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本纪(3)

召诸侯至上海，继续跃进；以八年为期，实现四化。

二月，行幸广州，钦定《御制文集》，凡四卷。

三月，广东省委奏称：共产风复有抬头之势，公社当严格财务，注重分配；即以其奏示诸侯，命各地仿效。

贵州、河南省委谎奏称：食堂形势大好；上信之，以为有利于民，令天下效法。

下旬，车驾北返，召诸侯赴天津，重申：主要矛盾乃阶级斗争。又曰：“反华不止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亦然。”遂命邓公主持论战，伯达、乔木、定一等捉刀，雄文迭出，影射赫鲁晓夫。是为《列宁主义万岁》、《沿列宁道路前进》、《列宁旗帜下之团结》。

四月，人大二次会议开，指标如前，继续跃进。

中旬，上海告急：棉花断货，纱厂停工。

下旬，召见震林、鲁言，问以民生，尤以河南为虑，恐其统销太甚。对曰：“彼等尚有余粮，每日所食，不止一斤。”上甚慰。先是，河南水旱交加，无处幸免；芝圃妄言丰收，不从者即为右倾。时信阳食堂断炊，饿殍遍地，地委书记路宪文置若罔闻，疯狂征购；暴力横行，无所不至，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竟殴打同僚致死，不许灾民逃荒。芝圃匿瞒不报，犹言形势大好；又于郑州大兴土木，以备临幸之需。

五月，车驾次济南。时山东大旱，上深以为忧；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不以实对，犹以瞒产私分为言。舒同，字文藻，江西东乡人也，工于书法，有宠于上；然不能容人，黎玉、向明、赵健民等省内大员皆遭毒手。至是，境内饥民逾千万，无人敢言。

中旬，苏美英法四国会议流产。先是，美军高空侦察机入侵，苏联以导弹击落之；赫鲁晓夫大怒，切责艾森豪威尔。上大悦，命京师二百万众游行声援。

下旬，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朝，问以天下大势。上曰：“既非热战破裂，亦非和平共处，实乃冷战共处也。”

六月，苏共请于布加勒斯特集会；上许之，遣彭真率团赴会。

中旬，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于上海，压缩指标，重申：“质量第一，数量第二”。钦定《十年总结》，其略曰：“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尚存盲目性，惟待认知客观规律，方能反客为主”。

下旬，苏共中央下战书，围攻彭真；上大怒，召诸公赴北戴河共议之。

七月，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退专家，逼还借款。诸公义愤填膺，皆欲共赴国难；上以事关国体，许以一年还清。

八月，留苏核专家奉召撤离，机毁人亡，不知何故。

九月，于大区设立中央局。制以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刘谰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中旬，以邓公为团长，彭真副之，赴苏谈判；唇枪舌剑，争执更甚。

军委扩大会议开，林公阐述政治工作之重要，提倡精神原子弹，又曰：“人力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灵活思想第一”。上大悦，赐书褒奖之。

先是，林公以上抗大题词传谕全军，即：坚定正确之政治方向，艰苦朴素之工作作风，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谭政贯彻不力，林公不悦，切责之。

下旬，经济空前滑坡，跃进难以为继，周公、富春奏请“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上许之，是为“八字方针”。

十月，信阳事件发。上大怒，曰：“此乃反革命复辟也”。至是，始知饿殍千里，尤以豫、鲁为甚。

下旬，召见诸侯，切责共产风。以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希圣兼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芝圃、舒同皆罢官。

十一月，命周公草拟敕书，凡十二条，其略曰：“公社施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廿载不变”。任重呈封事曰：“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面貌大改。”上以其奏示诸侯，命天下仿效，纠正“五风”。

以少奇为团长，邓公副之，再赴莫斯科，预八十一国党代会。

总政主任荣桓建议，军队各级党委当关心地方工作；书记处附议，传令部队。林公以为越级，不悦；又鉴于德怀故事，奏称：“军队领导资身权重，干预地方，恐于团结不利”。上从之。

下旬，中苏论战不休，势均力敌；上遥授方略，赫鲁晓夫威风扫地。

十二月，各党签字，公报发表，少奇得胜还朝；上大悦，偕周公、朱德郊迎至机场。

下旬，召见诸侯，命整风整社，排队摸底。又曰：“县、社、队干部好中坏之比例为三、五、二，至于信阳、光山等处，不过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也。”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奏称：“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故当右则反右，左则纠左。”上深以为然，又曰：“大办水利，中央有责；县社‘一平二调’，始料未及。至于退赔，当中外协力”。

