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广林：二十年艰难的上访路

黄广林：二十年艰难的上访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抗日，父亲参加国民党军队抗战，离浙入陕，在西安服役。1939年春与母亲结婚。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养家糊口，父亲转业从商。解放后，经过外调内查，人民政府给父亲作了结论，属抗日时期旧军人，未受过任何刑事、行政处分，仍在商业上担任会计工作。

　　解放后，我家住在陕西眉县横渠于家园农村的外祖父家。土改时定为贫农成份，分了9亩河滩地。由于子女多，生活贫苦，1957年靠助学金使我才完成了从初中到中专的学业，时年17岁（5岁上学）。中专毕业后，想继续深造上大学，但因家庭经济困难，还有三个弟妹需要抚养、上学，难遂人愿。因此，对父母有些怨言，在日记中发了一些“牢骚”，述说自己悲伤的心情。这些“牢骚”，就是两年后我劳教的“罪行”。

　　1959年12月31日我在甘肃兰州市中国科学院西北生物土壤室工作时，因“出身反动军官家庭，思想反动，写反动日记”，被单位开除工职，送兰州大沙坪新生机械厂劳动教养，时年19岁。1961年因三年人祸饥荒期间①，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积极推行极左路线，造成了全省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状；同年10月份又被集体遣送新疆塔里木农场劳教。

　　劳教后，我向厂管教股提出上诉。管教人员说，“我们是执行单位，不管复查的事。进厂的劳教人员，只能安分守己，老实守法接受改造。否则，就要进行批斗。”在新疆塔里木农场解除劳教留场就业后，社教中、文革中亦多次书面上诉，请求复查。但每次寄出的上诉材料，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三次上访

　　1962年解除劳教后，1963年第一次请假回兰州上访。接待的同志说：“政治运动那能没有一点偏差。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那国家就乱套了。”亲戚朋友也劝慰说，算了吧，那个庙里没有冤魂！从来好人多难，好事多磨。历史总是重复人间的悲剧！尽管我呐喊、不甘心，但却无奈。只能懊丧地返疆回场。

　　1972年冬，借探亲之际，第二次上访。那时全国仍在“文革”的浩劫中，各级政府、公检法处于瘫痪状态。虽然甘肃张仲良“左”狂的年代早已成了历史（1960年12月中共中央撤消了原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全国又笼罩在新的劫难之中。“造反有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标语横幅铺天盖地。接待的同志敷衍了事，踢皮球。看到原来尊敬的老领导还在靠边站、蹲牛棚、进干校，使我心灰意冷，深知上诉无望。无奈，假满返疆回场。

　　1976年毛泽东谢世，年底“四人帮”跨台。1977年先是解放“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冤假错案。接下来又为右派分子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沉冤。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时代，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中央力挽狂澜，使国家从死胡同走上了康庄大道。在那年寒冷的冬天，终于在全国农村摘掉全部“地富反坏分子”的帽子。这是遍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使数以亿计的人改变命运的大事。就其规模、范围、数量及其解放的程度来说，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酷史。

　　从此，中国出现了人权的曙光，长期冰封的政治才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我国的经济开始腾飞，中华民族开始复兴，才有了30年后的今天！一切改革都始于人的解放！因此，应该说中国人民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获得了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可以说，改革开放是继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无硝烟的革命！其历史功绩，有口皆碑，永垂青史！

　　1979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一文犹如长夜后的曙光，使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当晚夜不能寝，连夜书写了5份上诉材料。第二天分别寄给有关单位和领导。这次不像过去那样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寄出的上诉材料很快有了回信答复。为了彻底落实自己的问题，使自己绝处逢生，1979年春节后，第三次回内地开始了艰辛的上访申诉。钱花完了，无钱买火车票，就与上访人群、甘肃“麦客”一起混客车、坐货车。生活困难了，就在建筑工地、工厂当小工、做零活，维持生计。

