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1864-1949》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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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腾讯历史频道推出《转型中国1864-1949》系列原创策划,我们希望尝试着去追寻这样一个命题:“辛亥年,她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并希望此策划,能够成为解读另一命题——“现代中国,她从何处来,向何处”——的一个注脚。策划以年份为单位,逐一梳理近代史关键命题。敬请关注。
1866年度事件:清廷派出第一个出洋考察团
1866年春,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计划回国结婚,向总理衙门请了6个月假,并建议清政府派人随自己顺道前往西方考察。
在赫德的安排下,这年正月,63岁的旗人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及他的儿子广英,一行五人,经一个多月的航程,到达法国马赛,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国等十五个国家, 于十月初七日回到北京。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政府首次派遣使团出访西方国家。
历史有幸,在这一年,63岁的斌椿和19岁的张德彝,为我们同时留下了一老一少两种观察西方的视角。
一个纯满族的出洋考察团
左图正襟危坐的老人,正是63岁的斌椿,为其在伦敦照相馆内的留影。大多数的史料对这位考察团团长的描述都很程式化,说他无惧苏武之困,敢冒荆轲之险,有胆有识,是中国近代以来难得的开眼看世界的领先人物。
这是对斌椿的夸张。这次出洋考察,其实是在极端低调的情形下开启的。这可以从团长斌椿低下的官阶中获得证实——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
总理衙门选择斌椿出任考察团团长,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如上期(《1865》)所述,晚清由总理衙门主导的改革,始终牢牢坚持既得利益集团本位,也就是满族本位,此次考察自然也不例外。考察团中,斌椿和儿子广英是汉军旗人,凤仪是正黄旗蒙古籍、张德彝和彦慧都是镶黄旗汉军籍。清廷始终不放心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更不不放心汉族臣民和外国人打交道。
再者,斌椿是受四书五经“千锤百炼”出来的“老成可靠之人”,有强悍的抵抗“蛮夷们”的意识形态侵蚀的能力。
其三,斌椿只是个小官僚,倘或考察出了纰漏,也不损天朝颜面。
至于许多著述赞扬斌椿“遍游中国,眼界开阔、交游甚广”,故而成为考察团团长的最佳人选,则是胡说八道。“斌椿的第六个儿子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小时:他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赫德日记》1864年10月18日如此记述。家庭教育如斯,过分称赞斌椿睁眼看世界的视野,未免可笑。
斌椿最得意的考察秘诀:把西方“清廷化”
作为考察团团长,斌椿担负着总理衙门所赋予的窥视西方各国真实情形的职责。但代表着其考察结果的著作《乘槎笔记》以及考察期间的大量诗作却清晰地昭示着这次考察的失败。
除了一遍又一遍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伟大英雄,斌椿老大人没有给没落中的清廷带回来任何有益的可借鉴的事物。他记述了沿途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老大人不关心作何用途,却大大地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见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特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英国王室宴请斌椿一行,事后老大人做诗两首:
玉阶仙仗列千官,满砌名花七宝栏;夜半金炉添兽炭,琼楼高处不胜寒。
长裾窄袖羽衣轻,宝串围胸照眼明;曲奏霓裳同按拍,鸾歌凤舞到蓬瀛。
如果不看标题《四月二十三日英国君主请赴宴舞宫饮宴》,谁能看得出这是遥远的伦敦宫廷宴会?