初，庆施奏请提高粮价；上恐市民惊慌，不许。至是，上欲一策两全；命补贴农民十亿元，提高购粮价，销售价如故。

1961年，一月，上谕：“不调查即无发言权”。钦定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略曰：“一切从实际出发，提高政治水平，实行民主集中制”。

中旬，九中全会开。重申实事求是，鼓励调查之风，全民大办农业。又遣伯达、乔木、家英率调查组分赴粤、湘、浙。

下旬，谭政罢为总政副主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常委等职皆解；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罢为副职。未几，起复荣桓总政治部主任。

林公下令，加强政治工作，曰：“学习上谕，当思考问题，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二月，家英奏称：“五风横行，粮食减产近半；食堂造饭不做菜，费力费柴，怨声载道。”

中旬，车驾次广州。命陶铸主持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伯达副之，鲁言、家英并为执笔。

下旬，为女民兵题照。其辞曰：“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三月，召诸侯至广州，以苏区旧作《调查工作》赐之。

中旬，上谕：“农民多产多吃，天经地义”。先是，浙江嘉兴乃鱼米之乡，然多产多购，农民不得多食，以致少产少食。又命社、队划小，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未几，原生产队统称生产大队，小队统称生产队。

下旬，希圣奏请包产到户；不报。

四月，行幸长沙。乔木上书曰：“食堂费力、费工、费事、费柴，当予解散。”上许之。

下旬，林公令《解放军报》刊登语录。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开，钦定议题，曰：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取消供给制，不办食堂。

六月，少奇、周公奏请压缩城市人口二千万；许之。

中旬，上历数郑州会议以来之积弊，曰：“批判彭黄张周，当止于高干，基层则不应反右，以致冤狱遍地，好人挨整”。未几，恺帆等得以平反起复。

八月，召诸侯再上庐山。颁布，《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上曰：“民主革命，历经坎坷而后成；社会主义革命，摸索十载犹不甚了了，然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九月，上以形势探底，当次第廓清，赠诗江后。其辞曰：“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下旬，行幸武汉，召见蒙哥马利，谓之曰：“核武器不过吓人而已，费财而无用，彼此皆备，则核战可免矣”。又曰：“朕既畅游长江，更望密西西比河。”

车驾北返，幸邯郸。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奏称：“小队生产，大队分配，算帐不清。”上不悦，即传命诸公，切责平均主义。

十月，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入朝，为生产队正名。

十一月，中央征粮受阻；陶铸奏请征地委书记入朝，共渡难关。上许之。

中旬，郭沫若观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呈诗曰：“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上和之曰：“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十二月，江渭清奏称：“江苏形势好转，征购超额。”上大悦。

中旬，读陆游《咏梅》，反其意而和之。其辞曰：“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下旬，赐诗湖南省副省长世钊。其辞曰：“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1962年，一月，召省、地、县委书记入朝，共议国是，凡七千余人。少奇列举经济建设之基本经验教训，凡十六条。又曰：“工农业减产，持续三年有奇，不进反退者何哉？不可辄以一指对九指之陈言文过饰非。实乃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彭真曰：“圣主威望，犹如泰山；去土数吨，高度不减。”上大怒，隐忍未发。

林公阐述军事方针，又曰：“遵从上谕，一往无前；曲解圣意或阳奉阴违，必遭挫败；数十年来，莫不如此”。上大悦，即命少奇、林公各呈文以奏；以地、县主官言犹未尽，许以续会至春节，尽情出气。又曰：“中央有过，罪在朕躬。”

二月，安徽代表团揭发希圣大跃进以来之误，批判单干风，群清激愤；少奇黜之。制以华东局第三书记李葆华为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长谭启龙为本省第一书记。葆华，北方局故人，大钊之子也。上念希圣旧功，其华东局第二书记如故。

车驾南巡，命少奇留守京师。

下旬，常委扩大会议开（西楼会议），陈云纵论当务之急，其略曰：“恢复优先，发展随后；精兵简政，压缩城市人口；重点支农，抑制通货膨胀”。少奇附议，奏以闻。

三月，陈云力主整顿，于重工业及基本建设不惜“伤筋动骨”，又曰：“所谓综合平衡，止于长线；短线平衡，方能“立竿见影”。

中旬，少奇、周公、邓公赴武汉行在请命，起复陈云财经小组组长，富春、先念副之；上许之。

下旬，命家英率调查组赴湖南，考察公社实情。

四月，最高国务会议开，上曰：“民主集中制实施不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朕辄以为言；然右派进攻，必须反击，以致言者有罪矣！万马齐喑！政治不建言，工作不负责，学术不争鸣，呜呼哀哉”！

