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害还是病逝？探秘斯大林死亡之谜

　　实际上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排除”在执委会之外带有象征性质。尽管作出了决定，据米高扬说，两人“准时去参加他的会议。斯大林一共开了三次执委会会议，虽然开始时保证每周召开一次执委会会议”。同时，根据米高扬的回忆录来判断，斯大林绝不反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出席或者忽略他们的出席，而是乐意倾听他们的发言。

　　米高扬特别举例说，他在斯大林出席的主席团执委会会议上证明，必须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畜牲业中的物质利益。米高扬认为，“我的发言好像给他留下了印象”。结果斯大林作出决定，让米高扬进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十分明显，实际工作的惯性使斯大林忘记了不满，依他之见，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表现出不能容许的思想、理论的不坚定性。 

　　十月中央全会上的尖锐冲突并没有影响斯大林重新找莫洛托夫，要吸收他参加理论问题的辩论。在与丘耶夫谈话时，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写《经济问题》的第二部分，让我读了一点，但是这一切用到什么地方，一点也不知道。” 

　　米高扬回忆，1952年12月21日他和莫洛托夫事先打电话给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贝利亚，决定像以往那样晚上去斯大林的别墅，祝贺他的生日。据米高扬说，“斯大林很好地迎接了大家，其中包括我们。大家坐在桌旁，进行着一般的聊天。对我和莫洛托夫的态度是平静的、正常的。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重又恢复了老关系。总之，由于我早就瞭解斯大林并且记得他和我以及莫洛托夫不止一次发生冲突，后来也就消释了，因此我形成了一种想法，这次冲突也会过去的，关系会正常的。这个晚上以后我这种想法加强了”。 

　　但是，很显然，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不怀好意的人继续影响着斯大林。据米高扬说：“庆祝斯大林生日后‘过了一两天’，不知是赫鲁晓夫还是马林科夫说：‘知道吗，阿纳斯塔斯，12月21日我们在斯大林那里以后，他对您和莫洛托夫生日那天到他那里去很生气和气愤。他开始指责我们，说我们想使他与你们和解，并严厉地警告说，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对于你们来说他不再是同志，也不希望你们去他那里。’通常我们去斯大林那里，在他的别墅里，在小圈子里庆祝新年。但是这次通告以后我们没有在斯大林那里过新年。”现在很难说，不知是通过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转达的关于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态度的信息有多少符合实情。 
 
　　但是有理由认为，斯大林对其他领导成员也积有不满。莫洛托夫回忆说，斯大林确信，Л.Д.亚罗申科的信反映了赫鲁晓夫个人的立场，也许，就是根据他的倡议写的。斯大林对亚罗申科的批评是严厉的，把他的立场宣布为“布哈林的立场”，这一批评比对米高扬的批评要尖锐得多。不排除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本人同意“布哈林的”看法，因而他未必会信任这样的领导人。同时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尖锐批评会吓坏党的领导中其他的老成员。例如，莫洛托夫就这样说明贝利亚的立场：“当他看到，连莫洛托夫也被罢免，现在你得当心，贝利亚！既然斯大林现在连莫洛托夫也不信任，那么顷刻间就会把我们捏个粉碎。”同时，例如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和解，那么他会把怒气对准那些竭力使他与他们不和的人。 

　　莫洛托夫告诉丘耶夫，“斯大林有时对贝利亚表现出轻蔑的态度，想收拾掉他”。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说过类似的话。1953年七月全会上卡冈诺维奇确认，1953年五一游行时，贝利亚对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说，斯大林图谋除掉他，但是“他不知道，假如他试图逮捕我，那么契卡工作人员就会起事”。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也证实贝利亚有这种声明的事实。　　 

　　贝利亚本人不合常理地成了控告贝利亚在斯大林之死中有罪的主要原告。根据贝利亚在1953年5月1日在陵墓观礼台上所说的那些话，莫洛托夫得到了一定的印象：“不排除他在斯大林之死中插了一手。”这样的印象是有重要根据的。在与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谈话时莫洛托夫确认，贝利亚对他说到过斯大林：“我把他收拾了。”为加强这个说法可以引用赫鲁晓夫、莫洛托夫、С.阿利卢耶娃的见证：对于斯大林生病，后来去世，贝利亚并不掩饰其喜悦之情。在斯大林处于无意识状态时，贝利亚竭力表示自己对斯大林没有好感，当斯大林恢复知觉时，他则每次都向他表达热爱和忠诚。研究斯大林死亡情况的历史学家原来还是侦查员，他有“坦白的供词”和揭露嫌疑犯的各种间接罪证，但是无法确凿地证明他有罪。像任何一个侦查员一样，历史学家很想用公诉来结束案件。但是事情真的是像贝利亚和对他的指控者所说的那样吗？ 

