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局部性战争之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进入全面冷战的标志，也是东北亚冷战的起源。

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国务院以"北朝鲜政府完全受克里姆林宫控制"为根据，表示"一定要把攻击南朝鲜的行动看作是苏联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也不反对向南朝鲜发动攻击"。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看来，朝鲜战争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进攻；美国国家安全局（NSC）将朝鲜对韩国的进攻看作对资本主义阵营攻击的信号，确信苏联还会进攻其他地区，不排除苏联进攻美国的可能性.美国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

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这些看法成为"传统学派"的理论基础，并发展成为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阵营，即莫斯科、北京、平壤三方共同策划发动的所谓"三国同谋论"。冷战时期，"三国同谋论"是被美国、韩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接受的理论。

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战争的苏联档案文件交给了访问莫斯科的韩国总统金泳三。有一份是1950年1月8日斯大林致苏联驻平壤大使的电报，电报指示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的问题与金日成进行商讨.毛泽东正在访问莫斯科，这份电报的公开会产生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莫斯科达成某种进攻南韩的协议的误解，这更加强化了以往的"三国同谋论"。

"三国同谋论"的主要依据：第一，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在北朝鲜进攻南韩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互相交换意见并达成发动战争的协议；第二，1950年3～4月，中国同意将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人士兵调到北朝鲜，其目的是提高北朝鲜人民军的军事力量并帮助北朝鲜统一整个朝鲜半岛；第三，中苏之间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达成了分工的协议，即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第四，为了保证北朝鲜的安全以及确保必要时中国能够对北朝鲜迅速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中国和北朝鲜之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签订了《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关于在莫斯科中苏双方同意发动朝鲜战争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晚与斯大林会谈。毛泽东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卫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将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并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刚成立的新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恢复经济来稳定全国局势。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经济非常困难。1949年11月15日，周总理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说"目前所经受的财政经济困难".国内经济的稳定成为了保住革命胜利果实的关键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发生中国必须介入的战争，对中国经济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毛泽东不得不强调中国需要和平的必要性。毛泽东强调和平必要性的另一个理由是：斯大林在1949年10月21日致电毛泽东提出攻打南韩，当时毛泽东回电"朝鲜人民军不应该发动进攻行动".考虑到这些，在莫斯科会谈中毛泽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亚洲局势上来看，在保障中国和平问题上有三个关键的地方，即台湾、越南以及朝鲜半岛。在台湾和越南问题上，保障和平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里，朝鲜问题上，苏联完全控制朝鲜，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强有力的发言权。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最短需要3～5年的和平时间可以理解为中国在短期内或者3～5年内不希望北朝鲜进攻南韩。

毛泽东一直不赞成北朝鲜进攻南韩。1949年5月初，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兼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北京时，毛泽东详细咨询朝鲜局势后指出："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 "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中国不能及时援助北朝鲜，为了保存朝鲜的军队，最好牺牲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时才可以进行。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可见，毛泽东当时反对北朝鲜立即对南韩采取军事行动。而预计1950年初北朝鲜才可以进攻南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1949年10月21日、12月16日，毛泽东向斯大林表示了反对进攻南韩。

1950年3月底，尽管毛泽东察觉到了苏联与北朝鲜在进行攻打南韩的对话，但仍保持反对朝鲜对韩国采取行动的态度。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并商讨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周恩来表示中国希望正式会晤，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此时，金日成已经为与斯大林讨论朝鲜半岛的武装统一而向莫斯科进发了。

按照斯大林的意思，金日成从莫斯科回来后1950年5月13日晚抵达北京，向毛泽东通报他发动朝鲜战争一事与斯大林达成一致。毛泽东半信半疑，当晚11点30分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请罗申大使向斯大林确认.5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 "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应重新讨论解决".斯大林说中国的同意是开战的前提条件，但1950年4月斯大林和金日成在莫斯科达成协议，决定6月份发起战役.

毛泽东希望有3～5年的和平时间，许多因素迫使他改变意见：第一，斯大林与金日成已同意开战；第二，金日成从苏联那里得到武器援助，已完成开战准备；第三，金日成不需要中国的任何援助；第四，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从北朝鲜得到很多援助；第五，中国不好反对与之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北朝鲜进行民族统一事业。因此，毛泽东5月14日分别对金日成和苏联大使罗申表示"支持以速战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坚信其胜利".

会谈一结束，金日成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布："与毛泽东同志的协商非常顺利。毛泽东完全同意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计划，他支持我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金日成神采奕奕，毛泽东闷闷不乐.

毛泽东同意以武力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但这个同意绝不能成为"三国同谋论"的依据。毛泽东没有参与策划发动朝鲜战争，对苏朝达成的战争计划也只是表示同意，当时并没有给北朝鲜任何物资援助。毛泽东向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抱怨说："1950年1月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接到过关于朝鲜战争的任何通报".

