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严凤英逝世四十周年

周恩来与严凤英
－纪念严凤英逝世四十周年
王冠亚
1958年1月初，省黄梅戏剧团“反右派”运动的后期。为了帮助严凤英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派她到庐江，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过摩天岭，到一个最艰苦的山沟里，到工地上、农村中去“劳动锻炼”。
1月上旬的一天，半夜演出结束，突然来了一部小吉普，直接开到严凤英那里，叫严凤英上车，有重要任务。严凤英怀揣小鹿，火急火燎赶回合肥。晚上，严凤英提前到了江淮大戏院。一进剧院，气氛与平时大不相同，观众都是来开会的同志，还多了几位保卫人员。到了后台，发现省庐剧团的著名演员丁玉兰也来了！再到后台一看，今天的舞台监督是省文化局的副局长江枫同志，气氛自然就更加严肃。到底今天会来哪位首长？大家心里纳闷，但都不问——这是老纪律了。
黄梅戏《打金枝》正式开演，除了舞台上灯光明亮外，全场一片朦胧。这天的秩序也特别好，除了正常的反映外，没有任何杂音。突然，舞台西边的小门，一个微弱的灯亮了，省委书记曾希圣陪着一位我们常在纪录电影里看到的那位熟悉的身影出现了，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灰呢子大衣——那不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吗！那盏灯悄悄地又熄了，总理就在不影响大家看戏不影响演员表演的氛围中悄悄坐进了自己的座位，静静地看台上演出。我们在台上演戏，也禁不住悄悄朝观众席偷觑，看到总理和曾希圣同志悄悄谈着什么。大家心里紧张地扑扑跳，这场戏大家真是把心拎在口里演，特别认真。
演出结束大家站起来向周总理鼓掌，总理也站起来向同志们鼓掌致意，但是掌声经久不息。我们在台上也鼓掌希望总理上台来和我们见面。总理果然走上了舞台，和所有的演职人员一一握手！这时大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因为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和总理面对面地亲切握手啊！戏曲演职员在旧社会是给人瞧不起，谁敢梦想和一位国家领导人这样亲切地握手啊！特别是地方戏的老艺人眼里禁不住渗出了泪水！
大家心里还有一份奢想——想和总理合个影！搞舞台的同志趁机就把凳子搬来了。曾希圣悄悄和总理耳语，总理笑笑说：“好，和大家照个像！”大家高兴地把总理围了起来，并且把当中的座位让给总理。但是总理不坐，而是问：今天来的哪位同志年纪最大？大家异口同声讲：“丁老年岁最大！”丁老就是黄梅戏老艺人丁永泉。总理马上上前紧握他的手，请他坐在最当中，而自己和曾希圣、黄岩坐在旁边。总理看到大幕里还有个人，就问是什么人？曾希圣讲是省文化局的局长钱丹辉。总理亲切地讲，这台晚会不错，你辛苦了，叫他一起照相。自己退到一边，坐在下场门的偏位置上。严凤英看了，也悄悄走到一边，这时周恩来左看右看，笑着说：“嗳，那个骄傲的公主呢？”“在这！”周恩来伸手把严凤英拉到自己身边坐下，亲切地说：“你和王少舫一个是生姜，一个是辣椒……”严凤英没想到反右派大字报批判她的话，总理也知道，嗫嚅地说：“总理，我错了……”总理亲切地说：“这也不是什么大错，调和得好，也蛮下饭哩！”严凤英听了，心一热，眼泪也渗出来了。
1959年春，剧团到上海为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演出，演出场地在锦江饭店的一个小剧场。演的是《女驸马》，除了周总理，其它的同志都没看过。然而周总理还是坚持陪同大家看到底。看完了，他还是热情地上台和演职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感谢，道辛苦。大凡这种场合，都是演职人员最高兴最激动的时刻，希望早一点和总理握手，多和总理说两句话。这次总理又握到乐队吹唢呐的汪正仓老艺人面前，汪正仓一来年纪老，二来在旧社会没读过什么书，三来吹鼓手在旧社会是最下层的人，有句带污辱性的话叫“王八、戏子、吹鼓手”，最给人看不起，所以讲不来什么话，就结结巴巴问了总理好，总理紧紧握住他的手讲：“啊，我们见过面，是老朋友了！你是三河人，三河、上派、藕塘、朱圩……我都去过，渡江战役非从你们那里走不可！那里的群众好，对革命供献大！”几句话说得汪正仓心里热乎乎的。
最后他又来到严凤英面前，亲切地讲：“我们又见面了！是老熟人了！”总理又关心地问到她的工作学习情况，严凤英准备好的一肚子话，一句也讲不出了……临别时，总理又讲了一句：“我们到北京再见！”严凤英一下懵住了，“到北京再见”又有什么演出任务？问到局长、团长，大家不好说什么。最后曾希圣哈哈大笑，冲着严凤英说：“傻瓜！总理是叫你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去！”严凤英一听，真傻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1959年春，“五四运动”前后，到北京为全国政协会议演出，严凤英这次是和省徽剧团一起去的。也为大会和中央负责同志演出。一次是在中南海，那晚是省徽剧团的演出，那时徽剧团的演员都是十六七岁的小孩子，尽管他们还是小孩子，但因为徽剧已被旧社会糟蹋得几乎绝迹了，这是新中国抢救过来的，因此周总理特别重视。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也不顾年老疲劳，来观看这些小家伙们的演出。除了周总理，还有朱老总、罗瑞卿、马彦祥……康生也来了。戏演到中场休息时，总理问幕间休息多长时间？因为下面那个戏是小演员章其祥演的《水淹七军》，是关公戏，总理没看过。那天的舞台监督是徽剧团的团长周思木和省文化局副局长江枫。总理说，他还有个活动，趁幕间休息赶去办一办，他一定赶回来看。不过，他说，你们照计划安排的演，不要等我，我一定赶来，顶多差个两三分钟。大家非常矛盾，多么希望总理能看个全剧啊，但是不能不听总理的安排。大家纷纷看手表，希望它能走慢点，好等总理回来。可是手表是个无情物，答答地往前走着。无情的时间到了，不能不演了，因为台下也都是些年高德韶的老首长啊！这时，江枫和周思木悄悄交换了一个眼神，决心按总理的指示演出！于是，打起锣鼓，拉开大幕，演员喊了一声叫板，我们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边幕朝下看，看看总理可来了？哈！只见那个座位上，正襟危坐的不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么！一分钟也不耽误地准时来了！大家深深嘘了一口气，从心底敬佩周总理！