　　去兰州

　　有一次在去兰州的火车上，碰到一上访的原铁路员工，由于同病相怜，一见如故，互吐冤屈，他向我讲述了当年劳教的情况。他原是兰州铁路局一名职工，反右时给领导提了意见，被定为坏分子送酒泉国营夹边沟农场劳教。刚去农场时只有一二百名右派和劳教犯。1958年四、五、六三个月右派潮水般集中到农场，陆续达到三千来人。因为他是工人出身。当时年仅20来岁，领导安排在农场赶马车，常出场拉东西。1960年他们农场最困难的时期，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原粮（16两一斤）。一日三餐变成两餐，全是菜糊汤。饿得人普遍浮肿或皮包骨头，名曰：“浮肿病、干瘦病”。他因常出场拉东西，有机会到农民地里偷些蔬菜、瓜果充饥，有时实在无法也偷吃过马料。但农场里那些“右派”分子，不偷不摸，老老实实。饥饿使人吃树皮、杂草、老鼠等，甚至死尸也有煮食的，凡能充饥的都吃。“右派”开始饿死时，场领导非常焦急。多次到酒泉地委请求调拨粮食，解决死人的问题。地区领导说没有粮食，哪去调拨？死几个右派有啥关系。后来，进入冬季，饥寒交迫，饿死冻死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整车拉死人到荒野里埋葬。起初死人还装一个简易的薄棺材。1959年后死的人逐渐多了，连做坟上木牌子的木料都没了，就用死者的被子裹住捆好拉去埋了。家属来上坟烧纸都找不到亲人的坟。1960年12月下旬中央工作组派工作组进夹边沟农场，才及时抢救幸存者的生命，遣送右派回家，遏制了死人。当时农场里仅剩下五六百名“右派”和劳教人员。两千来名“右派”魂断荒漠。其中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和许多留学回国的著名教授，学者、名人都饿死在夹边沟。要是中央工作组再晚去十天八天，不知又要饿死多少人？他庆幸自己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

　　听他言后使我非常震惊，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同时又深感遗憾和惋惜。那些“右派”分子都是人民的精英、建国的人才。难怪中央工作组进驻甘肃省后，全省人民强烈要求严惩罪魁祸首张仲良，为全省数百万饿死的、屈死的人伸冤。

　　后来我看了杨显惠著的《夹边沟纪事》一书，得到了详实的印证。

　　在兰州，多次上访甘肃省劳教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等有关部门。因原单位早已内迁陕西，与杨凌有关单位合并成立西北植物研究所。因此，中科院兰州分院致函西北植物所具体进行复查。

　　在兰期间，生活虽然艰苦，吃的是馒头加咸菜；到了晚上无钱住宿，只好蹲火车站，在候车室混一夜。但为了落实自己20年的沉冤，以减轻长期揪心的伤痛，这些苦也就迎刃而解，早已习以为常了。

　　回陕西

　　回陕后，第二天就去杨凌西北植物所落实政策。王育英书记、李振声所长等领导研究后，安排政治处进行复查。政治处主管落实政策的老干部韦远同志接待了我，认真看了我的上诉材料后说，由于年代久远，他不知情，当时也不在所里工作，需要调查了解，叫我一个星期后再来。后来，韦远同志先后到眉县横渠于家园、绛帐等地外调内查，走访当事人、知情人，秉公办事。根据党的政策，逐条核实后，实事求是地向政治处杨盛源主任、王育英书记、李振声所长等领导作了汇报，认为对我的处理是一起“错案”。经所务会议研究审核后，决定上报中科院兰州分院进行平反。