毛泽东不仅没有在访问莫斯科时同意朝鲜进攻南韩，而且直到1950年5月初，在朝鲜攻打南韩问题上，他仍持反对或消极态度。

二、关于中国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调到北朝鲜帮助北朝鲜进攻南韩

中国移交给朝鲜的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1949年7月进入北朝鲜的是东北军区164师和166师。164师的实际入朝10821人，166师的实际入朝10320人.中国政府1950年3～4月将第四野战军的朝鲜士兵 14000余名移交北朝鲜政府.朝鲜战争爆发以前，这两支朝鲜人部队陆续回到北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加强了朝鲜人民军的力量。后来，这一事实就成了"中国极力帮助北朝鲜攻打南韩"和"三国同谋论"的重要根据.

美国朝鲜战争问题专家布鲁斯。库明斯认为， 1949年夏南韩在三八线经常挑衅时北朝鲜不攻打南韩，而是在 1950年6月25日才开始发动战争的原因是"在中国的精兵强将还没回国，因为他们还在中国南部与国民党的军队作战"。

最初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的是苏联。与朝鲜半岛出现的新局势有密切的关系。

1948 年12月，苏军完全撤出朝鲜。1949年1月，美军向三八线的后方移动，韩国对朝鲜开始频繁的武装挑衅。1949年1月 27日和2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电告莫斯科，韩国急剧增加武装挑衅. 4月起，苏联意识到朝鲜三八线武装冲突可能从局部纷争转变为韩国对朝鲜发动全面进攻。苏联感到非常不安，建议朝鲜针对南韩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积极采取妥善的预防措施。朝鲜政府向中国提出中国军队中的朝鲜人部队归国问题，就是朝鲜和苏联协商后采取的措施之一。毛泽东担心韩国对朝鲜的全面进攻，说"南方（韩国）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

抗日战争共同斗争的经验和意识形态的共同性、中朝领导人的关系、国共内战时期朝鲜支援中共等缘由，朝鲜和中国早已形成密切关系。中国难以拒绝朝鲜提出的移交朝鲜人部队的请求。中共更多考虑的是国内局势和自身需要。1948年11月末辽沈战役后掌握了东北， 1949年1月31日占领华北地区。4月20日渡过长江， 23日占领南京。不久，朝鲜提出朝鲜人部队归还。此时，国民党已经无法与中共相抗衡。在沈阳和长春担当卫戍任务的由朝鲜人组成的两个师已失去军事上的意义。有些解放区，已开始复员。1949年2月8日、3月5日，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敦促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学习管理、工业、商业有关的技术.

1949年5月初，毛泽东决定先将战斗力较弱的164、166师交给朝鲜，而正在中国南方作战的朝鲜人部队的归还问题则要等到战争结束后再予决定。1949年5月把朝鲜人部队移交给北朝鲜，绝不是为支援北朝鲜进攻南韩，而是为了提高朝鲜的防御能力和适应本国裁军的需要。

1949年12月，新中国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困难，迫切地需要让多余的部队复员.1949年11月初，靠国家供养的人民解放军450万人，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150万人。一些领导建议，节约军费开支，应解散部分部队.1950年12月，政府财政开支中军费支出占40％.直接的裁军不可避免。

194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敦促军队更多更直接地参与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等生产。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该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 1949年12月末，中共提前提出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12月25日林彪报告军委，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16000多人"，军委29日把这份报告转给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并请求与朝鲜劳动党开始协商，以便使该部队回到朝鲜.中国政府通过在平壤的贸易代表转给北朝鲜政府有关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的信.毛泽东把这份报告转告给斯大林。1950年1月8日，斯大林把此报告内容通报给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指示他摸清北朝鲜政府对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的态度.这就是1950年1月8日斯大林发给什特科夫大使的电报的真相。中国同意将人民解放军所属的朝鲜人部队移交给北朝鲜，不是为支援1950年6月开始的朝鲜战争，而更多的是从自身需要出发的。12月的决定不是斯大林与毛泽东讨论而决定的，而是中共因国内严峻的局势自下而上提出的。朝鲜人部队的回国是在没有副作用情况下的一种变相裁军。毛泽东多次直接或间接表示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将朝鲜人部队的归还认为是中国支援朝鲜战争的措施之一的看法是欠妥当的。据此主张"三国同谋论"则更是错上加错了。

三、关于中苏两国达成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的协议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与斯大林达成了中苏两国在朝鲜战争上分工的协议，即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这种认识成了另一个"三国同谋论"的依据.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的协议根本不存在。朝鲜战争中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武器是中国出钱购买的。

1950年10月10日中国正准备介入朝鲜战争的时候，周恩来赶到莫斯科。次日，布尔加宁陪同专机飞到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修养地，同斯大林进行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会谈。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提供武器和装备，但不是无偿的.毛泽东担心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要用钱买，关系到国内建设和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是否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问题. 1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希望苏联以租借方式提供武器，让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此问题重新协商.

