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素质教育必须对高考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 张路雄

    这些年来虽然年年在推进素质教育，但学生素质却在不断下降。请看如下事实：

    第一、身体素质不断下降：教育部2004年进行的全国学生健康状况第二次监测显示：与2002年相比，除反映速度素质的50米跑成绩略有提高外，其余各方面素质自2000年以来继续呈下降趋势；7-18岁的城乡男、女生肥胖比例全部明显上升；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小学生占三成，初中生占六成，高中生接近八成，大学生占八成 。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调查显示：学生睡眠时间减少，从初一到高二，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间从8．1小时下降到7．1小时，均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健康标准。体质下降――在睡眠不足的情况下，中学生患感冒的频率明显上升 。我国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已经极为令人担忧。

    第二、心理素质和思想素质也存在下降趋势。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调查还显示：身体素质的下降带来了心理素质的降低和思维能力的钝化。学生的学习动机（积极性），创造性思维能力随年龄的增长一路递减。与此同时，孩子们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差：积极情绪得分从平均3．70分下降到3.40分，消极情绪的平均分则从2．59分提高到2.93分。

    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的好行为在下降，坏行为的比重在增加。“好行为”以参与各种家务劳动的人数比例为代表。初一学生中，有53.1％的人能“在父亲或母亲生病时照顾他们”，而到了高二，自信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37.3％。坏行为以考试作弊行为为例，考试作弊行为的影响范围从初一时的69％增长到高二时的92％。还有校园暴力，影响范围从40％增长到63％ 。

    《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年3月份的相关报道中提到，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 。

    第三、有一个典型事例确实可以充分显示中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2006年2月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有两期邀请中美两国即将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参与。其中，美国的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美国总统奖的获得者，国内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等著名大学录取的优秀学生。

    两国学生在两个问题上的表现的确代表了两国教育制度的差别：一个对比是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外，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另一个对比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国学生的阐述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吟咏茶马古道，然后有人弹古筝，有人弹钢琴，有人吹箫，三个女生大合唱，一人一句，一会又是一个人深情地背诵，然后是大合唱。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只提出组织去非洲旅游，组织募捐，还去非洲建希望小学。

    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非洲目前的实际情况，从非洲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一些看起来很细小的实际问题入手，对每一个方面，做什么，准备怎么做，都提出计划，并且列出每项的预算。每个人分工明确，又融成一个整体，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 。

    这种集体的现场对比，确实反映了中国基础教育的严重问题 ：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社会，使学生们手高眼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学校理想道德教育的失败：中国学生的理想非常现实，就是追求财富和权力，其理想的实用性远远超过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学生。这种对比确实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

    从我国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实际表现看，中国的基础教育不改革已经不行了，实现素质教育的阻力必须从根本上破除。

    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阻力是什么？正如最早使用素质教育提法的李岚清所讲的“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那样，应付考试是我国基础教育的最主要问题。必须从改革考试制度入手才可以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

    《中国教育报》刊发了一项对全国30个省份246位地县教育局长的调查显示，高达78.33%的局长认为，推进素质教育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考试评价制度改革”，改革现行考试评价制度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最佳突破口”；有74.38%的局长认为，在现有考试评价体系下推进素质教育，理论上可行，但操作难度很大，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局长甚至认为根本行不通 。

    其实早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就提出了“改革高考制度是推进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并且对高考制度改革的原则和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应该说这些年我国的高考制度确实按文件的要求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增加高考的次数，一些城市已经实行春季考试；改革考试内容，命题由实行“3＋x”到由十几个省自主命题；给一些学校招生自主权，一些名校可有5%的自主招生权，2006复旦大学还试行了面试的办法。

    但从实践效果看，这些改革没有触动高考制度的核心问题，高考制度依然是整个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整个的基础教育还在按“应试教育”的模式运行。

    高考制度的选拔性质是高考制度的最主要弊病。选拔性考试就必然要通过加大出题难度以加强区分度，越是参考人数多，试题越要难，不然无法通过区分来完成选拔的目标。这是选拔性考试本身性质所决定的，不改变考试的性质就无法实现“对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选拔性考试不可能具有这种功能。

    放眼世界，在欧美国国家几乎没有实行选拔性高考制度的。亚洲的一些国家也正在从选拔性考试的传统中逐步改革。泰国已经宣布在2006年废除高考制度，遭到反对，可能推迟实行 。韩国经过多年的改革，现在高考制度基本上接近评价性考试，成绩不按百分列出，而是分为9个等级，高中综合成绩在大学录取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本的统一高考已经采用标准化考试，全部用选择型试题，阅卷由计算机进行，考试合格者可参加各公立大学自己的笔试和面试。日本的统一高考也不应再算做选拔性考试 。我国台湾自２００２年开始实施“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分为“甄别入学制”及“考试分发入学制”两大类。前一类只参加统一的“学科能力测验”，而后参加各校自己的考试，后一类要参加学科能力测验和传统联考两种考试 。