　　贝利亚的“假坦白”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排除随着贝利亚意识到斯大林已病入膏肓，他有意要造成一种印象：正是他贝利亚能够领导国家。在斯大林死后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贝利亚很快就成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斗争的倡导者，把国家领导人马林科夫和其他主席团成员推向“非斯大林化”。在与主席团成员谈话中贝利亚要他们相信，斯大林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个人危险，这样就显示出他在拯救他们每一个人免遭灭顶之灾中的作用。同时，他要主席团成员相信，正是他“收拾了斯大林”，贝利亚使他们畏惧，这样就造成一种印象：他是国家命运的主宰者，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除掉其他领导人。(也许，贝利亚醉心于这种游戏，达到的是相反的效果，导致了他的坠落。)但是从贝利亚的行为和他的“坦白”还不能得出结论：斯大林是贝利亚的人杀的，或者是他本人害的。

 下面要说到的斯大林周围许多人的行为(确切地说是不作为)引起不少怀疑，但是斯大林被害的事情本身目前尚未证明。同时，如果设想斯大林之死是强制的，那么应该扩大嫌疑者的范围，除了贝利亚还要包括其他许多人。想要斯大林死的不仅仅有党的领导的“老将”，因为他们担心在把“新手”引进领导班子后他们的前程就戛然而止了，还有不少人则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完全取决于这些领导人的地位。进入这个圈子的还有许多他们的助手，还有更多的政府机关、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其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亲近的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力求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都想消除突然产生的危及自己小康生活的威胁，尽可能对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应该注意到，所有这些阴谋都没有避过敌视我国的力量。无论安全机关多么努力，苏联领导层中的阴谋的信息还是透出了克里姆林宫墙外，西方出现特别的研究方向——克里姆林宫学——也就并非偶然了，除了远离莫斯科的研究者，西方还有自己的间谍机构，它能利用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斗争，给苏联领导坚决的打击。在提拔新干部的同时进行着争夺在克里姆林宫里影响的斗争。这一斗争伴随着巧妙地把分明是实施反国家目的的人安插到级别不太高但却是重要的岗位上。在弗拉西克和波斯克列贝雪夫被撤职和逮捕后，斯大林的警卫队和秘书处更替干部更有利于这一点。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证明有外国间谍机关的间谍或反国家的组织的破坏分子钻到斯大林周围。 

　　同时在逮捕了经常给斯大林治病的维诺格拉多夫后，斯大林的身体状况比较差。С.阿利卢耶娃在1952年12月21日斯大林生日时描述了斯大林，她注意到：“那一天他看起来不大好。看来他感觉到疾病的症状，可能是血压过高……显然，他感到血压升高了，可是没有医生。维诺格拉多夫被捕了，他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不让任何人接近他。他服某种药丸，在盛水的杯子里滴几滴碘酒——他自己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医疗方法，但是他自己做了不允许做的事：过了两个月，在中风前那一天，他去了澡堂(建在他别墅里的单独一座小屋里)，在那里他按西伯利亚的老习惯洗蒸浴。任何一个医生都不允许这样做的，而且还没有医生。” 

　　雷宾也证明斯大林自己治病和不爱惜健康。他写道：“斯大林对自己的健康的态度很糟糕：碰上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吃午餐，也不遵守任何饮食的规定。他很喜欢吃蛋，这能促使血管里产生有害物质。他没有专门的营养师或者哪怕是私人医生。确实，战争时期和战后维诺格拉多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巴库列夫教授常来探视。库利尼奇大夫从手指上取血，给他打治高血压的针。但是最近，如果血压高或时常发生心绞痛，他也不找医生——这还不够！他从波斯克列贝雪夫那里找来过去的医士、一些必要的药片。编制内的医生基本上为警卫工作人员服务，极少给斯大林本人看病。因此年龄加上疾病使他的健康真正衰弱了。” 

