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暴露出制度缺陷/讲述：单身汉老杜的赤贫与至善/重庆首次志愿者乡村调查之...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暴露出制度缺陷/讲述：单身汉老杜的赤贫与至善/重庆首次志愿者乡村调查之影像
城市医疗几大怪现象可能在农村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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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3日08:51 新华网
新华网郑州4月12日专电 (记者李钧德、董振国、王娅妮) 由于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不足、以药养医体制存在弊端，在城市的大小医院，普遍存在着开大处方、过度检查、小病大治等医疗怪现象。记者近日采访发现，这些城市里普遍存在的医疗怪现象，同样困扰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
在山东省广饶县丁庄镇三岔村，村医孙长义告诉记者说，自从1996年开始实行乡村
一体化管理，医药费提成就成了他收入中的最重要一项。现在，丁庄镇卫生院每月只发给孙长义130元基本工资，其他收入全靠医药费提成。卫生院按药品毛利润的18%给提成，医疗费则提成60%，加上这两项提成，孙长义每月收入可以达到700多元。
这样的“规矩”，不仅在各村卫生室存在，乡镇卫生院也是如此。广饶县丁庄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燕效智向记者承认说：“我们给每个科室定任务量，任务之外的收益再给各科室提成，外科治疗费超过5000元的，按10%提成；内科则主要是通过化验等检查项目提成。”
如此一来，开了多少药，做了多少检查，就与医生的收入挂上了钩。对此，山东临邑县临盘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张胜昔这样解释说：“乡镇卫生院本来就留不住人，提成太低的话，医生更不愿意干了。就这样，医院一年的收入能维持水、电、工资等日常支出就不错了。”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袁长海认为，虽然短期内以药养医的状况很难根本改变，但是，对于尚在探索阶段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来说，大处方等医药费过度开支的威胁可能是致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金总量虽然很大，但摊到每一个人头上，数量则非常有限。与城市医疗保险相比，其保障能力本来就很弱，根本经不住过度诊疗费用的开支。”
据记者了解，农业人口大省河南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第一阶段(2003年9月-2004年)，农村合作医疗支出总额占基金总额的71.54%，基金结余将近30%；到了2005年，农村合作医疗支出总额占基金总额的比例升至86.76%，基金结余不足14%。有关专家认为，按照国际惯例，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基金，基金结余应该在20%左右。结余比例过高或过低，都是不正常的。
有关人士认为，河南省新农合基金支出比例过高，这其中虽有基金管理经验不足的原因，但肯定存在大处方等医疗怪现象的蚕食。
如何避免大处方等医疗怪现象在农村蔓延？河南省卫生厅基础卫生与妇幼保健处副处长王耀平提出了以下思路：一、在定点医疗单位引入竞争机制，扩大定点单位数量，规范定点单位服务。通过实行药品招标等办法，降低药品价格。二、加强服务监管。对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通过推行单病种最高限价的办法，对医疗费用进行控制。三、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基层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尽快建立长效卫生投入机制，逐步降低药费提成在医生收入中的比例。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教授袁长海则提出，在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遏制药费提成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权宜之计，避免城市医疗怪现象在农村重演。首先是让提成与医生所开药品数量脱钩，改用提成跟病人数量挂钩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技术水平高的医生的奖励。另外，还可考虑在明确药品目录的前提下，允许基本药品提成稍高、非基本药品提成稍低，鼓励医生多开便宜、有效的基本药品。作为定点医院，对参加新农合病人的治疗药品提成更要有专门的规定。
袁长海教授还认为，控制新农合基金使用，要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即参加新农合病人的平均费用不能超过未参加新农合病人的费用。应该定期对两者的费用进行比较，从中发现是否有因为大处方、过度诊疗等违规行为而导致的新农合基金浪费问题。(完)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暴露出制度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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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3日08:47 新华网
新华网济南4月12日专电 (记者王娅妮、董振国、李钧德)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的推广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但在各地推行中，也暴露出一些制度的缺陷和漏洞，使农民受益程度大打折扣。专家指出，如不及时加以完善，势必损害农民利益，影响到农民的参合积极性。
筹资水平低医疗条件差农民受益有限
河南省卫生厅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处副处长王耀平介绍说，截至2005年底，河南省第一批25个试点县共有2264.87万人次享受到新农合医药费用的补偿。山东也有2863.29万名农民参加了新农合，1234.36万人次获得医药费用补偿3.85亿元。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初步缓解了农民“小病拖、大病扛”的困难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农民从新农合试点中切实得到了一些实惠。但新农合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制度漏洞。
筹资水平较低，保障能力不强。据专家测算，新农合基金达到农民年医疗消费的20%、人均纯收入的1.5%-2%，才具有保障作用。以山东为例，2004年山东省人均医疗消费为17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504元，按上述比例，新农合基金人均应达到35元到50元，而目前大多数试点县都在人均20元左右，导致新农合保障水平有限，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较差。
据山东省卫生厅调查，山东多数试点县参合农民的门诊费用仅能报销10%-20%，大病报销5000元-10000元封顶，一般还要剔除用药目录以外的医药费用。由于报销比例低、额度小，参合农民普遍感到小病报销太麻烦，大病补偿比例太低。
专家认为，虽然设置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对维持基金平衡有益，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约束，特别是患者自己承担比例过高，会导致农民参合积极性下降，而且可能造成“穷人为富人集资”的现象。
另外，自愿缴纳的费用标准无形中设立了一个门槛，能够参合的多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政府补贴和自愿参加相结合的情况下，政府对参合者的财政补贴，很有可能变成一种逆向转移支付，加剧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现象，这就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基本原则。
山东大学卫生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尹爱田教授认为，农民卫生服务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卫生技术人员总体素质不高、服务不规范、服务条件和技术水平低下，滥用激素和抗生素等用药不规范现象，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山东省卫生厅的统计显示，41%的农民患者因此不得不舍近求远到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就诊。这是造成农民看病难、费用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少乡镇级医疗机构，经营收入很少，处于难以为继的境地；在村级医疗机构中有些还是私营性质，有的诊所就设在医生家中，条件很差。通过新农合试点，虽然这些问题有一定改观，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基金运行有风险监督尚需再加强
