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批国企

（2010年11月09日 17:15财经网）

                                                 何  伟

     （国企在旧观念支配下，把国有经济痼疾和垄断腐朽相结合，培育了一个权贵特殊利益阶层，建议改组国资委，其任务应另行核定）
    党中央11月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十二五”规划向全社会征求建议，我提四点：

第一， 对国有经济“有进有退”应有一个统一共识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其中“有进有退”应有一个共识标准。

目前对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定量标准”，一个是“定性标准”。今年8月1日新华社称：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我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私营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国有经济，从总体上看，统计数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说法。”这是“定量标准”。

另根据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给国有经济定位称：“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是“定性标准”，这一标准把国有经济任务定位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数量标准显示不了这一定性。这一标准把国有经济限制在“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之内，则属于“国进”，其他行业和领域则属于“国退”。但实际上与中央决定相反：

一是国资委于2006年12月将中央《决定》控制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大大扩大了国有经济控制的领域，一个政府部门修改党中央全会的《决定》，少见。这是明目张胆的“国进民退”。

二是根据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和两类重要骨干企业”，其外的国有经济应退出，而实际上有许多国有企业固守阵地，虽然效益低下，并没有退出，这是隐形的“国进民退”。

三是在“做大做强”、“保值增值”方针指导下，迫使国企去追逐利润最大化，不仅不“有退”，反而大大“有进”，央企进入房地产业就是一例。高达70%的央企——127家中94家——经营房地产，占到该行业的60%份额，60%以上“地王”出自央企。这是公开的“国进民退”。

四是一些垄断国企把民营经济拒之门外，这是霸王式的“国进民退”。

两个标准得出两个不同结论，会导致两种相反的决策，建议：“十二五”规划应有一个统一说法，有利于统一思想，推进改革开放，避免无意义的争论。

第二， 国有企业应重新界定

“十二五”规划提出：“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国企特权不解决，难以作到“平等”、“公平”。

一是今日国企还享受昔日国企特权：

今日“国企”还载着昔日国企的红帽子；

今日“国企”拥有垄断经营社会优势资源特权；

今日“国企”还享有获取大量国家投资特权；

今日“国企”具有从银行获取巨额贷款特权；

今日“国企”还有股票上市的优先特权。

这“一红四特”不解决，无法实现“十二五”规划中的“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竞争”的要求。

二是今日国企非昔日国企：

昔日国企资本百分之百国有，今日国企90%以上实行股份制，还有外资介入；

昔日国企无有经营自主权，今日国企不仅具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还可和政府分庭抗礼；

昔日国企利润全部属国有，今日国企己数年不向国家交利润；

昔日国企无有分配自主权，今日国企具有完全分配自主权，不受国家约束。

可见，今日国企已发生变异，非昔日国企。

三是今日国企成为特殊利益集团：

在获取高额垄断利益后，在分配上向国际惯例看齐，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津贴。据数字统计，7个垄断行业职工占全国职工人数8%，而工资、福利收入占全国总额的50%以上，己成为特殊利益集团。

在经济效益上与国外同行业相比差距甚大，就强调中国特色。2009年，中石油人均利润1万美元，而埃克森美孚人均利润50万美元。股份制的高管收入可以向国际惯例看齐，但在效益上不应强调中国特色，收入向国际惯例看齐，效益讲中国特色，这是背理的。

今日国企老总在职时，享受高额收入待遇，年薪几百万、几千万(平安险马老总年薪6千多万)。退休后享受省部级待遇，还拿高额养老金(新华人寿前孙总裁退休后，每月养老金为8.28万元)两者均享受，成为权贵阶层。

以上表明，今日的国企在旧观念支配下，把国有经济痼疾和垄断腐朽相结合，培育了一个权贵特殊利益阶层，近年许多高管落马，使国企改革走偏方向。建议：改组国资委，其任务应另行核定。

四是理论上的误导使国企变质：

将以公有制为主体，误认为以今日国企为主体；

将今日国企错认为是全民所有制和国有经济，因而提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我党执政的支柱。”人为的抬高今日国企，贬低民企；

笼统提“保值增值”，迫使国企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是改变了国企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基本任务，一些提供公共产品企业，如北京公交，无法保值增值；二是一些提供准公共产品，如电力、燃气、信息等行业，都是垄断经营，又要提供公共产品，不应追求利润最大化；三是与民争利。

不加区别的“做大做强”国企。做大做强国企应属于“三个行业两类重要骨干企业”，而不应把属于改革对象的垄断企业做大做强。

这些观念上的问题不解决，会使国企改革走偏方向。

还建议：为信息行业设监管会。目前是工商不管、物价不过问、质检不监管、主管部门还袒护。监管会可制止信息行业忽悠消费者和霸王条款，维护数亿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 对农村应加大信息支援

“十二五”规划提出：“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其中缺少一个信息化。

近年强农惠农使农民得到经济实惠，但这些基本上属于输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使农民自己造血，才是治本。促使农民造血功能之一，是信息支农。目前国家只讲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而不提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应当认识到：农业不实行信息化，就不会有现代式的农业现代化。

目前城乡知识差别比经济上差距还大，城市基本上信息化，农村对信息几乎是空白。《人民日报》2010年2月23日报导：“全国农民上网比例只有0.2%，主要在东部地区。”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财富，就是资本。信息可以加速时间，信息可以提高效益。深圳在开发时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目前我国农民不会上网，既不能加速时间，获得金钱，又不能提高效率，获取生命。农民在既无“金钱”又无“生命”的情况下如何致富？用信息支农，可以打开农民眼界，了解外部情况，加强和外界联系，把农民引入市场，学会科学种田，让信息光芒普照中华大地，使农村摆脱闭塞、愚昧、贫穷、落后的现状。农民通过网络，根据市场的要求，自已改变经营方式，实现“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这也是目前农民的强烈要求。现在己具备条件：一是家电下乡提供物质条件；二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

建议：“十二五”规划应增加一项信息支农，作为“探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新途径。”

第四：对一些重大改革项目应指定部门、专人负责，限期完成

“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国有大企业改革。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但实际情况是久拖不得解决。

从撤消几个工业部，实行政企分开后，这些专业公司就继承了部的垄断特权，应成为改革对象，所以在多次中央文件里，都把改革垄断国企作为改革重点，称为攻坚战。但实际上，这些垄断企业在旧观念指导下，不仅没有改革，反而“做大做强”。在目前保GDP增长、维稳、抗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使垄断企业改革雪上加霜，步履艰难。建议：

一是指定某一政府部门、专人负责，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垄断行业改革，不要再拖下去。

二是根据宪法、党章，理顺党中央、人大、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准确定位、分工清晰、责任明确。如关于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一个政府部门不仅不执行，还越权进行修改。这应当由做出决定者来进行监督、纠正。但根据宪法、党章规定，党不能直接指挥政府部门。而人大有这一权力，但决定不是他做出，就无法监督政府部门执行。建议：今后中央有关政府部门执行的决定，是否交由人大通过，作为立法，监督政府执行，这应属于以法治国。

何伟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