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保险世界上最昂贵 雇主缴费应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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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功成:中国养老保险世界上最昂贵 雇主缴费应下调

2010年11月11日 09:17新京报 】 【打印共有评论12

他,自1985年以来一直从事社会保障与灾害保险、劳动就业等领域的研究;他,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他,是中国社会保障与民生领域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是郑功成。

社保已非雪中送炭

新京报:10月28日刚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记得你曾经预计这部法律在2009年底可能通过,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法律制定如此艰难?

郑功成:《社会保险法》的通过,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亮点。

这部法律通过得慢,原因主要是社会各界期望不同。有些人希望快一些,先解决基本问题,有些人则希望慢一点,尽可能要完美一些,这就需要过程。

此外,部门与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对立法中的有关问题的分歧,也是客观存在的。

新京报:你有观点被采纳了?

郑功成:我建议删除养老保险基金一条中“实行省级统筹”六字,直接衔接“逐步实现全国统筹”,被采纳了。这意味着,全国统筹才是明确的法定目标。

新京报:“十一五”期间我国的社保水平有大幅提升,现阶段该如何认识社保的作用?

郑功成:社保的作用,我认为已经不是雪中送炭的作用。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财力持续大幅度增强的背景下,特别应当重新认识它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大调节作用。

新京报:为什么要重新认识?

郑功成:各国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有一规律性的现象:经济发展初期或处于低收入阶段时,社会保障扮演的,通常是维护社会安定和补救国民生计的工具;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保障则肩负越来越重要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社会保障要承担调节收入分配并促使财富得到合理分配的功能。

这是这一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也不应当例外。

2010年11月11日 09:17新京报 】 【打印共有评论12

 

分配改革“中西医结合”

新京报: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在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中,起到合理调节作用了吗?

郑功成:尚未充分发挥。

新京报:为什么?

郑功成: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人口有限、保障水平偏低,所运用的资源就很有限,对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调节作用也就有限。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相当于GDP的6%左右,发达国家大多在20%甚至30%以上的比重,差距很大。

新京报:你多次强调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你强调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改革,要齐头并进。不过更强调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二次分配改革。

郑功成:我一直说多管齐下。这是因为财富分配失衡的格局,非一日之寒,也非单一因素导致的结果。

我赞同初次分配是重点。因为初次分配不公,必然延伸到再分配、三次分配。不过我还是强调,再分配的改革,要优先。

初次分配涉及的格局更加复杂,涉及政府、劳资双方利益。若初次分配急剧调整,会造成利益格局快速改变,有可能对资本形成较大冲击。一旦资本短期内出现大规模外流,或投资积极性受到打击,它反过来又会伤害劳动者的利益。

因此,我主张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增加,应是采取稳定渐进的步伐。按照我的说法,就是要采取中医式疗法,叫抽丝去病。

新京报:再分配改革优先的可行性在哪里?

郑功成:再分配主要是涉及公共资源和政府与国民的关系,我认为关系要简单得多。现在国家的财力在持续增强,意味着公共资源有着巨大的调整空间。

况且,在现在的财政支出中,有一些支出是应当减少甚至杜绝的,如一些形象工程、过度公款消费等。因此,我主张再分配改革可以采取外科手术,叫西医疗法,可以有大动作,也可以加快调整步伐。

最昂贵保险费应下调

新京报:现在有种呼声,认为我国的养老保险缴费费率过高,应该下调,你怎么看?

郑功成:完全有必要。现在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单位的缴费是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是8%,两者相加高达28%.在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养老保险制度了。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120多年了,其人口老龄化程度比我国还高得多,它现在缴费比例,也还没超过20%.

新京报:如果下调,雇主和劳动者中间,下调谁的比较合理?

郑功成:在其他国家,绝大多数是雇主(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缴一半。我国是雇主(用人单位)缴费是劳动者两倍多,因此他们应当下调,可能劳动者缴费还要增加。

当然,前提是必须要提高劳动报酬。调整后总的缴费费率应下降。

新京报:缴费费率下调,会不会带来收支亏空?

