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的比较由来和未来

2006-09-15 来源: 文化传播网
前不久，我曾先后二次在金羊网论坛上谈过中国最难当的前任文化部长刘忠德和现任不感到难当的孙家正部长，似乎关于文化部长这个话题该打住了。然而，当我在9月2日《新民晚报》上读到了一篇特稿：《巴西文化部长“唱而优则仕”》后，又引发了我的另一些想法，乘热再嚼一嚼文化和文化部长这个老话题。
吉尔是巴西乐坛上的传一个传奇人物，在音乐创作方面成绩斐然。18岁创建了自己的乐队，20岁录制了第一张个人专辑，1998年和2005年两度获得格莱美音乐大奨。他本人不仅是一名好歌手，还能把桑巴舞曲、萨尔萨舞曲、波萨诺瓦舞曲等与摇滾和民族音乐巧妙融合起来。他又是巴西“热带主义”音乐运动发起者，故被巴西人公认为是“音乐教父”。
如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国人恐怕是很难接受这样形象的文化部长，64岁的他，竟留着满头小辫子，身着黑色上衣灰色裤子，每年仍坚持唱歌演出。据说，如果他继续当歌星的话，其收入远远要超过现文化部长每月2400美元工资。为此，巴西总统卢拉破例准许他周一到周五正常上班，周末可以安排演唱会。而这样的准许在巴西是无人会提出异议的，也不会去议论一个当文化部长岂能如此额外生财。相反，巴西人就欢迎这样的艺人当文化部长，这就是巴西的文化国情所决定的。所以你大可不必想象太丰富，也把这样的文化部长生搬硬套地移植到中国来。
时下，吉尔则继续高“唱而优则仕”，他仍将受到巴西国人的一片喝彩声；而在中国如发生这样政治奇迹的话，那台下恐怕是一片喝倒彩了。
2005年10月，中国的文化部长孙家正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作了题为《当代中国文化的追求与梦想》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与美国人民做了一次敞开心扉的沟通：“文化是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情感、愿望的反映，反过来又对人的生存、发展给予能动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即人。了解今天的中国文化，就是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人。”
由此是否可以这样说，所有的社会现象则全是由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所决定的。
中国长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绵延至今，毕竟是这个民族所创造的有史以来的博大精深文化，是别的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但也不可否认其必然受到古老、保守、落后的旧文化传统观念影响，其发展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要彻底消除传统文化的落后因素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不现实的。
有什么样的民族必然有与此相匹配的文化。中国的历史实质就是由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他所创造的蕴涵文化，以及他们相互依存的一部社会发展史。古老既给我们带来了厚重的文化，但又必然伴随着落后的思想意识，并长期困缠着中国的社会进程。为此，只有完全摆脱沉重的历史包袱束缚之后，中国才能迈开青春的脚步。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抉择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入侵这个不可避免的难题。虽然，那一味地排斥外来文化的沉重一页已被翻过去。但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一个大国在通过改革开放走向强国之路时，是多么需要有伟大的新思想去培育国人具有担当起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责任。当人类发展到需要我们中国对社会有所作为时，我们必将义不容辞地也完全有能力作出应有的贡献。这就需要我们从现在起，誓把中国的文化旗帜高高举起，而不被“西方文化”的侵入所淹没。
为此，我们一定要作深刻的诚实地反思，并作必要的“中外文化比较”的深入研究。其实历史则早已有了先例。据文献说，五四前后曾有过“文化新旧调和论”，这恐怕是东西文化问题的最早的一次论战。持这种观点的是以章士钊、陈嘉异、杜亚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好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並且应当发扬光大。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固然可以吸取，但中国的精神文明、道德文明，却是最高尚最贵重的财富。认为“抄拾欧化”还不如“整理国故”对世界文明更有贡献，所以“蔑视国故”就是“无世界眼光”。正确的态度应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促使新旧调和，以求做到“国粹不灭，欧化亦成”。这种“中体西用”文化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有存在的现实意义。
真如孙家正在《当代中国文化的追求与梦想》演讲中明确地指出：“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文化的权利，某种文化是否适合于自己，也只有他们自己才有发言权，如鱼择水，如乌投林，归依自明。不论别人如何评价我们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鞋子是否合脚，只有自己最清楚。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是与史俱来的客观存在，也是世界保持其丰当多彩的前提性条件。以什么样的思维和态度来看待和处理，将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是倡导“和而不同”，通过增进理解和宽容从而实现互利、实现双赢，走向共处，走向和平，还是因袭陈腐的冷战思维，散布猜忌和隔阂，引发摩擦和对抗，甚至战争，人类应把握自己的命运。”
那么当今中国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呢？
笔者认为，最需要的是中国文化部长如何去召唤国人，召唤我们立足于当今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华民族，参照西方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去认真地思考中国人应如何有尊严地生活的大问题。同时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东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在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能否把两种文明的矛盾和冲突调和得更加和谐完美。这恐怕是当今中国文化部长区别于巴西文化部长所面临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应担负的各自的责任。
今年年初，我国著名学者邓正来的巨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出版了，则意味着是对当代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和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作者对于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结构之中并承担发言责任的全新形势，对支配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范式”提出了根本质疑，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建构自己的“理想图景”进而建构“主体性中国”的重大任务。作者着重地明确地提出，中国则已经获得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甚至“参与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这“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
但仅仅获得这些资格，不足以说明中国就能完成它的强国之梦。中国则应该是拥有一个国家自己的思想库。这种思想库应该基于成熟核心价值观。邓正来把这种价值观称之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並由此而探寻建构起“主体性的中国”的重任。为此，作者进一步指出，“这是中国当下思想的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中国当下思想的全新的使命之一。”对此，当代著名学者周国平则作出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中国产生真正世界性的大思想家，向世界提供中国自己成熟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又能对世界未来发生重大影响的独特的思想贡献。”
我想，一个国家的文化蕴涵越深厚，其产生的思想则越为博大渊深。
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具有雄厚西学功底的学者邓正来，他並不否认西方经验和理论中含有人类共享的价值。更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既有胆识又毫不留情地批判和反对全盘照抄西方。他指出，当前中国如不去思考一系列中国所面临的极其重要的现实问题和特殊情势，却一味地追随西方的文化观念而跌入误区，往往认为在西方首先获得了成功，就认为接受西方文化也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今天在中国一定也行得通，于是全盘拜倒在西方文化的脚底下的选择，必将成为我们建立“主体性的中国”的主要障碍。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理想图景”，中国则应坚持走自己的理想之路——“文化立国”，尽管是漫长而艰难的。
就这个重大课题而言，那么作为中国的文化部长所肩负的担子应当是很沉重的。
但这是中国走向成功的一条必经之路。（李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