20 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偿还在朝鲜战争时期从苏联租赁和购买的武器装备的费用。1960年中国政府的统计，在50年代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共56.76亿旧卢布，其中在朝鲜战争中从苏联得到的贷款34.25亿旧卢布，苏联提供的武器费用占全部外债的60％以上。在朝鲜战争时期，苏联提供给中国五笔贷款：（1）1951年2月1日，购军用物资9.86亿旧卢布；（2）1952年11月9日，60个步兵师武器10.36亿旧卢布；（3）1953 年6月4日，海军贷款6.10亿旧卢布；（4）1954年10月12日，特种军事贷款5.46亿旧卢布；（5）1955年2月28日，转售安东苏军物资 2.47亿旧卢布；五笔贷款共计34.25亿旧卢布。中国政府1962年偿还本息56.47亿旧卢布（12.69亿新卢布），1963、 1964年偿还包括5.874亿旧卢布（1.32亿新卢布）利息在内的所有贷款.这意味着中国独自承担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进行了近三年战争的费用。 1964年2月29日，在两党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说：朝鲜战争中我们付出巨大的牺牲，军事上花费了巨额资金。我们还清了在朝鲜战争中苏联所提供的一切贷款的本息。抗美援朝期间，苏联没有无偿的向中国赠送军事物资.朝鲜也是支付巨额费用从苏联获取自己所需的武器装备。朝鲜领导人在战争费用方面对苏联的不满。1966年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访问平壤时，金日成对他说："苏联提供的所有武器都是有偿的，价格昂贵。

朝鲜战争，朝鲜和中国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苏联没有多少损失.

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没有就朝鲜战争达成任何分工协议，朝鲜战争，苏联也不曾向中国无偿提供军火。

四、对中朝早已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有学者认为，为了保证北朝鲜的安全以及确保必要时中国能够对北朝鲜迅速提供军事援助，中国和朝鲜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被认为是"三国同谋论"的另一强有力的依据。

"三国同谋论"者认为，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苏联，苏联和朝鲜没有签订任何军事条约，只签订《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为了保证朝鲜的安全，斯大林肯定会让中国同朝鲜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们的依据就是苏联从不允许自己的"卫星"国家对外部侵略不采取适当措施。苏联没有采取直接安保措施的"卫星"国家只有阿尔巴尼亚，但阿尔巴尼亚的安全是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为保障的。南斯拉夫1946年7月与阿尔巴尼亚签订《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友好同盟条约》，负责阿尔巴尼亚的安全。1947年12月，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签订《相互防卫协约》，这两项措施是苏联为保障阿尔巴尼亚的安全而极力促成.斯大林让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接负责北朝鲜的安全.当时北朝鲜领导人非常希望同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但苏联以"这会被南朝鲜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从而维持国家的分裂状态"为理由拒绝.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中央通讯社1949年5月5日报道：中朝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该条约的详细条款也报道了。中央通讯社的报道和"三国同谋论"者所说的中国和北朝鲜签订互助防卫条约的主张仅是猜测而已。最近公布的俄罗斯资料表明，这种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1950年5月12日，金日成访问北京的前一天，金日成和朴宪永与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交谈，金日成说，打算同毛泽东讨论关于签订中朝贸易条约的问题，他想建议在近期内签订贸易条约，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以后再签订。这说明至少在12日以前，中国和北朝鲜没有签订友好条约. 13日晚，金日成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提出朝鲜希望在朝鲜半岛统一后，与中国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回答说："（朝鲜统一后）有可能按照中苏条约的模式缔结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只有同菲利波夫商量之后，中国政府才能做出缔结这种条约的最后决定". 1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同意。他说："菲利波夫同志和朋友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之后同朝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朝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同盟条约。

五、结论

"三国同谋论"的论据，只是猜测而已，并没有客观证据来支持。发动朝鲜战争的决定是在完全排除毛泽东的情况下， 1950年1月末起，由斯大林和金日成策划的， 5月13日晚上才通报毛泽东的。在朝鲜战争策划过程中，毛泽东完全是局外者，甚至连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也是在战争开始后才得知的.

5月14日，毛泽东同意斯大林与金日成早已策划的朝鲜战争计划。毛泽东5月13日才得知其计划并表示同意一事是否可以看作毛泽东共同参与了谋划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14个争议问题

       1、朝鲜战争爆发前的南北政府谁更合法

　　20世纪初朝鲜被日本吞并，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分为3部分，一部分流亡中国，得到中国政府同情和支持，组成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金九为代表，在抗日时期暗杀过日本将军，组织过以宣传为主的朝鲜义勇军。　第二部分流亡美国做寓公，做过宣传抗日，以李乘晚为代表，第三部分是坚持在朝鲜和东北做抗日活动的人士，武装斗争能坚持到1945年的就剩下以金日成为代表的共产党。日本战败投降后，美苏将朝鲜按"三八"线一分为二，金日成随着苏联红军进入北朝鲜，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和美国人熟悉的李乘晚随美国军队来到南朝鲜。美苏已开始对立，美国更是把苏联和共产主义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对手，美国压倒一切的思想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反对共产主义。美国的朝鲜占领军司令霍奇曾组织过汉城市政委员会的自由选举，但国外回来的人由于没有民意基础而大多落选，坚持在本地抗日的左翼人士获胜（还不算共产党）。吓坏了霍奇，最后他使选举作废。拒绝北朝鲜金日成呼吁的全国选举。这期间，大韩民国独立之父的金九被暗杀，人们普遍怀疑是李乘晚所为，无证据。美国支持李乘晚建立正式的大韩民国政权，苏联支持金日成建立朝鲜政权。李乘晚没有民意及干部基础，只得大量留用日本占领时期为日本服务的军政人员，引起人民的反对，政权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北方政权由中国东北及苏联回国的共产党组成，整套的政策和干部队伍，政权稳定，采用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中产阶级大量南逃。　　北朝鲜是由始终坚持抗日的人员组成，由于采用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果得到多数中下层人民支持，少数人反对。南朝鲜最高层是美国回来的李乘晚，没有自己的干部，排挤中国回去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依靠当年为日本服务的伪职人员，人民怨声载道。