这是一种极为奇怪的逻辑。考察团去西方,本该是去“求异”,寻找中国没有的技术、制度、文化以为我用;结果斌椿老大人却极为强势地将对西方的描述“中国化”甚至“清廷化”。
与这种将西方“清廷化”的描述相伴随的,是斌椿老大人爆棚的个人英雄主义满足感。几乎此行所有诗作里都弥漫这种浓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满足感,屡以“萧萧易水一去不返”来赞颂自己的“壮举”,说自己“虽乏眉山麟凤表,敢云蛮貉动文章”、“簪花亲劳杜兰香,下笔倾倒诸侯王”。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最后发展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回国时道经埃及,瘟疫爆发,海关怀疑致病源来自欧洲,不许他们下火车停留,老大人激情爆发,遂作诗一首:
“爱人行政抱病癍,补救心诚疾自安;我是人间医国手,囊中救世有灵丹。”
斌椿老大人展示给我们的,不是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主义和功利精神,而是中国士大夫的诗性品格、闲情逸趣和自我塑造的英雄形象。他努力观察西方的结果,是只看到了自己。在近代中国的转型历程中,斌椿老大人不是个案,他实际上是众多传统士大夫们的一个典型代表,唯有传统士大夫真正实现了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才可能成功。

首次记述避孕套并对其大加批判的少年张德彝
所幸的是,同行的少年张德彝,为我们留下了他眼中的另一个西方世界。
张德彝是京师同文馆培养出的第一批译员,随斌椿考察团出访归来后一度担任过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和老年人的视角不同,19岁的张德彝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1、城市印象极佳
张称赞英国伦敦,“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镇繁盛”,德国柏林“一路楼房之闳丽,道路之平坦,俨若法京巴黎”,法国巴黎则“楼阁华美,人物繁盛,轮车铁道,玉石琼莹,……较他国都邑,又胜一筹”。张还注意到了西方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如公园、排水系统、公共厕所等等。
2、对西方科技充满好奇
张的游记里记述最多的,是各国科技进步的产物,如电梯、火车、地铁、轮船、自行车、“铁裁缝”(脚踏式缝纫机)、“制火宝机”(灭火器)、收割机、升降机等。其发明的“自行车”一名,一直沿用至今。
3、参观英国议会议事
张德彝是第一个对西方的政治体制作记载的中国人。
在英国议事厅时,张德彝见识了议会民主议事的情形;他还在英国法庭旁听,为其判决体制所折服,与晚清中国盛行的刑讯体制大相径庭。对法国议会制度及其组成,张称赞:“法国国政,其权不归统领而归国会:分为两堂,曰上公堂、下公堂。”其实就是上议院下议院,并详细记述了议员们的民主推举的流程。对于德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张描述说:“虽非民主,仍有上下议院,与英国同”,决策则仍须遵循民主体制。
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整个一生。
4、首次见到避孕套并予以严厉批判
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首次记载了西方的避孕工具避孕套,张称之为“肾衣”:“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在《欧美环游记·法郎西游记》中又记载:“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颠凤倒鸯而一雏不卵。”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现在致洲人所使用的避孕套是16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Fallopius所发明,在1870年前后得以普及,批量生产,售价低廉。张德彝出访期间,正值避孕套开始广为流播之时。
到了1888年,随团出使德国期间,张德彝又见到了女用避孕套:“不意更有女用以防男者,其物亦造以古米,周约四寸,深不盈寸,形如银碗。凡娼妇恐男子有疾而染已身者,先置此物于阴门,则无沾染之患。”“古米”,是橡胶的意思。
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士大夫,张德彝对避孕套这种新事物秉持的是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写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自卑的少年:拒绝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
作为光绪皇帝的外文教师,张德彝拥有王公大臣们跪见皇帝时仍然端坐不动的荣耀,但自卑仍然贯穿了张的整个一生。
这种自卑源自其同文馆的学历出身。
在1860年代初的中国,学习外文不是士大夫的正规进身渠道。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同文馆学子的身价和地位,总理衙门对这一改革要害多有照顾,不但入学后生活费和奖金优厚,而且学成后即可按成绩高低被授予七至九品的官职。
但这仍然难以扭转这个社会对同文馆学生的歧视,其流行侮辱语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另有对联讽刺总理衙门:“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张德彝晚年教导他的子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
在1866年,“正途”出身的斌椿和“非正途”出身的张德彝,他们之间的得意与自卑,所折射出来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斌椿在他的出洋考察报告里把自己塑造成了传统士大夫式的英雄,而最有可能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张德彝,却对自己被抛离传统士大夫圈子终生自卑悔恨。时代的面貌,在这一老一少之间,一览无余。
结语: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
戊戌之前,中国观察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林则徐们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斌春们的时代,第三个阶段则是郭嵩焘们的时代。
在林则徐的时代,西方是中国人一厢情愿想象的西方;所以这位虎门销烟的英雄,才会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荒诞地写道:因为英国兵的双腿构造与中国不同,屈伸艰难,所以,他们只要一倒下去,就根本爬不起来,故而英军毫无陆战能力,完全不必防御他们登陆。
在斌椿们的时代,西方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一厢情愿所想象的“东方”;所以,每一个读过斌椿的考察报告的人,在其中看到的,却只是另一个“清帝国”。老大人用他的生花妙笔,为西方的一切无一遗漏地抹上了一层浓厚的东方色彩。
郭嵩焘们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对郭嵩焘们的批判,却已然预备妥当——19岁的张德彝们,固执地盘踞在传统里,正为被时代推离传统之壳而自卑、悔恨不已。
时代新旧转型之艰难,于此可窥一斑。不由让人想起这般的感慨:
“等爸爸死掉,等偏见和爸爸一起死掉,这就是出路。”
“来,来一场浴血的战役,来一次总动员,来痛快地切割;来,我振臂一呼,万众云集,新世界、新秩序、新人类从此诞生——这是多少哲人王的梦想,它从来不可能实现,只是梦幻加空想。

“因为没有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没有必须被淘汰的一群人,我们痛恨的偏见,它是我们亲爱的父亲身上的一部分。”(连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