专家指出，新农合基金运行存在潜在风险，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不健全，新农合基金的有效运作和管理也存在很大问题，例如合作医疗经办机构人员不足，经费短缺，没有建立有效的基金监督机制，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不统一，财务管理和会计制度不完善，缺乏专业的管理队伍等。长此以往，势必出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上的乏力。
另外，新农合基金监督机制不到位。虽然不少地方都建立了由政府部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基金管理监督委员会，但大多数地方只是开过一次成立会议后就没有了下文，并没有切实发挥其监督作用。河南省就发生一起为完成任务垫公款为村民办理参合手续、又让村医造假将基金取出挥霍的恶性事件。
山东省有关部门的调查也显示，多数试点县在新农合制度建立初期，报销人数少，基金沉淀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运作后，报销人数大大增加，基金沉淀减少，有的地方出现了超支现象。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新农合实惠
针对这些问题，专家建议，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总体目标和要求应该是：加强监管，规范运作，提高筹资水平，扩大农民受益面，增强保障能力。
第一，提高筹资水平，探索科学的筹资机制。加大财政补贴力度，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在不增加农民负担且农民自愿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农民的筹资额度；探索集体出资，社会、企业、个人捐资等多种筹资方式，提高筹资标准和补偿标准，壮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实力。
建立科学、稳定、低成本的长效筹资机制，是新农合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从试点情况看，一年一发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筹资成本较高。可让农民在村卫生室缴纳或住院报销时直接扣缴，收齐上缴财政，从而降低筹资成本。有专家还建议，对国家级贫困县可采取一些激励和优惠政策，允许农民在自愿基础上“一次缴多年”。
第二，规范基金管理，确保新农合基金安全。科学合理地确定起付线、封顶线以及报销比例，探求封顶线以上医药费用的支付途径。应体现“保大又保小”的补偿模式，即在大病补偿的基础上，给予低额的门诊补偿，使每一名参合农民切实体会到参合的优越性。建议建立新农合风险基金，从基金总额中拿出3%-5%作为风险基金，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入不敷出风险。
落实公示制度，实行责任追究制，严格监督监管。各级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应将新农合就医补偿办法、医疗服务价格、参合农民费用补贴情况及新农合基金的筹集、支付和结余情况等进行定期公示，避免违规筹资、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现象的发生。同时，逐步建立、完善新农合违规行为责任追究制度。
第三，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确保投资增长幅度不低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幅度。山东计划从现在起到2010年，省、市、县级政府每年增加的卫生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发展农村卫生事业，所增加的投入主要用于农村乡镇卫生院危房改造、设备更新和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等配套建设。用3年左右的时间，集中财力，统筹安排，重点扶持360所重点中心卫生院的危房改造、设备配置和人员培训。
第四，完善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由于新农合筹资水平的限制，保障能力目前还比较低，对患大病农民的保障更显得杯水车薪，建议按照一定比例，从公共财政、福利彩票、慈善捐款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农村大病救助基金，用于农村大病致(返)贫群众的救助。
尹爱田教授指出，政府要制定相应的贫困人群医疗救助政策，使他们也享受到基本的卫生服务，逐步建立和完善医疗救济金制度，减少农民因为经济原因而抑制其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完)
人大中科大校长抨击北大清华长期受重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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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3日10:15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教育公平问题最近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一次，炮火所向，直指北大、清华，放炮的，是另外两所名校的校长。
3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上表示，国家长期特殊支持北大、清华，“这不是国民待遇政策”。
4月4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重庆进行招生宣传时，向媒体表示，各地人为助长北大、清华“掐尖”，会埋没许多人才。
接受本报专访时，这两位校长表示，自己“炮轰”的不是北大和清华，而是长期隐于水面之下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和浮躁的社会文化
纪宝成：
不是清华北大多了，而是其他学校少了
本报记者 石 岩 万 静
4月10日，继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在重庆发表“对清华、北大的过度追捧会埋没很多人才”言论之后，曾在今年3月“两会”期间表达过类似看法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就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的专访。
纪宝成出身于江苏农民家庭，1966年毕业于北京商学院，在湖北省的基层工作10年之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于1981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在人大，纪宝成从讲师、副教授一直干到教务长、教授，并先后在商业部教育司、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计划建设司和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担任过司长。
学经济出身，又有多年高教教学和管理一线工作的经验，纪宝成喜欢用数据和实例说话。他的语速很快，喜欢用同义重复和排比关系的句子强调自己的观点，语调中的感情色彩很浓。但对于所谈论的问题，纪宝成恰恰最反对以情绪化的、激愤的发言方式代替严肃的讨论。
建重点，是一批，不是一两所
南方周末：您最早是在什么场合说“长期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不公平”这番话的？
纪宝成：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落实科学发展观，高等教育领域也是如此。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方方面面的问题，朱(清时)校长和我的讲话实际上就涉及到了高等教育领域内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我最初谈这件事情是回答记者关于教育公平的访谈是提到的。
“两会”开始时对教育公平不公平有很多议论，当时我作为举例，曾经提到长期特殊关注一两所学校不是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南方周末：您说的“长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纪宝成：最起码是1990年代以来。
我是这样看的，教育公平和国家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并不矛盾，因为这些重点大学是面向所有国人的。各个学校长期以来逐步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这不是人为划分出来的。研究型大学承担较多的研究生培养和科研任务；教学型大学则主要以培养本科生为主；还有一些学校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是从以前的专科教育演变来的。在类型上并不存在谁尊谁卑的问题。我在教育部工作时讲过，中国需要建设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需要建设一流的职业技术学院。其中，研究型大学，国家投入得多一点，这是合理的必要的。
南方周末：您的观点是不是研究型大学应该成为投资多少的重要依据？
纪宝成：对。因为研究型大学承担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双重任务。一个国家综合国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研究能力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研究型大学在这方面承担着重大责任。把教育公平理解为绝对平均主义，我想这不是我们的本意。重点建设一批重点大学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不应当谈到教育公平就动摇这个政策。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满足社会所有的需要，所以企业的发展战略肯定要确定自己的服务领域。大学也一样，一所大学再了不得它也不可能满足社会对所有人才的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高等学校就会自然地形成一些分工，有些学校在这个学科领域很强，有些学校在那个学科领域很强……我认为应当尊重这个规律。