那时我在《安徽戏剧》工作，由省文化局副局长江枫率领，我也带了一部照相机到北京，准备抢几个镜头，写一点稿子，好回去报导。我是第一次在这样庄严的场合，为这些中央首长照相，而且是道地的业余水平！慌慌张张把三脚架支好，忽然闪光灯一闪——原来是一位专业的摄影家不慌不忙地早抢拍了几个镜头！台上的首长们就各自走散准备回家！而我还在那里手忙脚乱，急得一头汗！总理看见，立刻叫住大家：“不要走！不要走！他还没照好！”于是大家又回到原地，让我为他们照像。我心里那个激动，用我这笨拙的笔杆是写不出来的！我的闪光灯一闪，大家又走散准备回家，而我还想多照几张。周总理发现了，又叫：“别走！别走！这位同志还要照！”大家又各回各位，让我再照。就这样，我至少照了三次，等我照好，总理才微笑着对大家说：“好，解散！”那些年高德韶的首长们才解散回去。
照像之前，总理逐个问这些小演员的姓名，当他问到饰关公的章其祥，得知他一家三代都唱徽剧，恰好他们爷孙三代都来了，便和他的爷爷父亲一一握手，问长问短，希望他们很好地把徽剧传承下来。总理最关心这些小演员的营养，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总理问孩子们吃得怎样，说今晚要给孩子们加加餐。并问明天到哪里演出？周思木讲大会安排是到公安干校。总理就对罗瑞卿同志讲：“你们好好给这些孩子们‘犒一犒’！”这是总理的家乡话，就是给孩子们多加一点菜，因为那时三年“自然灾害”，总理都吃不上肉了！
严凤英当上政协委员后，加上赴京演出，到北京的机会就更多了，见到中央首长的机会也更多了，受到的教育也更多了。臂如她当选为全国科教文卫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份子后，便陆续听到周总理的讲话，像广州会议上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关于给知识份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帽子）加冕（加‘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冕）”，她这个感动可想而知。总理叮嘱她多演现代戏，并且推荐她演《红色宣传员》，她回来就立刻向领导汇报，并动员我和陈望久改编此戏，方绍墀作曲，乔志良和我导演。
周总理还把严凤英请到自己家里，以邓颖超同志的名义请袁雪芬、张瑞芳、新凤霞……等女演员到家中做客，谈戏剧革命和思想革命的问题。那时全国困难时期还没过去，严凤英到总理家，看到家中布置非常朴素，也没有勤杂人员帮忙，而是邓大姐自己亲自动手做菜做饭。严凤英看了于心不忍，也卷起袖子，帮忙做菜做饭。那不像是首长和部下会餐，而是家庭的长辈和晚辈一起谈心。总理讲，现在要开始“过关了”了（过五关），希望大家能安全过好这个“五关”，继续前进！总理还对严凤英讲，有什么问题打电话或写信给我——不过，他说，一般的电话和信到我那里很慢，要转几道手，最好，你直接寄给我秘书转。马上把秘书的姓名和通讯处告诉严凤英，并叫她注意保密。于是，严凤英将这个通讯地址小心翼翼地抄在一个笔记本的夹缝中，严凤英心底油然升起一种亲人长辈的那种温暖。（后来打砸抢抄抢开始，严凤英就将这个笔记本包括地址一起烧了！）那时，总理谈到黄梅戏演现代戏的问题，恰好，北京人艺正在演出朝鲜名剧《红色宣传员》，推荐给严凤英，叫她去看看。严凤英回来就向领导建议，移植改编《红色宣传员》。刘少奇同志也推荐演现代戏，并说，假若作曲来不及。可以就先演“方言话剧”。严凤英立刻把山东的《丰收之后》移植过来，演安庆话的方言话剧，她自己扮赵五婶。原来她是演花旦、青衣的，为了演现代戏，她扮老旦，演赵五婶，说安庆方言，演得非常成功。 这应是黄梅戏史上空前绝后别有特点的一页。当年在合肥公演此剧，引起极大的反响，没想到严凤英的话剧表演也这么好！农民生活气息这么浓！没看过此戏的严凤英的“粉丝”，知道此事，会深深引为遗憾的！写严凤英传记的朋友，也会因为没看过她这个演出，就不可能写得全面，特别是演赵五婶“忆苦思甜”的一大段说白，打动关门拒见她的那段戏，严凤英专门研究思考，想走出老套套框框，不是用含着悲泪说这段台词，而是用一个“忍”字，强忍悲泪，拼命不让它流出来——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深深吸了一口气，想把眼泪吸进肚子里！这一吸却把观众的眼泪也吸出来了！——她的每个“动作”都是这样用心抠出来的。
最后，她又成功地移植了歌剧《江姐》，时白林作曲，王冠亚导演，严凤英饰江姐，王少舫饰甫志高，张云峰饰沈养斋。这个戏严凤英花了很多心血，是她最好的舞台演出之一。从作曲来讲，《江姐》、《孟姜女》都是时白林创作新的高峰，《江姐》也是严凤英演唱的新的高峰。也是她的“封箱”之作，因为后来除了“样板戏”，其它的戏不给演了，一般观众不知道黄梅戏还有这两个非常好的戏，更不知道严凤英演的《江姐》也非常成功——成了“绝唱”了！这不能不说是黄梅戏热爱者大大的遗憾！
后来，严凤英在北京看了总理主持的《东方红》大歌舞回来，非常激动，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还将在大会上自己手抄和请同志帮忙抄的文化部领导关于《东方红》的总理的创作构思（洋洋数千字）带回来，而且她也学起《东方红》中的革命歌曲，唱法、发声技巧都丰富了。
