和資本的積累。

根據社科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人口與發展研究」課題研究結論，中國人口紅利在2009年已經達到最高獲利點，此後則老年人口負擔逐步加重，並且呈累進式加重趨勢。現實生活中，高考報名人數已經開始逐年下降，農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斷下降，使得初級勞動力市場供需關係已經開始逆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工資水平正在迅速增長。

在企業層面，由於勞動力增長速度的下降甚至勞動力絕對供給水平的下降，工資增長的壓力也必然上升。另外，上國民經濟中的收入分配明顯惡化導致的社會壓力，將迫使政府將不得不大幅度、持續地提高最低工資，提高養老金的標準。勞力成本增長的加速會導致企業利潤率的下降和生產的減速。雖然工資增長有利於促進消費和社會穩定，但我們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結果顯示，工資增長對GDP的凈影響是負的。

綜上所述，勞動人口增速下降的趨勢將在未來10年內將導致GDP增長潛力的下降。

原因之五：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下降從供給面看經濟增長的來源包括要素投入（勞動力、資本等）的增長和生產率的提高。過去20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達到年均3%左右。但這個生產率增長速度在今後也將難以持續。

今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4200美元，2年之後將超過5000美元。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個國家的人均GDP明顯低於5000美元時，由於產品、技術、管理水平明顯落後與發達國家，簡單複製其他國家的經驗——即通過引進外來資本、人才和管理經驗——就可以實現生產率的顯著提高。但是，當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之後，再靠簡單「複製」獲得生產率提高的潛力就會明顯下降。我們通過分析典型國家和地區（如法國、韓國、台灣、日本、巴西）的經驗發現，在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以後的十年，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比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一個百分點。

當然，不同的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後經濟增長的表現差異很大。在30年以前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左右的國家中，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增長大幅減速。過去30年，只有韓國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從「發展中」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例如韓國的人均GDP從5000美元（按2005年美元不變價）翻了四倍，達到現在的20000美元。相反，許多拉美國家在30年以前與韓國的人均ＧＤＰ相當，但在過去30年之內幾乎原地踏步。比如，按不變價美元計算的巴西的人均GDP在1979年到2009年之間累計只增加了29%，這就是所謂的「拉美陷阱」。

這個陷阱的背後是自主創新能力和生產率增長的缺失。在達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後，生產率提高的的主要推動力就必須從「拷貝」轉向自主創新，而拉美沒有做到。韓國過去30年間，人均專利註冊量達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專利註冊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缺乏自主創新能力顯然是巴西難以維持生產率增長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國的人均專利註冊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這比巴西好一些，但遠遠低於韓過去30年的水平。除非中國能將自主創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則很難重現韓國在人均GDP在超過5000美元后所保持年均經濟增長。相反，如果中國對知識產權不加大保護力度、自主創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車之鑒。

原因之六：利率將逐步提高，從而增加投資成本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的存款利率、貸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現出嚴重的實際負利率。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的實際利率也呈現比其他國家和地區持續偏低的傾向。用過去10年的平均數據計算，中國的實際存款利率（名義存款利率減CPI同比增長率）在我們所比較的六個國家和地區中為最低（中國、美國、印度、英國、台灣、韓國）。中國的長期實際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個國家和地區的平均接近2%。同時，中國的實際貸款利率（名義貸款利率與GDP平減指數年增長率之差）也在所比較的國家和地區中為最低。中國的長期實際貸款利率只有2%左右，而其他五個國家和地區的平均則接近5%。

經濟和金融理論的基本共識是，實際利率過低，表明資金成本相對投資回報率或產品、資產價格上漲的幅度過低，就會導致資產泡沫、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這一點已被國際實證研究所證明。我們用20多個國家過去20年的數據分析表明，實際利率與通脹率之間呈現明顯的負相關，表明抑制通脹要求提高實際利率。美國、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實證研究均表明，實際利率過低，會導致和加劇通脹和地產泡沫；另外，負的實際利率會加劇通脹預期。因此，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則要求中國的實際利率水平上升。

另外，勞動者收入佔GDP的比重提高，將增加對消費和通脹的上行壓力，從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將降低儲蓄率，從而推高利率。最後，隨着資本帳戶的逐步開放，中國的長期利率將開始出現與國際長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趨同。目前中國的十年期國債利率僅為百分之3點多，遠低於正常情況下美國國債長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綜上所述，長期來看，中國的利率水平應該也將會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將推高投資成本，從而抑制投資增長和GDP增長的潛力。

長期GDP增長潛力為什麼是7%？上述六個原因對GDP增長潛力有多大影響？首先，我們用最簡單直觀的分析辦法判斷其中兩個最重要的因素——出口減速和房地產增長減速——帶來的影響。然後，我們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來估算這些原因多GDP增長的總體影響。

出口減速將降低GDP增長潛力1.5個百分點：如前所述，出口增長減速很可能從過去10年年均23%下降到今後的12%，減速11個百分點。歷史數據的相關性分析表明，出口增長減速7個百分點，中國GDP增長就會減速1個百分點。所以，出口減速11個百分點就意味着GDP增長潛力下降約1.5個百分點。