    综合分析亚洲几国高考制度改革的经验，可以看到，美国式的高校录取和考试方式是各国的基本改革方向，但都还处于过渡的过程中。从趋势看，改革的方向都是：把高考变为评价性考试，把录取权交给学校，学校的录取标准以高考成绩、平时学习成绩和社会活动记录综合考虑。

中国的素质教育如何实现？

   1、中国的高考制度改革必须重新设计。在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在讲到高考制度改革时都用了“选拔制度”的提法，在2004年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用了“选拔录取”的提法，口气有所缓和，但都没有提出将高考由选拔性考试改为评价性考试的问题。从其他国家经验看，将高考制度改为评价性考试代表着现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2、要把素质教育提升到“平等的个性化教育”的理念。基础教育的现代化必须要实现平等的个性化教育，即不是要所有的学生适应同一个教育目标，而是让教育目标适应所有的学生。素质教育，必须要通过实行平等的个性化教育才能实现。要让每个学生的特长都得到充分发展，这不但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多样化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平等和每个人的尊严，为了实践每个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马克思提出的理想社会的目标：“每个人的自有发展是一切人的自有发展的条件 ”。

    中国教育要实现的平等目标不只是每个人学习机会的平等，还要实现平等的个性化教育，使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和充分的发展。平等的个性化教育在经济发达国家已经实践了几十年，而在中国至今还未列入政府的政策目标。当我们把平等的个性化教育作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方向时，就自然会把高考制度由选拔性考试改为评价性考试。不然就只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学生，用考试把学生分为三六九等，使基础教育成为“应试教育”。所以，要改革中国的高考制度必须首先转变观念，要把素质教育提升到平等的个性化教育的理念，把平等的个性化教育作为中国教育教育的发展方向。不然素质教育再喊几十年也无法实现。

    3、要为高考制度改革创造好外部条件。一个条件是在高等学校内部建立起民主的管理体制。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下，把学校党政一把手由任命制改为选举制，上级党委保留否决权，副手可由上级党委直接任命，但正职要实行完全的选举制。这样就会使学校中的党员、职工有真正的选举权和监督权，使高校建立健全的民主管理体制。改革高考制度人们，最大的耽心是失去公平的评价机制，使腐败流行。而健全高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要废除全国统一、评聘分开的职称评定制度，把职称与技术职务合而为一，把评聘权全部交给单位。这样做可以减少学历主义的影响。

    第三、要修改劳动法，或者专门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不但要把年龄、相貌、身体条件列为歧视内容，而且要把学历标准也列入歧视内容。有了后面的这两条才可以减轻高考及高校招生的压力，从根本上动摇学历主义的影响。

    4、高考制度改革要循序渐进。高考制度改革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实行韩国的办法，高考制度改革和高校自主招生都是不完全的。韩国是2004年公布方案，2008才实行，因为要给学校实行新评价方法的时间，并为高校按新评价方法录取创造条件。第二步，待从小学到中学都对学生实行新的评价制度时，再把高考制度变为完全评价性考试，并实行高校自主录取的办法。但对中央直属院校必须规定在各省的录取指标。 

 （写于6月1-4日，此文已在《中国改革》杂志刊登）

困扰中国教育体制的六大问题：

形成原因和解决的思路

张路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就。但近些年以来，教育成为民众最不满意的领域之一。主要不满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问题和学生负担过重问题。这是涉及基础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问题，而且多年得不到解决。中国的基础教育是12年制，但初三和高三的课程很少，学生和教师的主要精力都在应付考试。在不少学校，12年制变成了10年制。这是基础教育畸形化表现之一。

2、学校乱收费问题。在小学、中学、大学都普遍存在。自1992年市场化改革速度加快后，教育乱收费就一直是社会上严重的不正之风之一。1995年教育乱收费就被中纪委列位当时三种严重社会不正之风的第二位。近几年，教育一直被民间评价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所有有孩子上学的家庭都深受其害。由于教育费用高，多年来，教育支出一直是居民在吃饭以外的第一位消费支出。

3、家庭困难者上不起学。不论是小学、中学、大学都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尤其是1996年高校收费并轨以后，小学、中学、大学的收费都在不断上涨，造成家庭贫困者上不起学。这是教育不公平问题的主要表现之一。

4、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其务工所在地就学存在种种困难，国家的义务教育法在这个领域得不到贯彻。政府虽然有政策，但落实较差。

