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建平：日本经济病症的观察与启示4

梅建平：对僵尸企业输血致日本银行效率降低

那么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就是说由于这个所谓的财团体制，这个体制里面，这个银行对企业，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很长期的互相帮助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些已经没有效益的企业，原来应该关掉的企业，但是很多的银行由于传统的这种关系，还对这些企业继续进行输血，因此就出现了所谓的很多的这些僵尸企业。那么这些僵尸企业僵而不死，实际上已经没有经济效益，它占用了很多的社会资源。那么这样一来，它实际上自己很稀缺的这些资源，它原来可以用来比如说做研究，它可以用来做所谓的Rearchanddevelopment，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新的市场的开拓。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面，它可能就面临着它自己本身的资源就不够，这样的一种困境。

那么另外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银行对这些僵尸企业进行大量输血以后，形成很多的坏账。那么这些坏账，你必须把它撇清，银行本身才能达到所谓的，新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那么才能够健康的对那些好的企业进行贷款。但是由于他们的这些坏账一直不能冲掉，然后政府对他们又提供种种的支持，政府也有点担心这些银行的垮台会对整个经济产生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因此也是对银行的不良资产的处置，也迟迟下不了狠心，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银行体系，效率也比较低下。

那么日本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间，由于它长期采取比较低利率的政策来扶持企业，那么企业实际上对这些低利率的贷款，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依赖。因为当一个企业做一个经营决策的时候，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的资金成本和我的收益率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我的资金成本比较高，也就说我的利息比较高，因此它必须做一些效益很高的项目，它才可能赚钱，它才有可能有弥补，因此它相对来说投资比较谨慎。当你利率很低的时候，实际上资本市场的这个价格信号是扭曲的，因此企业会被误导做一些过多的投资，这些过多的投资反过来又形成一些坏账。

这个低利率还有一个负面的因素，就是使得日本的资本市场相当的不发达。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说进入80年代、90年代以后，国际上有很多的兼并和重组，使得很多企业的经营效益提高。但是日本由于它的低利率，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因此日本企业的兼并和重组相对来说就比较少，这个比较弱。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就是由于缺乏破产，和这种自我淘汰的这样的机制。我前一段时间做研究看到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就是日本从1987年到1997年，差不多10年时间，日本的东京主板市场上，那么多的企业上市公司，居然当日本经历，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经济从高速成长到平缓成长，到基本上一蹶不振，到现在往下，居然很少企业破产。

梅建平：日本企业依赖低利率 抗风险能力差

那么日本的投资者，日本的老百姓，由于长期的低利率，他们被逼处于怎么样的一种境地呢？就是他们发现自己的储蓄，自己的投资收益很低，由于你投资的收益很低，你实际上就是说没有能力来进行消费。因此他就变得很小心谨慎，他有钱他就存起来，相对来说这个储蓄率就比较高。

因此进入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就是利率低，使得你必须得多存钱，多存钱的话，银行体系里面整个资金比较充裕的话，又使得利率又更低，而且由于它资本市场不发达，特别是国际化它做得比较差。当日本的股市、房市，很不景气的时候，如果日本的老百姓那个时候能够略微国际化一点，比如说一部分的收益，他们可以比如说买一些美国的房地产，甚至是比如说投资中国的一些股票，照理说可能收益就会好一点，也就是他可以分散风险。前一段时间美国的学术界做过一些研究，就发现日本的老百姓实际上85%的钱是存在日本的银行里面，而且利息非常低。那么这样一来，它实际上抗风险的能力就很差。

那么这里面的话我想日本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企业，当它本身成为航空母舰以后，它实际上的出口导向已经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开始对日本的出口导向政策形成制约以后，日本它不得不被迫把它的一些产业转移到国外。

比如说现在日本的很多的汽车，日本的有一些相当的一部分产品实际上是在国外生产的。比如说它大量的汽车实际上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为了就是说我在美国市场,在本地创造就业，然后变成一个美国的产品，这样使得美国的消费者比较容易接受。

