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滦奇迹”是一个时代盖不住的光芒

• 发表于：2010-11-05 19:29:26
• 作者:hanyiluozhu发短信加好友更多作品博客

    十月十三日，是智利人该庆幸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智利圣何塞铜矿场受困的三十三名矿工在七百多米的矿下度过噩梦般的六十九天之后，终于全部获救升井，在举国关注的目光之下返回地面。当然，这还是一个值得他们举国骄傲的日子，因为他们的成功施救，再一次刷新了解救被困矿工的历史，打破了之前被困50天成功解救的记录。

    十月十六日，应该是中国人举国哀掉的日子，因为一阵瓦斯爆炸之后，三十七名河南平禹煤矿的矿工从此与家人阴阳两隔。不过，已经习惯了“重大人祸天灾化”的天朝国民，早已经麻木了。相信除了家属之外，这些灾情不但摧不来外人的眼泪，甚至吸引不了外人关注的目光，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常见了。

    这是一个事故不断很正常，没有事故才不正常的国度。在这个神奇的国度里，矿工的生命甚至没有一顶安全帽的价值高。谁说GDP数据是虚无缥缈的？至少我们看见了它的颜色——鲜血的颜色。GDP这片轻纱，在一遍一遍地染上血泪之后，又被某些精英写上“必胜”字样一圈儿扎在胜利者的额头上。

    前几天晚上，因为漏看了一集电视剧，便在优酷上搜了一把，结果同时带出了一段记录片。男主持磁性而略带沧桑的声音播出来的一段简洁而又悬念迭起的片头介绍一下子将我吸引住了：

    “1976年7月28日3点42分53.8秒是被中国历史永远记住的时刻。在唐山地下深12公里的地方，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的能量，在瞬间释放。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可想而知。但是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里氏7.8级大地震发生时，有一万多人却在距离震源最近的大地深处。他们就是一万多开滦矿工！此时面对着残垣断壁，一片废墟，这上万人的生死大营救将如何进行?”

    带着片头语最后这个疑问，我开始观看到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的这个名为《唐山：23秒后的生死大营救》纪录片的视频。

    尽管我从来就不屑于主流媒体对那个时代口诛笔伐极尽污篾——尽管那个时代的中国不是天堂但也绝非他们所说的地狱。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我被这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代震撼了，也被主流媒体这次非主流的解密深深地震撼了。

    档案揭开，悬念得解。大地震发生时的开滦煤矿有六个矿井，共有一万多人在井下作业，包括矿工与机关干部。档案显示，唐山矿井下一千六百多人全部获救，无人伤亡；吕家坨矿井下一千零六人，全部获救，无人伤亡；范各庄矿井下一千二百多人，全部获救，无人伤亡；赵各庄矿井下三等多人，除了两人遇难外，其余全部获救；马家沟矿有四人遇难，其余获救；唐家庄矿有一人遇难，其余获救。这些矿井，最深的地方距离地面八百八十二米。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地震发生后的十五天，重新下井寻找生命的罗履常再次救下了从井下爬上来的陈树海等五人。至此，整个唐山大地震中开滦煤矿一万多名工人，只有七人遇难，其余全部生还。

    是什么保证了这些距离地震最近的矿工们的生命？纪录片告诉我们，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硬环境的可靠性，一是软环境的科学性。资料显示，为了保证矿工安全，开滦煤矿在地震之前已经完成了投入七百万元的巨额资金来建设煤矿，这些巨额资金全都用到了安全生产的刀刃上。而在软环境这一块，当时实施的是鞍钢宪法，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而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这个原则，档案显示，在一万多人员当中，其中有三四百人是干部，更有不少的机关干部。在地震发生之际，井下的领导干部当机立断，马上成立临时党支部，做好思想工作，鼓励矿工们：“要看到光明，增强勇气，在撤离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纪律，团结互助，服从指挥！”临时党支部要求各矿井的矿工们按照妇女员工、新工人、老工人排列顺序，先工人、后党员，先群众、后干部，领导干部最后撒的顺序，沿着有走向风井口标记的巷道撤离。

    无独有偶，智利矿遇解救过程当中，他们解救的优先顺序跟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中的排序居然是惊人的一致。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的最真实呈现，这种最接近人类数千年理想的社会生态后来被别有用心者刻意歪曲，大泼污水；甚至给这个时代立下咒语贴上标签严密封存起来。这种生态随着那个时代被刻意妖魔化而逐渐分崩离析。到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八日克拉玛依那场火灾，某个干部举着话筒喊出“孩子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话时，这种干群关系的生态环境终于被彻底颠覆过来了。这句喊话，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群体、一个组织、甚至是一国民众冲破了固有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与文明底线。于是，在这句话之后，288名学生葬身于克拉玛依的火灾中。而且，惨绝人寰的是，从孩子们的尸体当中，可以看见被大人所穿的高跟鞋根踩穿的血洞。由此我们看见的是，干群关系的生态已经从“开滦奇迹”时代的高峰滑落到了克拉玛依时代的低谷。

    我常常思索，一个被贴上“经济崩溃”、“人斗人”、“大动乱”、“浩劫”标签时代的矿工怎么就比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时代的矿工活得更有尊严？为什么后者一次小小的瓦斯爆炸就可以夺走比前者大地震当中还多的矿工生命？为什么前一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可以将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将活的希望让给他人？而后一个时代却恰恰相反，甚至不惜踩着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们的身体苟且偷生？由此想问，那个一边享受着前几代人政治经济福荫，一边又口口声声讨伐前几代人造成了“经济濒临崩溃”的政客，不知道在夜深人静仰望星空之余会不会扪心自问：到底是前人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还是自己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到底是前人守护了更多的尊严，还是当下守护了更多的尊严？

    对一个时代的强暴评价，已经成为了对手套死这个组织自己的一条绳索；对一个时代的态度，已经成为了一个组织能否实现自我救赎的可能。如果还不实事求是地撕下那些强封上去的标签、洗尽自己泼上去的污水，对那一个时代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只怕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组织不但可能会对当年的历史失去话语权，而且很可能对当下与未来都要失去话语权了。

    两颗原子弹毁灭了战争狂徒日本，四百颗原子弹没有摧毁一个“浩劫”时代的煤矿。这个纪录片，犹如一根豁然划亮的火柴，烧毁了一个被严密打包的时代的纸皮以及附着在纸皮之上的标签。从此，这层薄薄的纸皮再也包不住那个时代的光亮。这一线光亮终究要照亮被蒙蔽者的眼睛。

    林肯说过一句话：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对于一个被刻意封上标签的时代而言，林肯的这句话尤其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