中国1978年在24所高校试办国内第一批研究生院，这些都是中国当时最好的学校，为什么不大体平衡协调地好好扶持这批学校，而只突出扶持一两所呢？有一批各有优势、各有所长的学校才能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支撑起来，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靠一两所学校孤军奋战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搞上去，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国家在建设重点大学的时候，不可能只建设一两所，它肯定要重点建设一批。“211工程”上百所，“985工程”好几十所，这就比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精神。
我认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政策，尽管它需要完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感到，这些年全社会前所未有地过分强调了北大、清华两所学校。
南方周末：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纪宝成：比如一级学科授予权就只给了北大清华。推荐研究生只有这两所学校不受限制。招生录取，很多地方政府给北大清华特殊的优待，某省某市零批次录取(指部分省市在第一批录取之前优先清华、北大)。
南方周末：朱校长为此也很“委屈”。
纪宝成：不是委屈。只要是有良知的人、能够通观全局的人都会认为这是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啊，这应当是一个群雄并秀的时代！
关于投入问题，给北大清华18个亿，多不多？我不认为多。这么大的学校，而且北大和北医大合并之后还是18个亿。清华工科是最强的，工科花钱多啊。所以，18个亿并不能说是多，问题是对其他学校投入得太少。形成了过大的反差。如果说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也就罢了，但我认为国家能拿出这个钱来。当然，这18个亿的具体根据是什么，如果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评价这18个亿，显然应当研究。
南方周末：您认为国家能拿出这个钱的依据是？
纪宝成：依据就是4%(1993年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到上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没有实现，现在才百分之二点几。光2005年这一年，如果按照4%就少投了2000亿。2000亿中如果20%给高等教育，那就是400个亿。
顺便说，现在有些人认为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投资过大，对基础教育投资少了，我认为这观点是不成立的。你得拿出数据来。现在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在整个教育经费里有没有达到22%，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22%到25%，而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过去大约是19%至20%。
南方周末：这个数据大概是什么时候的？
纪宝成：大概是1999年或者2000年。这根本不是一个高数字。如果多拿出2000亿来办教育，20%，也就是400亿给高等教育——不是一年这样而是年年这样，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费会这么紧张吗？我认为不是国家给清华北大给多了，而是给其他学校给少了。
南方周末：所谓重点投入是不是主要指资金的投入？
纪宝成：投入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政策倾斜。这是更不应当的。
南方周末：还有什么因素造成这种不均衡吗？
纪宝成：现在有些地方中学对北大清华盲目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高考不断在改革，我们尊重探索，但探索应该有个明确的方向，我认为考后报名和考前报名都是对的，但分数出来以后再报名，值得研究。为什么能够形成“零批次录取”呢？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分数出来之后再报名。这种做法按照营销学的观点，很容易形成“多数谬误”——就是说，大家都选择时尚追求的，但是大家互相不知道。
重点、非重点，两难的选择
南方周末：建设重点大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纪宝成：“985工程”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的方针是对的。1954年，中国就建起了6所重点大学，人大、北大、清华、哈工大、北医、北农都在其中……1960年代就有几十所重
点大学了，到1978年就有上百所了，然后才有“211工程”，才有“985工程”。
南方周末：您认为建设重点院校这种政策本身是合理的吗？
纪宝成：这在任何国家都是的。我们叫重点，人家叫名校。
南方周末：但名校和重点的不同在于，“名校”是百年老店，是自己一点点发展起来的，恕我直言，像中科大、人大这样的学校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树立起自己的地位，而这是一种倾斜的结果。
纪宝成：那不能这么讲。人民大学是从延安时代的陕北公学发展而来。当时全国那么多知识青年，那么多著名学者奔赴延安，到1950年组建人大时也已经有十几年下来了，很多精英都集中在这个学校。中科大是科学院建的，科学院的多少精英都为这个学校的发展出过力。这两所学校也是几十年的老店，也是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南方周末：它们当年享受的待遇可能就是今天清华、北大享受的待遇。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重点高校”这个谱系的存在本身就不是那么合理的，有“重点”就有“非重点”，而重点势必从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源。
纪宝成：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中国有1000多所高等学校，每所学校都是同样的投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研究型大学大约只有几十所，然后是普通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对这些学校分类进行投资和指导，我认为这应该是允许的。在同一类型的学校里，政策应该是基本平等的，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排除国家特殊重点建设什么东西。因为，高科技、重点人文学科的研究是不需要全面开花的，在有基础的地方投入可能费用最小、效果最明显。
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发展怎么平衡？
南方周末：您的另外一个观点“教育的不公平实际上是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收入差异等多层原因造成的，解决这个不公平的问题的时候，眼睛也不能盯在教育部门上头”，那在您看来，社会其他部门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配套的事情呢？
纪宝成：经济发展不平衡，要求教育平衡是很困难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城乡、地区之间是客观存在的。这就要靠国家财政进行再分配，要支持这些地方的教育，创造出教育大体平衡的环境。什么叫“大体平衡”就是在基本投入上各个地区的学校是一致的，同时对不发达地区要采取特殊的鼓励政策。
我对兰州大学有特殊的感情，我既不是甘肃人，我也没有在兰州大学读过书、工作过，我只不过认为，兰州大学原来是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一所大学，但是由于东西部差距，孔雀东南飞，它的优秀教师都到东部来了，最优秀的毕业生不肯留校，多么痛苦，兰州大学的书记校长怎么办？国家应该通过政策倾斜，在经济利益、事业平台方面给它创造出不低于清华北大的条件——这是需要政府出台政策的。国家应该给不发达地区更多的支持。
南方周末：但现在恰恰相反，因为要地方配套嘛，经济欠发达地区，比如安徽、陕西、甘肃的地方政府可能就拿不出这笔钱。
纪宝成：教育部制定与地方政府共建高校这样的政策是有一番苦心的。从教育部来讲，是想动员地方政府更多地支持高等教育，我认为这是应当肯定的。
中国教育一塌糊涂？这个信息不准确！
南方周末：您在当司长的时候，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问题，和您当一个大学的掌门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
纪宝成：我的观点是一贯的，在教育部的历次会议上，我都提出反对教育产业化，我认为“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至于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应该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学校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
