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为什么不送贵重礼品

  我手头上写的长篇小说《移民》，里面有个日本人叫渡边的，是白领，是我在日本期间再熟悉不过的典型的日本人。其实在当时，我就在随身带的笔记本里给他画了速写，其中心词就是“精致”。
    精致，并不只是“小”，把日本人趣味理解成“小”是片面的。与其说日本人喜欢“小”，勿宁说日本人讲的是“精”，精到极致，不达完美绝不罢休，也就是“洁癖”。
    中国人喜欢嘲笑日本人，谓之“小日本”，得意于自己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日本虽然地不大，但能够极其有效而且科学地利用；本土的物产不多，但却物质极度富足，而且全是优质的，不像中国那样，几乎没有一个食品让人放心。即使是军队，他们只有自卫队，但从武器到人员素质，都是极精良的，不像我们，地震了，去救援，军用直升机居然要在平地上才能降落，如果中日开战，难不成日本必须提供给你停机场？至于人，众所周知，日本人是世界上国民素质最高的国家之一，不像中国，要么是文盲，要么是流氓，要么是屁民，所谓众多的，不过是一群牲畜、爬虫。日本的精致，是着重于实质上的，不像中国人那样重排场，说是大而化之，其实是粗疏。
    我说日本人重实质，一定会有许多人出来反对。比如我前面提到的平江不肖生。在他的《留东外史》中，恰就写到了相反的例子。他引用中国武林高手郭子兰对日本剑道的批评：“日本射法流仪太多，闹不清楚，其实没有什么道理，拈弓搭箭，手法微有些不同，又是一个流派。”另一个叫黄文汉的，说得更刻骨一些：“大凡一样技艺，习得一多，就不因不由地分出流派来，其实不过形式罢了，精神上哪有什么区别？都是些见识少的人，故意标新取异地立门户。”哪里是重实质？分明是地道的形式主义嘛！
    不仅中国人，西方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法国人罗兰·巴特在他的《符号帝国》中，就用“套盒”来比喻日本文化特征。日本文化的本质就像日本传统工艺品——漆器套盒，从大到小，一个盒子套进另一个盒子，尽管里面空洞无物，但是盒子却很精美。他称说，这是“一种极端的艺术创作”，也就是包装的艺术。他说：“人们精心地运用那种制作技巧，运用卡纸板、木头、纸张、丝带的相互作用，一丝不苟地在上面画出几何图形，……由于制作非常完美，这种外皮往往重复制作，你可以没完没了地拆开包装。这种外皮推迟了人们对里面物品的发现，里面的东西通常是无关紧要的，这恰恰是日本包装的一个特点，即里面的东西微不足道，它与外皮的那种豪华不成比例；一块糖，一块小豆糕，一件普普通通的纪念品，像一件珍宝那样显赫耀眼地包装在里面。这样一来，礼品似乎就是那个盒子，而不是里面装着的物品。”
    和日本人打过交道的人，很多都有类似的经历：接受日本人的礼品，看着掂着挺有份量，打开，是一层包装；打开包装，又是一层包装；再打开包装，仍是一层包装；最后终于看到礼品了，却是一把小扇子，或者一双筷子，或者一条手绢。确实是包装重于礼品，形式大于内容，正如罗兰·巴特说的，礼品是盒子。但是且慢，那扇子或筷子也并非不精美，也包括罗兰·巴特所说的糕点，日本的产品没有不精美的。罗兰·巴特所以感觉普通，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原先的期待太高了，他觉得既然是礼物，就应该稍微贵重一些。但是日本人是不送贵重礼物的，不关日本人小气，也不关巴特贪心，如果要归咎，只能归咎于巴特所说的文化了。
    顺便说一下，罗兰·巴特所说的漆器套盒，并非是日本专有，中国也有，而且日本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西方人不知道，就好像他们一想到东方绘画，就想到浮士绘一样。我的家乡就有很多脱胎漆器，当年去日本，也带了几个去，送日本人，结果到了日本，不好意思拿出来了。同样的东西，人家做得精美得多。这就是日本人的产品。罗兰·巴特所见到的，也应该是这样的产品吧，即使只是作为包装。一个包装盒能够做得如此精美的民族，内里的礼品，能做得不精致吗？
    但是仍然有人不认可，那就是我所写的渡边先生。作为日本人，他最有发言权。他深陷在这种的精致之中，那是铺天盖地的网，那是沁入毛孔的风。是的，它是内容，也因此更令他欲罢不能。它成了深入骨髓的法则，不能越雷池半步。“水太清则无鱼”，我们可以想象，渡边在这种环境中如何奄奄一息。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包装的，他简直生活在套子里。生活用品都有它们的套子，西装放进橱子里，有防尘套；随身听录音机也有套；手表有表套；书有书套；名片、梳子、伞、镜子、月票、电话卡、银行卡都有套子；甚至给你发票，也用个塑料薄膜套着。