　　2、朝鲜战争是谁打的第一枪

　　1950年6月是谁打的第一枪，是北朝鲜。南北两朝鲜自建立之初，"三八线"上就枪声不断。建国初，北朝鲜900万人，南朝鲜2000万人。北朝鲜回国的骨干不过数千人，南朝鲜依靠日本留下的政权机构和警备队，建立起0万人的队伍。南强北弱，金日成大呼和平，但南方咄咄逼人。北方共产党的工作效率远高于南方，苏联全力支援，中国革命胜利后，送回久经战阵的4个师。美国对南方的支持有点三心二意，南方自己内争不断，结果北方的力量超过南方　　

　　3、美国为什么要介入朝鲜？

　　冷战已开始，中国入共产主义阵营让美国恼火。他把世上所有的冲突都看作是共产主义和他所代表的自由世界之间的冲突。朝鲜枪声一响，美国认为是共产主义开始武力扩张了，如果失去了南朝鲜，接下来就是日本，然后也许就轮到美国了，他毫不犹豫地介入朝鲜战争，把台湾国民党列入保护圈，激怒了中国共产党。

　　    4、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介入朝鲜

　　对中国政府来说，朝鲜都是不可缺少的战略缓冲。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就支持朝鲜半岛北方的新罗对抗日本支持的位于朝鲜半岛南方的百济，明朝又两次抗倭援朝，清朝末年援朝失败的后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如今美国首先介入了台湾海峡，对中国来说介入朝鲜是正常的，不介入是不正常的。　美国人说，有敌对势力入侵墨西哥，美国在5分钟之内就会决定出兵。

　 5、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意义

美国不相信中国敢于援朝，队伍四处冒进。中国决心援朝，对美军实力不清，有所顾忌。第一次交手，打垮南朝鲜几个团，美军一个营，摸清了美军的战力，树立了自己的信心，战果不大，意义重大。美国认为中国虽然参战，实力不够，"不是一支不可辱的队伍"（ 麦克阿瑟语）。　　

6、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意义

　　第一次战役美国没有搞清中国军队实力，继续分兵冒进，结果大败。在这次战役中，四野为主的西线获得全胜，三面包围美军，美军在损失了大量人员装备后，成建制地逃出包围，三野为主的东线在包围美军后，自身损失惨重，美军最后冲破包围，携带装备和人员扬长而去。东线，中国军队缺衣少穿，没有重武器，仍毅然发起进攻，"北极熊团"的被歼，使得美军充分高估了中国军队的攻击能力，从此，美军一发现其侧后有中国军队出现，立刻撒腿就跑。第二次战役后，美军从低估中国军队发展到高估了中国军队的实力，从清川江到三八线，西线美军在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向后狂奔200公里，东线10多万美军在只有少数中国军队逼近的情况下，销毁大量物资下海逃去。如果美军凭实力节节抵抗，步步后撤的话，中国军队要打到三八线还不知要那年那月。战役后，东线9兵团休整5个月重新投入战斗，很多战斗骨干在严寒中失去了战斗力，他们的对手美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也是过了3个月重新投入前线。

　　　　7、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的意义

　　　　二次战役后，中国军队不战而抵三八线，战力疲乏，彭德怀从实际出发，先休整再过三八线，国际上纷纷要求中国军队不过线，毛泽东认为停下是示弱的表现。"当初我们叫你美国停，你一步就跨过来了；现在你败了，又想叫我停我就停？"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必须立刻过三八，过去再休整，过去一步都行。不停征战2个多月的志愿军将士继续发动冲击。意外的是，美军为我二次战役的余威所慑，一触即溃。1个营的美军需要2个团的我军才能歼灭，如今被我两个连的队伍一冲就垮，美军不战而放弃汉城，退到三七线。第三次战役在政治意义上收获重大：近代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次攻进外国的首都。