中旬，少奇奏请转发陈云所述，不报。

下旬，克格勃煽动边民，伊宁等处逃亡者六万余人；上大怒，即命自治区主席赛福鼎还镇，处理善后。中苏嫌隙愈深。

广东惠安、海丰等县青黄不接，十万余众云集宝安县，欲奔香港；省委力不能制，逃亡者逾万。

五月，车驾复南巡，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周公曰：“虽处困境，然险关已过，调整数年，当见成效。”少奇曰：“盲目乐观，贻害无穷；须知险关未过，不可掉以轻心。”邓公力主干部平反，凡县委以下，皆可一劳永逸，不留后患。

家英赴行在奏请包产到户，上不许，曰：“群众路线，不在此例”。

中旬，财经小组修改是年计划。周公命富春赴杭州行在请命；制曰：“可”。

六月，蒋公蠢蠢欲动，叫嚣反攻大陆。召见副总长成武、南京军区司令世友等，授以方略。

中旬，行幸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奏称，夏粮增产十亿斤不止。国锋本名苏铸，山西交城也。

德怀上万言书，请求平反。先是，少奇曰：“德怀庐山上书，所举事例并无不妥。若无篡党、里通外国之举，或可翻案。”又曰：“不懂装懂、瞎指挥者必须下台！党纪森严，无人例外！”上不悦。

下旬，命《人民日报》动员备战，蒋公丧胆，美英等国亦不为所用，事遂寝。

家英返京师，谒少奇汇报。少奇危言耸听，曰：“形势如此，无产阶级专政或将垮台。余不敢擅离京师一步矣”！

七月，建勋、启龙、子厚奏称，豫、鲁、冀各地夏收良好，出乎意料。上大悦。书记处会议开，陶铸、庆施传上谕，谈论缺点当适可而止，当务之急在于迎刃而上。邓公曰：“不论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即可。凡有利于恢复生产者，皆无不可；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既为群众所请，必有其理也。但须实事求是，不可千篇一律。”

车驾次京师，陈云上书求见，力主分田到户，以为不致两极分化，不妨征购。又曰：“若从吾言；四载尽复旧观；矜持不决，八年未必有成。”上不悦，即召少奇、周公、邓公、伯达、家英等议事；命伯达起草文件，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又以家英不务正业，鼓吹分田单干，切责之。未几，陈云复称病不出。

中旬，子恢求见，曰：“安徽之‘责任田’，其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力、分配、上缴任务皆统一于集体，乃联产计酬之生产责任制，非单干也”。上有所问，子恢不答，力陈己见；上不悦。子恢复谏曰：“容彼单干，待其有积，再行社教”。上教之曰：“农民单干两千年矣，其积几何？”子恢愧不能言。

下旬，北戴河会议开。上召见各中央局书记，批判分田单干。先是，稼祥主张：“和平运动当与民族解放运动并重，对外援助当量力而行”。上不悦，斥为修正主义路线，切则“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当和，对反动派当和，对修正主义当和，对亚非支援当少。

八月，召见庆施、陶铸及子恢、鲁言等，曰：“包产到户，必然贫富分化；小资产阶级专政，党内势必分裂”。又谓诸侯曰：“不可只看黑暗，不见光明；阶级残余若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矛盾亦在。”

先是，陕西户城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会计杨伟名等上书中央及各级党委，其略曰：“余等任职基层八载，见闻骇人。或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坐井观天，流于管窥。今农村经济濒临破产，民怨沸腾；新民主主义建设任重道远，岂有六载而就之理哉”！又曰：“恢复单干，人心所向；当退则退，不可一意孤行。”上大怒，曰：“此乃一叶知冬也”！初，安徽太糊县委宣传部钱让能上书保荐责任田；至是，以其奏示诸侯。

中旬，上重提阶级斗争，批判单干风；邓公附议，子恢检讨。未几，农村工作部撤消。

下旬，偕诸侯返京师

九月，批判翻案风。设立审查委员会，甄别德怀、仲勋等。先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读李建彤小说《刘志丹》，以为美化高岗；西北故人仲勋、拓夫、景范等皆不以为然。建彤，景范之妻也。红彦致书尚昆，俱陈始末；康生奏以闻，曰：“利用小说反党，乃一大发明也”。上曰：“凡欲推翻政权，必先造成舆论，搞意识形态工作；革命如是也，反革命亦当如是也。”