我认为对高等教育的拨款机制应该进一步研究，制定出详尽的标准，按照标准拨款。现在我们国家也是这么做的。现在中央财政对高等教育是按学生数量拨款，比如综合性大学每个本科学生年拨款标准是6600元——这是一视同仁的。但我认为，拨款标准还可以再多一些，现在比较单一，比如还可以按照硕士点、博士点、国家重点学科这些类别来制定拨款标准，然后根据它们的数量多少来进行拨款。总之，按照拨款标准来拨款是法治，大家不会有意见的。
但国家这么大，总会有特殊情况，所以还必须有专项拨款。不过应该扩大标准的比例，缩小专项拨款的比例，不要什么都搞专项。
有了标准，评估也有了依据。
我还有一个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之间应该有适当的竞争。过去我们还有比学赶帮呢。但是这个竞争不能完全由市场来竞争，兄弟院校之间也应该还有合作，而且学术探讨是没有止境的，不应该形成剑拔弩张的关系。过去的情形是，北大的本科生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人民大学的本科生到北大读研究生，清华的本科生到人大上研究生，当然人大的本科生到清华上研究生就比较难一点，因为理工向人文社科转相对容易一些。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现在，把清华北大捧得过高，这两所学校的学生认为到其他学校读研究生没面子。这样办世界一流大学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要从政府、从舆论、从新闻媒体扭转这种局面。
南方周末：您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但是近两年对高等教育的反思和批评却越来越多。
纪宝成：涉及到老百姓自身利益的事，老百姓看到了，自然议论就比较多。
我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成绩是主要的。比如，办学体制，过去中国就是国家办学，没有民办，那么现在容许民办，这就是一个进步，这是需要解放思想的。
第二，管理体制。原来中央60个部委都在办学，再加上地方办学，条块分割，严重压抑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到了2000年，中国基本上形成绝大多数部委不办学，只有特殊几个部委办学的局面，形成中央和省两级办学，两级管理。这是1952年、1953年院系调整之后最大的管理体制改革。
南方周末：我有一个稍微跟您不大一样的看法。以中科大为例，中科大根据自身特色坚持不扩招的原则，据说跟中科大有两个婆家——一个是教育部，一个是中科院——而这两个婆家对扩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有关。是不是跟一所高校有关的利益群体多元一点，这些群体之间形成补充和制衡的关系，对这所学校的发展更有利？
纪宝成：中科院跟其他部委是不同的，因为它是一个研究机构，本身是个学术单位。中央各部委就不一样，财政部办学、化工部办学、机械工业部办学、商业部办学，它们是按照部门的要求来培养学生的，而不是按照学科的需要来培养人才，结果一个部里头，从部长到科长咱们都是校友，这种状况怎么得了？市场经济是面对社会办学的，不能仅仅面向部门办学。中国保留了几个特殊的部门办学，外交部保留了，国家民委保留了，体育总局保留了，因为这些学校的生源、培养过程和使用过程特殊。教育部管了一批直属高校并不是部门办学，教育部的学校就等于是中央的学校、国务院的学校，只不过委托教育部来管理，它培养人才不是本系统使用，而是为全社会服务的。
回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成绩是主要的”，另一个体现就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专业是过去没有的，很多老专业的教学内容、培养目标都有很大的变化，这是不容否定的。
一些媒体的报道是有偏差的，说中国的教育全部是应试教育，我认为不一定。比如，我们人大执行教育部的指示，每年有1%的体育特长生，1%的文艺特长生，我们还有推荐生，有5%的自主招生——这些都是对统一考试同意录取的有力补充。
我们人大的国学班就实行自主招生。全国有1081人报名，我们只选择了60多人到学校来考试。从来参加考试来看，确实是高水准的，有些学生的面试甚至比某些硕士研究生考生的面试成绩还要优秀。这就说明简单地把我们的中学教育统统说成应试教育——这种说法不一定成立。
“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大家有问题意识是好的，但是不能因为问题把成绩都否定掉了。认为中国教育一塌糊涂，这给老百姓的信息是不准确的。
所以我认为，教育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许多方面不到位，新情况新问题又不断出现。因而改革没有止境，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像刚才我讲到教育投入的问题就需要完善，而且我觉得教育投入应该有更根本的举措，它应该纳入人民代表大会去审议，应该纳入法制的轨道。
我坦白告诉你们，其实前200名学生都没有差别，前200名跟前10名没有什么差别。你要换一套卷子的话，排序就变了。是偶然性造成的。所以我并不相信高考状元什么的。我们能招前200名的学生就行了。
南方周末：生源大战由来已久，但是近几年越演越烈，这和扩招有关系吗？
朱清时：本来中国的考生很多，能够入学的是有限的，照理不应该存在生源问题。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原因是扩招，有些学校变得很大，过去可能一年只招两三千的，现在要招六七千以上，这样一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们的招生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合并”。有些学校是好几个学校合并的，它合并前的各个学校的水平是不均衡的，有高有低。合并后用一个名字招生，问题就出来了。因为大家会想到合并之前的那些学校并不太好。这些学校为了收到高分的考生，就要卷入招生大战去了。
南方周末：据您所知，招生大战里头有哪些不正常做法？
朱清时：很多地方、很多中学，都把考上清华、北大作为政绩。甚至规定如果有一个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给学校和老师发多少奖金，很多学生不是为他自己考，而是为他所在的中学考，为他所在地区的当地政府考。这就等于把很多优等生引到一个不切实际的、非常窄的桥上去了。这就造成全国只要是好一点的高中，它的优等生都想去考清华北大。
现在有些学校有高四、高五，就是指复读的学生。这种现象的危害非常大。我们国家的中学优质的教育资源很有限，你呆在那儿一年不走，就意味着同样的优质的教育资源，你的弟弟妹妹就享受不了。
实际上北大清华也是受害者，这样的复读生大量涌进它们学校去。对它们来讲，也是不情愿看到的。他们可能高考考了好几年，就是拼命施肥料，施到后来，本来这一遍肥料可以亩产700斤，你施两遍肥料能变成亩产800斤，施十遍肥料变成亩产850斤。所以最后那50斤要多施好些遍肥料。这个是很悲哀的。一个是对一个学生施的肥料本来可以供几个人成才用了，结果他占了位置不放，让好多年轻人没法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另外一个就是，这些学生施肥施得多，上了清华北大，他也并非优质的人才。
另外，北大清华去招生，地方政府很多做手脚，让它们先招，它们选招剩下来的学生档案，才投给其他学校。比如有个省，就让学生填两份志愿表，一份志愿表上完全填北大清华，这份志愿表就悄悄地先送给两所学校，如果录取了，第二份志愿表就不投了。没有录取上，就把 第一份志愿表撕了，把第二份志愿表做正式的投给其他学校。
我们的社会文化就是简单化
南方周末：报上的标题是清华北大“掐尖”，但您在里头举的例子都是地方学校、学生和家长的做法。
朱清时：标题是这些媒体自己加上去的，不是我的原意。我并没有炮轰清华北大，清
华北大是一流高校，我跟它们有很好的关系，对它们也很尊重。我并没有任何批评它们的意思。我说的只是社会上、教育界的现象，这种现象不应该由清华北大来负责任。
南方周末：似乎也不应该是家长来承担被批评的责任。
朱清时：家长是被误导了。他们不了解情况。他们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受到最好最好的教育，都想当状元。
南方周末：如果我们追根问底的话，谁应该为此负责？
朱清时：真正要说责任的话，我们的社会文化就是遇到事情就简单化，用“指标”作为评价体系。比如说评科研成果，就开始数论文篇数。整个社会容易追求一些浮躁的、容易理解的指标。本来上北大清华是好事，但是把它扩张到一定程度就变成泡沫了，掩盖了很多真实的内容，本来的好事都畸变了，就变荒谬了。弄到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和学校都把考上清华北大学生的数量作为自己的政绩。
南方周末：我们可不可以追问一下，为什么地方政府会以考上清华北大作为政绩，而不是以——比如说——考上中科大作为政绩呢？
朱清时：我想这是一种浮躁心态。最近几年，北大清华被媒体宣传得多，它们在北京，被国内外注意得多。1996年以前，中科大招生分比清华北大还高。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科大的考分最高；1990年代中以后就开始转向，清华北大的分数线一下子就升上去了，中科大就挪到后面去了。而清华北大分数线的大幅上升，不是它们的教学水平、教学队伍有大的上升，而是像炒作明星一样炒作上去的。
南方周末：为什么媒体要“炒作”清华和北大，而不是其他学校？
朱清时：这是因为中央领导在北大清华讲了话，然后教育部要把它们两所学校变成重中之重。这是一种政府行为。媒体的作用就是，一看到上级领导的态度马上就去跟，越跟越烈，越炒越烈。
南方周末：您指的是“985工程”吗？
朱清时：这只是其中之一。在“985工程”里，国家在3年里给了这两个学校18亿——这是额外追加的投入，正常的教学经费还不算。然后给复旦大学、南京大学12个亿——教育部给6个亿，地方政府配套6个亿。中科大，教育部给3个亿——因为我们不是教育部的直属高校，再让我们直属的上级单位中科院和安徽省各配套3个亿。因为安徽省的财力非常困难，安徽省的3个亿就基本上没有兑现。
南方周末：家长和地方学校的选择，您觉得纯粹是一种盲目的行为，还是作为一个经济人的很合理、正当的选择呢？