　　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直接负责他的警卫的里亚斯诺伊将军也谈到了斯大林不愿意看医生的事。据他回忆，斯大林在生前最后几天“派契卡工作人员带着药品单子去普通的药房。他作自我医疗。他怀疑有人可能会把他提前打发去阴间，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像以往一样做很多工作。他常把警卫长叫去，给他书单”。 

　　尽管身体状况明显恶化，斯大林依然紧张地工作。去世前不久他接见了外国客人，参加了有关国家安全和农业问题的会议。从警卫的见证来看，他像过去一样读很多东西，对戏剧表现出浓厚兴趣。1953年2月27日斯大林去了他喜爱的大剧院。演的是《天鹅湖》芭蕾舞。格罗莫夫写道：“疾病致命的前夕斯大林去大剧院看《天鹅湖》有象征意义。醉人的音乐，迷人的舞蹈。斯大林得到了真正的满足。”据雷宾说：“到演出结束他都是一个人。然后请剧院经理感谢演员们细腻精湛的演出。后来他去了近处的别墅。”　

　　雷宾写道，星期六，“2月28日他与‘战友们’在克里姆林宫一起看了电影，然后提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去别墅。半夜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了。其余的人因为年龄关系认为还是躺在家里为好。只给客人们端上了马特廖娜•布图佐娃做的葡萄汁。像平常一样，水果放在桌上的水晶果盘里。斯大林习惯性地往‘捷拉维’高脚酒杯里加煮开过的水，够大家喝的。平和的交谈一直延续到3月1日凌晨4点钟。赫鲁斯塔廖夫送走了客人”。 

　　赫鲁晓夫描述的这些事与雷宾的叙述相差无几，其中只是强调了在延续到半夜的宴饮最后时刻斯大林的温和的情绪：“当我们走到前厅时，斯大林像通常一样走来送我们。他开了许多玩笑，似乎挥了一下手指头，戳了一下我的肚子，叫我米基塔。在他心情好的时候，常按乌克兰的叫法叫我米基塔。我们也怀着好心情离开了，因为用餐时没有发生任何不快的事，以往用餐并不总是以这么好的气氛告终的。”  

但是现在流传很广的А.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与这些叙述不一致。他引用某些“老布尔什维克”的话，要人相信，似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相当早就离开了斯大林的别墅，但不是回家，而是去克里姆林宫。“贝利亚藉口自己有某些事情要与斯大林商量而留了下来，这是常有的事。现在现场又出现一个新的人：一种说法是男人，贝利亚的副官；另一种说法是女人，他的工作人员。贝利亚告诉斯大林，由于‘医生案’而得到了要谋杀赫鲁晓夫的证据，他叫来了拿着一包文件的女工作人员。贝利亚还没来得及把这包文件放到斯大林面前，那女人就朝斯大林脸上泼去某种会挥发的液体，大概是醚。斯大林立即失去了知觉，她又给他注射了几针慢慢起作用的毒药。在给斯大林‘治疗’期间和最后几天中，这个女人已经作为医生还是用这样的剂量又打了几次针，使斯大林不是立即死去，而是慢慢地、自然地死去。” 

　　现在人们又把这个老说法与С.阿利卢耶娃提到的事联系起来：她看到在瘫痪了的斯大林床边有个年轻的女医生。阿利卢耶娃写道：“我突然想到，我知道这个年轻女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我们彼此点了下头，但没有说话。”可以肯定，实际上“年轻的女医生”是贝利亚的副官，阿利卢耶娃知道她是贝利亚机关里的工作人员，但是未能认出穿了医生大褂的她。 

　　首先使人对这一说法引起怀疑的是，贝利亚要向斯大林报告“医生案”。众所周知，这时贝利亚早就已经不管国家安全部了。与“医生案”有关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和分管此事的马林科夫。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的可疑之处还在于，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其他人离开后贝利亚留在了别墅。很难相信，赫鲁斯塔廖夫、斯塔罗斯金和其他警卫人员没有记住与贝利亚在一起的男人或女人。最后，这一信息的来源也令人生疑。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贝利亚和他的副官，在别墅还有谁也没有发现的一群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默默地观察着几天中的犯罪行为。 

