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文怀沙

　　最近十年来，有一个人物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报纸、网络媒体上，他就是文怀沙先生，他讲了自己过去很多的生动故事，甚至一些传奇的故事。但是，根据我从80年代以来对他的一些历史情况的了解和同时代人的回忆，他的讲述里面有很多的值得怀疑的地方。我现在讲主要有三点他和他叙述是不一样的。
    
    第一，他的年龄。他现在公开讲的年龄是1910年出生，所以现在都把他称为百岁老人，因为今年是2009年。
    
    第二，他讲述自己在“文革”期间，因为反江青，因为反革命的罪行而被判入狱。
    
    第三，他的自述和一些相关的报道都把他称为国学大师，楚辞的泰斗，新中国研究第一人。
    
    但是是不是像他所说的这样神话般的伟大呢？这是我一直在质疑的。在80年代，我最开始从事文化报道和研究的时候，当时认识一些和他年龄相仿的老人，或者比较他大的，或者和他同时代一个单位工作的。他们讲述的文怀沙和他现在所讲的文怀沙完全不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分三点来质疑文怀沙对自己历史的一种神话。
    
    我们首先谈第一点，就是他的年龄。根据他的自述，接受电视台的访问，他说他191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家庭里面，然后十多岁就练楚辞，上过章太炎的学校，是章太炎的学生等等。这是他讲的年龄。但是根据我所查的他的档案记录，不是这样的。从1950年以后到他80年代退休，他基本上待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个地方就是当时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个青年艺术剧院就是现在和中国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在这期间，有第三个单位，就是监狱。所以，他的退休也是在监狱出来以后，回到青年艺术剧院之后办理退休的。所以根据我查的这三个年代的记录，不是1910年出生。第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记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现在有一个花名册，就是1950年前后的花名册，上面写的他的出生年月是1922年。第二，青年艺术剧院的记录。他1952年、1953年就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到青年艺术剧院了，登记的他的出生年月是1921年1月25号，所以这个出生年月也不是1910年。第三，1963年底1964年初的时候，他因为诈骗和流氓罪被判劳教，劳教的记录是43岁。我们推算一下，1964年的时候的记录是43岁，差不多也是1921、1922年出生。所以三个当时的档案记录都证明他出生的时间是1921年左右。所以三个时间大致差不多，但不会超过一年。所以他现在所记录的，他自己对电视台接受的采访，或者现在报纸的传记、文章也好，或者给他列的年表都写成1910年，和原来的档案是不相符的。准确来讲，到了2009年，他的年纪应该是88岁左右，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所讲的百岁老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史实需要澄清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年龄往前推12年左右呢？由于把年龄往前推了，他就会给自己过去的学历、历史加很多的光环。首先一个重要的光环，在他的讲述里面，他曾经上过章太炎的学校，章太炎是什么人呢？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所以他的年表里面写到，上章太炎的太炎文学院念过书。查了资料，章太炎是1934年回到苏州，在苏州创办了章氏国学讲习所，1936年，章太炎就去世了。如果文怀沙1922年、1921年出生的话，1936年是15岁，就是章太炎去世的时候他15岁，那时候是否有可能上这个学校，另外能否是章太炎的弟子，这都是很大的疑问。所以他现在接受采访说，人家问他，你和鲁迅是不是同门弟子，他说鲁迅是早期的，他是晚期的，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早晚的弟子，前期和后期而已。他就把自己年龄推大以后，就和历史上的伟人，像章太炎、鲁迅都能挂上钩。
    
    按照1964年劳改时候的记录，他写1941年肄业于太炎文学院，就是还没有毕业。按照这个年龄，就是20岁左右。如果他填的正确的话，这个记录是准确的。但是还是有一个疑问，1936年章太炎去世以后，章氏国学讲习所是否还继续办。另外，这个学校是否在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迁到了上海继续办，文怀沙上的到底是这个学校还是苏州的学校？从他在电视里面，和报纸的演讲记录里面，说的是他到苏州听的章太炎讲课，就是应该是1935年。时间上、地点上都是不相符的。因为1964年的记录说是在上海太炎艺术文学院，这也是一个疑问。这是他的一个光环。
    