下旬，十中全会开，加定一、康生、瑞卿书记处书记。

上曰：“由资本主义过渡至共产主义之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路线斗争无刻不在。被推翻之反动阶级不甘灭亡，妄图复辟；旧社会之习惯势力及小生产者之资本主义倾向尚未肃清。彼等人数不多，然贼心不死，欲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故阶级斗争不可避免，此乃马列所述之历史规律，千万切记。”

十月，尼赫鲁以为中苏交恶，孤立无援，令印军大举犯边。上以劝说无效，下令反击；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南疆军区司令何家产东西并进，大破之。

中旬，制以六十三军政委丁莱夫为广播事业局党组书记。

下旬，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封锁古巴。先是，赫鲁晓夫以导弹射程略有不及，欲以近制远，密运导弹及轰炸机至古巴。

十一月，尼赫鲁动员再战；五十四军军长丁盛率部出击，复破之。至是，两战皆捷，歼敌近万，印军丧胆。上以原子弹开发在即，不欲节外生枝；又恐前线补给乏力，即命班师。印军虽乘虚而入，然不敢内犯，边疆宴然。

下旬，赫鲁晓夫讹诈不成，狼狈撤退；上哂之。

十二月，苏共动员欧洲各国共产党群起围攻；上从容应战，命冷西及中联部副部长王力等撰文批判之。王力本名光宾，江苏淮安人也。

下旬，亲录清人严遂成《三垂冈》以赐诸侯。其辞曰：“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上亦赋诗曰：“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3年，一月，《真理报》长篇累牍，污蔑中共，妄言团结。上大怒，命《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反击。

赐诗沫若、周公，其辞曰：“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正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中旬，车驾巡视数省，诸侯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未留意；上不悦。

二月，苏共请求停战，以便两党会谈；许之。

下旬，中央工作会议开，决议厉行节约，开展“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

上谕：“干部于社会主义知之甚少，社会主义教育当与经济工作并驾齐驱。”

三月，上谕：“向雷锋同志学习”。

苏共再下战书，阐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下旬，文化部党组奏请禁演鬼戏；许之。

四月，命邓公主持论战，少奇、周公等皆预其事。

河北省委奏称：“保定地委清理帐目、仓库、工分、财务。”上以其奏示诸侯，始行“四清”。

五月，命彭真、伯达起草文件，指导社教。又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乃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之三项伟大革命运动，避免官僚主义、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之确实保证也。不然，少则数年，多则十余载，全国性反革命复辟则在所难免，马列主义政党沦为修正主义政党、法西斯党，势必江山变色。后果堪忧，不寒而栗。”

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长俞铭璜《“有鬼无害”论》见于《文汇报》。初，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鼓吹《有鬼无害论》，又与邓拓、吴晗结盟，合写杂文，含沙射影，是为《三家村札记》。江后大怒，命庆施反击。未几，庆施、铭璜皆卒，遂以春桥、文元代之。

中旬，颁布《农村工作若干问题之决定》，推行社教。是为“前十条”。

六月，复书苏共中央，纵论国际共运总路线；至是，羽书纵横，邦交愈恶。

七月，命邓公率团赴苏论战。

彭真奏称：社教执行有误，当予纠偏；即命邓公、震林主其事，家英执笔，以阶级斗争为纲，阐明政策界限。是为“后十条”。

中旬，《真理报》再发谬论，上命《人民日报》转载，以为反面教材；又引陶潜诗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下旬，邓公还朝，不辱使命，上偕诸公郊迎至机场；又以书记处事烦任重，改命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主持论战。未几，《九评》迭出，矛头所向，直指赫鲁晓夫，苏共理屈词穷。

八月，赋诗称颂“好八连”，其略曰：“好八连，意志坚；拒腐蚀，永不沾。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初，八连驻守南京路，身居闹市，一尘不染，百姓爱之。

九月，上谕：“经济技术落后于帝国主义，势必挨打；数十年内若无所成，追悔莫及”。

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主张利润挂帅；康生、伯达以为机会主义，切责之。

十月，车驾南巡，召诸侯审议“后十条”，命少奇修订之。

十一月，台湾复以美制高空侦察机内犯；空军发导弹击落之。

少奇遣其妻王光美化名董朴，赴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主持四清。光美仗势压人，举措自专，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省委皆未预闻。未几，光美声称：社队干部四不清者过半，根源在上；一时人人自危，社员自杀者数十不止。