不久，文化大革命要开始了，开始是把人员下放到农村搞“四清”，我下放到蒙城三义集，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严凤英则跟着“社教工作队”拉着板车运着布景和背包到皖南偏僻的小县旌德去和贫下中农“四同”并宣传演出。那时演了《白毛女》（我导演、严凤英饰白毛女，舞蹈吸收了四川川剧的舞蹈）以及《党的女儿》、《烘房飘香》等现代戏。并向合肥民歌手殷光兰学习合肥民歌“门歌”，在农村用门歌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很多观众不知道严凤英还有此特长，没听过，没见过，不能不说是大遗憾！后来她也穿上绿布军装，扎上皮带，戴上军帽，跟着姑娘小伙子们上街，到工厂，下农村，参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演出活动。她唱的歌就是从《东方红》中移植下来的。观众都热烈欢迎，有时竟跟着演出队伍跑，追着看，哪个“宣传队”也唱不过她们，观众不仅是听歌，还要看严凤英，听严凤英。可惜没有录像，没有录音，这个热烈场面只有靠想像了！
1964年年底，严凤英跟随剧团到寿县农村演出，北风凛冽，寒流袭人，她们来到瓦埠湖南的双庙公社的广场上为社员演出。这晚，来了一位特殊的观众，一百三十三岁的“老寿星”崔老奶奶，有的干脆叫她“老寿星”“老祖宗”“祖奶奶”，严凤英看到这样年老的观众，就觉得不是演员为观众服务，而是这些观众顶着严寒，冒着寒风来为自己捧场，心里暖流阵阵往上涌。凤英和全团演职员下定决心要迎着寒风给这些可爱的观众送上最大的温暖！她们每个细节都注意到了，她们迎着寒风演，而让观众背着寒风看，怕他们受凉。观众也都是从一二十里路外赶来的，他们常年没有文化生活，更看不到严凤英，这次严凤英亲自送戏上门，男女老少都来了！这位老寿星是被儿孙用牛车拖来的。淮北的冬夜，半夜三更，怎么回去呢？严凤英亲切地把老奶奶留了下来，给她吃夜餐，帮她洗脚，留她和自己睡一个被窝筒子。老人家非常感动，严凤英说：“奶奶，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孙女儿吧！”第二天临走，严凤英还送她钱，送她烟，一直把她送到大路口。老奶奶感动地说：“孩子，你比俺亲孙女还亲啊！”
“文化大革命”越来越激烈，打人、游街……等等暴力活动都泛滥起来。共产党的干部被押上大街游街示众，叫你人格扫地！陈年的垃圾都一一掀翻，给你戴上侮辱人格的高帽子，押上汽车，拖上大街。像作曲家时白林，颈上挂上一个大筛金（最大号的大铜锣），还加上厚厚重重的大砖，批斗！一般单位划有“牛棚”，关押他们想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安徽省黄梅戏剧团也搞了这个“牛棚”。但是，这个牌子只挂了半个小时，有人发现“牛棚”？“牛”还能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是鬼！全是废物！不是牛，是鬼！改叫“鬼棚”！这不是毛泽东叫的，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造反派发明创造的！要集合批斗时，执水火棍的“专政大队”就叫：“鬼们集合！”于是我们这些“鬼”就被押出来了！一般不了解情况的会大吃一惊，“怎么鬼都出笼了？”还有更“革命”的主意，“黄梅戏剧团”因为有个“黄”字，就是资产阶级，要“革命”，就改成“红梅戏剧团”，毛泽东批评的“形而上学猖獗”，一点不假！这不过是个小小例子。斗争是有重点的，专斗为人民为国家做过大贡献的人，叫“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眼看严凤英和我在劫难逃，就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母亲，我们拎起简单的洗漱用具，带上一点钱，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给原剧团团长吕波打了一个招呼，“我们是来请假的，我们要到北京上访！给我们扣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党份子’的帽子，我们不接受！我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说罢，我们转身夺门就走，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有多大本领，竟敢深夜送上门来！我们也不敢稍停，转身就直奔火车站！他们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们也就头也不回地直奔火车站，上了火车！这种形势下坐火车，过去现在将来的人们都难想象，全国火车都不用买票，挤进站，抢上火车就行了。挤上火车，其它人就继续往车厢里挤，抢占坐位，过道中，座位下、行李架上都挤满了逃难的人和“造反”的人，我们属逃难的人，想逃出这没有人身安全保障的地方。所以，我们都用棉大衣和围巾把头包住，像阿拉伯人一样，只露两只眼，更不敢进车厢找坐位，而坐在两个车厢之间的过道中，头低着，怕被专政大队的发现，抓了回去！这种“生活”，一般人都不敢想像，更不用说一些文革后才出生的姑娘小伙子们了！那时合肥到北京还没有直达车，要在蚌埠下车，等南方来的车，再上，再抢。在蚌埠下了车，就在铁道上来回走动，暖和身体。在这里我们才搞清楚什么是“机务段”，什么是“话务段”。在话务段，我们和一位值班的小伙子搭上茬，知道离开蚌埠，就进入江苏，离开安徽就安全了。于是，我们就等，在铁道上走来走去，好不容易，听到一部火车由南往北来了，我们立刻又跑上月台抢火车！挤进车厢时，我们还是把头包得紧紧的，车子一过徐州，离开安徽了，我们松了一口气，两眼偷偷地四下探望，没有安徽的造反派，我们松了一口气，解开围颈和大衣，靠着车厢壁睡着了！这种生活，“红卫兵”不理解，“造反派”就更不理解。有不少小青年听了我们的叙述，像听神话故事一样，这是真的吗？他们很难理解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怎么这样老实（甚至这样笨？）为什么不跑，为什么老老实实任人摆布！任人挂上牌子游街批斗！更不用说是共和国的主席，是打败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元帅、将军！这些善良的可爱的人啊，他们甚至怀疑共和国的主席怎么就那样被人运出中南海，运出北京，死了也没有人救，没有人医！！！贺龙元帅肚子里尽是棉花和稻草！！！这些可爱的造反派现在可以倒打一耙，你们为什么那么胆小，为什么不即时抢救呀！