　    8、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的意义

　　三次战役胜利，毛泽东高估自己，要求彭德怀继续进攻，彭德怀知道中国军队现在真的是强弩之末，直闯中南海陈情，毛泽东不愧为英明领袖，立刻改变意见，同意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犯了一个小错误，没估计到美军会很快反攻。没想到美军在更换了统帅后，新任司令李奇微重整军纪士气，立刻反攻。四次战役",中国军队取得了"横城反击战"的胜利，只是战术上的胜利，"砥平里围攻战"中没有达到目的。李奇微从"三次战役"后总结出我攻击的时间只能维持7天，又从"砥平里围攻战"看出了我军的攻击能力不强，真正认识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和缺陷。美国还把"砥平里围攻战"看作是朝鲜战争的又一个转折点而大肆纪念。其实中国军队的能力缺陷的暴露是迟早的事情，在"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的能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中国士兵尽管依然奋不顾身地战斗，但也只能且战且退。"四次战役"中中国军队犯了点小错，但总的来说是由于综合实力不济，不得不吐出了"三次战役"吞下但不能消化的肥肉，逐步退回到"三八线"。但中国士兵的拼死阻击，也让美军心理十分忌惮，只敢小心渐进，而且不敢轻言胜利。　　　9、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意义何在？　　中国军队尽管退回到"三八线"，但受"三次战役"影响，依然轻视美军的战斗力，随着国内19兵团、3兵团的来到和9兵团战斗力的恢复，又发起了"五次战役"，仍然希望像"三次战役"那样一口气推进。中国军队经过2个阶段的反攻，大量歼灭了敌人，没达到最初的战略上的目的。在消耗完作战物资后，中国军队又开始了例行的后撤休整。但此刻，彭德怀犯了个不该犯的比较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精密地组织后退的行动，而是要各兵团自行组织后撤。结果各部队各行其事，缺乏协调。而已经掌握了中国军队特点的美军乘势发动了"箝入式"的反攻。突破从西边开始，朝鲜人民军一军团首先抵挡不住冲击，开始后退，影响到了19兵团的65军，65军没有完成兵团交给的阻击任务，提前撤出了阵地，连带着63军也开始后退。63军在后撤时由于通讯手段的落后，没有通知到东边的60军，在西边，3兵团司令部电台被炸，失去指挥，12军阵地又被突破，又影响到15军，15军见形势不好，自行决定后撤，但没有通知西边的60军，结果造成60军180师孤军突出。第二阶段担任反击的9兵团27军及配属的12军也被截断。被截断的27军先就地挡住了美军的正面进攻，然后机动灵活地重新选择了后撤路线，摆脱了危机。但60军180师由于军师领导的指挥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最后阵线由63军，15军，20军，??后败，在整个朝鲜战争中国士兵的被俘人员中，80%是"五次战役"被俘的，其中3兵团又占3分之2，其中180师的被俘人员又占3兵团的3分之2。"箝入式"的反攻也不是美军的特长，参与反攻的"特遣队"人数不多，不敢近战夜战，很多地方靠火力封锁，使得很多我军趁夜脱险。彭德怀用兵特点是，越是在艰难险阻的条件下越能显示出英雄本色；反而在有的形势大好的情况下为敌人所趁。历史上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通过"五次战役"，中国认识到靠现有的实力是无法把美国人赶下海的，于是战争的目标转变为保持战前状态。而美国也不希望继续陷在朝鲜，因此谈判有了共同的语言，2年的"停战谈判"拉开了帷幕。10、"上甘岭战役"的意义

"五次战役"后，中国军队认识到在目前的后勤装备下就算发动反攻也不能巩固所得成果，放弃了计划中的"第六次战役"，开始一方面在前沿固守，一方面大力改善后勤和装备。苏式武器也是在这时候开始才大量装备部队。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下半年，中国军队只是发动过战术反击，没有发动过战役反攻。但美军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依靠绝对优势的火力步步紧逼。中朝军队奋勇抗击，朝鲜人民军还打出了"血岭"，"伤心岭"这样的战例，使得美军每进一步都付出惨重的代价。李奇微叹息：按这样的速度至少要20年才能到达鸭绿江。这句话里有2个含义，一是说明了美军损失惨重，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也看出美军还是缓慢地向前推进的，"血岭"，"伤心岭"最后都落入了美军之手。惨重的看不到胜利的损失使得美国的政治家们迫切希望早日从朝鲜脱身，越来越不鼓励前线士兵用鲜血去换来荒无人烟的山头，但美国军人的荣誉感使得前线美军将领还是希望用武力夺取彻底的胜利。美军前线指挥官范弗里特提交了一份大规模进攻的计划，被上级否决。范弗里特经过修改，又提出了一份比较小的计划──用两个营的兵力花5天时间进攻上甘岭。假如计划得逞，再提出下一个计划。美国惨败，而中国打出了一个"千岁军"──15军，还打出了一个"上甘岭精神"。"上甘岭战役"的意义不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有的人把"上甘岭战役"说成是我军生死悠关的一战，其实是夸大了。上甘岭是五圣山的前沿阵地，是它的大门，而五圣山的确是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但五圣山要比上甘岭高一倍多，在五圣山和上甘岭之间还有好几座山，即使我方丢失了上甘岭，问题也不是太大。但我方的坚守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就是中国军队有能力守住任何想守住的阵地。美军从此死了打到鸭绿江的心，再也不发动营以上的大规模进攻了。在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范弗里特在自己离任回国前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试探，以一个营的兵力进攻我一个排固守的"丁字山阵地"。美军在类似的高地上举行了7次演习，制订了完美的陆空联合作战计划，邀请了有关高级军官和记者旁观，但在一天的进攻中连我阵地的边都没碰到，就被我军轻松地打了下去。从此美军再没发动过任何主动进攻。

　　　一年的休整，中国为配合停战谈判， 1953年5月和7月发动两次大规模反攻，目标是南朝鲜军队.停战后美军司令克拉克说句广为流传的话：美国第一次没有战胜。还有一句：我们的敌人比过去更强大了