    不仅如此，还有无形的套——他是课长，要进课长的套；他干商卖，要进商的套；他是男人，要进男人的套；他是丈夫、父亲，要进丈夫、父亲的套。他一身西服套装，头发一丝不乱，好像戴着头套。举手投足，彬彬有礼，走路板着身体，办事小心翼翼，说起话来要合礼仪。他一年到头提着手提包，提包里面也各种各样的套子：放笔的，放纸张的，放书类的。午饭也是装在套盒里的，吃完了还是这个套盒，没有吐出一点残渣，把盒子盖上，拿走，跟拿来时一模一样。他所见到的也是套着面具一样的脸，上下级的、客户的、服务人员的，那些脸本质里是冷的，活像能剧的能面具。就连老婆也用假声跟他说话。她自从意识到自己是成年人之后，就用假声说话……
    于是他在上班之余，喜欢跑去酒吧。他晚上都是在酒吧泡掉的，在那里，他可以换一个人，可以把领带狠揪，放得宽宽的。她会对发票塑料薄膜发脾气。他会把塑料袋吹大后，拧紧口子，再一巴掌把它打破，让它发出爆破的声音。他让脚从擦得锃亮的皮鞋里抽出来，用脚指尖挑着鞋子一翘一翘地晃荡。有时他干脆把它脱下来，提议酒吧女们也把鞋子脱了，搅在一块，然后他们的脚在桌子底下捉迷藏。他故意用脚趾去钳女人的脚，弄得女人尖声叫起来，他却装作莫名其妙，瞧着别人。喝醉了酒，他可以在大街上拉开裤裆，对着汽车撒尿，觉得特别快意。他喝醉了，喝醉了就有特权。有时候他也带女人去旅馆。他最不能忍受的是还要用避孕套。简直是穿雨衣洗澡！他对美国人的这个比喻特别感同身受。女人会帮你把套套套上去，有的还会好言好语地哄你。他觉得自己乖乖让对方套的样子，更像一个犯人老老实实被警察套上枷锁。他每每伺机把它悄悄抽掉。“用这套套，不如不做！”他说，“我讨厌艾滋病，但是我更讨厌避孕套！”
    “日本人个头越来越大，东西却越用越小！”他常说，“整个日本列岛都可以装在口袋里！”他从衣袋里掏出电子通帐，里面有日本各都、道、府、县的资料。何止，还有全世界的资料。他突然把手一松，电子通帐滑落在地：“地球爆炸啦！”
    但是地球并没有爆炸，日本是个井然有序的国家。他的突围，只能是虚拟的。他被控制在这种法则中。疯狂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得照样去接受那种法则，尽管内心大不以为然。
    于是我们看到，形式又确实大于内容了。虽然渡边们都不认可这种束缚，但是他们又都遵守了，并且遵守得很好。于是我们看到整个日本社会对规则的绝对顺从，不这样，就被罢黜于日本社会。当形式大到能够吞噬内容了，其景象是多么的可怕。于是我们看到，即使有异端，也很快式微了，被阉割了，被同化了，被清洁化了。即使有人坚守着内心的独立，但又能坚守几何？心是会游移的，心靠不住，这点上，当代企图守住“底线”，“底线”却在步步调低的中国人，一定深有同感。哪怕是信仰，也是集体共同意识的产物，如果被共识为“异端”，没几个内心不打鼓、能够坦然的。而法则是明确的，也是容易把握的。只要符合一定的指标，甚至只是合格的程序，就可以被认可，就可以心安理得，哪怕是杀人放火，但只要语言干净，就可以被文明化。哪怕是强奸敌国妇女，只要有崇高的理由，就可以坦然行之（我的《移民》里就写到了这么一场日本军人对被占中国的妇女的轮奸，列队，排到了，向长官立正、敬礼，然后钻进帐蓬，脱裤子。完事后，出来，再敬礼，俨然是执行了庄严了任务）。只要厘清“从西方人手里夺回亚洲”的逻辑，就可以越界侵占他国。
    哪怕是被确认为犯罪了，也可以通过仪式来洗罪。其实，日本人除“晨浴”外，还有一种洗罪的仪式，那就是沐浴戒斋，然后去神社举行禳祓仪式。经过这种仪式，犯了罪的人就清白了。对日本人来说，犯了罪，只要经过一次或多次的“晨浴”，就可以清白了。
    于是，无所谓清白，无所谓罪恶，所谓日本人的“洁”，某种意义上只是“空洞”。空洞是极其可怕的东西，不问内容，只知形式，任何内容都可以装进这个形式里，包括暴力。
    其实，清洁本身就是滋长法西斯的温床。希特勒当年就是以清洁的名义施行屠杀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也是一种“洁癖”吗？一切以清洁的名义，这是多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理由啊！清洁，有多少罪恶假你之名！在追求清洁之下，潜藏着多少暴力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