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众”何以阴魂不散，还理直气壮？//

“美国贼”为什么可以游街示众

　　陕西渭南市富平县两位女农民因进京上访，被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11月8日，《新京报》报道了这起“示众案”。当天，富平县有关部门就发出澄清公告，认为报道歪曲了事实。

　　显然，富平方面觉得对“示众”的事十分理直气壮，但这理在哪里，壮自何来呢？

　　富平县认为，乔转丽、段定梅的上访确属无理访、违法访，两人被“示众”也是合法的。富平县的依据是中办、国办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对经过法制教育和批评劝导，仍然违法闹访，到重点地区进行非正常访，或采取极端方式上访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肃处理。”

　　中央的文件中有两个关键点：一是针对“违法”闹访，以及采取“极端方式”上访造成“严重后果”的；二是对违法闹访，要“依法”严肃处理。

　　那么两个访民“违法”了吗？富平有关部门依据是陕西省2009年印发的有关通知。众所周知，法无明文不定罪，省级司法机关的通知当然不是违“法”的依据。

　　再者，两个女访民被民警押着胳膊，在广场上面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公开处理”。请问，这不是示众，这是什么？早在1988年，两高和公安部就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明确规定：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都是违法的；不但对死刑罪犯，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

拉村民“示众”算哪门子“非常措施”？

　　11月2日，陕西安康市汉滨区委、区政府召开公开处理大会，宣布拘留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对于社会上对此举“漠视人权与相关司法规定”的广泛质疑，汉滨区区委宣传部近日向媒体发了一份“情况通报”，称：“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对暴力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以及造成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件，通过公开曝光的形式震慑犯罪，教育群众，及时消除不良社会影响，社会效果明显，起到了很好的普法宣传作用。”

　　“情况通报”的最大看点或许不是“起到了很好的普法宣传作用”，而是“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的限定语。这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承认这种做法不正常，因为这不过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做法；二是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是要达到非常目的，即“震慑犯罪、教育群众、消除影响、普法宣传”。可当几个排比的“非常”联系在一起，一点都看不出“明显的社会效果”，只是看到“非常违法”的隐忧。

　　首先，“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非常措施”本身就违法之嫌。法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无罪推定，即在通过司法程序确认当事人犯罪之前，当事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无罪的当事人显然不应受到“示众”的人格侮辱。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公安部就单独或联合多部门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即便在查处违法犯罪活动时，也要坚决制止游街示众等有损人格尊严的做法，甚至特意要求对于死刑犯也应如此。举重以明轻，既然死刑犯的人格尊严都应受到充分尊重，还有什么样的“犯罪人员”的人格尊严不应受到充分尊重？

　　其次，违法行为能达到合法的普法宣传目的吗？手段已然违法，再打一个合法旗号，实在是掩人耳目，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地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的领导，面对记者提出的“公开拘留的方式是否妥当、合法”的疑问时，均回避而不敢表态的原因。事实上，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就是想要让受众感到“非常震撼”甚至“非常恐惧”，通过恐怖性威胁来震慑公众，而不是进行普法宣传。

　　再者，恐怖性威慑能让公众心服口服并消除社会影响吗？安康市汉滨区所说的非常时期，就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施工受到了部分村民阻扰，为防范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必须“杀一儆百”，但村民缘何阻挠“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难道只是无事生非、寻衅滋事？按照村民的说法，他们只是在补偿款非常不合理且迟迟不能到位的情况下，才无奈地占据道路，由此与名义上前来协调实则“抓人”的警方发生冲突。如此粗暴的态度和做法，再加上对村民的公开拘留，只会火上浇油，暂时的社会影响可能会在强力之下被消除，但事后必然反弹。

　　由此可见，非常时期、非常举措、非常效果等一系列“非常××”的背后，往往都隐含着这样或那样的“非常违法”以及利益的“非常不平衡”。其实，那17名“阻挠重点工程建设”的村民，不也是在用“非常方式”来对抗“非常措施”吗？而正是在这种“非常××”的来来往往之中，权力一再被滥用，权利总是被侵犯，从而成为“非常不稳定”、“非常不和谐”的致命诱因。在法治社会中，这样的“非常××”还是越少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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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0-15 09:46  来源：中国青年报  评论 0 条 查看评论 【字体：大 中 小】

  　　据英国《每日邮报》13日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男子利用职务之便盗窃犯罪行为受害人的钱财，被法院判处每个周末都要身挂“我是贼”的大字牌站在当地一条繁华街道游街，并且一直要持续6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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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网友在跟帖中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太不可思议：法官竟做出如此羞辱性的判罚，哪里还有人权可言？在国内，开个公捕大会都会激起舆论沸反盈天，甚至有人因为一时激愤殴打羞辱小偷而吃了官司，整天标榜人权的美国难道还不如我们？更有人建议：看来这方面也需要与国际接轨，那些盗窃犯、贪污犯早该拉出去游街示众了！

  　　实际上，上述的中美对比毫不搭界，基于美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传统，该案中的“美国贼”被判游街示众，这不仅无损于人权保障，从某种角度讲甚至恰恰是其尊重人权的一种体现。

  　　首先，美国的游街示众是一种依法审判的结果。这和国内民众抓住小偷时的羞辱虐待，乃至官方的公捕公判都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后者缺乏应有的法律基础。出于气愤打骂小偷是一种不合法的“民意审判”，而官方公捕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法律，但在依法判决之前，罪犯只能是“嫌疑人”，应和正常人有同等权利。也就是说，中国的“羞辱”发生在法律判罚之前，属义气行事；美国的“羞辱”发生在法律判罚之后，是依法执行。孰是孰非，由此一目了然。

  　　至于美国的法律为何能做出“游街示众”的判罚，这和美国国情有关。一方面，美国各州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差异较大；另一方面，美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当大，甚至可以在不违背法理的情况下创造无数判罚“先例”，该案显然就是一个。但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以法律作支撑的。法律是民意的体现，尊重法律就是尊重民意，也才能更好地保障人权。

  　　其次，接受“游街示众”处罚是当事人的选择。按照当地法律，这起案件也可以判处数年监禁，法官的“游街示众”属于非常规判决，当事人如果不服判决可以申诉，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申诉之后将按法律判决。当事人主动放弃申诉，说明他接受了这一处罚。即便是罪犯，也可以给他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更多选择，且充分尊重其选择的权利，这未尝不是尊重人权的一种另类体现。

  　　由此看，发生在法律框架下且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的“游街示众”并非侵犯人权，这样一个充满“美国特色”的处罚，也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启示，但若想拿过来照搬照抄，显然并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