朱清时：这个是简单化的理解。家长被媒体误导后，就认为考上北大清华回报高。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这个是假象。
南方周末：为什么是假象？
朱清时：第一，北大清华在某些领域是一流的，但也有好多领域水平不高。比如清华的工科肯定是一流的，但是清华最近几年才建立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这都不是一流。就说医学院吧，协和医科大的水平肯定比它水平高多了，国内好多医科大学水平都比它高，清华医学院可能国内二流都算不上。再比如，清华的法学院，是它过去从来都没有的，是从其他高校挖了一些人过去建的，那它比起人民大学肯定就差远了。清华的理学院比起中科大要差很多，因为理学院有好多骨干就是从中科大挖过去的，所以我们很清楚。
南方周末：但它能给予的回报就最大？比如我进了清华，我出来的身价跟我在中科大的地球物理系——虽然那是很牛的一个专业，很可能是不同的。
朱清时：一个学生在高校要想得到最好的教育，首先要学的学科是最好的。刚才你说的社会回报是虚的，是听名字。真正当你工作以后，谁管你是北大清华的，大家要看你真才实学。
南方周末：但问题是，从不同的学校出来，起跑线是不同的。
朱清时：你说的起跑线不同是这个——北大清华很容易被招工。但这是虚的，只在短时间起作用。
南方周末：这事关就业机会啊。
朱清时：但这种东西只管一两年。就算你毕业于一个二三流的学校，一开始你得到的待遇肯定不如清华北大的学生好，但是如果你有真才实学并且专心工作，你很快能得到充分的肯定。
钱少，花得也少
南方周末：您刚才提到在1990年代，中科大的优势不像以前那样强了，我们想知道，中科大以前的优势是怎么来的？它1958年建校，第二年就迅速成为一所名校。当年的中科大是不是享受和现在清华北大类似的待遇？
朱清时：不是这样的。当初中科大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建的一所新的学校，党中央国务院倾注了很多精力，但是，科大的物质条件并没有清华北大那么好，国家没有给我们多少钱。我们学校当初是自己盖房子的，边盖房子边上课。说是1958年建校，那时候其实房子都还没有。
南方周末：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都是倾斜，以前是给大师，现在是给钱。另外，我知道1958年中科大建校的时候是在北京，1970年搬到了合肥，为什么？
朱清时：“文革”中间闹的，“文革”时候北京的大学不是都闹着搬出北京吗？但是其他大学很快就搬回去了，中科大闹出来之后就搬不回去了。安徽省，连续三届的省里第一把手，从张劲夫到万里都非常喜欢科大，极力挽留，科大就是因为安徽的坚决挽留，结果没有搬回去。
南方周末：您经常提到美国一些地处偏远地区的名校，比如圣芭芭拉分校的例子，为了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准，它们都严格控制学校的规模，中科大坚持不扩招是不是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朱清时：对，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南方周末：坚持不扩招可能还只是一个防御性的措施，科大为了建精品大学有哪些积极的措施？
朱清时：我们现在经费越来越多。你别看我们一年七八个亿，我们才1000个教工，教职员工加起来才3000多。学生加起来也就1万多人。清华北大比我们大几倍。所以它们就算20个亿，它在北京花销也贵呀，人均起来，不一定比我们多多少。我们得到的资源也还是在逐年增加的，没有人来报道，大家不注意而已。
另外，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最近几年，每年的全国十大科技新闻和国家发的自然科学奖，每次都有中科大。
还有人才，我们现在每年要从国外引进回来几十个。为什么呢，因为中科大这个地方做研究的氛围很好。他们来了之后，以后很容易当选院士。你看2003年，我们学校一下子选上5个，今年选上2个——像我们这样一个规模的学校，对优秀的骨干来说，这个几率是很大的。除了院士之外，像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啊，在科大也是比较容易得到的。
广州300多名地下仵工非法从事殡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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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3日10:03 大洋网-广州日报
本报讯 (记者 曾卫康 通讯员 文燕媚) 清明时节是地下“仵工”的活跃时期。昨日，记者从广州市民政局获悉，目前，广州市地下“仵工”有300多人，他们常与殡葬执法队打“游击”，甚至冒充殡仪馆工作人员，扰乱殡葬秩序。广州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负责人呼吁，地下仵工是管理的难题，应尽快出台修订的《广州市殡葬管理规定》，明确殡葬执法队的处罚权。
2000年~2005年，广州市殡葬监察队伍依法查处违法尸体土葬共51宗，依法查封丧葬用品店共11间，平去番禺区部分山头的“二次葬”坟墓100多座。
据了解，目前《广州市殡葬管理规定》(送审稿)在深入开展立法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正上报给市政府。市政府已将其正式列入2006年度广州市地方性法规立法正式项目，准备上报市人大审议。
现象：棺材佬城乡接合部“揽活”
目前，广州市地下“仵工”有200~300人，主要活跃在白云、黄埔、芳村、番禺、花都、增城、从化一带。一般来说，地下“仵工”分为祖传、兼职、聘请外地工等三种，“头”一般是本地人，雇几个外地人，经常在一些医院里打听死人情况。地下“仵工”还吹嘘能够为丧主提供“一条龙”殡葬服务。
丧主蔡某介绍，他在医院为亡父交纳医疗费时，有个人递上卡片，声称“可随时派员上门办妥亲属后事所涉的一切事务”。
蔡某拨通名片上标注的电话号码后，一名自称是殡仪馆员工的何某挂着标有“海珠民政”字样及个人照片的工作牌，立即上门来办理蔡老先生的后事。蔡某觉得不对劲，遂投诉。何某被公安带回派出所调查。据其交代，事前，何某请蔡某填写了一份所谓的“委托书”，从蔡某手中拿走7000元费用。其受理蔡老先生的殡葬总费用是1万元。
据了解，在白云等一些城乡接合部的医院，民政部门发现地下“仵工”惯用的手法是进入医院拉客、抢尸体，将一些病危的病人偷偷拉出医院。
执法：曾经遭遇丧主当面“上香”
“在过去，广州乃至广东人，最缺德就是挖人祖坟。”殡葬执法大队负责人说，殡葬执法作为政府一个职能，要保证广州市火化率100%，就要“在其位，谋其政”。丧主甚至当面给我们“上香”诅咒我们，我们也要坚持殡葬执法，不能漏掉一个尸体，该起棺火化的火化，该平坟的平坟，该保护有价值的坟墓就要保护。
该负责人介绍，地下仵工是管理的难题，修改后的《广州市殡葬管理规定》将明确殡葬执法队伍的处罚权，发现地下仵工和偷运尸体等违法殡葬行为，将可对其实行处罚，且罚多少、如何罚将有法可依，可操作性更加强。
广州市殡仪馆严正声明，从未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代办殡仪中介服务，广州市殡仪馆的员工统一穿工作服和佩戴广州市殡仪馆的工号牌，请广大办丧群众注意甄别。
调查：殡葬业利润空间既隐且大
地下“仵工”收费如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其收费也分高、中、低不同档次的，价格从6000到8000元，甚至过万元，在丧事进行的过程中，还巧立名目。
地下“仵工”包办的项目有：帮死者擦身、穿衣服、包车安排亲戚朋友来往殡仪馆、开追悼会、买原木棺材等。
而据了解，在我国，运尸、火化和寄存3项服务的收费由物价部门决定，所以，由市场调节价格的殡葬用品和墓穴利润空间最大，一些殡仪馆一度依靠出售骨灰盒为生。
而在公墓领域，如果按面积计算，它的价格已经远高于房地产平均水平———1亩地大约可造墓300个，每个可售价5000元。
据民政部披露，2004年，中国火化遗体436.9万具，按平均每人最低消费1500元人民币计算，中国每年殡葬行业的市场经营额约65.5亿元。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殡葬事业收入达75亿元，盈利总额10.98亿。
反思：民生产业如何规范更透明
殡葬业务在国内属于垄断行业。对于外界认为殡葬行业暴利，广东省社会科学界有人士认为，我国有关殡葬行业的法律法规长期空白，都是沿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条例、规范，已经不够，需要正式的《殡葬法》。殡葬行业内部是采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在如今市场经济大环境之下，我们应该引进市场经济运营理念，引导殡葬行业逐渐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
有识之士认为，香港的人口与广州差不多，但是，全香港有6间殡仪馆，5个火葬场，火化率长期保持在70%以上。
近几年，各地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殡葬行业大量的收费项目被清理，价格也普遍大幅下降。作为事业单位，它直接介入本行业的经营和管理；而作为产业，它又是公众心目中的公益事业，因此，如何建立更加规范和有效的监管机制，使殡葬行业收费、运作更加透明，将是今后改革的关键。
“仵工”，广州人称为之棺材佬，绳一系，棉袄一披，背上尸体就上路。多少年前，办丧事总少不了这样一类被称作“仵工”的人帮忙。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地下仵工就已经存在。他们平时种田，有丧事时赚点外快。
1998年，广州市全部实行火化，仵工成为非法职业。
地下仵工五宗罪：
一、非法敛财。
二、棺材上街，大搞路祭。
三、进入医院抢尸体、强拉客。
四、乱埋乱葬，风景区内设“鸳鸯墓”。
五、吹嘘能够土葬，结果还是被起棺火化。
重庆首次志愿者乡村公益调查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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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2日14:57 时代信报