十二月，上谕：“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收获甚微；经济基础已变，上层建筑未改。共产党人于社会主义艺术无动于衷，热心提倡封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哉”！先是，庆施主张“大写十三年”，命春桥上报中宣部；周扬、默涵等以为妨害创作自由、不符双百方针，切责之。江后主持京剧改革，往来于京沪之间，奏以闻；上不悦。

王鹤寿奏称：“企业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部，精神振奋，面貌大改。”上大悦，即命一波推广；又赐书军委常委，褒奖林公。

1964年，一月，日共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来朝。上谓之曰：“自古人心易变，革命者亦然；若无群众监督，必出修正主义。”

下旬，越共遣使来朝。上谓之曰：“苏联既出修正主义，群起攻之；中国若出修正主义，汝等亦当反对。”

二月，上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中旬，召开春节座谈会。上历数教育体制之弊，其略曰：“学制可缩短，课程可减半，考题应公开，教育当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三月，京师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奏称，当为学子减负；上以为然，切责考试之法。

下旬，陶鲁笳奏称：“大寨大队党支书陈永贵政治挂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领导得力；有制度，不烦琐，有差别，不悬殊”。上奇之，永贵由是得宠。

四月，中央党校教员艾恒武、林青山合写论文《“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主次不分，语多不敬。初，党校校长杨献珍偏重唯物主义，副校长艾思奇擅长辩证法，论战不休，势如水火。献珍党于少奇，素以权威自居，康生深恨之。大跃进之兴也，献珍毁之百端，又曰：“上浪漫主义有余，现实主义不足”。康生俱奏以闻，又曰：“德怀作乱于庐山，献珍响应于山下”；上黜之。未几，少奇、彭真为其甄别平反，起复党校副校长。至是，献珍有恃无恐，鼓吹合二为一，竟曰“对立统一规律”亦在其中。恒武邀功心切，不日成文。康生洞悉其奸，奏以闻；上大怒，命其主持批判，复黜献珍。

五月，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卒。裕禄履新一年而疾作，实干者乃副书记张钦礼也，然不得志。未几，新华社副社长穆青至兰考采访，钦礼推功于人，声名亦显。

下旬，上以三线为忧，始以攀枝花为重中之重。

六月，中央工作会议开，告以警惕修正主义。

中旬，上于校场阅兵，钦定无产阶级接班人五项标准，大旨为：“心怀马列，反对修正主义；立足多数，发扬民主作风”。

下旬，少奇偕光美巡视数省，雷霆大发，诸侯震恐。

上谕：“文联所属之协会及刊物做官当老爷，跌至修正主义边缘，如不改造，势必沦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之团体也。”

七月，设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以彭真为组长，定一副之，康生、周扬、冷西并为组员。

苏共来函，请预二十六国会议；上不许。

中旬，少奇至南京，鼓吹桃园经验，命江苏仿效。渭清深恐伤及无辜，不从；少奇大怒，切责之。

八月，少奇于京师宣扬桃园经验，为光美张势。其略曰：“阶级敌人以合法方式与我周旋，或红皮黑心，或阳奉阴违。上昔日调查研究之法，无益于时，当寿终正寝矣。”又曰：“若不蹲点，深入四清，势必领导不利，其职当解。”有司俱奏以闻，上哂之曰：“本党救星，光美也”！

家英奏请修订《后十条》，上曰：“基层干部并非漆黑一团，工作队不可集中于一隅”；即告少奇，不听。

书记处下令，设立四清五反指挥部，修订《后十条》；少奇主其事。其略曰：“地主、富农子女，不得担任基层领导，不宜出任会计、保管、出纳......。”未几，某党员匿名上告，称：“少奇既主持全党全国之阶级斗争，何以娶妻光美？若嫁与领导即得改造，少奇何以离婚复离婚耶”？