    由于把年龄往前提了十几岁，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之间，他应该是30几岁。所以他有可能进入到抗战时候的文化圈的重要人物的交际圈和视野中。所以他的年表中记录1938年、1939年在重庆他写了一首词，这首诗被柳亚子看到之后，认为这首词比唐代的王维写的还有意境。如果按照真实年龄，1938、1939年他是17岁，这时候他还在上海念书，就是还在上海，还没有离开上海，他怎么能够在重庆写一首词让柳亚子说他非常好、非常伟大。所以种种年龄往前推，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历史加上很多神奇的光环。
    
    由于这个年龄，我们进行这样一些考证，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决定了你在文化史上的形成和发展，和你周边人的交往。包括他的回忆里面谈到和柳亚子、郭沫若等等在重庆的一些实在的交往。如果年龄确认他是1921年出生，很多的叙述都不可能存在，都不可能发生。所以辨析他的年龄，必须是准确，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叙述历史的前提。这个前提不存在，又怎么能讲他的历史故事呢？
    
    如果说这个人仅仅是一个普通人，我自己说我自己年龄有多大，那无可厚非，你自己愿意就愿意，你在自己家里面，在自己庭院里面，和左右邻居讲你是100岁、150岁、180岁，都无所谓，但是恰恰他现在是一个公众人物，又被称为一个国学大师的文化界的大人物，你的年龄不准确，那么就会对我们的文化史的叙述，对文化史人物相互之间的交往增加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这一点是必须要澄清的。另外，这些年来，由于他被认为是90几岁的人，因为他现在确实身体很好，箭步如飞，胡子也非常漂亮、潇洒，电视上他也到处讲，我的手这么光滑，身体确实很好，我们应该继续祝他长寿，但是如果你是88岁的人，你非说是百岁老人，到处做广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文化行为，它涉及到商业行为。这一点是对一个老人的怜悯，尤其是对一个知名度越来越高、越来越神话的老人的年龄，我们必须弄准确，而这个准确，是找过去的历史记录来确认，而不是以现在个人的叙述来确认。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他到底因为什么入狱。他的回忆、自述中讲了很多，入狱是因为“文革”期间，我是反江青的，我被打成反革命。包括前些日子，在一些大报上发表文章，都说30年前，我被打成反革命，30年后我来谈中国改革开放30年等等。这都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历史。他到底因为什么入狱的呢？
    
    80年代的时候，我当时开始写萧乾先生传，萧乾先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当年也是和文怀沙一起工作的。最早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因为从萧乾先生，包括后来吴祖光先生，还有黄苗子等等老一代的人。老一代的人都知道，文怀沙“文革”前就已经入狱了，而不是“文革”期间。
    
    他因为什么入狱呢？我查到了他1964年到1980年之间在监狱里面的劳改记录。而且当时很多人都记得，他的1963年12月判的劳教，劳教的罪名是什么呢？罪名是诈骗流氓罪，具体的罪行是什么呢？就是50年代以来，文怀沙冒充文化部顾问，声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和毛主席谈过话，以此威胁、奸污妇女十余人。这是他入狱的原因。而到1963年12月进去以后，他的劳教号是23900，这是错不了的。他的劳教是一年，但是1964年夏天，就正式拘留、劳改。劳改的农场是在哪呢？是在天津的北茶淀农场。这是北京公安局清河农场的二分场。我所认识的杜高先生、丛文溪先生，因为打成“右派”之后，都在清河农场劳改过，他们告诉我清河农场二分场在天津，但是实际上属于北京市公安局的农场，那个农场基本上是关押刑事犯的，反右派、政治派是关在清河农场的。
    
    文怀沙等于长期关押在北茶淀农场，到1980年劳改释放。而在他的年表里面，他写的是1978年在胡耀邦的关照下得到释放。1978年、1979年是胡耀邦平反很多冤假错案，很多右派、政治犯得到平反。据我了解，文怀沙当年这些罪行并没有作为冤案平反。就是说，当年公安局的记录和对他的处罚是成立的。这一点我们就确认了他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
    