这里不是重庆最穷的县，但是作为拥有80多万农业人口的库区大县，其农村问题具有相当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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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报见习记者 代 峥/文 黄 伟/图
忠县之行
关键词
启程
4月1日，当无数城市年轻人沉浸在愚人节的嬉戏与玩笑中，七位普通的重庆志愿者即将去做一件“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不浮躁的事情”。他们是这次乡村调查活动的主角：在网上发起乡村调查的年轻教师李柏秋和张娅玲、从事库区社会问题研究的赵东、计算机专业毕业却搞起花椒种植的黄易、富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俊、年轻时下乡当过知青的原沙区医药公司副总经理易卉女士、在重大读大三的自由摄影人程晖。同行的还有重庆大学的蒲勇健和周文兴两位教授，重庆日报的首席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罗成友，以及农业发展银行重庆分行信贷管理处的王坤茂处长。他们长期关注农村的发展。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路途颠簸，志愿者们到达目的地忠县。这里是古代英雄巴蔓子、作家虹影、演员陶红的家乡。这里不是重庆最穷的县，但是作为拥有80多万农业人口的库区大县，其农村问题具有相当代表性。忠县政府得知志愿者到来，干练爽快的龚长翠副县长专程赶来欢迎。
忠县之行
关键词
调查
4月2日，志愿者们前往新立镇双柏村，他们将与村民同吃同住，一方面亲身体验农家生活，一方面深入了解村民状况。
针对次此调查，志愿者们专门设计了一张“农村经济状况调查表”，调查的项目包括农户家庭人口的构成情况、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年收入、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农民对目前生活的满意度，以及对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要求和期望。在调查活动结束后，将由专家根据所获得的基本信息写出调查报告，供有关部门参考。
忠县之行
关键词
富村
双柏村为市级示范村，村民平均年收入在4000元以上。在这里，二三层住宅楼随处可见。
杨俊、赵东、黄易所到的黄加春的家，就是一幢三层小楼。楼的外墙贴着白色和红色的瓷砖，阳台和窗沿还刻有雕花。
易卉住的是陈世琼的家。同样三层楼的房子，屋前一处院落，屋后一个鱼塘，依山傍水。她在家里办起了村里唯一的幼儿园。志愿者们感叹，要是农村都像这样小康，那就不错了。
忠县之行
关键词
乡亲
4月3日下午，艳阳高照，气温接近三十度，志愿者一行辗转地处边远的贫困村落官坪村。该村至今仍未通公路，所走的路，窄而崎岖，人都不可并行。近十公里的山路，步行三个小时才算到达。
村支书说，得知志愿者要来，早上六点就召集全村开了紧急会议，有个老太太听说后，拄着拐杖爬上坡头一直望着进村的路等待这群来自远方的朋友。
九组是全村条件最为艰苦的，组长万道金十几年前倾其所有家当盖了一座砖房，现已破旧不堪，每逢下雨还要漏水。即便这样的砖房在村里也十分少见，大多数村民还住在用泥巴砌的房屋内，因为运砖进村非常困难。
走出这个村子的人都不愿再回到这片穷乡僻壤，孩子上学得步行两三个小时去镇上，生了病没条件医治，庄稼收成再好也难以运出去卖钱。因此，村民们基本上指望不了靠种地挣钱，只能勉强能够解决温饱。
忠县之行
关键词
花椒
官坪村有一片570多亩的花椒林，这是2003年国家提倡搞退耕还林时，村支书带领一班人马外出考察最终确定下来的项目。可村民们担心没有销路。在如此闭塞的山村，村子后面的一条机耕道勉强能供拖拉机开进来，一旦下雨，路会变得泥泞不堪。
碰巧黄易大学毕业后就在老家渠县搞起了花椒种植，现在已经有了不少经验。在了解完官坪村的情况后，他与村支书一拍即合，达成了合作协议。黄易将专门为村民培训，然后进行收购。今后如果有可能，他还会到这里建厂，对花椒进行深加工，提取花椒油、花椒香水等。
忠县之行
关键词
建议
志愿者农村调查结束后返回忠县县城。
4月5日的座谈会上，副县长龚长翠、邓炳国及政府各主要部门的相关领导均出席，以及当地农民企业家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志愿者们提出八条建议:要加大资金投入到农村的道路建设上，解决好农民生产生活用电用水问题，不断完善电视电话等通信设施，规范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和报账制度，强化农村党的阵地建设、保障运作经费，多渠道解决农村教育和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逐步从观念、生产技能等方面提高农民素质，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龚县长表态：“农村非常广阔，新农村建设要一步步来，我们最需要全社会关注，特别是项目和资金。”
她对志愿者们表示感谢：“希望你们成为我们的嘴巴、眼睛、耳朵，让更多人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情况。”
讲述：单身汉老杜的赤贫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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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2日14:57 时代信报
重庆首次志愿者乡村调查
讲述
杜一仲的屋看上去马上就要垮了，得了疝气痛得打滚也不敢做手术，但即使穷成这样，对抱养的女儿的任何要求，他都想办法满足。他的赤贫与至善，都令人震撼。
单身汉老杜的赤贫与至善
信报记者 邓 萍/文 黄 伟/图
忠县新立镇官坪村。62岁的杜一仲穿了一辈子死人衣服都没舍得为自己买件新衣，但对抱养长大的女儿，他却很少有推脱。学校说要买校服，他天不亮就背谷子去卖，40元钱一套的校服他要卖70斤谷子才买得起。不过今年有点麻烦，去年底他生了一回病，家里的粮食都卖光了，最近女儿要买各科练习册，一共要50元钱，杜一仲再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了，女儿回来就马着脸，不和他说话。
杜一仲一直小心翼翼看女儿的脸色过日子，但自从去年女儿见了自己的亲妈之后，他就隐隐感觉到这个他一手养大的孩子不可能是他后半辈子的依靠了。
娶到个老寡妇又死了
杜一仲的前42年一直都在为找媳妇奔波。他生在这个“鸟都不生蛋的穷地方”，加上自己家里穷得要命，所以年轻时就开始了单身的惶恐。
“年轻时，不做事，东跑西跑，到处出去找。”杜一仲找媳妇颇具传奇色彩。据说当年和他一样的穷单身汉有七八个，大家串联在一起，附近的姑娘是不愿意嫁在本地的，于是他们到外面去找。丰都、长寿、垫江、涪陵，然后还去沙市、武汉、上海。他们混不上车就走路，经常是餐风露宿。有些人还真找到了媳妇，杜一仲坚持到最后，没找到。
直到42岁，杜一仲终于结婚了。媳妇是邻生产队的一个老寡妇，叫刘官梅，63岁了。在他们村，丧夫的妇女可是香饽饽，因为这里的单身汉太多了。杜一仲满心欢喜地把刘官梅娶进了家。
但刘官梅毕竟年纪大了，一来，就生了糖尿病，杜一仲把她照顾得可好了，生怕她死了。他自己一辈子都没花钱买过药，但刘官梅一发病，他就到处找人把她抬到医院。刘官梅“两次犯病，第一次两天花了200元，第二次花了347元。”
刘官梅知道自己陪杜一仲走不了多远，于是，就建议杜一仲抱养个孩子来喂。1992年，杜一仲四处打探，终于在丰都找到一户超生的人家。这家一直想生个儿，不料这次生下来还是个女儿，当妈的生了孩子把脐带一剪，就叫人把孩子抱走了。
杜一仲接过孩子后高兴得很。他把家里仅有的十几元钱揣在身上，约了懂行的人，赶快去镇上买奶粉。
孩子5个月时，刘官梅死了，杜一仲短暂的婚姻只持续了4年。从此，他一心一意喂养女儿，这是他今后生活唯一的希望。
捡来的孩子成生活希望
对杜一仲来讲，养个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他一辈子没一分钱的积蓄，种的地，只够维持父女俩的生活。村里都知道他穷，哪家死了人，都会把不要的死人衣服给他。冬天冷了，才从死人身上剥下来的衣服，他马上就穿在身上挡风。
奶粉最便宜的都要2.8元一包，为了有钱给孩子买包奶粉，他就去帮人犁田、栽秧，打谷，孩子没人照料，杜一仲干活时，背上都背着孩子。
女儿很懂事，从小就知道体贴父亲，几岁就知道帮家里干活。杜一仲很是高兴。
孩子长到7岁，杜一仲把她送到学校。但是“因为经常欠缴学费”，女儿读书一直读一段、停一段。到今年14岁，才读到小学5年级。
杜一仲本来认为这样下去，孩子长大就好了，哪料到，孩子的亲妈找上门来了。
原来，孩子的亲生父母离了婚，亲妈听说杜一仲穷得揭不开锅，于是就想到来看看。4年前，孩子亲妈找来了，给了杜一仲30元钱，两双旧鞋子。孩子放学回来还没到家，就听村里人说亲妈来了，回来就跟杜一仲要钱，两双鞋不要，说是旧的。
从那以后，杜一仲就发现女儿对他没那么好了。老说家里穷。后来那边又来人，说要带孩子去见亲妈。杜一仲听了，哭了几天。村里人都劝他，哭啥哭，不让孩子去见。但杜一仲又不忍心。
村里人说那就跟孩子一起去，如果对方要把孩子要回去，就给10年抚养费。杜一仲于是和孩子一起去了丰都。对方果然要孩子，杜一仲老老实实说，那得把奶粉钱给了。对方一算要一万多块钱，就放弃了，杜一仲就带孩子回到了忠县。
回来之后，杜一仲发现女儿越发对他不好了。这几年，为了供女儿上学，他多做了几家人的地。他一直有疝气，干起活来很艰难。去年病越来越严重，全身都肿了，痛得在地上打滚。去医院问，说要做手术，先交2800元。杜一仲拿28元钱出来都很艰难，更不要说2800元了。最后，一个私人医生说只要1300元钱，可以分3个月还清。杜一仲就请这个私人医生拿起刀子来他家，在他垃圾堆一样的床上完成了手术。
手术才动了两天，他就背谷子去镇上卖。正常人走镇上要花近3个小时，杜一仲背20斤谷子，天亮就开始走，走到下午才走到镇上，把谷子卖了回来，天都黑尽了。
因为挑不起粪，杜一仲已经有好几年没种菜了，一直吃米汤泡饭。
一辈子难得照张相
杜一仲说，女儿见没谷子了，怨气就越来越大。回来不做事，一说她，她抱起脑壳就睡觉。更让杜一仲“生气”的是，女儿放学回来居然还要吃饭。杜一仲本来一天只吃一顿，在他看来，女儿在学校吃了中午饭的，回来就可以不吃了。但现在回来还要求吃饭，这个花销对他来讲太不轻松了。
当然，他对女儿的很多要求也很不满，比如“看到别人吃瓜子花生，她也要想买来吃”，“去年一年穿烂了9双鞋”，“还要买花夹子”，“非要买那双22块钱的鞋”，“吃饭时还咕哝没有菜”。