中旬，少奇奏请集中省地全力于一县，施行“大兵团作战”。

下旬，雪峰奏称：“万人下乡，势必暴雨倾盆，径流太大”；即征中央局书记入朝，与少奇共议之。

少奇力陈己见，诸侯附议，雪峰不敢复言；上不悦。

九月，“桃园经验”下发全国，少奇势盛。渭清惶恐不安，庆施亦令其检讨，从之；上书曰：“今后当谨尊上谕及公令，永不再犯”。

下旬，少奇复书，斥其教条主义，切责之。又曰：“马列主义及上谕皆非教条，当服从真理，不可迷信个人。”先是，少奇巡视四方，发号施令，诸侯不尽服，皆以上谕为辞；至是，羽翼既丰，锋芒毕露。

十月，邓公下令，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队长，上海市委委员、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平副之。先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谓磐石曰：“校长陆平领导不力，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兼而有之”。磐石上报书记处，遂以北大为社教试点。

中旬，莫斯科政变，赫鲁晓夫下野；以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原爆成功，举国欢腾。上大悦，赋诗曰：“小丑下台，应欢送，礼炮隆隆。原子弹说爆就爆，其乐无穷。十年丑史归尘土，一阵惊雷卷巨风。笑老修大势去矣，敲丧钟。 忆往昔，来势汹；众喽罗，瞎起哄。君不见，人民自古是英雄。螳臂当车千钧力，庄生梦蝶一场空。看东方，火炬赤旗舞，万里红”。

下旬，少奇起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指示》。其略曰：“敌我矛盾或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或体现为党内矛盾；以至相互交织，真伪难辩。”

十一月，遣周公赴莫斯科，苏共立场如故，嫌隙愈深；然死敌既除，论战稍息。

中旬，书记处承少奇意，明令社教工作团权限，集中全力，打歼灭战。于是数千工作队员集于一县，包揽县委、公社、大队之权。

下旬，任重奏称：四清当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机关“五反”亦可统称四清；上许之。

十二月，三届人大开，三公皆如故；以林公为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如故。

中旬，全国社教会议开。诸侯附和少奇，夸大敌情，妄称基层漆黑一团；或曰基层政权失控者近半，或曰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与贫下中农之矛盾乃当务之急。上益不悦。

下旬，续会。上曰：“农村之关键在于干部，彼等作威作福，百姓疲敝；至于地主富农，皆已打倒，未遭批判者惟此辈当权派也。是故悠悠万事，整党为先”。

少奇曰：“当权派固当批判，然地富反坏匿于其后，不可不揪也！”初，整风伊始，少奇阳奉阴违；及至反右，上止欲揪其首恶，以便贯彻初衷。然少奇恐祸将及己，反右不止，事遂寝。至是，又欲故技重施；上大怒。

少奇又曰：“主要矛盾，即四清与四不清也；至于性质，当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织。”上曰：“彼等反对社会主义，乃资本主义性质，岂容质疑乎！”少奇犹强辩不休，喧宾夺主，曰：“四不清者造谣惑众，声称社教运动先整干部后及群众，百姓不安”。上曰：“苟如是，朕即刻明令天下，社教对象，止于干部；社员有过，一律不问。群众必然响应，何必扎根串联，形同特工哉！光美所行之法，层层点火，户户揭发；如临大敌，打击甚广。湖北仿效，自杀者二千；河北境内，不知几何？如此桃园经验，行之何益！”又曰：“至于蹲点，朕三令五申，无人响应；少奇一声令下，雷厉风行。由是观之，朕权威丧尽，固当下野，以避闲路。”闻者皆知所指，惊愕不已；少奇犹强作矜持，道貌岸然。上益恶之。

邓公谓少奇曰：“上怒气未消，恐于决议不利，不如劝驾。”少奇然之，曰：“上谕高深莫测，实干者不知所从”。一波曰：“上御体欠安，理应静养；既身居二线，何必事必躬亲耶。”邓公从之，奏称：“明日所议皆琐事也，不劳大驾”。

二十六日，赐宴于大会堂；命钱学森、陈永贵、董家耕、刑燕子等劳模侍宴，少奇、周公、邓公及诸侯皆另席。上意未解，怒斥修正主义；以计委及书记处为独立王国，切责之。又曰：“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非马克思主义所宜者也。”

二十七日，少奇等拟定《农村社教十七条》；上皆未预闻，乃知见欺于刘、邓，始有废立之志。伯达诘之曰：“党内外矛盾交叉，谓之国民党亦无不可也。”上哂之曰：“党内或有两派，一为社会主义派，一为资本主义派。”