辗转来到北京，天还没有亮，真个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盲目地走，但是，我们确实怀揣一颗红心，那时老火车站离天安门不远，首先还是要去拜谒天安门。可是那已不是当年革命圣地的气氛了，大字报满墙贴着，有批郭沫若的，有批贺龙元帅的……把人都搞糊涂了！又冷又饿又困又累，实在走不动了！北京我们来过多次，也有不少朋友，但是哪一家都不敢去，怕连累人家。最后，实在筋疲力尽，看到一个搞出租车的店家——那时还没有如今的TEXI的出租车，好像是旧社会残留下来的破汽车。好不容易，敲门把司机兼老板敲了出来，求他帮我们送到煤炭文工团去，原来我们黄梅戏剧团有位老团长王亚梅调回北京来了，她原是延安鲁艺的，为了支援安徽，就调到安徽来。反彭德怀的那年，她的红军丈夫被打成彭德怀死党，打下农场，她就带着孩子们回来了。她对严凤英非常好，严凤英走投无路，就想先找到她家落个脚。她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人了！王亚梅真是老革命的样子，在这最困难的时候竟大胆接收了我们。她说，不要怕，当年延安正风也厉害，把人吊在屋梁上斗，最后也都落实了政策。严凤英讲这次来就是要找周总理，他了解我。王亚梅说，不要急，周总理现在太忙了，你们先写封信给他，向他报个到，他知道你来了，会安排的。过几天就是孙中山先生诞生纪念日，那晚有演出，总理一定来看，到时我想办法找个演员把你的信送给总理，因为总理每次演出都要上台跟演员握手。后来就真的这样把信带到了。过了两天总理办公室就打电话来问严凤英可安全？并说要是不行就搬到他们那里住吧！打这个电话时，王亚梅和陈登科同志的夫人梁寿淦都在旁边听到，都非常感动，总理要管那么大一个国家，现在这个国家又被搞得那么乱，好多元帅、国家领导人都被冲击得无处藏身，诱捕王光美，围斗刘少奇，我们亲眼看到首都造反派将他们的儿子押上汽车游斗；在体育场将打断腿的罗瑞卿总长用筐子抬着示众游斗……残无人性真是举世少有！这时严凤英又到专门接待上访人员的接待站，我们属华东片，负责同志姓丛，热情接待了严凤英。那时安徽来上访的人很多，见了面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欢迎严凤英唱《天仙配》，严凤英推辞不掉，就给大家唱一段。受到热烈的欢迎。（后来也遭到批判，讲到这时候还继续放毒！）
不久，安徽省红梅戏剧团又派人到北京来抓我们。我们又分散躲起来。我躲到王亚梅大女儿密密的同学小支家，那是一个住着赶马车的胡同，浓厚的马味和马粪味，晚上，全家男女老少挤在一个大坑上睡在一起。我也和她们全家同吃同住在一起，真感到劳动人民的亲切友爱。
严凤英躲到王亚梅儿子多多的好朋友尤马家中。尤马的父亲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家马海德，白求恩就是他帮助到延安的。他就是一位白求恩式的革命家。尤马是浑血儿，看起来像外国人。他的母亲是老资格的电影艺术家和外事活动家。他们全家冒着风险收藏了严凤英。果然不几天红梅戏剧团派人来抓严凤英，敲门冬冬山响，知道抓人的人来了，尤马讲“我去应付。”开了门，来人一看是个“外国人”，就愣住了。尤马本来北京话说得很溜，现在也撇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打着外国人的手势，问：“你找什么人的？”来人一看开门的是个“外国人”就傻了眼，老老实实讲：“我们是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来找严凤英……”尤马讲：“什么黄梅戏？不懂的……什么严凤英？没见过……”
来人从来没和外国人打过交道，就讲了声“对不起”，离开走了。尤马关门回来，大家松了一口气，夸尤马是个好演员！
来人又找到王亚梅家中，是老上下级关系了，王亚梅热情接待，寒喧了一下，讲来是来过，到处躲藏，今天又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并且也给他讲讲延安整风的情况，北京造反的政策……来人听了看抓不到严凤英了，就向后转走了。
春天到了，周总理在一个群众大会上号召来京上访的同志一面要“抓革命”，一面要“促生产”！要到群众当中去。严凤英和我商量了一下，她在北京再等一等，叫我先回肥看一看，我们黄梅戏剧团是不是按总理讲的“抓革命，促生产”了？于是严凤英和多多、密密送我上火车站，这时比来时秩序要好一点，站台上坐的是打着背包的解放军，一边还在学习“支左”的条文，有些像十月革命准备进攻冬宫的架势。上火车也有坐位了。回到合肥，立刻向红卫兵、造反派报到，“我们响应周总理号召，回来抓革命，捉生产了，严凤英再办点事，马上就回。我听候你们的任务。”他们也没为难我。正在这时，忽听一声大哭大叫：“我不想活了！我要死了！”又哭又闹到了团部。原来也是一位名演员被造反派的大字报连诬蔑带恐吓，也想死了，他一手拿着安眠药的瓶子，一手拿着“认罪书”找到“革委会”来。“革委会”安抚了他，将他劝了回去。
后来，严凤英也回来了，但是，合肥两派斗得非常利害。平静了不多时日就开始武斗了。不断有造反派来抄家。家里无法住了。正好我们附近是老红军的干休所，这些老革命非常喜欢严凤英，叫严凤英到他们大院中躲避。严凤英就到他们大院躲藏。老红军有丰富的游击战的经验和方法，严凤英住进一个烈属家里，我还是住在自己家中，虚与委蛇，叫造反派摸不清底细。后来，一位志愿军的营长、战斗英雄带领部队驻进农学院，那是“八一”建军节前后，住农学院的造反派要开晚会，欢迎英雄的解放军，他们把严凤英也找去了，表示对解放军的热爱。那时刚宣布了毛主席对革命委员会的“最高指示”，就要严凤英把这个最高指示唱出来。于是严凤英叫我配曲，我拉二胡，严凤英唱，受到战士们的热烈欢迎——这是真正的严凤英最后一支黄梅戏的演唱了！这个词和曲子我都忘了，想不起来了！严凤英真是一头一尾用最美的歌声献给解放军了！