虽然不满，但杜一仲过年的时候还是没有让女儿穿烂鞋子。政府给了他40块钱的扶贫救济，他给女儿买了那双22元的球鞋，剩下的钱全买了肉，让女儿打牙祭。
但他还是觉得女儿的心离他越来越远。他带我们去他的房子里，这座房子是木和篾条修的，快100年了，木做的梁歪在一边，墙全是大大的缝，杜一仲用“富优一号”这样的招贴画贴起堵风，但一吹就破；屋顶更恐怖，硕大的洞，直接看到天。地上潮湿，全是稀泥巴，这是三天前落雨留下的，天一落雨，杜一仲在家就得戴斗笠。为防滑，杜一仲甩了些谷草在上面，地上乱七八糟，屋里烂楼梯、破尿桶、脏衣服堆得到处都是，蚊子乱飞。
但杜一仲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他指着女儿那间没有门的房，控诉她“还是去年腊月间扫了地，几个月了都没扫，懒得很。”
正说着他女儿回来了，他立刻换了张笑脸。他催她快去吃饭，女儿瞧瞧灶上一钵饭，撇撇嘴。杜一仲悄悄附在孩子耳朵边说：“快去吃嘛，还有红苕，又去了12块钱哟。”
我们提出给他和孩子照张像，杜一仲很高兴。但女儿不愿意，他嗔怪她：“你这个家伙，这个又不要钱。”孩子最后被拉着坐在板凳上，别着身子，很生硬。杜一仲却笑得像开了花。
凭啥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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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2日14:57 时代信报
重庆首次志愿者乡村调查
讲述
祖辈贫穷却让他们的生命基因更加亢奋，老汉热衷跑江湖，儿子则发誓要改变农民的传统生活——“一个拉屎的地方也要搞得洋派”，这种不安分让他们逼近自己的新农村梦想
。
凭啥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活？
信报记者 邓 萍/文 黄 伟/图
1978年出生的黄军飞坐在自家堂屋的板凳上，戴着墨镜，留着很霸气的平头，他刚从摩托车上跳下来，一副城市崽儿的派头。他的父亲，56岁的黄淑华卷起泥巴腿，正在向人描述自己对新农村的向往：住司令员家那样的房子，墙上有木板(多年前流行的包墙)，不涂石灰了，粘墙纸。
黄军飞咧嘴笑了笑，白了父亲一眼，很是不屑。
其实，住上像“司令员家那样的房子”是黄淑华一辈子的梦想。年轻的时候，黄淑华曾经去云南空军基地司令部给人刷油漆，第一次见到这种“墙上镶了像地主家的木楼板一样的房子”。
黄家的堂屋中间挂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不是他家的，是城里一个亲戚家的，对城市生活的追求，是这个农民家庭几辈子的目标。
受苦受难的老一辈
黄淑华家所在的忠县新立镇双柏村，小地名叫“黄家祠堂”。这里姓黄的人比比皆是，只好以“本家”来笼统大家的关系。
家谱显示，黄姓子孙是早年湖广填四川时，迁来的黄家四大老爷发展而成今天的规模。
到黄淑华的爷爷时，成了给地主种田的农民。黄淑华的父亲后来学了门裁缝手艺，帮地主打衣服。母亲是帮地主做家务的佣人，1948年，母亲去给地主晾衣服，在吊角楼上踩空，摔下来后，2天2夜才呻吟了一声。
所以终其三代，黄家都是受苦受难的“被剥削阶级”。黄淑华虽不是家中长子，但为了让大哥读到高中，弟弟妹妹也能读书，他自己12岁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1959年闹灾荒，父亲在黄青坝修水库，差点饿死在回来的路上。黄淑华记忆深刻的是，当年母亲一把米包在布里煮，大人吃红苕藤、野菜，娃儿吃那几颗米，后来啥都没了，就吃泥巴，吃了后，有的人坐在地上倒头就死。
几爷子跑江湖
后来土地慢慢开始下放，1977年，黄淑华结了婚。两年后，父亲分了5个碗，两碗半黄豆和一间土墙房，让他出去单过。黄淑华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在村里，脑壳是出了名的灵光。
结婚前，他打石头、挑煤卖，只要赚钱，他都干。结婚后，他当货郎，担起东西走村串乡。后来又贩羊来卖。一只羊靠羊肉赚不了钱，主要赚的是那张羊皮，羊皮可以换3块钱的包谷。有一次被市管会抓住，非说羊是偷来的，黄淑华为此被抓进派出所。去了派出所也不怕，他坚持说自己买来卖的，晚上凉还要求公安拿铺盖给他盖，后来，公安拿他也没办法，只好放人。
到1981年，小儿子出生了，黄淑华决定学漆匠，那时家家户户开始流行做家具，三开柜、五斗橱、写字台，黄淑华就上门刷油漆。后来他还拉了7个人，自己当个小工头，上重庆、走云南，一个人每天抽几块钱的人头费，但这种好日子没持续多久，内部有人扯皮，偷懒不做事，黄淑华管起来很心烦，所以，他的油漆队很快就解散了。
1994年，村里到处搞修建，需要大量石头。黄淑华花1000块钱买了座山，开起了采石场。
这时，两个儿子也出来开始跑江湖了。和父亲一样，这两个人对读书也不感兴趣，大儿子黄军飞勉强读到初中，但只读了3个月，就跑回来了。小儿子更是连初中门槛都没进过。
黄淑华自己没读多少书，总结前半生，觉得“读书也是吃饭，不读书也能吃饭”，于是就纵容了儿子们的“不学无术”。
要跟城里人过得一样
现在能撑起整个家的黄军飞当年也和父亲的想法一样，那时村里很多人去了广东，小小年纪他就和大人一起去了广东。13岁的他在广东挖沟、打杂、饿了就吃一袋方便面。很多次遇到晚上查暂住证，黄军飞就跑到附近的坟堆里去躲。
混了两年，他不但养不活自己，还欠下不少债。那几年，只要前脚进屋，后脚就有人跟进来要债。父亲对这个儿子并没有太多的责骂，只要不去偷不去抢，他都会如数还给人家。
但这种艰难并没打消黄军飞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之后，他在广东一家钟表厂打上小工。老板是台湾人，多年后黄军飞甚至忘记了他的长相，但老板有一句话他始终记得：人有钱没钱不重要，但自己要收拾干净，讲卫生。
这句话对他的震撼很大，他知道城里人瞧不起农村人，很多时候是因为农村人先瞧不起自己。他身边的工友们油腻腻一身出门时，他就很心烦。每次出门，他都会把自己整理得一丝不苟。
在广东加工了4年的表壳，黄军飞回来开始搞货运，全国各地跑，他自称“长了不少见识”。
儿子长大了，黄淑华也老了。很多账不是靠心算能算出来的，为此他经常半夜半夜的熬，算得头昏脑胀。于是，两个儿子接手了目前的两个采石场。黄军飞主管里里外外。
黄淑华“退居二线”后，把家管理得滴水不漏。两个儿子都娶妻生子，他并不像农村的其他家庭一样，把孩子们分家过。8口人的大家庭很团结，小儿媳在家带孩子挣不了钱，黄淑华会给零花钱。大儿媳在广东的皮鞋厂打工，隔两个月就会主动把钱寄回来。采石场一年的纯收入有7-8万块钱，家里也很宽余了。
黄淑华觉得这日子能这样就到头了。
但当家的儿子不这样看。黄军飞把挣来的钱，都花在他们这栋两层小楼上。他把楼上的地板全铺成白色的地板砖，要求全家人换鞋上楼。黄淑华为此很不习惯，好几次从地里回来，一双泥巴脚就窜上去了。遭儿子的责怪多了，他主动要求把自己的卧室安排在楼下。
更让他看不惯的是，儿子“把一个拉屎的地方搞得洋派”。黄军飞在楼上专门修了厕所，给厕所吊了顶，装了浴霸，热水器，安上“一点不经脏“的蹲便器，要不是全家说 “坐起拉不出屎”，他还要装马桶。黄淑华觉得茅厕花这么多钱，太让他心痛了。
但儿子说比起城里人，这还差远了，人家城里人还安浴缸，娃儿可以在里面游泳。
黄军飞追求的“过得像城里人一样”现在初步完成：电话、饮水机(饮水机几乎很难派上用场，方圆几公里，没有供应纯净水的)、烤火炉、冰箱、洗衣机、音响。
他按时给5岁的女儿和1岁多的侄儿买牛奶，因为“城里的孩子都是喝牛奶长大的”；他的女儿感冒了，他都会把女儿送到重庆儿童医院；他要求母亲在每个赶场天，都去买一次鸡蛋，保证家里每天早餐都有鸡蛋。
但他还是不想在这个地方呆，因为晚上出来没有路灯、要买东西没有超市，孩子看病太远，这地方比起城里差远了。记者问他“下辈子还当不当农民”，黄军飞很果断：“农民有啥当的哟，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没得意思。”
重庆首次志愿者乡村调查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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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2日14:57 时代信报
重庆首次志愿者乡村调查
影像
信报记者 邓 萍 代 峥/文 黄 伟/图
▲果农雪天云的使命是为这片桔林守候，他似乎很满足，他说：“我是在天上的。你看我的名字，‘雷’在‘天’上响，‘云’在‘天’上飘。”
新立镇文笔村，著名的施格兰·三峡柑橘产业项目在此落地，多年来，忠县一直在着力打造“中国柑橘城”。
▲黄金蓉是爸爸妈妈超生的二胎，她现在只有4岁半，但计生站每次来她家催2万元的超生罚款的时候，她都会懂得藏在屋里一声不吭。她妈妈说，黄金蓉是在重庆大石坝生的，比村里的其他孩子大方多了。黄金蓉确实很大方，面对镜头，她很是来劲。她最盼望的就是到重庆去见打工的爸爸，但妈妈不打算再带她去了，因为好几次，她都差点在建筑工地上摔死了。
问黄金蓉的妈妈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她的回答出乎意料：老大是个儿子，万一他以后娶不了媳妇，我就找不到依靠了。
▲43岁的陈世琼笑得前仰后合，这张照片让人看了都忍俊不禁。
她在拔山镇买了商品房，晚上回去享受城市生活，白天就到双柏村她开的幼儿园来上班。陈世琼家算得上“小康”，她丈夫在外面搞建筑包工，开一辆桑塔纳，总穿衬衫、打领带。她不太讲究，说到高兴处张嘴就笑。
村官：困顿中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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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4月12日14:57 时代信报
重庆首次志愿者乡村调查
纵深
他们不算是“官”，却是老百姓的“主心骨”。在信息贫乏的偏远地区，他们的一句话可能成为村民们信奉的“公理”。大事小事，家长里短，都少不了他们的张罗。他们的思
维、言行或许在决定着一个村子、一群人的前途命运。
村官，一个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群体，在农村“轻徭薄赋”之后，面对着日渐萎缩的收入来源，他们如何在运转费用上“左腾右挪”，而决策者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村官：困顿中的坚守
信报记者 杨冰/文 黄 伟/图
书记守摊组长卖粮