　　雷宾驳斥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时写道，送走最后一批客人后，斯大林对赫鲁斯塔廖夫说：“我去躺下休息了。我不会叫您的。您也可以睡觉了。”雷宾肯定，斯大林“从来也不作详细的指示。所以使赫鲁斯塔廖夫异常惊奇。虽然斯大林精神勃勃”。与阿夫托尔汉诺夫的说法有矛盾的还有斯大林的外表。当时已经发现他处于瘫痪状态。显然，在失去知觉前斯大林自己换上了睡衣，给自己开了矿泉水，准备好报纸以便阅读。一个快失去知觉的人未必能做这些事。难以相信的还有，谁也不知道的女人能够装成贝利亚的副官到戒备森严的别墅里来，而后来又换上医生大褂使警卫相信她实际上是医生，而且从3月2日至5日巧妙地扮做医生。关于阿利卢耶娃能揭露穿着医生大褂的女副官的说法可能适合于惊险电影，而在生活中这样的事是极少发生的，因为阿利卢耶娃为父亲的病震惊万分，以致可能认为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 

　　到目前为止还有一道幕掩盖着星期天，即1953年3月1日的事情。通常斯大林在中午时醒来。这一天有几个人等待着在别墅见斯大林。С.阿利卢耶娃打算探望父亲，但不知为什么她无法打通“负责值班的人”的电话，那人应该对她说：家里“有动静”或“暂时没有动静”。阿利卢耶娃指出，“当说‘没有动静’时，则不应该打电话，因为父亲可能在白天任何时间睡觉，他的作息制度整个儿是颠倒的”。С.格里巴诺夫确认，3月1日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也试图打电话给父亲，但也没有成功。那一天赫鲁晓夫等待斯大林邀请共进例行的午餐，也一样没有等到。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多半也没有等到这样的邀请。 

　　据雷宾说，3月1日别墅里的警卫员“从早起大家各做应该做的事。中午时发现，房间里还没有任何动静。这引起他们的警觉。但是没有召唤又不应该去领袖那里。而像以往那样的相应的信号也没有。终于晚上六点半时办公室里亮起了灯光。大家松了口气，以为接着马上要邀请人了，但是没有等到。忐忑不安开始袭上警卫的心头：发生了明显违反斯大林作息制度的事。即使是星期天”。不排除斯大林早于六点半就起床了，但是出于某种原因没有走出房间。由于3月1日晚上六点半左右莫斯科才天黑，所以警卫们以为，在此之前斯大林活着，是健康的，做着自己的事，不用灯光照明。  

现在不容易确定，警卫们担忧起来以后发生了什么，因为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丘耶夫叙述的里亚斯诺伊的回忆和雷宾的回忆大相径庭：谁又是怎样发现“违背作息制度”的原因，接下去事情又是怎样发展的。 

　　据雷宾说，斯大林办公室里亮起灯光后过了四小时，不安的情绪笼罩着警卫们：“10点30分警卫们完全确信情况不妙。”此后警卫们争执了一会：让谁到斯大林那里去检查一下，他处于什么状态，用什么藉口去，但是因为这时运来了邮件，于是派警卫员洛兹加切夫拿着邮件进房子去。与其他说法不同，据雷宾说，结果洛兹加切夫不必打开门或者等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来再进去。他走过几个房间，发现斯大林不在卧室，而是在“发出灯光”的小餐厅里。 

　　洛兹加切夫见到的是，小餐厅里“桌旁地毯上躺着斯大林，有点奇怪地撑着胳臂，旁边是怀表和《真理报》。桌上放着一瓶矿泉水和空杯子。看来，斯大林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但是已经不能说话。听到脚步声后，他勉强抬起一只手，似乎是叫人。洛兹加切夫把邮件扔在地上，跑过去，急着说：‘您怎么了，斯大林同志？’但他只听到不明何意的‘兹—’。洛兹加切夫打内部电话叫斯塔罗斯金、图科夫和布图佐娃。他们即刻就跑来了。洛兹加切夫问：‘斯大林同志，把您放到卧榻上吗？’虚弱的他点了下头。大家一起把病人放到卧榻上。卧榻显得冷，必须把他抬到大厅沙发上。一路上看得出，他很冷。大概没有救助地躺在餐厅里有几个小时了。布图佐娃马上在沙发上把他里面衬衣的卷到臂肘的袖子放下来。在沙发上他们小心地替斯大林盖好毛毯。洛兹加切夫坐在旁边等医生”。 