郑功成:我对此比较乐观。第一,从全国养老保险总的数据来看,是收大于出的。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地区分割,有的地方亏空,有的地方却有结余。如果把它上升为全国统筹,养老保险收支就是收大于支。因此,地区分割的现状必须要改变,这不仅是制度的公平性要求,也是这一制度财务稳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第二,我们现在的制度实际上是选择性的,许多年轻人并未进来。在未来,伴随工业化的日益成熟,城市化进程也必定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人会进入这个制度里面。所以说随着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养老基金收入会越来越多,支出的份额相对来说就下降,降低费率也就有更大的空间了。

新京报:但现在确实面临着支付压力,怎么办?

郑功成: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现在为什么有支付压力?主要是计划经济时代几十年的中老年职工社保有欠债,当时没交社保基金积累,但他们也应当领取养老金,而这种养老金现在来源于用雇主(用人单位)和参保劳动者的缴费。

我认为,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历史责任,从理论讲不应该完全由现在的参保人缴费偿还,更合理的做法,应该通过财政补给来化解。

如果剥离了历史负担,养老保险制度的负担显然会大大减轻。

养老基金可投资项目

新京报:就养老保险制度而言,你最担心什么?

郑功成:基金贬值的风险。

新京报:对于防范基金贬值,你有什么建议?

郑功成:我建议缩小个人账户。

同时,应当尽快探索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只有投资才能有收益,实现保值增值。在发达国家,都是通过投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但在我们国家,我还有不同的看法。

新京报:什么看法?

郑功成:在我国,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还存在着较大的风险。

我更倾向于,将养老保险基金用于实体项目投资,能够跟国家基础建设结合在一起。

中国经济尽管已增长了三十多年,但现在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还会依然处在高速成长期。

既然那么多外国资本、民间资本都能通过实体投资大把赚钱,我们的社保基金,为什么不能直接投资项目呢?

新京报:大家都去投资项目,不会乱吗?

郑功成:你说得很对,如果在地区分割、统筹层次低的条件下放开投资,肯定要出大问题的,这方面有过深刻教训。

但如果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全国统筹,由专业的机构来管理基金,那它的投资,也会是专业的,其安全性就会有比较强的保证。

新京报:可不可以说,你不认可基金投向资本市场或证券市场?

郑功成:不排除利用股市和证券市场。这在未来,肯定是基金投资的主要去向。

但现阶段我更倾向于用来搞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比如南水北调。既有安全性,又有长期收益。

为什么一方面要向国外借钱付利息,另一方面我们的养老保险基金只能存银行?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基金积累规模越来越大,我对此的忧虑也在加大。

“近期目标两免除一解除”

如果社会保障按三步走计划发展,到2012年,将实现“两免除一解除”:全体人民免除生存危机、疾病忧患,从制度上解除养老后顾之忧。

Q:你如何看我国社保改革的近景和远景,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A:我从2007年起就一直在主持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在汇集大家智慧的核心报告中,于2008年提出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就是,到2012年实现“两免除一解除”,即让全体人民免除生存危机、疾病忧患和从制度上解除养老后顾之忧。

Q:远期目标是?

A:到2020年,实现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定型、稳定发展,全面满足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需求。到本世纪中叶,社会保障由基本保障向生活质量型转化,成为合理分配财富的基本制度保障。

Q:如何能够达到这些目标?

A:从现在起到2012年,应大幅提高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提高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与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水平。

Q:如何保证支出顺这个方向走呢?

A:应当确立具有约束力的基本预期目标。我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将合理分配财富,摆到与鼓励创造财富并重的位置。增列具有约束力的收入分配指标。此外,也要改变对干部的考核指标体系,淡化GDP指标,增加基尼系数、失业率、居民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水平等指标,以矫正单纯关注经济增长的“GDP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