    谈到他“文革”中的经历的时候，他还讲到一点，他因为反江青，被关押到了秦城监狱，我们知道秦城监狱历来都是关押政治犯。刚才讲了，他根本没有进到秦城监狱，但是我所遇到的，和文怀沙当时交往的一些人是关在秦城监狱的，比如黄苗子、郁风，还有比他们更早的就是胡风集团的，这都是我写过的人物，我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被关到秦城监狱。所以像文怀沙这样的，是不可能把他关到秦城监狱。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把自己讲成这样一个身份呢？他实际上就是利用现在知道他当年劣迹的人越来越少，就把自己的牢狱之灾和过去的政治迫害连在一起。在“文革”初期，就是1967年，当时北京有一个批判文革的小报，这个小报主要批判的是当时北京的二流堂，什么叫二流堂呢？就是1943年前后在重庆形成的一批文化界的沙龙，主要是以丁聪、黄苗子等等文艺界的人以及歌唱家，到了50年代的时候，这批人到了北京，又扩大了一些人。由于50年代，文怀沙已是文化界的人士，因为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辑，然后又到了青艺，所以和这些人时有来往，但是不属于关系密切的人士。文革期间批二流堂的时候，把文怀沙到这些人里面。小报怎么记录的呢？每个人都有一个罪名，比如丁聪是什么？文怀沙的简介只有简单一句话，1964年入狱，文化流氓。当时这是文革的批判，我们不管它，至少时间上确认，他是在1964年已经入狱了，这是毫无疑问的。
    
    二流堂的这些老人我全都认识，而且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这些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文怀沙的好话，当然这里面的矛盾，他们就认为文怀沙的行为是我们正常文化人所不耻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前两年一个电视台做一个系列节目，其中做了有黄苗子，其中也有一集做的是文怀沙，我有一次去看黄苗子先生，黄先生就非常生气，也非常无赖地跟我说，他说，“你看，说拍了我的节目，结果发现和文怀沙放在一个系列，怎么把我和他放在一个系列呢？”，他就觉得是一个耻辱。还有黄永玉先生也是这样说。有一年黄永玉先生给人民日报副刊文化版上画一幅新年的生肖画，让他发了，后来，报纸发了以后，我高高兴兴拿去给他看，当时我也没注意，因为当时发的画的下面还发了一篇文怀沙的文章。黄先生一看完报纸之后就有点开玩笑地跟我说，我是该夸你还是该骂你。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怎么把我和文怀沙放在一起了，他很生气。后来有编辑给文怀沙送报纸，文怀沙很高兴，说黄永玉，我们是老朋友了。从他的讲话中，就感觉他有很多不确切、不真实的叙述。包括对他的年表介绍，说文革期间他是老右派。但是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右派分子，相反，在80年代，一些老人讲，他反右运动是非常积极的。吴祖光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他说反右中，有的人迫害我、打击我，我都能原谅，但是有一个人我是不能原谅的，这个人就是文怀沙。为什么呢？他不是政治批判，他是拿生活上的事情来羞辱我。
    
    前不久，我到了杜高先生，给我回忆。杜高先生在50年代和文怀沙都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杜高是编剧，文怀沙是剧本编辑，就是负责文字的，因为他本人不写剧本，他们都很熟。杜高先生1957年因为受到吴祖光的牵连，被打成了吴祖光的小家族的主要成员之一，所以在青年艺术剧院被打成了右派，当时剧协召开批判吴祖光和杜高这些人的批判大会，文怀沙跳到台上去，发言时候指着吴祖光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你专门玩戏子。他把吴祖光和新凤霞两人的婚姻用这种语气进行批判。这一点让吴祖光非常生气。文怀沙绝对不是一个老右派。当80年代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因为政治迫害得到了平反，他为了把自己过去不光彩的经历添上一些光环，所以就把自己也说成是老右派，也是反革命。
    
    谈到自己文革中的经历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就是他自己讲述的。按照他的叙述，应该是1974年前后，当时他在监狱里面，有认识的人找到他，说当时有一个写作班子，叫良校，就是四人帮的写作班子，说江青想到了文怀沙，就想能够让文怀沙认错，然后把他放出来，参加良校的写作班子来写文章。文怀沙就说，当时我犹豫了半天，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干这种事情，好象就拒绝了人家来说情，而且还写了一首诗，让人拿走。这个诗是四句，哪四句话呢？“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这是一首藏锋诗，这首诗第六个字顺着走是“龟主江青”，是骂江青的，这首诗送到江青那儿去了，江青也没看出问题，就把这首诗顺手扔到沙发上了。说是王洪文反倒看出来藏锋诗，因为这个他被判成反革命。第一，是否当年真写过这么一首诗；第二，这首诗送到江青那儿去，江青扔到沙发上，包括王洪文看出来，怎么知道的？谁讲出来的？第三，江青那么有文化，那么水平高，她是读过书的人，她没有看出来，反倒是工人出身的王洪文看出来了？所以种种的迹象说明他的叙述，就是把自己所有的经历都往最伟大的，或者最重要一些人身上联系，以突出自己的重要性，这是从他关于自己的政治叙述来讲，是这样一个思路出发的。
    