梅建平：日企文化兼容性差 致其国外投资受限

但是在日本的国际化过程中间，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文化兼容性比较差。因此这些企业的那些第一把手都还是日本派去的员工，那么这样一来和本土的融合就比较差一点，因此使得日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受到一定的限制。

我们可以把一个美国的企业来比较，比如说花旗银行，花旗银行的话，当然大家可以想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间，它本土的收益，本土的这个资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花旗银行它在全世界，实际上有60%的盈利是差不多来自于国外，它有百分之五、六十的资产是在国外，然后在国外它也雇用本地的人来做总经理。因此这些资产的收益率，它的资产的效益要比日本好很多。而且由于它有相当一部分资产在中国，因此这次金融危机它中国这一部分资产就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反而甚至有升值，因此就出现这样的一种风险对冲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日本的话，由于那些日本的企业它绝大部分资产都是在日本本土，因此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和一蹶不振，它这一部分资产的价值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它如果要振兴，它实际上也是缺乏底气。

那么我想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我刚才所讲的就是，中国的崛起、欧美企业的竞争力的增强，然后这个行业的变化很大，技术的创新速度加快，使得实际上日本政府对经济前景的看法实际上变得很不明朗。因为当一个经济相对说比较简单的时候，你可以政府主导，政府可以来说，比如说做ABC这三件事情，把它做好就行了。但是现在发现整个的经济变得很复杂，因此政府由于缺少这些专业人才，它制定的产业政策就和市场的发展有比较大的脱节。那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为什么就是说政府的主导，以前是日本的一个优势，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变成日本的一个劣势

总结一下就是，实际上就是日本经济我认为为什么会一蹶不振？会经历20年这样的调整，还没有调整过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杜冷丁这样的一种刺激作用下面，实际上日本经济它本身市场经济所应该有的创造性的破坏，也就是它的自我的淘汰、自我的更新、自我发展的这样一种优势，它实际上已经绝大部分地丧失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面，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它实际上还是没有解决日本经济的最根本的问题。

日本经济困局的背后，如何解读它的文化因素？刺激内需的方式，老龄化的应对，房地产市场的教训，中国与日本，相通与不同如何观察又有什么启示？

王鲁湘：日美经济差异实际上是文化的差异

王鲁湘：非常感谢梅教授精彩的演讲。我在听的过程中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的哲学思维的问题。您看到熊彼德提的一个概念，叫做创造性的破坏。那么我们知道创造性的破坏其实是整个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历史、西方工业的发展其实不断地处在一个创造性的破坏中间，然后在破坏中在毁灭中间不断地重生。这个过程它是一个不断接续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这样一种哲学，对于一个东方人尤其对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来说，它不能接受。

梅建平：实际上我最近也一直在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这个市场经济它所产生的这个淘汰机制的话，实际上对一个社会来说，特别是对个人来说，实际上常常是非常痛苦，代价很高的。因为你想想你原来有一个工作，从事这项工作，比如说你是做电视机的或者是做鞋子的或者做某一行业的，你实际上花了终身的时间来研究这个行业，但突然之间，你以前积累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人力资本一下子都无价值了。

王鲁湘：整个行业被淘汰。

梅建平：整个行业都没有了，但是就是说从欧美的发展，从资本主义这个发展过程中间，它发现有时候常常就是说，整个这个行业变得没有竞争性。那么这一种的话呢，可能是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的。

王鲁湘：对。

梅建平：因为你没有这个淘汰这个转型的话呢，实际上你新的技术就不能运用。但这种淘汰在东方的这样一种哲学里面，相对来说比较痛苦。

王鲁湘：所以说到底其实这个日本的经济和欧美的经济，特别和美国的经济来对比的话，你发现它的差异是经济背后的文化的差异是吧。

梅建平：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