　　可能在他办公室亮起灯光前，斯大林早就已经情况不好了。他已经不能喊叫警卫和服务员，才用尽最后的力气，开了灯。但是，用赫鲁斯塔廖夫的话说，斯大林请他不要打扰他，所以多半谁也没有去他那里，虽然制定的星期天的规矩中午就已经破坏了。因为无论是里亚斯诺伊，还是正式的警卫长伊格纳季耶夫都不在别墅，所以不明白，是谁领导3月1日的警卫行动。雷宾没有说，是谁和什么时候叫的医生，但是很显然，如果政府警卫叫了克里姆林宫医卫局的医生，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等到最高级的医生来到斯大林别墅。

　　但是得到的印象是，别墅里谁也没有叫医生，洛兹加切夫是空等一场。好像是，警卫领导不是去叫医生而是决定向最高领导通报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回忆，马林科夫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刚才斯大林那儿的小伙子(他叫出了姓氏)、契卡工作人员打电话来，他们惊慌地告诉我，斯大林似乎出什么事了。必须马上到那里去。”赫鲁晓夫马上叫了车子。它在他别墅里，他很快穿好衣服，就坐车走了，这一切占了十五分钟左右时间。赫鲁晓夫确认，发现斯大林躺在大餐厅地上的是马特廖娜•布图佐娃。他也知道了，契卡工作人员把斯大林抬到了沙发上，他睡着了。据赫鲁晓夫说，知道这些情况后，他和马林科夫连屋也没有进，就离去了。虽然赫鲁晓夫没有提及贝利亚在场，雷宾坚持说，贝利亚与来的人在一起并且还因为虚惊一场而对警卫们大发了一通火，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睡着了。 

　　尽管这些叙述不相一致，从它们的内容里可以看出，无论是贝利亚、马林科夫，还是赫鲁晓夫对于一个已经不止一次患重病的七十四岁的人昏倒在地，处于半瘫痪状态，认为没什么可惊慌不安的。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提议叫医生来给斯大林检查，哪怕是为了证实他有没有跌伤，测一下动脉内的压力等。这三个见过世面的人在处理各种紧急状况，其中也包括生活中的问题时颇有办法。难道起码的生活经验没有告诉他们，斯大林的状况迫切需要紧急医疗关注？可以设想，三人中每一个人都竭力佯装出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恰恰是因为肯定地知道，斯大林已经处于生死的边缘。如果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使他们有理由这样深信不疑，又为什么不努力利用哪怕是一丝机会去救治他呢？　　　

　　警卫们的行为也颇令人惊讶。他们看到斯大林处于半瘫痪状态而且几乎延续了一昼夜多，为什么还相信贝利亚的“诊断”？为什么他们顺从地等待医生到来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加快做这件事？这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事情发生在原始森林或冻土带，别墅周围几百公里没有一个文明的中心，没有一个医疗机构，没有一个医生。难道赫鲁斯塔廖夫说的斯大林请求不要打扰他的话，接着是马林科夫下达的“不要告诉任何人”的命令，贝利亚对警卫们的严厉申斥给他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他们都不敢独立行动，哪怕是绕过这些命令，比如，藉口说要给他们中一个人治疗而叫医生来。不排除有人严格禁止警卫独立行动。 

　　似乎像谋害基洛夫的事一样，那些能制止不幸结局的人佯装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躲避履行救助生命的职责。  

赫鲁晓夫确认，警卫们认为斯大林的“睡眠”不像健康人的睡眠，所以夜里还是给马林科夫打了电话。于是2月28日夜至3月1日晨与斯大林一起最后一次进餐的所有参加者决定再次去别墅，还邀请了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布洛夫。据赫鲁晓夫说，“也商量好，要叫医生”。据雷宾说：“直到七点半赫鲁晓夫才来，还安慰说：‘医生马上就来。’”雷宾写道：“九点钟左右以鲁科姆斯基教授为首的医生们真的出现了。”结果是，从发现斯大林躺在地上到医生来经过了十个小时左右！在这一段时间内，即使当年的“急救组”乘飞机也能抵达苏联的任何地方，包括到极北的养鹿地或帕米尔山间的村子。苏联人相信，斯大林本人给予过这样的帮助。而当斯大林本人需要有人关注他的健康时，他周围的苏联人，虽然经常表示热爱他并准备完成他交代的任何任务，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不知所措和少有的冷漠。为了害死一个不健康的并且不年轻的中风的人，不需要向他脸上泼醚和打毒针的“身份不明的女人”。即使斯大林中风是自然原因引起的，要使他结束生命，长时间不给他医疗救助也足够了。