“文革”中，她被贴了无数大字报，诬陷她反党反毛主席，这是最令她心痛的，因为自从她接触了共产党，她就把共产党当作大救星，大恩人，特别是毛主席、周恩来……可是，最后她终于自杀死了。对她的死，不少人有异议：旧社会她受了那些罪，她都挺过来了，为什么到了新社会反而自杀死了？特别是看了我写的那部《严凤英》电视剧后，大家更聚焦在我身上，讲我的软弱促成了她的死！讲我没有即时抢救她！讲我拖延了救命的时间！讲我到了那个时候还要向领导请示报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严凤英已死去四十年了，这样的话我也听了四十年，今年我也进入八十岁了，应该把真相坦白如实地向热爱凤英的朋友作个交代。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而六七十岁朋友想必还记得，在40年前的四月，全国的文艺造反派在天津开了一个会，后被批成“文艺黑会”，紧接着安徽合肥的造反派在合肥当时的最大的江淮大剧院也开了一个向“文艺黑线猖狂进攻”进行反击的誓师大会，紧接着，文艺界、我们剧团的造反派就对所谓的文艺黑线进行猛烈的“反击”，于是就有文艺造反司令部的战斗员上门来造反抄家批斗！
那是1968年4月5日《红安徽》报上登了一篇《向文艺界的阶级敌人发起猛攻》的长篇社论。社论中点名批判了安徽“文艺黑线”人物，严凤英被重点点了两次名，诬陷她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伙同安徽省代表团“围攻江青同志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六日，就有省艺校的造反派（那时安徽文艺界造反司令部就设在省艺校，并在省政府大楼强设了司令部，正副司令都在那里坐镇指挥，操文艺界生杀大权！这一战役，就先后整死省文化局副局长江枫、著名画家金石家童雪鸿、资深京昆剧作家、鉴定家孟继文、黄梅戏著名老艺术家丁永泉……那是一种现代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社会！）指挥一些小青年，伙同本单位的造反派，到省黄梅戏剧团提审严凤英，威逼利诱，勒令她交待围攻“革命样板戏”的罪行。她当然矢口否认！命令她“检举同伙”，她更不会出卖同志！不交代就不让她回家吃饭！她就不吃饭！绝食抗议！她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何况她又演了《江姐》《党的女儿》……这些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她把艺术当作学习榜样，太认真，太傻了！她的表演真是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她喜欢“体验派”塑造人物的方法，她演一个人物非得钻进人物的内心世界里去不可！有时竟将人物和角色合二为一，分不开来。特别是演悲剧，像《小辞店》《天仙配》《江姐》《碧玉簪》……等古今悲剧，像《天仙配》“分别”下来，下了台，大家卸了妆，去吃夜餐，她却坐在床前继续哭，要哭个一小时到半小时。一般是进入角色难，她却是走出角色难！她在台上的喜怒哀乐都不掺假，都不欺骗观众。她认为“做人就应做这样的人”！她对同志，对党都是一片真心。这可说是她的一大优点，也是一大缺点！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文革”中一切政策法律都砸烂了，公检法也砸乱了，谁都可以对我们发号司令，造反派取代了党的领导。施行“群众专政”，我们这些“鬼”都归“群众专政”大队“专”！一般，一家有一个“鬼”，爱人孩子还可以出去当造反派或红卫兵，还可以里外通风报信。而我们这一家，夫妻两个都打成了“鬼”，两个孩子又小，还有一个老娘，完全与世隔绝，消息阻隔，信息闭塞，只有死路一条！
造反派和专政大队到我家宣布：我们一切要听从他们的命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否则就打断“狗腿”！我们剧团也驻进了军宣队，而且换了几茬，一茬比一茬“左”！
这一茬是一个俱乐部的主任，名叫刘XX，最大的本事就是搞阶级斗争。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红宝书）非常积极，但就是官职一直上不去，就放到我们剧团来“支左”。其实造反派就够左的了，他来了后就更“左”，首先，他给我们这些“鬼”们训话，颁布他们极“左”的命令，例如，我们这些鬼们不经军宣队和专政大队批准，不许擅自出门！否则“小心你的狗头！”
4月6 号文艺造反司令部的打手们来了，揪斗严凤英和我，主题就是逼我们承认“1964年在北京全国京戏现代戏汇演大会上，围攻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一刹时，团内有人就赶紧拎起了浆糊筒，夹上大报纸，上街贴呼应的大字报，什么“严凤英攻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罪该万死！”还有什么“打倒！”“油炸！”……等等恐怖标语，（这也是某些人戴罪立功的好时机）一刹时铺天盖地，全合肥的大广告牌几乎都贴满了！
团内外的造反派在二楼的服装室，提审严凤英，严凤英拒理抗辩，疲劳轰炸，她绝不乱说，绝不乱供。造反派说，你不交待，别人揭发就罪加一等！严凤英绝不低头！造反派把她带到二楼的楼梯口去看！只见一张大字报从天花板拖到地面，洋洋洒洒写满了谎言，大标题就是揭发证明严凤英1964年在北京“围攻伟大旗手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是一起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造反派得意了！严凤英气晕了！但绝不低头！绝不乱供！一直僵持到下午下班！艺校来的造反派和团里的造反派研究分工，他们写了一个交代提纲，要她逐条揭发省委、宣传部、文化局、剧团领导、带队的人……是如何布置你们去北京参加这个“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你是如何向他们回报的，他们又如何布置你向下传达的？临走还说：“今天星期六，明天星期天，我们要休息，不来了，你抓紧写。后天星期一，我们八点钟上班就来，到时你若是交不出来，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说罢，呼啸而去！