5、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问题。重点学校是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的。在90年代以后，引发出普遍的“择校生”和“择校费”的不合理现象。在“名校办民校”的政策引导下，此现象越来越严重。这已经成为义务教育阶段教育不公平的一个重要表现。

6、地区、城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别极大。在各省内部的城乡之间差别还不算大，但全国最发达的城市与最落后的农村相比，初中和小学的人均教育经费差距在10倍以上（如上海市与河南省农村相比）。

以上6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是社会普遍不满的问题，所有有孩子的家庭都会遇到；后四个问题属于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使社会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受到伤害，尤其是农民的利益受到伤害，成为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中国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有的人说，中国的教育政策是失败的；有的人讲，中国教育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也有人说，是教育产业化把中国教育引上邪路。本人认为，中国教育体制目前存在的问题，是20多年以来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中国教育体制有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一些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变成了严重危害社会的“怪物”；三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与改革滞后的上层建筑产生矛盾，不但给教育体制造成问题，而且影响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分析这些问题，可以看到，虽然教育体制本身并没有市场化，但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教育领域所受到的基本上是负面影响。其原因在于：教育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属于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在各国都属于公共产品或者是准公共产品。从这个角度看，教育方面出现的问题主要不是政府的作为失误，而是政府的作为不够。因此，本人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中国的教育改革方向是错误的。

进一步分析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教育体制存在问题的形成原因大部分都为教育体制的外部因素。

比如：第一、基础教育中存在的应试教育和学生负担重的问题，各方面一致的看法是目前的高考制度造成的。但大多数专家又都认为：高考制度是目前最公平的制度，如果把招生权交给学校，将造成极大地腐败。招生自主权本来也是法律规定的高校自主权之一，但目前谁也不敢把其交给学校。其原因何在？最主要的是，目前高校都未形成健全的民主管理体制。所以，可以说是政治体制因素制约着中国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

第二、学校乱收费问题形成的原因何在？一方面确有国家教育经费拨付不足的问题；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学校必须通过收费为教师发放工资外的补贴。因为社会上所有财政拨款单位无一例外地都在财政拨付的工资以外，要给职工另一份补贴。这一涉及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不解决，学校的乱收费问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的。

第三、地区、城乡间教育质量的差距，根本原因是各地区人均财政水平的差距造成。而财政水平的差距是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所引起的，不解决财税体制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地区间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别。

第四、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问题。2005年，教育部已经提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重点学校”。这次又把相关内容列入了《义务教育法》修正草案中，还提出了建立校长和教师交流制度，以从根本上解决重点学校问题。但是，目前还存在一个重要因素影响着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在2004年出台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这一规定使得重点学校办民校合法化。而重点学校有着其他普通学校无法相比的教育资源优势。如果让名校办民校合法化，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和相应的择校费、择校生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所以重点学校制度还涉及立法及立法程序问题。

从以上所举事例可以看出：解决当今中国的教育问题，单从教育本身考虑是远远不够的，教育问题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必须从全局着眼、统筹考虑才能得到解决。

几条政策建议：

1、在高等学校推进民主管理体制的建设。目前可以考虑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实行一把手的民主选举制。把一把手由任命制改为选举制，选举结果报上级党委批准，上级党委可以有否决权，保留上级党委对副手的任命权。这样同级和下级就有了对一把手的监督责任。这是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下，单位内部民主制度建设的重大进展。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单位内的腐败问题，为高考制度的改革创造条件。

二是逐步推行“教授治学”制度。学校、学院、系分别成立教授委员会，行政负责人不能参加。其主要职责是教师的招聘、评价。同时引入外部评价机制。各级行政主管只有否决权。这样做不但可以实现学术主导的局面，而且可以监督解决招生中的不公平问题。这种办法可先在理工科院校中实行。实行“教授治学”可以为教师创造公平的竞争机制，是推进高校科研工作的最有力手段，也是创造一流大学的必要措施。

2、建议在修改《义务教育法》时增加一条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一律不得举办民办学校”。以解决《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带来的问题。不然，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及择校生、择校费的问题根本不能解决。

3、在教育系统带头废除全国统一、评聘分开的职称评定制度。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结合后，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一方面使学历主义盛行，给高考制度造成更大地压力。二是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冲击。我国政府提出的在高中阶段，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就学人数相当的目标为何难于达到？中职学校“出口热，进口冷”的不合理局面之所以形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由于职称评定制度造成的。中国科学院早在2001年就废除了职称评定制度，教育系统也应借鉴其经验，废除职称评定制度。

4、建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综合部门的政策研究人员更多地关心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教育部的政策研究人员也要把目光放开阔一些，注意那些制约教育体制改革的事关全局的其他体制和政策，要为推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加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