　　　　12、最后的停战分界线是北朝鲜吃亏

最后的停战分界线确定后，三八线以北的由美军占领的原北朝鲜的土地是三八线以南的由朝鲜人民军占领的原南朝鲜土地的两倍。土地的质量上来看，北朝鲜大大便宜了。朝鲜西面是平原，东面是高山。对于韩国首都汉城来说，西面的平原无险可守，只能依江防守，但如果东面的高山丢失，被敌人迂回，那汉城就是死地。所以中美两军在汉城的一进一出，城中都没有战斗。对韩国来说，只有在东面尽可能地向北推进，占领更多的高山，才能更好地保卫汉城，对北朝鲜来说，东面的高山占得多，可以威胁汉城，占的少，丢下的也不过是荒山野岭，而自己的一方是一座高山连着一座高山。朝鲜占领的原南方的领土有古都开城，有渔业资源丰富的翁津半岛和便于农耕的平原

志愿军战斗序列1950年10月19日--11月25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

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1898-1974）1922年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学堂，参加北伐战争，团长。1928年组织平江起义，率部上井冈山。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加长征。八路军副总指挥。一野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元帅

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1910-1980）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红1军团1师。参加长征。晋察冀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四野44军军长， 15兵团司令员。建国后，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3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沈阳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上将

副司令员洪学智（1913-）1929年参加商南起义。红4军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新四军3师副师长。四野43军长。建国后， 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办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上将

副司令员韩先楚（1913-1986）红15军团78师师长。参加长征。八路军新3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四野12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和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 13兵团副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志愿军19兵团司令员，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壮族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上将

参谋长解方(1908～1984) 1930年加入东北军，张学良副官。1936年秘密入党。1939年114师少将参谋长，中共51军工委书记。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纵队副司令员、12兵团参谋长。建国后， 40军副军长。志愿军参谋长，朝中方面代表之一参加开城停战谈判。回国任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越南停战谈判顾问，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副教育长，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1955年少将

政治部主任杜平（1908-）1930年参加红军。红30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秘书长。四野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建国后， 13兵团政治部主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1955年中将

第38军

38军军长梁兴初（1913-1985）1930年参加红军。红1军2师2团团长。参加长征。新四军独立旅旅长，山东军区1师师长。四野38军军长。志愿军20兵团代司令员，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海南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中将

38军政委刘西元（1917-）1931年参加红军。红1军团4师12团政委。参加长征。滨海军区滨北军分区政委。四野47军副政委。志愿军38军政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兰州军区副政委，南京军区副政委1955年中将

38军副军长江拥辉（1917-1991）1933年参加红军。红1军团2师特派干事。参加长征。山东军区1师2团团长。四野38军参谋长。志愿军38军副军长、军长。回国，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83年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少将

38军参谋长管松涛1921年参加东北军。1927年连长。1931年入党。西安事变后任东北军57军少校副团长。1938年重新入党。参加八路军，滨海支队参谋长。1948年四野40军153师师长。志愿军38军参谋长。回国后，炮兵学校副校长、高级炮兵学校副校长1955年少将

38军政治部主任吴岱1918—1996）1933年参加红军。红一军团四师总支书记。参加长征。滨海军区六团政委。四野38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 13兵团38军政委，旅大警备区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少将

   38军政治部副主任 王树君

   112师

38军112师师长杨大易（1919-1997）1933年参加红军。参加长征。滨海军区独立5团政委。四野38军112师师长。湖南省军区司令员、辽宁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少将

38军112师政委李际泰（1919—1985）1937年参加八路军128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津浦支队。1945年山东军区野战兵团1师2团政治处主任。38军参谋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代军长，板门店谈判红十字委员会北方组组长，华北防空军司令员，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1955年大校，1961年少将

38军112师副师长李忠信（1916—1997）1938年参加八路军。山东滨海军区4团营教导员。四野38军113师参谋长。志愿军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副军长，成都军区副参谋长1964年少将

   38军112师政治部主任沈春光

   38军112师政治部副主任张致善

   334团   335团   336团

   113师

38军113师师长江潮   （1917—1996）1935年参加东北军。1940年参加八路军。山东军区海陵独立团团长。四野38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解放军副师长，师长，军副参谋长，副军长，解放军军事学院炮兵教授会主任、合同战术教研室副主任、训练部副部长，西藏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校长，1964年少将

38军113师政委于敬山（1919—1996）1938年参加八路军。滨海军区第4团政治处主任。四野38军113师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师政委，军政委，炮兵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炮兵副政委1964年少将

38军113师副师长刘海清1933年参加红军。参加长征。八路军115师营长，四野团长。志愿军师长。任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军区司令员

38军113师政治部主任李欣吾1938年参加革命，1960年转业到石油战线，参加大庆、江汉会战，1973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党委书记。1978年石油部党组成员、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2001年逝世

   38军113师副参谋长庞坦直

   337团   338团   339团

   114师

   38军114师师长翟仲宇

38军114师政治委员李伟（1914—2005）1938年参加八路军。延安炮兵学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南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志愿军炮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解放军炮兵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总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处长、副部长，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顾问。1964少将