严凤英回家后，就苦思冥想和我回忆当年在北京看现代戏汇演的点点滴滴。那一次是省文厅派她和王少舫、鲍志远、等同志去的，由柏龙驹同志负责带队、联系，他们不是“代表团”，也不是观摩团，那时演出已经完了，是江青不服气，硬叫大会延期，再看看她抓的《智取威虎山》，因为有不少人讲她抓的这个《威虎山》不及人艺的话剧和北京市京剧团马长礼的好。她不许散会，硬叫留下来比一比！这些内幕，下面来的人哪知究里，特别是我们安徽省的观摩团都是些著名的演、编、导，所以就放开思想大胆说起来。但，严凤英等后去的几个人， 连看戏的票都无法保证，讨论会更无缘参加，怎能去“围攻”？再说，那时《智》剧还未成熟，剧本演员都没有固定下来，只能算是毛坯子，怎么就不能提意见？何况那时下面来的人也不知道江青是何许人也，提了江青抓的戏就犯了天规？但，那时严凤英最不能理解的是多年在一起同甘共苦的战友，为什么在关键时刻造污陷出卖人？
星期天她苦恼地写了一天，一直写到晚饭后，叫她吃饭她也不吃，因为第二天造反派就要来拿“认罪书”了！形势紧迫！她一口气也不敢停，一直扒在桌上写，我帮她想，帮她顺。根本是莫须有的事，要写也相当困难，大家头也想疼了，实在想不出什么时候反过江青的“样板戏”？！那时也有个笨办法，把同去的王少舫、鲍志远、柏龙驹一一排队，想请他们帮忙证明。那时想到了带队的柏龙驹，他在我们心目中水平高，住得也近，严凤英就去找他，求他帮助证明一下。严凤英去了，他当时的处境也不妙，因为他是带队的，也有人在揭发提审他这个问题，他也在做交代。为了防止日后有人讲他搞“攻守同盟”有话他也不好明讲，他叫严凤英按事实说话，“现在有人也在搞我这个问题，我按我想到的说，你按你想到的说，可能我们想的是一样的，也可能不一样，实事求是。”严凤英就回来了，把这情况对我一讲，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也够难为他了，在“运动”中也只能如此。我安慰她，这实际上是暗示你交代的就是事实，不要怕，明天造反派来了，就这样和他们讲！实事求是！
折腾了两天，严凤英也真疲劳了，她卵巢囊肿，做过切除手术，腹部常年疼痛，全靠安眠药控制。这天她又服了安眠药睡觉。大概一个小时后，我听她在床上呻吟，我即刻坐起为她按摩（习惯如此），结果她并不止痛，哭了起来，我大惊，一边安慰，一边询问，她不直接讲，而是叫我看看桌子上她写的“信”！那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遗书！信上说：“是共产党毛主席救了我！我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我也演过一些封资修的毒草坏戏，我是有错误的，革命群众斗我，我是拥护的，但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黄梅戏剧团阶级斗争复杂，小将们，谨防政治扒手！我严凤英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大惊，立刻叫醒大儿子王小亚，小儿子王小英，他们那时还是小小的学生，我叫小亚赶紧到楼下找文化局的医生来抢救！那时全合肥都被造反派造乱了，有点经验的医生处境都和我们一样，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了！”医院也乱了，上班也不正常，只有我们文化局大院仅有的医务室，有三个青年的女医生，翟医生、巫医生、孙医生。她们和严凤英关系都不错，是好朋友，虽说在运动中，她们表面“划清界线”，暗地里对严凤英还是非常好的，故而叫大儿子先去找她们，她们很快就来了，我记得很清，孙医生手捧针盒，发着抖，赶到我家来。紧接我就赶紧到剧团找军代表刘万泉，求他赶紧打电话找医院开救护车来抢救！刘万泉起了床，但不敢开门，拿个手电筒从门缝里照着我，我赶紧向他汇报，他仍不敢开门，叫我把严凤英的绝命书从门缝里塞进去。他打着电筒看了一下，讲你有什么要求？我讲：请你们打个电话给９７医院派个救护车来抢救！那时合肥市所有医院被造反派闹乱了，专家级的医生白天在门口站在板凳上挂牌示众，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不能治病了！部队还有三个医院（９７、１０４、１０５）还在运作。９７医院和刘万泉是一个系统的，只要刘XX一个电话就可派救护车来！那时电讯条件没有现在发达，一个单位只有一部固定电话！自从刘万泉进驻后，他就把这部电话控制起来，移到他的卧室，由他一人专用！谁也无法接近！所以，万般无奈，只有去找他。求他赶紧给部队医院打电话求他们急救。但是，他还要按部就班地上二楼去穿衣戴帽，吩咐我先回家，他随后就到。我只有先走，家里只有两个孩子，要抢救没有大人也不行。我快步回家，求先来的翟、巫、孙三位医生抢救。她们正打开急救包和针盒，给严凤英量血压、体温，这时刘万泉带着一伙造反派和专政大队的小伙子小姑娘来了，有几位阶级觉悟非常高，进门就批判严凤英是向无产阶级示威，要挟，进攻！刘万泉还现场批斗，厉声地讲：你会演戏，现在不要再演了！要她交待那张大字报揭发的罪行！严凤英委曲地哭着申辨，讲自己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她还哭着申辩自己是拥护演现代戏的，讲那张揭发她反对江青的现代戏是造谣诬陷！……她边哭边讲。造反派和刘万泉讲她是装，是演戏……她哭着讲，越讲越没有气力了！巫医生生气地讲：王冠亚！不要求他们了！他们不会救严凤英的！不要指望他们打电话要救护车了！快去搞一个板车拉！我只有跑下楼，到木工房，找周师父借剧团的板车。他是木工，道地的工人出身，毛主席讲“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是剧团“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板车归他管。我敲门把他敲醒了，问我找他干什么？我讲了情由，并求他把公家的板车借给我。他气汹汹地讲：“没有！”我只好跑到省徽剧团借。徽剧团的木工师父听说是救严凤英，马上起床穿衣，到保管室开锁把板车拖出来借给我去拉严凤英！我跑着从徽剧团把板车拉到我家，跑上三楼，严凤英已药物中毒，浑身疲软了，我赶紧抱起她，走到楼梯口，我也疲软无力了！这时徽剧团的宋养俭同志赶上来抱起严凤英就下三楼——他是唱武生的，年轻力壮，把严凤英抱下三楼，抱上板车。小亚小英又抱过棉被给严凤英铺盖，我们父子三人，还有另一位年轻的军代表，还有一位小伙子，把严凤英飞跑地拉到桐城路口的安徽医学院门诊部，那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医院除了急诊都不看病了！