地產需求增長減速將降低GDP增長潛力1.2個百分點:如前文所述，中國房地產銷售面積的增長率很可能從過去10年年均20%下降到今後的10%。房地產投資佔GDP的比重約為12%，假設地產需求與地產投資增長基本一致，則需求減速10個百分比就意味着GDP增長減速1.2個百分點。如果考慮到地產投資減速導致的產業聯帶效應，則對GDP的影響可能會更大。

僅僅由於出口和地產需求減速這兩個因素，就已經將中國的GDP增長潛力從10.1%降低了2.7個百分點至7.4%。城鎮化的減速從需求面來看對GDP增長潛力還有額外的的負面影響。同時，勞動力的下降、生產率增長的減速、資金成本的上升等對GDP增長潛力還有來自供給方面的負影響。所以今後十年GDP增長的潛力很可能會降低到7%左右，在今後十年的後半部分增長潛力甚至可能低於7%。當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設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經濟增長的動力，但我們估計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新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長的加速基本上會被今後對傳統基礎設施投資的減速所抵消。

我們的CGE模型表明，GDP增長潛力會下降到7%：為了比較系統地量化上述因素對GDP增長的影響，我們用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來模擬五種衝擊同時發生的情形。這樣就可以將對需求和供給面的各種衝擊在一個比較完整的分析框架內綜合考慮。基本假設包括：與基準情形（即過去十年所經歷的年均10.1%的GDP增長的經濟環境）相比，今後十年的（1）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速度比基準下降1個百分點；（2）勞動力的年均增長速度比基準下降1.2個百分點；（3）居民對房地產的需求偏好變化，導致地產銷售增長比基準下降約10個百分點；（4）在出口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國外對中國出口的年均需求增長下降12個百分點；（5）資金成本比基準提高1個百分點。上文提到的城鎮化放緩的部分影響已經反映在房地產增長減速中，但城鎮化減速帶來的其他服務需求的減速則比較難量化，暫時沒有在模型中處理。

在上述五種衝擊同時發生的情況下，我們的模型顯示，GDP年均增長率比基準情形約下降3.1個百分點，使得經濟增長潛力下降到7%左右。結果與我們前文的判斷基本吻合。

宏觀政策含義本文的基本結論是，今後十年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是7%，而不是曾經經歷過的10%。GDP增長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經濟陷入蕭條，而是進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長區間。由於勞動力供給增長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長，就不會加劇失業和社會穩定的壓力。

因此，不應該繼續將8%作為今後的GDP增長的官方目標和增長的底線，更不應該將9-10%作為實際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標。如果增長潛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將增長提升到9%以上，這雖然可以實現短期繁榮，但會導致資產泡沫、通脹、壞帳和經濟大起大落等長期成本，最終不可持續。筆者建議在「十二」規劃中正式使用7%的增長目標。

筆者估計，今年三季度GDP環比增長會降到7%；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速度也很可降低到8%左右。但這些都僅僅表明經濟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潛力所在，並不說明經濟需要新一輪政策刺激。

準確判斷增長潛力對貨幣政策有重要意義。如果經濟增長潛力是7%，年度CPI增長目標為3%，理想的名義GDP增長就是10%。按歷史經驗，M2和貸款增長幅度超過名義GDP增長3-4個百分點是比較合適的。所以，在今後幾年，M2和貸款增長的最優速度應該是14%，而非17-19%。從更長期看，在中國金融深化程度已經很高的情況下，幾年以後M2的增長速度恐怕只需要高於名義GDP增長2-3個百分點，屆時12-13%的M2和貸款增速就足夠了。

如果政府確實擔心GDP下行到7%時將導致社會不穩定，對策應該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導的投資、貨幣擴張和重新啟動地產泡沫。

改革可以提升增長潛力必須指出，上述對增長潛力下行的估計是基於經濟體制環境沒有重大變化的假設。事實上，目前在體制上還存在着政府過度管制、資源價格扭曲、利率扭曲、壟斷者影響市場規則、資源和利潤過度向國有大企業集中、宏觀運行機制容易導致大起大落等一系列問題。理論上來講，改革這些體制弊端，有利於改善資源使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從而有利於經濟的增長。但是，最近幾年的情況表明，「布累托」最優（即對所有人、利益集團和整體經濟都有利）的體制改革已經不復存在。所有的改革，都要求決策者在短期內承擔相當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但是，如果不改，最終導致的惡果是私人投資的減速（由於無法進入贏利的行業）、收入分配繼續惡化帶來的社會不穩定，和長期經濟增長潛力的進一步下行。尤其是，如果資源價格體系長期保持目前過低的電價、水價和天然氣價格，則就可能導致資源的進一步短缺，最終成為直接制約經濟增長的因素。換句話說，如果不推進改革，體制環境對增長的制約會越來越嚴重，十年內平均7%的增長潛力都未必能夠保住。

反過來看，如果體制改革得以加速推進，就可能避免增長潛力的大幅下行。比如，打破醫療、教育、電信、金融等行業的壟斷和對價格的管制，就可能加速私營部門投資增長。加速資源價格的改革，一方面可以減少資源短缺對增長的制約，還能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來拉動新能源和環保行業的發展。提高對國有企業對預算分紅的比例，用所得的財政收入來降低個人和企業的所得稅，就有利於提高企業的投資意願和老百姓的消費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