   38军114师副师长宋文洪

   38军114师参谋长凌少农

   38军114师政治部主任余琳

   340团   341团   342团

   39军

39军军长吴信泉（1912-1992）1930年参加红军。红15军团保卫局1科副科长，师特派员，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四野39军政委。14兵团军长兼政委，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第二副司令员、军长兼政委，沈阳军区参谋长。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1955年中将

39军政委徐斌洲1930年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9军27师80团政委，模范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山东军区7师政委。四野39军政委。志愿军39军政委，军事学院副政委1955年中将

39军副军长谭友林（1916--2006）。1930年参加红军。红2军团5师政委，参加长征。新四军4师6旅旅长。39军副军长。志愿军39军副军长。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工程兵副司令员兼7169特种工程兵司令员。1977年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1980年乌鲁木齐军区政委，1983年兰州军区政委。1955年少将。13个荣获3个一级勋章的少将之一

39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1910-1992）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红15军团统战部部长。参加长征。新四军3师8旅政委。四野39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志愿军39军政委，志愿军后勤部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中将

39军参谋长沈启贤1930年参加西北军，1936年起义参加陕南抗日义勇军1军参谋长。1937年红15军团警卫团参谋长。新四军3师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四野49军145师师长。39军参谋长，志愿军39军参谋长，志愿军空军参谋长，空军学院副院长。1955年少将

39军政治部副主任贺大增(1906-1977) 1934年参加红军。红15军团团政委。新四军3师8旅团政委。四野39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39军副政委、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海军工程学院政委1955年少将

    第115师

39军115师师长王良太1933年1月参加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任连长。新四军3师8旅22团长。115师师长。3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东北军区工程兵部主任、沈阳军区工程兵司令员。1955年少将。1959年他发现雷锋先进事迹，多次找雷锋谈话，进行培养。1965年内蒙古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

   39军115师政委沈铁兵

39军115师副师长颜文斌（1915—）32年参加红军。红6军团51团连副指导员。参加长征。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特务团营长。四野39军115师参谋长。志愿军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副军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副司令员。1964年少将

39军115师政治部主任姚书梅1938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团宣传股股长，新四军三师直属政治处主任，东北野战军团政委， 14兵团军宣传部部长。志愿军师政委。广州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湖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国防科委基地政委、国防科技大学副政委

   39军115师副参谋长程国璠

   39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尹培良

   343团   344团   345团

   116师

  39军116师师长汪洋
39军116师政委石瑛（1916—1998）1937年参加红军。红1军团2师政治部宣传员。新四军独立旅政治部主任。四野39军116师政委。志愿军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代军政委，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64年少将

39军116师副师长张峰（1922—1998）1939年参加新四军。新四军3师10旅28团营长。东北民主联军2纵队5师13团团长。解放军副师长，志愿军副师长，师长，解放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少将

   39军116师参谋长薛剑强

   39军116师政治部主任王世琳

   39军116师政治部副主任陈绍昆

   346团   347团   348团

   117师

39军117师师长张竭诚1931年参加红军。红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参谋。新四军3师独立3团团长。东野2纵6师师长。率39军117师入朝作战。39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副军长、代军长。39军军长，沈阳军区副参谋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少将。2001年逝世

39军117师政委李少元（1915—1984）1932年参加红军。75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参加长征。新四军3师8旅24团政委。四野39军117师政委。志愿军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军军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兼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军区顾问1955年少将

   39军117师副师长彭金高

   39军117师参谋长杨启轩

   39军117师政治部主任吴书

   39军117师政治部副主任杨弃

   349团   350团   351团

   40军

40军军长温玉成（1915-1989）1930年参加红军。红5军团骑兵团政委。参加长征。苏中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四野41军副军长。志愿军40军长，解放军20兵团军长兼政委，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都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中将

40军政委袁升平（1912-）1929年参加红军。红1军团1师1团政委。参加长征。陕甘宁晋绥联防教导2旅副政委。四野40军政委。志愿军40军政委，志愿军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1955年中将

40军副军长蔡正国（1909-1953年）1932年参加红军。连长。参加长征。胶东军区参谋处处长、教导2团团长。东北野战军41军121师师长、40军副军长

40军参谋长宁贤文（1913—1994）1930年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交通大队排长。参加长征。东北野战军3纵队8师师长。40军参谋长，高级防空学校校长，湖南省公安总队总队长兼政委。1962年少将

40军政治部主任李伯秋(1916-2005) 1940年鲁中八路军四支队1团政委。40军政治部主任。40军代政委、政委、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1955年少将

   118师

40军118师师长邓岳（1918—2000）1930年参加红军。红军大学警卫排排长。参加长征。八路军129师新4旅10团副团长。东北野战军3纵队7师师长。志愿军师长，副军长兼参谋长，解放军军长，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少将

   40军118师政委张玉华

   40军118师参谋长汤景仲

   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

   352团   253团   354团

   119师

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1931年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骑兵师1团团长。参加长征。八路军129师新8旅22团副团长。东北野战军3纵9师首任师长。率40军119师入朝作战， 40军副军长兼119师师长，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1955年沈阳军区装甲兵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2004年逝世1955年少将