　　再上兰州

　　为了及时得知中科院兰州分院落实的情况，平反材料上报后不久，我又再次西上兰州。到中科院兰州分院上访时，分院保卫处等有关领导告诉我平反材料收到后，前两天已上报甘肃省劳教委员会。到省劳教委后，信访室门庭若市，尽是些焦急的上访人员。接待的同志说，只要材料报上来了，很快就会批的。回去耐心地等吧。一个多星期后，我在兰州分院上访时，得知省劳教委“同意平反”的批文已经下达。这才放下了这颗久悬的、长期伤痛的心。20年来受尽屈辱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随即去看望家住兰州黄河铁桥附近的难友杨正国。当我站在黄河铁桥时，再次望着滚滚东去的黄河，感慨万千，百感交集。20年前，当送我劳教的吉普车途径黄河铁桥时，如果一时糊涂，真的跳进黄河，冤案将与黄河的泥沙一起东归大海，沉入海底，永无昭雪之日。生存和死亡往往就在瞬息之间。苍天啊，你为何不公？如此戏弄我？20年后又让我回到1959年！所不同的是那时年仅19岁，风华正茂。现在已到了不惑之年，脸上布满了沧桑岁月的累累伤痕，付出了20年的沉痛代价。这20年是人生最宝贵、最关键的20年。也是人们成家立业、最有作为的20年。使我黄金般美丽的青春年华在屈辱中全湮没于茫茫戈壁。但又一想，比起酒泉国营夹边沟农场那两千来名“右派”的冤魂，比起甘肃省数百万遍地饿死的无辜良民以及整死的精英，能活了下来，也是不幸中之万幸，心中又自然得到几分欣慰。

　　三进西安

　　回陕后，西北植物所亦收到甘肃省劳教委：“纯属错案，同意平反”的批文。根据我要求恢复工作的意见，所领导研究同意后，又报中科院西安分院审批（当时该所已属西安分院主管）。随后我又赶到西安分院上访。接待的同志说，院领导出差，等回院后才能审批。

　　五月份在等待批复的过程中，为了生活去蔡家坡94号信箱工作的小弟处卖冰棍。他厂服务公司生产冰棍，每天上午批发四五百个冰棍，骑上自行车在高店一带走村串乡卖了一个多月的冰棍，以解决生活和返疆的路费。卖冰棍期间，又去西安分院上访审批的情况，但由于分院领导出国、进京开会等原因，一直未研究批复。

　　七月份，三进西安分院上访审批的情况后，前去拜望了老领导原土壤室牛超甫主任。牛主任时任陕西省计量局局长。当他知道我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时，深情地说：“我还以为你的问题早已落实了。1959年你受处分时，我亦因“右倾”受留党查看二年，降职处分，没有发言权。后来你陆续寄来的上诉材料我都及时转到有关单位。那时条件不成熟，现在我可以说话了……”随后，牛主任给西安分院崔哲院长等领导写了封便函。当时牛主任家里还有客人，我拿了便函，起身谢辞老主任。牛主任亲切地不让走，留我共进午餐。牛主任说：“你受了那么多苦，从新疆远道而来，这顿饭就算给你接风吧！”慈父般的关爱，使我热泪盈眶。牛主任解放前参加革命，建国初是甘肃省临洮县县长，后调中科院兰州分院任办公室主任，反右后降为土壤室主任，文革中受冲击。文革后先后任中科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陕西省计量局局长等职。几天后，批复很快就到了所里。

　　告别塔里木

　　八月份我拿着西北植物所的调函回新疆办理工作调动手续。办理调动期间，看望了有关领导和难友。重游旧地，望着撒满我足迹、血汗和泪水的茫茫戈壁，思绪万千，无限感慨。戈壁滩啊！我的第二故乡！18年来给了我所有的苦难和磨炼。也是你的玉米、高梁面馍、糖萝卜稀饭养育了我，使我有一个能吃大苦、耐大劳的身躯。再见了，塔里木！再见了，戈壁滩上朝夕相处的胡杨林、红柳包、甘草野麻滩。沙漠英雄——胡杨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激励我前进。

　　从1959年蒙冤到1979年二十年间的艰难上访，特别是1979年3至8月，矢志不渝，东奔西跑，不懈上诉，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又回到了久别的工作岗位。在科学的春天里，如鱼得水般开始了忘我的科研工作。经过十三四年的努力拼搏，到1993年终于使我从一个见习技术员先后晋升为技术员、助工、农艺师，最后达到高级技术职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无辜成了阶下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使我变成了高级技术人员。“沧桑岁月无情过，笑傲风雨度劫生。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走过人生七十秋，落花时节无所求。守望耄耋逢盛世，喜看神州日日欣。”

　　① 注：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和习惯的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这一时期全国气候基本是“风调雨顺”，没有天灾。1979年11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年困难”有了定论，完全是人为因素，即左倾路线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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