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不为人知的二胎试验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自觉地生几个孩子。”如今翼城人早已不愿多生，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在放开“二胎”25年之后的山西翼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从25年前开始，翼城人就可以有条件生育二胎。 （东方IC/图）

专家称明年五省试点放开生二胎。 （东方IC/图）

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一个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作为翼城1990年至2002年期间的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见证了几乎整个“二胎”试点的过程。在1985年，时任翼城隆化镇镇长的冯，第一次接触到“二胎试点”的概念。

在县招待所会议室，翼城县计生系统和乡镇干部近百人被召集起来，由时任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梁中堂向干部们讲解了在翼城试点“二胎”的办法。

那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厉行“只生一个好”的年代，冯才山至今仍用“震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大胆出位”，这是他对梁中堂的描述。

尽管几乎所有的与会干部都同样“震惊”，这一年仍然成为了翼城人口政策的转折年。在后来的25年中，这个偏远的农业县将悄然实行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条件地放开“二胎”。

在这个坚持至今的“人口特区”，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对于翼城来说，25年试点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试验，但无论是理论奠基者梁中堂，还是如冯才山一类的执行者，抑或是翼城试验本身，至今仍然少为人知：其经历少有公开报道；在计划生育30周年人口政策面临调整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与翼城试验有关的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是否与翼城的25年试点稍有关联。

耀邦批示促成试点

胡耀邦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在梁中堂讲解试点办法的时候，翼城人并未意识到这将是给整个县城带来重大变化的开端。

这一年，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面对上级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时常显得焦头烂额，而他的继任者，当时还任镇长的冯才山则面对情绪激动的村民，陷入令自己无比尴尬的斥责之中。

作为基层计生工作人员，他们很快因为1985年和梁中堂的到来，加入了这场不许声张的全县人口试验之中，并见证了之后25年的变化。

冯才山记得，1980年代的翼城县到处被计生标语所覆盖。马路边、农民家的院墙上、乡间的厕所外，这面墙上写的是“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那边写的就是“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

他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2年退休，一直是基层干部，从乡团委书记到县计生委主任，计划生育一直是他的工作重点。在翼城这样的革命老区，不乏一批冯才山这样的干部，党的政策是什么，就坚决执行什么。

在隆化镇，冯才山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动计划生育舆论宣传。县里的要求是一个村子至少要刷六条计划生育标语，干部入户。其中最得力的宣传工具是大喇叭，一直拉到村里每家每户的屋前炕头，一有什么决定和宣传材料，村村的喇叭都整天响起来。

然而，超生现象却依然屡禁不止。整个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都没有低于过2.2，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女人们从未放弃继续生孩子。“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孩子没少生。”冯才山当时的工作举步维艰。

西贺村的计生员车月莲对工作的困难感受极深。当时她25岁，是一个工作极为认真、会在笔记本上写座右铭的小姑娘，她保存至今的笔记本扉页上还有当时写下的励志语——“作个合格的计生员，毕生把重担挑在肩”。那时候，当她走在镇里的街道上，经常会听人大喊她名字，扭头一看，才发现别人正在指名道姓地痛骂她。

冯才山也感到痛苦。“一方面一胎政策离农民的意愿很远，另一方面国家政策需要我们坚持执行。”当时县里要求生完一胎的必须上环，生了两胎以上的必须绝育。他不得不带着计划生育搜索服务队从镇政府、人民公社往东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做绝育手术。

而在全国范围内，计生工作都迅速陷入一种微妙局势之中。1984年，中央专门下发7号文件，提出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旨在缓和严格的政策带来的紧张情势，这后来成为公认的翼城试点的出发点。

在这个贫穷偏僻的乡村三百多公里外的太原，当时在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正试图为改变“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率失调等诸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那是一番曲折往复的努力。国家计生委起初否决报告，在胡耀邦批示之后，最终又同意在山西找一个县进行试点。

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此时的翼城是山西省计划生育先进县，然而“先进”二字背后的代价和辛苦只有农民和一线的计生工作人员最为清楚。

当时的翼城县领导见到梁中堂后主动表态：“翼城可以做试点，我们愿意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哪怕失败了，对我们翼城县计生工作也没有坏处。”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他知道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纸面上的工作成绩不错，出生率比较低，但干群关系当时实际上却陷入紧张。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却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在县里的一次会上，梁中堂提出：“大多数农民想生两个。现在很多地方不仅生二胎的控制不了，连三胎、四胎也管不住。因为你的工作量太大，没有重点么！这是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状况，要求脱离实际，形成人人受处罚。”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重心。

在人与人相互熟悉的村庄，政策并不是惟一的规则。让步和协商存在于各种环节。有一次，大队把村里一户人家的牛扣了下来，村民悄悄把牛牵了回来，过后又来要求归还耕牛。后来村里人发现牛已经拉回去了，那位村民只好又羞又恼地把罚款交了。

