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陷道德危机的主要根源

          中国深陷道德危机的主要根源
                             于成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今，物质已是丰裕到令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人们特是权贵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着这一切。然而，由于社会充斥着真假颠倒、言行颠倒和主仆颠倒，并由此导致理论失去灵魂，制度失去优势，“喉舌”失去信誉，公仆失去威信，社会失去道义，群众失去信念和信心；并造成口号的感召力在下降，榜样的影响力在下降，理论文章的说服力在下降，法规的威慑力在下降，干群的亲和力在下降。对中华民族创造力的杀伤力和对中华民族文明的破坏力却在不断地膨胀，足以说明中国已深陷道德危机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国深陷道德危机之中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呢？老愚不揣浅陋，略抒愚见。

      首先，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当属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现代社会的一个显着标志，就是执政者权力的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只能是人民的授权。正如习近平所说：“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而当权力执掌者未经人民授权而是来自层层的委任制且又自称代表人民的时候，就形成了对社会道德的根本性冲击。人们不再相信社会道德是最高力量的体现，不再敬畏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而是唯权马首是瞻，尊崇权力、迷信权力、恭维权力，顺从权力，进而想方设法获取权力、摆平权力、利用权力，来谋取自己的利益或保护自己不道德乃至邪恶的行为（如普遍讲假话），便逐渐成为人们生存方式的必要选择和条件。这就必然带来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塌方和陷落。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而美国作家亚当斯也明白无误地断言：“权力，无论是赋予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是贪婪的，象墓穴一样，哭喊着：要，要！”

      其次，既然未经人民授权，但又要长期维持其执政地位，这就必须在执政业绩上大做文章。为此，不得不突出正面宣传，掩盖负面问题。高层领导怕暴露问题太多，会影响执政党的形象，动摇执政根基；中下层领导怕暴露问题太多会影响“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形象和自己仕途的升迁。而这就必然导致各层领导对出现的问题的刻意封锁和对矛盾的肆意掩盖，以及对成绩、成就的孜孜不倦的宣扬和乐此不疲的赞颂。因而不时出现宣传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说与做的巨大落差，形象与真相的巨大逆差。媒体嬗变为“媚体”，进而失去诚信和社会公信力。而广大芸芸众生也习惯于说两套话，在社会大舞台上戴着面具跳舞和周旋。由于掩盖了负面，假丑恶也就得到了保护，自然也就导致道德沦丧。

      第三，虽然“依法治国”的口号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条款已写入宪法，但在社会实际运行中，政治权力远远大于法律，领导意志往往高于法律，导致宪法相关条文沦为摆设或一纸空文。例如，任何一个网络管理员，尽管他们连最小的官员都不是，但他们的权力却往往都大于宪法。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网络管理员就可以随意删除屏蔽公民的言论，司空见贯且又不会受到任何法律追究。当然，网络管理员也是被权力所逼迫，他不删不屏蔽，就要失去饭碗，网站就可能被封闭。不仅如此，在中国，宪法规定的许多条公民的权利，从来都没有落到实处，从来也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再说，中国有许多法律并不是名正言顺地由人民投票通过的，而是执政者打着人民的旗号自己随意制定的，执政者连自己定的宪法都不执行，怎么可能让社会其它人或组织一丝不苟地去执行宪法呢？怎么可能让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呢？由于社会运行的的本质就是对不受监督的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以，为绝对权力所反对的，便没有谁敢提出拥护；而为绝对权力所拥护的，也没有谁敢提出反对。老百姓受了冤屈往往也不去求助法律，而是去上访，去寻求权力帮助讨回公道。足以说明这个社会权力大于一切。

      第四，当今中国，个人利益的获得往往并不是靠讲信用和遵守秩序就能得顺利得到的，而是逆向淘汰，讲道德守秩序的则生存发展艰难困苦难上青天，而不讲道德不遵守秩序的却能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发大财的不二法门和捷径往往就是与权力拉关系套近乎搞蜜月。只要与权力层的关系搞好了，发大财路上的一切障碍便会迎刃而解。正是由于权力的放纵和保护，败坏道德的人才能获利发财。而利益的导向是有效的，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蝴蝶效应”的频频出镜也就不足为奇了。

      末了要说的是，我们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漠视由于上述原因所导致的道德危机，而任凭“真假颠倒、言行颠倒和主仆颠倒”等不道德行为在神州大地天马行空，殃及万民福祉。否则，眼前的“经济繁荣”只能是建筑于沙滩上的“高楼大厦”，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正如当年亚理斯多德所说：“人类一旦不讲道德，人间就成为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