    曾经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徐静如先生的博客，他认为写反江青这首诗是不可靠的，而且据他所知，听说文怀沙现在还把这首诗挂在他的客厅里，他认为他是采取了古史辨学者的历史手法，就是不断地补充新的资料，让过去的历史，甚至自己的一些人物更加高大、完美，过去主要讲古人的神话学研究。文革之后，他采取了一种不断地往自己前十几年的经历里面增加一些内容，这些内容不见得是前面几年发生的，很可能是根据后面的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加的一些内容，让自己的形象更加完美和高大。
    
    我想，这一点也是必须强调的，就是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们有很大量的知识分子，我们所认识的一些前辈，他们确实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受到了迫害，包括一些右派分子，包括文革期间入狱的一些前辈，还有一些真正的反江青的英雄，或者真正反对“四人帮”，或者对文革中倒行逆施进行反对的。我们要用一种崇敬、怀念的心情永远去敬仰这样的人。如果自己的经历完全是一种让人不耻的行为而入狱的人，说成是一种政治原因或者说成是一种英雄，我想如果我们容忍这样的事情不断地演义下去，不断地夸大下去，我们怎么面对那些真正的英雄呢？所以我认为这是必须要在现在加以澄清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过去他的国学地位的问题。现在把他称作国学大师、文史大师、楚辞泰斗、新中国屈原学研究第一人等等，名号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我想这个大师不大师，其实也没有必要太过于较真。因为过去成大师非常严谨，非常敬重的口气谈的，或者定一个人是否是大师，大家都很严肃。比如贝多芬大师，像托尔斯泰大师，一般的小说家我们不称他为大师，在中国现在越来越随意了。尤其80年代，我记得当时的轻工业部评选中国的工艺美术师，他定的就是工艺美术大师，是从那个时候开使用大师的，所以大师越来越普遍。评工艺美术大师里面有很多是一种称号。
    
    在学术上，比如称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章太炎。现在对于文怀沙是否是大师，就我来讲，我不必和他较真。因为要研究他的学问，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在网上、书店找不到一本真正的他的学术制作。他最早的著作就是50年代屈原集的校注。有一些真正知道内情的，或者研究这些内容的人，会对他的国学进行评点。比如万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是舒芜先生的《老吾老》，他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谈文怀沙屈原集校注的问题。1950年，文怀沙和舒芜都在文学人民出版社，当时的社长是冯雪峰，因为新中国刚成立，说应该进行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所以要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古典文学的再普及、再推广。所以，当时就做了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系列。而这个系列，就让人文社的编辑一人认购一本，所谓认购一本，就是一人担当一本书的整理者。比如舒芜负责编李白的诗，文怀沙负责编屈原的诗。为了培养编辑的能力，而指定让他们做这样一些工作。这就是文怀沙现在简历上讲的，说他是新中国屈原研究的第一人。但是舒芜先生说不存在研究，不存在价值评判，不存在国学研究层次的作品，而仅仅是我们做一些校注、点校，校完以后加一些简单的说明，所以这套书是在50年代出版的。在这个意义上进，他们确实都是新中国的第一人，另外都是新中国出的第一本点校本，但是他说这和研究学问没有直接的或者更大的关系。
    
    同时，在文怀沙的屈原集出来以后，反倒受到的批评是最多的。因为当时有臧克家先生，这都是文化界很重量级的人物，都发表文章对文怀沙屈原集的注释提出批评，甚至标点提出批评。最早臧克家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就是评文怀沙的文章。就认为文怀沙的很多东西曲解了屈原诗的原意或者他的解读是不准确的，或者他对这个词的解释是不准确，或者对意思的解读也不准确。并不是说把他作为一个很高学术价值的。而且当时文怀沙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编辑参加的。
    
    由于屈原集出来之后，受到了文化界臧克家这样重量级人物的批评，所以，文怀沙就被调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就在1953年前后调到了青年艺术剧院。为什么调到青年艺术剧院呢？杜高先生告诉我，当时因为要纪念屈原诞辰，因为屈原当时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当时青年艺术剧院要重新上演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正好他也是研究屈原的，研究《离骚》的，当时青年艺术学院的院长是吴雪，就把文怀沙调到青年艺术学院文学编辑，负责文字统筹，所以现在他简介里面讲到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等很多学院当过教授，这都是不准确的。也许到90年代以后，这些大学请他去讲过课或者做过兼职教授，这个有可能。但是在当时他的经历里面，他都没有在这些学校做过正式的教授。
    