这类诙谐的一幕在试点后的翼城乡村都偶有上演。“因为政策由不合情理调整到比较合乎情理，比较符合实际，群众一开始就接受了它。”梁中堂总结说。

在南庙村，妇联主任张爱萍的工作也在试点中磕磕绊绊地逐步改善。

在自愿带头流产之后几年，张爱萍生了一个女儿，试点开始后又怀上了第二胎。村里的舆论压力和她肚里的胎儿同步孕育：“她生了二胎如果还是女儿，会不会去做绝育？”当她还挺着肚子的时候，镇计生委主任就给她下达了指示，“生完二胎后你必须第一个去做绝育！”倔强的张爱萍果然在第二年做了绝育，原因是“为了国家需要和便利以后工作开展”。这类的故事在当年被奉为典型，年底张爱萍就因此获得了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冯才山认为，在严格的政策下，基层干部经常压力最大，牺牲最大，包括他家爱人在内，所有干部都带头做了结扎、绝育，但同时他们又最不受理解，因为所有政策执行都是他们在做，“两晚一间隔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受益者并不仅仅是普通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研。当时他对邻近的曲沃县也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两县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是翼城县政策更宽一些，计生工作有着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孤本翼城

作为一个勇于探索的试点，翼城成为全国计生大棋盘上的一个特例。

事实上，翼城试验在一开始就仍然面临着计划生育指标的衡量——到2000年，全县人口不能超过30万。翼城并非是厉行计划生育年代的纯粹的桃花源。而落实这样的试点，不得不依赖于计生队伍的实际操作。也正因此，尽管实施着与外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使用同一套评价标准时，翼城县的计生经验同样领先，屡次被国家计生委评为先进单位。

1980年代，和翼城县同一时期一起试点人口政策的，还有辽宁省黑山县、黑龙江省黑河市、浙江省武义县、甘肃省酒泉地区等13个县市。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除了翼城县以外，其他生育二胎的试点全部被收回。

其他试点的夭折使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计划生育试验中的“孤本”。

即使在允许农民生育二胎的翼城县，有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会与农民个人的计划有矛盾。这时候流产、上环和绝育就成为必须。

对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而言，试点让工作不再那么被动，但工作量却依然巨大。如何控制好晚婚、晚育和二胎间隔，都成为挑战。和外界介绍的“人口特区”不同，现在看来，翼城的试点更像一个极为保守的妥协方案。这里并不是人们想像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一位计生工作负责人甚至认为：恰恰因为二胎试点，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计生措施实施得更加严格而精细。

在那个流行“承包”的年代，计生任务指标承包的创新方法被运用起来。县里和乡镇签合同，乡镇和村里签合作，村里由计生组承包指标，责任层层下达。

车月莲和张爱萍等人又逐户逐户和育龄妇女订合同。内容和格式更像是一份保证书，保证只在计划内生孩子，违规则罚款。

车月莲承包了当时西贺水村1090口人的计生任务，承包费是1300元。在她的负责范围内，出现一个早婚扣掉100元，一个一胎不够年龄的或者生育间隔不够的也扣100元，一户生下三胎则扣500元。

作为“乙方”，车月莲也获得了甲方乡镇府和村委会授予的几项权力，其中包括审批结婚登记证明、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私人企业和劳动就业的几项权力。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

翼城试点扩大至整个临汾市的设想，从来没有停止过。翼城县曾给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写过调研报告，希望能改变翼城“有人视察，没人表态”的尴尬处境但收效甚微。

翼城的尴尬有据可查：1985年试点以后，新华社只在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领导进行了汇报，在公开媒体上，该计划长期悄无声息；198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翼城召开了13个试点城市的研讨会。会议内容被列为机密级别，严格禁止外传。

1990年，安斗生到北京向国家计生委汇报工作。当时的一位领导向他表明了态度：“这个办法还是不能推广，不过山西省如果觉得不必要撤销，那就继续搞。”当时安斗生无可奈何，但心里很不服气，“根据我的经验，这个办法如果在临汾地区铺开，其实完全是可以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曾经被认为是“人口特区”的翼城，即使和省内比优势也不再明显。其他县的女儿户现在也已经可以生二胎。在曾经被取消试点的甘肃酒泉，那里在上世纪末又重新被纳入人口政策综合改革的试点。当时酒泉就取消了生育间隔，实行无条件二胎，比翼城又更进一步。

但真正使翼城计生政策“失效”的，恰恰来源于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自我调节。如果说当初被寄希望从人口压力中突围而提出的试点，如今更多时候已经无围可突。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取代了以往的观念。在南方周末记者在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限，一胎更适合。张彩虹、诸爱丽和任迎迎都是西贺水村的村民，她们的年龄在31－35岁之间，家里都只有一个孩子。她们和家人都不愿意多生。

“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了，谁也不会再多生几个，因为从经济角度考虑抚养孩子越来越不容易。”村委主任张长江算了一笔账：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如果在县里打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50元，而一个学龄儿童每天就大概需要开销10元，如果家里有三个孩子，再加上一年下来数千元学费，实际上经济压力极大。

“以前集体吃大锅饭的时候，多个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现在孩子抚养负担很大，一个男孩结婚盖房就要20万以上，从小养到成婚，没有100万肯定不行。生多了养不起，少生反而可以快富。”冯才山说，“如果说现在翼城的政策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改进的话，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要求，更多地让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以前人们拼命生，现在很多人又不愿意生。让人们自由生育就可以了。”梁中堂说。

25年的试点，随着无可阻挡的社会进程，轻易实现了人们的自发少生晚育。这印证了梁中堂最初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翼城试验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在试点25年之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示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两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时至今日，安斗生、冯才山、车月莲和张爱萍都已经退休。“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冯才山说。

而梁中堂于2009年两会期间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多达4万人支持。当届两会上，放开生育政策成为激辩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