　　3月2日来到别墅的鲁科姆斯基教授很快就作出了诊断，而且是正确无误的：脑溢血中风。只不过在发现后至少迟了半个昼夜(也许，中风后已过了一昼夜)，现在，据雷宾说：“送来了氧气枕，打樟脑针，贴医蛭。大概还提议采取什么更有效的措施，因为贝利亚产生了恐惧：‘你们能保证斯大林同志的生命吗？能保证吗？’”据赫鲁晓夫说：“医生说，得了这样的病几乎没有人能重返工作的。人还能活着，但要说还能工作，很少可信：这样的病往往拖不了很久，将以悲剧而告终。” 

　　 3月2日早晨打电话给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并把她送来别墅。“当我们开进大门时，”她回忆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让我们的车停在屋旁的小路上，我想，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出车，他们搀着我。两人泪流满面……父亲躺着的大厅里聚着一群人。第一次见到这名病人的陌生的医生……在周围忙个不停。医蛭贴在后脑勺和脖子上，取下心电图，给肺作透视，护士不断地打着什么针，有一个医生不停地在记事本上记录病情。一切都照该做的进行着……医生确诊，父亲没有知觉。中风很严重，失去说话能力，右半身瘫痪。他几次睁开眼睛——目光模糊，谁知道他是否认得出人。我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他望着我——他未必看见我。我吻了他的脸，吻了他的手——除此之外我已不能为他再做点什么了。” 

　　同时，如雷宾回忆的那样，也把瓦西里•斯大林叫了来。他来时醉醺醺的，“一进门就嚷了起来：‘坏蛋，害死了父亲！’有几个政府成员对他发起火来。而伏罗希洛夫开始劝导他：‘瓦西里，安静些。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来救治斯大林同志的生命。’”(据С.格里巴诺夫说：“3月6日根据第59条‘е’点，斯大林将军就从苏联军队干部中被免去职务，退居预备役，无权穿军装。”) 

　　同时在病人斯大林床边安排了六位国家领导人昼夜值班。两人一班：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据赫鲁晓夫说：“我们看到，斯大林无知觉地躺着，他意识不到自己处于什么状态。开始用小勺子喂他吃，给他吃清汤和甜茶……白天(不记得，究竟是他病了的哪一天)斯大林恢复了知觉。这是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来的。但他不能说话，只是抬起左手，不知是指着天花板还是墙壁。他唇间出现某种类似微笑的神情。后来他开始握我们的手。我递给他手，他用左手握着，右手不能动弹。他用握手表达自己的情感。于是我说，知道吗，为什么他用手指给我们看墙上挂着的从《星火》杂志上剪下来的画？那是某位画家的画的复制品。画中一个小姑娘用奶瓶给羊羔喂奶。而我们用小勺子喂斯大林同志喝汤水，他用手指向我们又指着画，并微笑着，意思显然是，你们瞧，我这种状态就像这只羊羔。” 

　　 3月2日国内还不知道斯大林生病的消息，只是到了3月3日白天，无线电里才播送《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疾病的政府通报》。通报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通告：我党和我国人民遭到了不幸——斯大林同志患了重病。”显然，并非出于特别的需要，而只是按对真正的事实保密的习惯，通告肯定地说，斯大林发生脑溢血“是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里……在3月2日凌晨”。实际上中风发生在3月1日，在当时还未划入莫斯科的昆采沃的斯大林别墅里。医学的事实也是真实的。通告说，斯大林右手瘫痪，双腿失去知觉，失去语言能力，心脏和呼吸活动出现严重障碍。通告列举了给斯大林治疗的医生，并说“对斯大林的治疗是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  

通告接着表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和全党全体人民一样，意识到斯大林同志患有重病多少将造成长期不能参加领导工作这一事实的全部意义。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在领导党和国家中将认真考虑到斯大林同志临时离开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后的全部情况。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深信，我们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将会表现出伟大的团结一致、坚定的精神和警惕性，加倍努力建设我国的共产主义，更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周围。”　

