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物种起源”—《人物画报》—2010年第20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5: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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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物种起源”

  这是一群最近十多年来被高度关注、频繁提及却整体性面目暧昧、定论摇摆的人。人们管他们叫“中国企业家”,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那么他们起源何来?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基因图谱分析?

  在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上查阅公众人物资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打开维基百科乔布斯的页面,你会很容易发现诸如出生日期、国籍、居住地、毕业院校、职业、年收入、个人资产、宗教信仰、养父母姓名、配偶、子女等信息。

  但是搜索百度百科的人物介绍(尤其是中国人)时情况完全不同,夸张点说简直就是蹩脚的剧本:没有生日、没有居住地、没有父母、没有配偶,都跟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似的,“别问我从哪里来,我从石头里蹦出来”。比如企业家,你只能看到他一个接着一个的头衔,和他做过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绝然不会提及这个企业家的“贵人”,也肯定听不到竞争对手和经年老友反目的尖锐声音。不少内容甚至会以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呈现,活脱脱就是“一人战斗天地间”。多漂亮的简历!多强大的选择性记忆!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回溯到企业家的童年、家庭与经历,试图挖掘中国企业家内心不安的成分。

  对财富心怀恐惧

  柳传志的父亲叫柳谷书,1921年生人。柳老先生194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法律系,同年联想的缔造者出生。毕业后柳谷书一直在金融机构工作,从小职员做到了中高层。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贸促会和香港中国专利公司管理者。

  金融的事业是人脉的事业,做人讲究不逾界线,做事强调风险控制,而法律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直、踏实和服务,但对创新不存在特别的路径依赖。不难发现,以上做人做事的特点都融入了柳传志的血液。柳传志在很多事情上都体现了强烈的风险控制与谨慎意识。

  同时,相对高层的家庭背景,使柳传志在青少年时期就能接触与了解到一些在当时宏大、光鲜的历史叙事之下的真实故事,后者与当时的一些主流言论形成反差与障论。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令人困惑的事,令柳传志启动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到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对主流宣扬的那些东西已开始产生根本的怀疑,但并未声张。这种不盲从的思考习惯,终于在1984年推动他决意离开中科院研究所,开始创业。“在研究所的时候,大家都在做科研成果,都在发表论文,都在争论文名次排序,认为这些事情很神圣,认为日子就应该这么过。可我多少站得远一点来看,觉得有什么意思?有了科研成果、发表了论文,可是只能摆在那里,不能变成东西卖不出去,到底有什么价值?”

  柳传志这类人的特点是,对自己与家族的个人名誉看得很重,注重稳定性,很在意自己与环境的共生与互动,宁肯做事慢一点,也不愿意去伤害利益相关者。

  虽然被允许,但柳传志对先富起来心情复杂。1990年代中期联想还在中科院计算删、楼里办公,柳传志每天坐汽车上下班时都会遇到骑自行车的体制内老同事。他不愿让对方看到自己坐在车里,就让司机去给车窗贴了膜。也不愿意司机摁喇叭惊动人家。“一定跟司机说你慢点,从他们边上悄悄过去就完了。如果我的住房宽敞点,他们到我们家里看时,我也觉得是一种痛苦。”

  经商只因走投无路

  1980年代初,安徽人年广久在中国开出了第一家100多人规模的炒瓜子“大工厂”,带着他的傻子瓜子横空出世,新鲜野蛮,在全国引起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争议。

  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王功权认为,“傻子瓜子”是新中国企业家意识萌芽之始。“邓小平拍板说不能抓他,实质上等于把‘剥削’的许可幅度大规模拓开了,中国从经济政策上允许民营企业规模化的崛起。这个时候起,大家开始办工厂、力公司。”

  80年代初中期创业者,像柳传志这样的科研所里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像年广久这样能豁出去、搭上身家乃至性命的是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没有个人出路,被逼无奈。只得冒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政治风险,拉开了中国计划经济的铁幕,其创业的社会意义大于商业意义,给大家起到示范、启蒙、探讨的昭示性作用。

  边缘人创业的现象持续到90年代初,“海南热”是个高潮。民营企业圈老兵、光华俱乐部副理事长向宏现身说法,说“我们当时像热血青年投奔延安一样投奔海南。回过头去看,去海南的是两类人,百分之七八十是劳改释放犯、刑事犯罪分子,所以那时在海南强奸犯、盗窃犯、杀人犯什么都有,少量的是政治边缘人,比如说说一直得不到重用的‘老右派’。”他自己就是一个“边缘人”。1989年他被拘留关押了一年多,出来后户口从北京打回重庆,“走投无路经了商”,由深圳去了海南。他自嘲,像他和冯仑这样曾混迹于体制、有点墨水的读书人,去了乱哄哄的海南很快就成了海南的精英与良心了。

  无法摆脱的危机感

  行走在体制的边缘,甚至成为打破体制的叛逆者,中国社会给企业家群体没有彻底的安全感,以至于他们现在个个把家放到国外,甚至移民。“即便很多的地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扶持企业发展,甚至给企业很多优惠政策,但政府从来就没有彻底放弃对中国民营企业本能的防范和担忧,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一个利用性的‘允许存在’。”中国企业家由此产生的安全感缺乏,是导致他们对企业制度管理重视不够、短视、投机、吃速食打快枪的一个原因,都想一两年内赚钱,很少有长期一步一脚印的文化。这一点,中国企业家和日本企业家差距特别大。

  “你认为黄光裕为什么要费尽财力去编织一个权力关系网?为什么要这么做?”欧神诺陶瓷的鲍杰军感叹道,“他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他没有受伤害的风险,他为什么非要花上亿元去编这个?这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中国企业家跟国外企业家比有什么难?难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确定性,灰色地带比较多,市场到税务,种种不规范不确定,不保护创新,给企业带来的风险很大。邓小平一开始讲‘摸着石头过河’,这就是一种最大的不确定性,当然反过来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乱世出英雄嘛,只要有不确定性在你就有机会。但当你想把企业做得更规范、稳定,或者规模更大时,你需要稳定性而不是不确定性,就像从打江山到坐江山对革命党和执政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鲍杰军说。

  所以,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既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获利者同时也是牺牲者。

  柳传志说,“我觉得我自己在正常情况下安全靠岸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企业来说,就像一堆蚂蚁在运一个小馒头渣,大家很努力在那搬啊弄啊,一个小孩淘气拿一碗水一浇,蚂蚁们就被冲散。整个地球在宇宙里就已经很渺小了,我们真的是比蚂蚁还微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