   还有一个关于他的评价，屈原学真正的研究专家叫汤炳正，他是真正上过章太炎的章氏国学讲习所，他的第一篇论文是章太炎先生生前看过的。最近我正好在看汤炳正先生的孙子编的一本汤炳正的书信集，最前面的一组信就是写给章太炎夫人的信，章太炎的夫人一直到60年代还健在，所以汤炳正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真正的弟子，而且汤炳正先生是中国屈原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他早在1988年的时候，就给他的孙子的信里面就提到了文怀沙，信的大致意思就在说，现在有些人没有什么学问，但就靠炒作、抬高自己的地位。你所说的沙翁，我想应该就是文怀沙吧，他只不过是翻译了一些《九歌》，就是《离骚》里面的一些作品，他怎么能和郭沫若这样一些真正的专家相提并论呢？
    
    还有葛兆光先生，现在是文化界、学术界很有名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专家，原来是清华大学的，现在调到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院，他做院长。他前几年在新京报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对文怀沙一些学术见解提出质疑和反驳。当时文怀沙要主编隋唐文明，也就是四部文明。其中文怀沙就对《四库全书》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这本书是完全不对的，里面连岳飞的名字都没有出现过。葛兆光先生就写文章反驳，第一，你是否看过《四库全书》？据他所了解，《四库全书》很多文献里面都提到过岳飞，光涉及到岳飞的地方不下一千处。你怎么能够随便说一处都没有？我们认为一个国学大师或者一个楚辞泰斗，做学问的基本严谨是应该有的。而这一点，很可惜，我们在文怀沙谈文学、谈历史的叙述里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从这里来讲，文怀沙目前最被媒体所关注的三个热点：百岁老人、文革期间的反江青英雄或者因反革命入狱、国学大师，都有很多的疑问。尤其前两点是有确凿的历史记录，而第三点是因为对一个学问的判断和大师的地位高低的界定。我们应该还原这个神话人物的真相。
    
    这些年，由于文化老人越来越少，我们的媒体又越来越发达，电视、网络、报纸铺天盖地，而我们大量的新闻从业人员越来越随意，越来越不严谨地去研究一个问题或者进行考证。所以我们很容易让一些老人在自己的叙述中被他牵着走，他说一就是一，他说二就是二，而我们就缺乏一些最基本的判断，也不太注重旁征博引也好，或者周边的了解。所以，尤其像那些传播的手段非常广泛的媒体，如果在这方面不严肃地把关，很可能文化叙述的漏洞越来越多，越来越不严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太注重娱乐。娱乐就是要吸引人，吸引人就要有很多爆料的东西，又要有很多天花乱坠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就文怀沙这个现象进行一些认真的研究、考证、讨论。就是到底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现在的口述、实录的形式。不说一个人在电视上讲自己的过去，他讲多高，就是多高。所以还需要我们一些基本历史学的训练和最基本的历史观的培养。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可能对不起后代。因为，老人只是越来越少了，知道内情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我过去多年也是做人物的访问，也做过很多口述实录的作品，现在我越来越感觉下笔要慎重。就是当你了解一个人物之后，你一定不能轻易相信。所以在历史史料的运用上，一方面我们要强调抢救，要突出口述、实录的工作，由文化史向社会学、普通人的生活延伸。同时我们还要时刻保持一种警惕，避免鱼目混珠和良莠不齐的现象出现。而且对一些欺世盗名之徒一定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这样才能还原历史一个完整的面貌，而且人我们的历史判断能够建立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我现在觉得我们要更加重视档案的研究，档案就包括日记、书信和人事档案。
    
    中国现在逐步在往这个方面发展，就是一些档案的公开。随着60年代、70年代和社会生活有关的档案公开的话，我想有很多的证据会证明我对文怀沙的一些质疑是站得住的。因为这些劳改档案、社会档案，应该可以在档案局或者相关部门公开的，可以供记者采访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个记者也好，一个文史研究者也好，包括出版家也好，都要在这个问题上慎重，不能盲目追求一种卖点，或者追求历史的伟大或者完美，而听信一个人随意的叙说和编造。这是我为什么要强调谈谈文怀沙三个疑点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