公路边，飞驰的汽车卷起一阵尘土，呛得路边的行人纷纷闪躲，70多岁的黄家军一个人守着小摊，一动不动。
过路人也许不知道，这个孤独的老人，曾经是马路边这个叫白马村的党支部书记，当年在这里，黄家军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但是除了名声之外，二十几年的书记生涯并未为他带来更多好处。退休后，由于子女并没赚什么钱，黄家军也不能像一个普通农村老汉一样安享晚年，每天都只有守在公路边的这个小摊，卖点火柴、针线。
就在黄家军守着小摊的时候，几十里外的官坪村，杜大华背着一个竹编的背篓，里面装着一袋玉米，七、八十斤的重量使他不得不躬下了腰。他是要把自己家的几百斤玉米背到公路边，从早上9点到现在，两个小时时间他已经来回走了十来趟。他的家在半山腰，而所谓的公路，也不过是在山背后一条一米多宽的机耕道。
“外面来收玉米的车子看天看月来一次，今天还不知道来不来，要是不来我就又白背了。”杜大华望着微阴的天，忧虑地说。
杜大华今年50出头，是忠县新立镇官坪村八组人，曾任该组的组长。五年前因为右肺发炎肿大，丧失了劳动能力。
“他的病很难治得好了，现在只能靠赤脚医生的一些草药勉强支撑着。”与记者一路的现任组长黄德胜说，“主要是病被拖了，也没有钱进大医院。”
杜大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媳妇目前在重庆打工，收入勉强够维持生活，二儿子目前的状况，用杜大华的话说是“还在游荡”。杜大华的妻子也是体弱多病，干不了重活，自从杜大华再也不能干活后，杜家的地基本就荒了。
杜大华带记者参观了他的家，屋顶的缝隙透下了一道道光，反而使得房间里亮堂了起来。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基本没有什么家具，唯一的家电是一台老式黑白电视机。“我花50块从收破烂的手头买的，还可以。”杜大华一边拧着调台旋钮，略显得意地对记者说。
正屋的旁边是杜大华二儿子的房间，这曾经是杜大华为二儿子准备的新房，而所谓的“准备”也不过是里面放了一张床，四壁用报纸糊了一下而已。
与黄家军、杜大华的窘迫处境相比，记者采访到的其他村干部稍微好点，但是他们的经济状况与杜大华一样，经不起一点“风浪的颠簸”，即使患上一点小病，便立即可以使他们的家庭陷入危机。
在桂花村干了三十几年支部书记的唐玉言至今也是整天为油盐钱发愁；在狮子村作了四十几年支部书记的黄文登靠两个儿子的收入过活，高乐村老支书杜友波的情况好点，因为他的儿子在县里有个比较固定的工作。
官坪村党支部书记黄正华每年要出去卖两次寿衣，因为镇上的寿衣厂需要推销员。他们一般结伴到宜宾去，一套寿衣价格谈得好可以赚80元左右，一年出去两次还是可以为他带来一笔还不错的额外收入，这些钱都被用来补贴家用和供儿子读书。
黄德胜则是依靠照遗像赚钱。他先去老板那里租来相机，然后到比他们更贫困的山区里走村串户揽生意，照完相后，再到老板那里去洗，然后再给顾客送回去。一张照片老板提成6元，洗照片成本6元，生意谈得好可以谈到20元一张，他就赚了8元。
事无巨细村官难当
“说官也不是官，但是管着的事情不少。”官坪村党支部书记黄正华这样评价自己。因为全村2000多人，家长里短，夫妻吵架，都要黄正华出面。
新立镇双柏村党支部书记黄德林这样评价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做的工作，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做得了大官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当好一个党支部书记。”
与黄正华一样，黄德林的工作同样是靠“腿和嘴巴”干出来的。黄德林是天生的大嗓门，黄支书一喊，全村基本都能听得见，尽管如此，很多事情仍然要他登门。2004年，忠县全县推行农村合作医疗，这本是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的好事情。但是有很多农户就是不愿意出这点钱，为此黄德林只有一一说服。
作为一个村支书要花多少时间在工作上？记者曾就这个问题问了黄德林和黄正华，结果两个人的答案都是80%。
黄德林家还种着几十棵柑橘树，但是一直是靠家人来打理，黄正华家的农活基本是他的妻子一人承担。
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各自干着自己的工作，并且有的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黄正华刚刚从涪陵回来，他这次到涪陵主要是为了考察青蒿的种植，看有没有市场，价格怎么样。
在官坪村的一座山脊上，一眼望去，全部都是刚栽不久的花椒树，据黄正华介绍，总面积在570亩左右，这是黄正华在江津卖寿衣时发现的项目。当时国家正在推行退耕还林政策，官坪村位于山坡上的地将全部栽树，本来地就少的官坪村，村民的收入将面临着挑战。
黄正华打听到，如果栽花椒将会享受到国家8年的补贴政策，而官坪村的坡地也适合花椒的生长。于是他和同村的干部动员村里的人集资，一起到江津买回了花椒苗，将退耕还林的坡地全部种上花椒。
黄正华说，他的发展目标是1000亩，按照保守估计，届时将有10000棵花椒树生长在官坪村的山坡上，按照每棵花椒平均年产干花椒3斤，每斤干花椒15元算，官坪村村民每年将会增加45万元的收入。这对于目前的官坪村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目前官坪村人均年纯收入是500元左右。
与黄正华不同，组长黄德胜的工作更显得“琐碎”了些，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每个月召开一次群众会，这并不因为黄组长喜好开会，而是因为八组有十几户老人，年龄最大的已经有85岁了，儿女常年不在身边，“我不这样，万一他们有个三长两短都不知道。”黄德胜说：“只有每个月开次会，我好知道人还在不在。”
大到脱贫致富，小到生活琐事，村官们充当着一个村子发展的“主心骨”、民事协调员、政策传播者的角色。
经费短缺贫穷困扰
然而这些村官，却面临着贫穷的困扰。
一个村支部书记每年的工资，按规定是一个村的人数乘以一元的系数为工资的全额。但是事实上很多人仍然不能拿到全额，因为乡镇还要对书记进行目标责任考核，按照考核的分数打折。比如80分，则只能拿到80%。这样算来，一个村支书全年的工资大概在2000元左右。
组长的工资是固定的，每年420元，村主任、会计工资和支书差不多，计划生育专干大概是书记的80%左右。
“我一年随便干什么都不只挣这点钱。”黄德林对记者说，其他的村官们也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像杜大华、黄家军、唐玉言等，干了很多年的村官，但是生活仍然困难。
然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自从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组织的收入来源逐步萎缩，加上集体经济的贫乏，目前村级基层组织处于运转举步维艰的状态。
据一些村官介绍，在收农业税的年代，村里面只有靠瞒报一些村提留款，用来作为村委会的办公经费，但是自从取消了农业税之后，这笔瞒报的“收入”再也没有了，于是一些贫困地区村委会的运转陷入了停顿的状态。
据黄正华介绍，原来官坪村还有一家小学，后来学校不办了，村里面就将校舍租给一个民办小学，每年村里可以收入2000元租金，但是现在中小学也不收费了，这个民办小学也难以维持下去，到时候官坪村委会将没有一分经费来源。
这不仅仅是官坪村面临的问题，目前全国的村级基层组织同样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贫困地区是完全没有经费，如果说富裕地区可以不在乎这点钱，尚可自筹一部分，那么谁又愿意贴钱来当村官呢？如果让国家财政来解决，那么全国37100个乡镇政区，按照平均每个镇20个村来计算，即使一个村一年增加办公经费1000元，每年将会多出7个多亿的财政支出。这笔钱又从哪里来呢？
记者手记
村官命运值得关注
在所有人呼唤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农村基层组织却因经费问题陷入困境；当人们在呼唤民主选举、民主监督，选出老百姓称心的村委会时，也许被选的人根本就不愿意来做这个事情。
经费贫乏、缺乏激励机制，已经成为目前农村基层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中，村级基层组织将承担着“领头人”的历史使命，南街村、华西村的经验都证明，一个有力的村委会，一群有能力的带头人，或许决定着一个村子的前途命运。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许多县级政府财政每年为每个村拨出了3000元的办公经费，但是这3000元究竟到村委会手里没有？并不能肯定。因为取消农业税之后，“镇上也不富裕”。
但是，取消农业税后，乡村财力的骤然紧张，正好从反面说明了一个容易忽视的事实：就是长期以来，农村政权的运转，相当一部分是靠农民微薄的收入支撑的，不同程度建立在加重农民负担之上的。正是取消农业税，把这个隐藏极深的问题逼了出来。
因此，解决村级基层组织的困难，不能再从农民身上打主意，更多的应该是政府帮助农村发展集体经济，使农村基层组织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目前在忠县的双桂，已经在推行这方面的改革，由村长兼任农民协会的会长，既能减员增效，又可以使村长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据忠县分管农业的龚副县长介绍，忠县将乡镇干部下派担任村官的改革也即将推行。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在梁平县已经在试行对村官进行激励，具体措施是根据村官工作的时间长短，由政府出资购买养老保险，对村官进行奖励。
许多人认为：“村级组织又不是国家的一级政权，它属于村民自治组织，村级组织是否正常运转是村里的事，党委政府管不了。”因此，一个必须认定的观念是，村级组织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政权链条的末端。面对村内公共事务，它实行村民自治，属于村民自治组织，面对农村经济发展，它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村级组织是农村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综合体，村级组织运转绝不单是村里自己的事，不该忽视村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