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日本综合症”

　　倘若日本仍然是第二大经济体，那才令人吃惊。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正悄悄地退出世界舞台，感觉就像是我们收到了某位远房亲戚的病危通知书。对于一个20年前被认为已经确立全球霸权的国家而言，这种退场方式可谓非比寻常。

　　有趣的是，中国大量借鉴了日本的经济模式：即通过生产低成本的出口商品为国内投资筹集资金，同时却让贸易伙伴的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只是贸易伙伴的名字偶尔改变而已。

　　在日本的强项上击败日本，这肯定会让中国的领导人痛快一时，但这个笑话也许很快便会发生在中国的身上。事实上，中国也能够及时地摆脱日本发展模式。当然，日本繁荣的出口业让其经济增长持续了四十年时间。可是日元币值低估最终却导致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泡沫破灭，其后果至今仍拖累日本。日本恶劣的人口形势无法帮助改善经济，不过中国的人口状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北京在1979年出台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对其人口金字塔发挥了作用。到2030年， 20至29岁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将减少一半。更糟糕的是，中国比日本大得多--这意味着中国泡沫一旦破灭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全球影响。现在北京可谓是神气十足，但要想长期取得成功，则取决于中国能否认识到日本曾经犯下的严重错误。

　　日本试图称霸全球的时代尚未被人们淡忘，如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出口大国。同日本一样，中国也是通过抑制消费来提高个人储蓄，从而为出口和基建投资筹集资本，且其程度比日本更甚。中国的经济增长打破了所有的记录，不过它的经济失衡同样如此。

　　与日本相比，中国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程度更高，且相关数据仍在朝不良方向攀升。投资占中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而其消费仅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6％--这个数字创下了世界最低水平，甚至远远低于印度、巴西等其他新兴经济体。但正如日本的先例一样，低消费会导致高储蓄，中国人节俭的习惯加上净出口增长让中国积累了全球最多的经常账户盈余，相当于1985年日本经常账户盈余的三倍。

　　贸易顺差让中国受益良多，不过人们也很容易被数字冲昏头脑。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谨记“中国是个大国”这一事实--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才刚刚开始。虽然人均GDP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中国的基建投资对国际商品市场产生了影响。近几年来，由于中国在国家建设方面的投入，许多基建材料的价格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的人均钢铁产能尽管只相当于日本1974年高峰期的一半，但其总产能已经超过了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俄罗斯的总和。基建投资热潮之外，中国长期的净出口顺差及经常账户盈余也导致了国际金融的严重失衡。1988年日本外汇储备约占日本GDP的5％和全球GDP的0.7％，而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占其GDP的1/2以及全球GDP的5％。规模如此庞大的储备当然具备撼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能力。

　　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不仅会激怒贸易伙伴，而且还会在国内制造通胀压力。通货膨胀对于一个依旧贫穷的国家是危险的，因为大部分人无法承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但这却是币值低估的一个自然结果。中国的出口企业用美元同中国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交换人民币，这样一来会增加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并引发通货膨胀。虽然官方的通胀统计数据不断上升，但并未完全反映事实。金融系统的高流动性引发了不少微型泡沫，例如近两年来大蒜价格猛涨了近百倍。

　　按照1:4而不是1:6的汇率用人民币兑换出口企业的美元，这可能是最快的解决方法，但中国更倾向于采取“冲销政策”而不是货币升值。所谓冲销政策，即通过央行发行债券来吸收过剩的人民币。美中不足的是，中国的美元储备需按照美元利率计算利息，因此假设央行发行债券的利率过高，那么央行支付的利息将会多于所赚取的利息。为防止资金外泄，人民银行必须保持人民币利率与美国利率相近。但美国利率对中国而言太低了，特别是当食品价格上涨和资产泡沫开始出现的时候。中国政府还尝试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例如控制某些食品的价格和限制资产投机者贷款，可是通胀压力过大，而这种零碎的政策好比“头痛医痛，脚痛医脚”。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借鉴日本的增长模式，因有助于放松管制和扩大开放而广获好评。这种新的经济模式是在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形成的。两位领导人均是工程师出身，也都曾担任过上海市长。他们分别于1989年和1991年开始上台执政，而且都是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僚”。在他们的任期内，中国实现了GDP的飞速增长，其原因若用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经济学家黄亚生的话来说，便是得益于“以大型基建和城市投资项目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虽然这种新的发展战略的确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机会以及崭新的基础设施，但是随之而来的经济失衡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黄亚生指出，中国一方面抑制个人消费，另一方面在打压小型企业活动的同时扶植国有企业和某些跨国公司，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并没能让国民充分受益。用他的话说，“90年代是具有严重城市偏向的发展史，是重点投资国字号企业的发展史，是通过限制本土资本家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史，是通过对最贫困阶层征税来为令人惊叹的城市繁荣表象提供资金的发展史。”