二十八日，持《党章》及《宪法》驾临会场，谓众曰：“朕既为党员、公民，当有言论集会之自由，何以夺席于先，挡驾于后耶”！又曰：“至于运动之性质，提法有三。一曰四清四不清，二曰党内外矛盾交叉，三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矛盾。朕取其三，故当务之急，乃整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当权派者（走资派）也。所以然者，此乃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非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亦非矛盾交叉教育运动也。”

刘、邓惶恐，不敢复言；所拟《十七条》作废。

1965年，一月，常委扩大会议开，批判烦琐哲学、人海战术。言犹未尽，少奇强辩；上大怒，曰：“汝欲讲话，朕则不言；若要检讨，不必此刻”！诸侯皆听旨，少奇汗颜。未几，召开生活会，当众检讨。

中旬，钦定《二十三条》，意在走资派。其略曰：“有过者不论出身，皆应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方针，不得歧视；运动不分前后，不得以任何借口整治群众。”

先是，陈正人赴洛阳拖拉机厂蹲点，致书一波，其略曰：“老干部以革命有功自居，脱离群众监督，管辖之内，为所欲为。长此以往，社会主义企业势必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所以然者，未抓阶级斗争之故也”。一波奏以闻，上以为切中时弊；曰：“官僚主义阶级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乃尖锐对立之阶级也”。

二月，常溪平返沪，谓市委书记春桥、候补书记杨西光曰：“磐石于北大自命钦差，整人太甚”；皆附议。

下旬，设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井泉为主任。

三月，书记处会议开，邓公以为文艺批判过火，切责之。先是，康生点评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列为毒草；文化部厉行整风，人心惶惶；邓公不悦。

中旬，车驾发京师，行幸江南。

溪平上书邓公，极言北大社教之弊，力保陆平；控诉磐石对抗书记处及北京市委。

下旬，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声援溪平，邓公信之；未几，黜磐石，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代之。

四月，改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等皆罢官。

中旬，边疆吃紧，明令备战。先是，美军轰炸北越，苏军虎视眈眈；上不安。

下旬，贺龙偕瑞卿、成武赴武汉行在，奏请废除军衔制；上许之。

江后至上海，联络张姚，欲以外制内。又谓春桥曰：“革命成功，汝为功臣；一旦事败，我与帝离婚，一身顶罪。”对曰：“臣既受知遇之恩，托以大事，虽死无憾；纵刀山火海，何足惧哉！”遂命文元撰文，数易其稿。初，吴晗历史剧《海瑞罢官》公映，影射现实；江后以为毒草，请旨批判，上许之。后即往传命，北京市委、中宣部以未见敕书，皆不从；后大怒，欲令《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希凡捉刀。希凡寓居京师十载，深知彭真势大，权衡利弊，竟负恩。

五月，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刘亚楼卒。林公奏请：以空军政委吴法宪为司令，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为政委；上许之。

中旬，命工业交通等部门效法解放军，设立政治机关。

瑞卿主持军委作战会议，擅作总结；剑英辛苦数月，付之东流，深恨之，与荣臻、成武等联名上奏。上大怒，切责林公，斥其失职放权。瑞卿身兼书记处、军委秘书长、副总理等十余要职，凡事无不预者，位在荣臻、剑英之上；辄以御前大警卫员自居，与彭真、贺龙过从甚密，自恃林公宠信，飞扬跋扈，以致众怒。先是，少奇既见责于上，怨望不已，虽握党政大权，犹以林公为忧，欲架空之。遂许除瑞卿国防部长，笼络贺龙更甚；又曰：“时下战备吃紧，岂有病夫御军之理哉”！贺龙意气风发，视察海空军，屡以少奇为辞；竟曰：“如若战事突起，依据宪法，少奇当为国家元首，军队统帅”。有司俱奏以闻，上大怒，命剑英及总政主任肖华秘密部署，搜集罪证；海军副司令王宏坤、副政委李作鹏等皆预其事。林公震恐，令瑞卿撤消“总结”，又戒以众怒难犯，不可逞强云云；皆不听。

下旬，车驾次江西，重上井冈山。

六月，大军入越南，以炮兵参战。先是，胡志明入朝请兵，上许之。

下旬，彭真召集会议，切责磐石，斥其王八蛋。又曰：“汝欲使北京市委难堪，今先令汝难受。”磐石胆破，谓人曰：“彭真整人之狠，甚于日寇扫荡”。北大社教积极分子皆遭整肃，元梓尤甚，深恨之。

二十六日，上谕：“医疗卫生工作之重点当在农村也”。先是，上海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赤脚医生王桂珍事迹见报。时医院多设城中，承其惠者不过什一，乡村医药不备；上不悦，切责卫生部。