40军119师政委刘光涛冀东军分区12团政委。四野40军119师政委。志愿军师政委，军干部部副部长，军政委，沈阳军区副政委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1964年少将

   40军119师副师长何耀海

   40军119师参谋长夏克

   40军119师政治部主任程克廉

   355团   356团   357团

   120师

   40军120师师长罗春生

40军120师政委张海棠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军政治部特派员，参加长征。军分区独立大队政委。师政委。师长兼政委、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辽宁省军区司令员、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1955年少将。2004年逝世

   40军120师副师长黄国忠

   40军120师参谋长郑志士

   40军120师政治部主任张继之

   358团   359团   360团

   42军

42军军长吴瑞林1932年参加红军。大金省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委。参加长征。山东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四野42军军长。志愿军42军长，海南军区司令员，南海舰队司令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常务副司令员1955年中将

42军政委周彪1930年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巡视员。参加长征。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北军区7纵队副司令员。志愿军42军政委，东北军区防熔部队政委，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空军顾问1955年中将

42军副军长胡继成1931年参加六安县游击大队编入红军。红15军团75师司令部1科科长。参加长征。山东滨海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四野42军126师师长。志愿军42军副军长，广州军区参谋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副政委1955年少将

42军副政委郭成柱（1912－1972）1929年参加红军。红一军团政治部统计科科长。参加长征。新四军三师七旅政委。四野十四兵团42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十三兵团42军副政委、政委。解放军42军政委，中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副政委1955年少将

42军参谋长廖仲符（1913—2001）八路军冀豫独立二师代表兼参谋主任。四野42军155师师长。42军参谋长，志愿军42军参谋长，中南军区司令部工程处处长，广州军区工程兵主任，军区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1961年少将

 42军政治部主任丁国钰1932年参加红军（1955年出任驻外使节

志愿军阵亡的31位正团职以上指挥员

一)代军长，副军长(4名)
李  湘   江西省永新县人，1913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 67军代军长，1952年7月8日在朝鲜病故。
吴国璋
安徽省金寨县人，1919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 39军副军长，1951年10月牺牲。

饶惠谭
湖北省大冶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 23军副军长，1953年2月牺牲。

蔡正国
江西省永新县人，1909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 50军副军长，1953年4月12日牺牲。


(二)师长(3名)，副师长(1名)，师参谋长(3名)

罗春生
江西省吉安县人，1916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 40军第118师师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

李雪瑞
湖北省茶陵县人，1914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 67军第200师师长，1951年7月牺牲。

王珩河
北省任丘县人，191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炮兵第8师师长，1951年7月24日牺牲。

蔡启荣
河南省商城县人，1919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 12军第35师副师长，1951年5月17日牺牲。

胡乾秀
湖北省阳新县人，1916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 20军第58师参谋长，1950年12月牺牲。

薛剑强
江苏省涟水县人，1922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 39军第116师参谋长，1951年牺牲。

汤景仲
山东省寿光县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 40军第118师参谋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


(三)团长(20名)
赵鸿济
山东省掖县人，1918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 20军第60师第180团团长，1950年12月10日牺牲。

张端胜
山东省博山县人，1920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 26军第77师第230团团长，1950年12月29日牺牲。

郑希和
山东省寿光县人，1919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 42军第126师第378团团长，1950年12月牺牲。　　

王德荣
江苏省人，1901年生，炮兵第1师第11团团长，1951年2月牺牲。

宋崇魁
山西省和顺县人，1920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 12军第34师第106团团长，1951年4月23日牺牲。

洪定太
湖北省黄冈县人， 20军第59师第175团团长，1951年4月27日牺牲。

田润身
山西省怀仁县人，1918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 65军第193师第578团团长，1951年4月牺牲。

邓仕均
四川省苍溪县人，1916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 63军第187师第559团团长，1951年5月20日牺牲。

吴彦生
12军第35师第105团团长，1951年5月牺牲。

储绍孟
河北省博野县人，1915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 65军第194师炮兵团团长，1951年5月牺牲。

赵大海
山西省人，1923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空军第4师第12团团长，1951年7月9日牺牲。

隗永文
河北省房山县(今北京市)人，1922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第65军第193师第578团团长，1951年9月牺牲。

卢炳德
安徽省五河县人，1918年生，1933年参加革命，志愿军后勤部第2分部汽车第1团团长，1952年3月13日牺牲。

曹国英
河北省安国县人，1916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第12军第35师第104团团长，1952年3月22日牺牲。

汤福亭
山东省荣成县人，1913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第31军第93师第279团团长，1952年8月10日赴朝参观见学时牺牲。

贾广和
江苏省沛县人，1924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空军第15师第43团团长，1953年2月牺牲。

王宪堂河北省沙河县人，1918年生，1939年参加革命，炮兵第33师第407团团长，1953年6月2日牺牲。

樊玉祥
河北省灵寿县人，1923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空军第15师第45团团长，1953年6月22日牺牲。

康致中
陕西省人，1919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第1军第7师第19团团长，1953年6月26日牺牲。

赵文全
山西省代县人，1926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空军第6师第16团团长，1953年6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