　　在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的领导下，中国现任的领导班子已经表现出改变路线的意向。事实上，对于胡锦涛最初在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和谐社会”这一指导性原则，许多人将其内涵解读为主张减少出口和投资的同时促进消费。美林集团香港/中国研究部主管崔伟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胡锦涛的目标是要“实现更平衡和可持续的、更加依赖于内部驱动力的经济增长”。作为从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的一大举措，北京当局已开始尝试冷却楼市和股市，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却使得北京不能倾尽全力。相反，为了支撑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国政府只能为那些规划好的基建项目慷慨解囊。可这些支出却带来了许多华而不实的结果：如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购物商场门可罗雀，城市空空荡荡，以及在地方政府掩盖下极其缺乏竞争优势的工业生产能力等等。随着全球经济止住了“自由落体”般的下滑势头，中国领导人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便促进消费和抑制投资过度。通过动用计划经济体系一贯的政策工具，中国政府取消了某些出口商品的税收优惠，增加了面向研发环节的税收优惠，同时引导银行控制贷款，以及针对某些重工业提高用电价格。与此同时，政府还计划通过新的退休金计划和医疗保障计划来刺激消费。这些措施甚至还包括允许工人通过集体谈判追讨欠薪。中国当局虽然一向不支持劳工动乱，但对最近一连串的罢工事件与加薪要求却另眼相看。事实上，某些地方政府还强制性地提高了最低工资，相当于代替本地居民进行集体谈判。像提高工资这类政治主张固然很容易获得人民支持，可是中央计划的某些举措却可能会带来“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

　　中国倘若能够忍受并落实这些改革，同时提高效率和产能，其成就将会是巨大的；然而若是要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内驱型经济体，北京还需要发展具有竞争力的服务行业。但这个问题争议更大。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国内尚未达成共识，因为很多人仍然执着于90年代的发展模式。

　　IMF最近发现，在以制造业为导向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惠并没有公平分配给工人；在中国、日本等国家，工资水平往往不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且服务业的生产力严重滞后于制造业。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金融、媒体及其他关键的服务行业均被视为过于敏感所以不适合自由竞争，因此有政府关系或背景的企业往往会因为市场准入监管壁垒过于繁琐而受到保护。日本是“七国集团”当中服务业生产力最低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合作组织当中服务业生产力最低的成员国之一，而这并不是巧合。中国这厢，其重点保护的国有银行不仅设法限制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且还通过借贷妨碍其他行业的竞争，例如向重点国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等等。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崔历最近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的小企业与那些大企业相比，前者申请信贷的难度更大，支付的利息也更高。

　　上述改革绝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而紧急的人口形势也迫切需要中国立即行动起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当时的劳动年龄人口所需要供养的家属减少了。然而从2015年开始，这一政策的副作用将会显现--即不断增加的高龄人口需要靠不断萎缩的年轻劳动人口来供养。“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来，中国一直是个先行者”，这句妙语出自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报告。

　　2015年当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高峰时，那将比日本如日中天的时代晚了20年时间，但中国届时的繁荣程度却远不及日本的鼎盛时期。残酷的现实是：日本“先富后老”，而中国则“未富先老”。

　　城市化可以吸收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峰，但中国的农村人口将近一半已超过65岁，因为大批的年轻农民已经迁移到了城市、从事制造业的工作。事实上，作为廉价劳动力的一大来源， 20~29岁的人口已经开始萎缩。预计到2030年将减少一半。不过这未必是坏事：因为社会老龄化有利于经济的重新平衡。随着年龄和财富不断增加，人们势必需要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财务规划服务等等，届时就业的质量便很快会胜过数量。假设老龄化问题没有这么迫切，那么中国也有可能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即刻着手恢复经济平衡。不过面临人民币价格偏低，投资过热以及人口老龄化这三大迫切问题，中国领导人必须尽快找出解决方法。

　　历史给了中国一个“为日本所不能为”的机会。在日本经济实现繁荣并出现僵化、拒绝改变之后，日本政府才尝试重新平衡经济。因此当长期的经济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日本并未重建经济平衡而是崩溃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是一个机遇。此次危机让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依赖出口就是依赖那些不可靠的外国人，从而正确认识到平衡经济的利弊得失。近来我们所目睹的人民币升值、工资上涨以及其他平衡措施，并非完全出于无私精神。未来中国政府还可能稍微放宽对媒体和金融行业的监管。放开对服务业的监管也许是一个可怕的政治主张，可是当出口业油尽灯枯之时，完全没有主张也许要比这一主张更可怕吧。

　　如果工业繁荣如愿推进，中国就会有“黔驴技穷”之虞，就像日本当年的釜石市，只是中国更大而已。不过历史不一定重演。中国领导人似乎决心引领中国走上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接下来就看他们的实际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