我们说明情况，求他们急救，他们要挂急诊号！那时我们剧团和这家医院是合同关系，要有合同的介绍信！忙乱中哪有介绍信？他们不收。万般无奈，只有回剧团找军代表刘XX开介绍信！是那位年轻的军代表带着我的大儿子王小亚，飞跑回剧团，把刘万泉又从床上叫起来，打开办公室的桌子，找到介绍信，开好信，盖好公章，他们二人又飞跑回到医院，挂上号，值班医生才肯医！他拿起听筒听了一下，又翻了翻眼皮，讲瞳孔已散，门诊部解决不了，只有送住院部看看。从门诊部到住院部至少有三公里，我们又找急救车送。这时的医院早被文化大革命闹乱了，找不到司机，又是敲钟又是派人四下找，至少又耽误十几分钟才把司机找到！好不容易车来了,但是车内没有抢救病人的手术床,只有我拼上吃奶的力抱着她,靠着车厢壁,拼命让她不滚下来。车外的灯从窗外缓缓流过，我盼望车子能快点，我希望凤英能突然睁开双眼看看这座她喜爱的，住了十四年的城市！可是，她就是不睁眼！好不容易到了住院部，到了内科大楼，病房又在三楼，又是那位年轻的解放军和我团的一个小伙子，轮流将严凤英抱上三楼。我和孩子抱着被子洗漱用具跟着上楼。找到值班护士长，她讲，没有病床了，叫先睡在地上！那是初春的天气，合肥晚上的温度还是很冷的。地上很简单地铺了一层水泥。严凤英就睡在这冰冷的水泥地上。我求护士长给她找张床，她悄悄告诉我，“等他们走了再想办法。”因为那时的政策是“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出面表示同情和抢救！等团里来的人走了以后，我又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床睡。这次护士长暗藏同情之心，找了一个靠最外的房间最外的床，和我把严凤英从水泥地上抱上这张床。我求他们找位有经验的医生给严凤英抢救，护士长悄悄讲，她会给我们想办法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自杀就是“叛党的行为”，谁也不敢主动抢救！）再说，那时有经验的医生都被打倒了，现在这里只有一位老医生，在扫厕所，我多么想请他来救严凤英啊！我找到他，他虽在扫厕所，但是眼睛还不断偷觑严凤英，看来很同情严凤英。我立刻赶上前去求他，他无奈地指了指臂上挂的“历史反革命”之类的黑臂章，悄悄对我讲，让他们先治，治不好，我一定治！现在不许我“乱说乱动！”我又求护士长，护士长也是这样说。
现在，这里有两位青年医生值班，二十岁左右，大概是实习医生。其它的同学都出去“造反”去了，他们大概还没资格去造反，就留在医院值班。他们两位工作态度很好，轮流给严凤英推拿做人工呼吸，一身大汗！我求他们找一位内行一点的医生，还特别指了在扫厕所的那位老医生。他们不反对，也不表示同意。他们两位轮流推拿，毫无起色，我更急如火燎，求他们赶快找一位老专家来抢救！这时，一位青年医生就下楼去了！我代替他和另一位医生轮流给严凤英按摩！他下楼干什么去了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才知道。
“文革”结束后，我到上海长征医院治“食道癌”，回来后又进行胆囊切除，又住进安徽医学院外科病房，认识了一位放射科的专家徐元宏教授，后来成了好朋友。他说，严凤英来的那天，一切情况他都清楚。那是两位实习的同学。那天他家乡来了两位乡亲，正在接待，突然来了这个青年医生，他问徐元宏有没有治安眠药中毒的书？徐老师因为不是一个科室的，没有引起注意，就讲，书都在书架上，你只管找。结果他就在书架上找。找了好久，边找边看。徐老师看他不说话，就问：找这个书干什么？他讲来了一个病号，是服安眠药中毒的，现在抢救困难！徐老师问是什么人？他讲好像是个演员，叫严凤英。徐老师也急了，但不是一个科室的，又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只好叫他赶紧回去按书上所说的抢救！
那小青年医生又急匆匆跑了回来，跑到病房，严凤英已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护士长、我、和那两位青年医生手忙脚乱地抢救，最终不治，严凤英告别了她为之供献毕生的人间！
我已筋疲力尽，两个小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坐在妈妈脚头的地上，吓呆了！我的两腿也已软了，但是，严凤英就我一个亲人，后事还要我一人去办。护士长叫我在值班室给剧团打电话，打时，我注意到当时快凌晨六点了。我打电话给那个军代表刘万泉，他淡淡地说：“啊——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忿忿讲了一句：“什么要求都没有！你们可以放手了！”
紧接着我从电话里听到当当当的紧急集合钟声，像失了火那样紧张……
事后我回到团里才知道那是刘万泉紧急集合，叫大家表态！
刘万泉先把“鬼”们集合起来，统一认识，统一口径：严凤英这样死是自绝于人民！是叛党！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口径统一好后，再敲钟叫“革命群众“集合，宣布严凤英之死，再叫全团统一口径：严凤英反对江青，反对样板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百分之百地带着“无产阶级的阶级仇恨”都这样表态！只有一位时白林在表态时禁不住眼泪落了下来！那位军代表刘XX立刻训斥他“丧失立场”！造反派立刻把抄家来的和严凤英过去赠送的照片贴上大字报，将她解放前十六岁初进安庆拍的照片示众，证明严凤英在十六岁就是“资产阶级”了！严凤英被整死，是安徽省红梅戏剧团文代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的妹妹看孩子母亲死了，无人戴孝，就给两个孩子的鞋上缝了两块白布，被造反派看见了，立刻训斥为丧失阶级立场！命令把白布立刻撕下来！严凤英死了，她的孩子没有一人能公开为她表示哀悼！这是“立场问题”！严凤英刚断气不久，剧团的革委会就派人找我谈话，说严凤英昨晚收到一个披着黑头巾的老太婆送来一张纸条，命令她死的，因为她们是特务集团一伙的！另有一个汇报，讲严凤英是九大特务之一（“九大特务”是：王光美、郭德洁、白杨、严凤英……等，完全是莫须有的造谣！）并说严凤英的钮扣一颗是照相机，一颗是发报机！当时整个国家科学水平都非常低，所以这些谣言不仅能骗得过一般群众，就连领导也深信不疑，立刻派人来调查！今天我如实写了出来，因为至今还有人认为严凤英之死是我“胆子太小”，“为人太软弱了”！他们的胆子倒“大”！