　　在这些日子里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全国人民焦虑不安地议论着无线电广播播出的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斯大林健康状况的内容。人们反复列举所用的药物和一则简报中提到的不熟悉的词组“切因—斯托克索沃呼吸”。同时国家领导努力保持平常的生活节奏和作风。3月5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党和人民的伟大统一》及3月3日《政府通报》中的引文。文章最后的话是：“苏联人民在实现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宏伟任务时，在久经考验的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和坚定不移地向斯大林同志为我们指出的目标——我国共产主义的胜利——迈进！”“团结一致”是3月5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和其他中央报刊社论的主题。 

　　 3月5日晚上无线电广播关于3月5日16时的斯大林健康状况的通报，开始就说：“3月5日凌晨和前半日И.В.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恶化了。”通报说：“目前治疗主要是与呼吸和血液循环障碍，特别是冠状动脉的血液循环障碍作斗争。”С.阿利卢耶娃在说明此时父亲的状况时写道：“脑溢血渐渐扩散到整个中枢，即使中枢健康和强壮，它也会慢慢地延及呼吸中枢，人就因窒息而渐渐走向死亡。呼吸越来越急促了。最后十二个小时已经很明白，缺氧严重了。他的脸开始发黑变样，渐渐地他的五官变得认不出来了，嘴唇变黑了。” 

　　据雷宾说，“3月5日脉搏减弱。贝利亚走到他跟前，请求说：‘斯大林同志，有什么话请说吧。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伏罗希洛夫拽着他袖子说：‘让服务人员到跟前来吧，他能更好地认出他。’在警卫员挤进政府要员紧围的圆圈，有人给斯大林注射了有强烈作用的针剂。斯大林的身体颤了一下，瞳孔扩散了。过了五分钟死亡降临了。原来这种针剂或能唤醒病人或彻底让病人死亡，只有亲人同意后才能使用。但是没有征询过斯韦特兰娜和瓦西里的意见。一切都是贝利亚决定的”。 

　　斯韦特兰娜详细地描述了斯大林濒死的最后时刻：“最后一两个小时人简直就是慢慢憋死的。濒死的状态是可怕的。他当着大家的面窒息了。在某一瞬间——我不知道实际上是否是这样，但我是这么觉得的——显然是最后一刻，他突然睁开眼睛，朝所有站在周围的人扫视一遍。这是一种可怕的目光，不知是因为精神错乱，还是因为愤怒，充满了临死前对俯向他的不认识的医生的恐惧。这目光在某一刻环视了所有的人。这时——这让人不明白和觉得可怕，我至今仍不明白，但却无法忘记——这时他突然向上举起左手(这只手能动)，不知是指向上面什么地方，还是吓唬我们大家。这手势令人难以理解，但却是威吓性的，不知道是对谁和对什么事……接下来的瞬间灵魂做了最后的努力之后就离开了躯体。” 

　　赫鲁晓夫刚开始不在场，只是见证了他的去世。他写道，在斯大林床边长时间值班后，他回到家里，服了安眠药后就躺下睡觉。这时马林科夫打电话来：“请马上过来。斯大林情况恶化，请马上就来。”赫鲁晓夫立即叫来汽车，斯大林的情况很不好。其他人也都来了。大家看着斯大林正在死去。医生们对他们说，开始进入临死状态。他停止了呼吸。给他做人工呼吸。出现一个魁梧的男人，开始挤压他，做着各种手法，要使他恢复呼吸。说真的，赫鲁晓夫很怜惜斯大林，那个人那样折磨他。于是他说：“听着，请放弃做这事吧。人已经死了。您想做什么？无法让他活过来。”斯大林死了，这么把他乱折腾，看了让人心疼。不需要的各种手法停止做了。 

　　С.阿利卢耶娃写道：“灵魂飞走了。身体安宁了，脸色变白了，恢复了熟悉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它变得安然，平和和漂亮了。大家站着，僵了似的，一片静默，有好几分钟——我不知道多少分钟——好像很长久。”约瑟夫•朱加什维利1878年12月18日在格鲁吉亚奇里城的一座小屋里开始的尘世之路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