七月，前朝代总统德公入朝谢罪；上大悦，于京师赐第，谓之曰：“凡奔海外而欲归者，皆以礼相待”。

八月，谓诸公曰：“修正主义乃瘟疫也，一旦领袖感染，大局必危。”

九月，中央工作会议开，上曰：“中央若出修正主义，汝等当造反”。

下旬，召见德怀，起复三线建委副总指挥；谓之曰：“真理在汝，亦未可知；若有战事，或可统兵”。德怀怏怏，意犹未解；上不悦，益疑之。

十月，召见各中央局书记，谓之曰：“中央若出赫鲁晓夫，地方造反有理”。又曰：“朕来日无多，惟恐除恶不尽，遗祸后人。”

十一月，文元评《海瑞罢官》见于《文汇报》。其略曰：“吴晗为清官树碑立传，以阶级调和取代阶级斗争，殊不知彼等之‘清’者，止于地主阶级对农民之专政也。”又曰：“鼓吹海瑞退田、平冤狱者，旨在影射现实，为单干风、翻案风造势耳！”

中旬，车驾南巡。以警卫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尚昆罢为广东省委书记。初，尚昆命机要室建立录音档案，多有忤旨，彭真、瑞卿等尝借用之，不知何为。至是，公安部长谢富治及东兴奏以闻；上大怒。

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依附贺龙、瑞卿，交际甚广；上黜之，意在敲山震虎。

林公制定突出政治五项原则，通令全军。

下旬，上海敬业中学高中生马以鑫化名马捷投稿，批判文元断章取义，卑鄙无耻。其略曰：“若以《海瑞罢官》之‘退田’、‘平冤狱’影射当今，《铁道游击队》之刘宏岂非教唆犯乎！”先是，春桥命《文汇报》开辟专栏，以便“引蛇出洞”；然文史名家鉴于反右故事，皆缄默不言。及见马捷之文，如获至宝，命加编者按刊载，果然群起响应，名流多预其中。然华东以外，竟无报刊转载，军报亦然，上不悦。

二十七日，瑞卿至上海，谒江后请安；后承旨，切责彭真。瑞卿大惊，急电彭真告密。

二十九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姚文；上大怒，即治瑞卿通款之罪，召林公妻叶群赴杭州行在听旨。上谓之曰：“瑞卿既非军委主席、副主席，亦非政治局委员，何以专权如此耶！”叶群恐祸及林公，肝胆皆破，即数瑞卿专权、不敬之罪；上大悦，喜其机敏，命呈文以奏。

先是，彭真抗旨，拒载姚文，又谓吴晗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文元纵有后台，余不畏也”。上大怒，命春桥于上海印刷单行本。

三十日，周公还京师，命《人民日报》转载之。

十二月，《红旗》历史编辑组长戚本禹发表《为革命研究历史》，批判北大历史系主任剪伯赞“超阶级”、“纯客观”之说。本禹，山东威海人也，尝任职于中办信访局，撰写《评李秀成自述》，挑战史学权威罗尔纲，以为忠王不忠；周扬、邓拓、伯赞等切责之。上细读其文，称赞久之，即除《红旗》编辑；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中旬，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于上海，黜瑞卿，幽于别第，不令与会，党军各职皆解。除剑英军委副主席、秘书长，成武代总长；贺龙虽任职如故，权限止于军工，余皆免。少奇、邓公、彭真等皆未预闻，大惊失色；上恐打草惊蛇，讳言其罪，但以不敬林公、越权为辞。林公无奈，流泪而已。瑞卿欲面陈，上不见；求谒林公，周公不许。未几，瑞卿自裁不果，坠楼伤足；剑英大喜，改稼轩词曰：“将军一跳身名裂”。

下旬，召见《红旗》副总编胡绳、编委关锋及伯达、家英、艾思奇，盛赞文元、本禹；切责吴晗、伯赞。谓之曰：“海瑞罢官于先，德怀解职于后；以海瑞影射德怀，路人皆知也！”关锋，本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也，尝撰文批判献珍；康生、伯达皆称其才，遂得宠。家英通款于少奇、彭真，以为吴晗无辜，竟不以实录；未几，关锋奏以闻，由是失信于上。

先是，印尼内乱，总书记艾地殉难；上大恸，赋诗悼之曰：“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花落自有花开时，蓄芳待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