我倒不是为江青开脱罪责，一般讲，严凤英之死是江青的文化专制主义所害。但是，江青委实没到合肥来！更没有介入安徽省红梅戏剧团的文化大革命，直接责任是谁呢？那些斗过严凤英，诬陷过严凤英，尤其是整过严凤英的人，没有一个敢承担责任，那个刘万泉还被评为“活学活用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保护起来了！党为他承担了责任，他却丝毫责任也不承担。后来，我们一位杨同志去问他，为什么把严凤英往死里整？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要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在安徽在剧团不整严凤英，整老鬼呀！他“理直气壮”推得一干二净，一点责任也不承担！
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的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的，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我那时白天帮助严凤英写“交代”，晚上又忙抢救，折腾得筋疲力尽，再听他们要切开严凤英的肚子，人马上就晕了，浑身颤抖，说不出话来，歇斯底里地呼喊，不同意！一个劲地要求医院继续抢救！不同意剖腹探查！我甚至发狂似地从二楼跑下来，一直跑到医院门外，终于被他们追到，讲，一定要我签字，同意开刀！我坚决不同意！最后提出要求，按正常抢救的方法开，主要是救！他们要我签字，我写道：要求他们按照抢救的方法开，因为那时报纸上宣传某地病人心脏停止跳动一个多小时还被抢救活过来！他们接过那张纸条，即刻跑回去找医生。医生也不同意开，他们只会按医疗的方法开，而这是公安部门刑侦的技术，他们没学过，不会开。而领导讲，现在不是治疗的问题！
他们开刀时，红梅剧团派了四个人在严凤英身边监视，“屁派”一个男造反派头头，“积派”一个女造反派头头各站两边，上方站的是“革命干部”，下方站的是那个军代表刘万泉。医生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找他们听到检举的所谓“发报机”、“照相机”…… 等“特务工具”——当然一无所获！只查到一百多粒安眠药片！当劈到耻骨时，膀胱的尿喷了出来，那个军代表悻悻地说：“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可见得他的“阶级仇恨”是多么深！（现在当然是不能想象，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一切都很正常了！）
医院的规矩，这样的死人，他们不能代为保管，要我立刻找板车把尸体拉走，我又立刻骑自行车回家，找红军大院的周大姐借板车，她得知严凤英死了，毫不忌讳地热情地把板车借给我，而且深情地安慰了几句。我急到医院，严凤英的两位老搭档胡根杰、查瑞和也闻风赶到，帮我将严凤英抬上板车，带着两个孩子，拉着板车上火葬场，临别时叫我回家把严凤英平时爱穿的衣服找两件来给她换，并要我买双新布鞋，好给她“上路”穿。我骑上自行车飞奔地赶回家——现在家中变空洞了！工急找了几件凤英平常爱穿的衣服，又骑车上街买布鞋——那时，只有淮河路上有布鞋卖，但又没开门，最后找到现今四牌楼处一个小店正在下门板，有布鞋卖，赶忙去买。凤英的脚和我差不多大小，立刻买了，往火葬场赶。半路上赶上胡根杰他们。还有几个县剧团来的同志跑来看看严凤英最后一眼，旁边的老百姓也围上来看，叹息地说：这么漂亮，这么年轻，太可惜了！
到火葬场后，是革命干部买的骨灰盒，是最差的那一种，因为是自杀的，不能买好的。也不给整容！但是有一位跛了脚的老师父拿了一个小盆，一个女青年借我一条毛巾和一把木梳，叫我给凤英洗洗脸，梳梳头。没有热水，只能就着自来水龙头，用冷水为她抹脸，梳头！抱到停尸房后，很奇怪，大概是冷水剌激的，也许是经过长时的批斗，从紧张，一下突然放松了，脸色慢慢恢复了当年的红润，像睡着了，是那么美，那么安祥！太美了！我禁不住紧紧抱住她！吻她！不能放！不能松！怕她一走就不回来了！孩子们哭呀……是胡根杰和查瑞和把我们拨开的！查瑞和和胡根杰为她换鞋，一看，布鞋是布鞋，但是是皮底的，表很遗憾，因为皮底走路滑，怕过奈何桥时滑跌下去了！真是再哭也无可奈何了……
我们全家尝尽苦果——这就不多说了，孩子不能上学，不能参军，不能工作，妹妹妹婿都因有这样的哥哥嫂嫂，工作安排都受影响，父亲的平反，也受到牵连！第二年，妹妹病死，过了两个月，父亲身亡，两年死了三个人！就这样，对我家的斗争还不放过，半夜三更还会来抄家！抄财宝，抄手表，抄严凤英的照片，还有一样是抄严凤英的骨灰！我们楼下一楼的王达琳大姐夫妻，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只凭一点作人的良心，看严凤英死得太惨，就叫我先作好准备，把严凤英的骨灰藏起来！或者想办法伪装、调包，例如用鸡骨头猪骨头调包——实在穷途末路没有办法了！后来，藏到妹婿的弟弟箱子里。果然不久，团里的造反派半夜来突然袭击，抄家，拿东西，把像框子都卸下来，看看后面可藏了什么宝贝和机密——他们边抄边笑谈刚才在潘璟琍那里抄家抄到金项链、金手表……等等，好不高兴！所以满怀希望，到严凤英这里能钓一条更大的鱼——谁知严凤英的东西早捐献早送给穷朋友了，他们大失所望！立刻转道到我妹妹家。妹妹一人在家，造反派来了就抄！妹婿是安徽日报的，上班去了，不在家。他们不由分说，还是要抄！妹妹和他们辩论，他们哪听你的！他们要抄一口木箱，妹妹说，这是我爱人弟弟的，他是安纺厂的工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动他的箱子，他回来向安纺造反派汇报，你们能解决吗？一番话把他们镇住了！还有一个小女同志跟着我身边，要抄一个木盒子，我悄悄告诉她，这是严凤英的骨灰！她又怀疑又害怕，我趁大家还在一边抄翻，啪地一下把骨灰盒打开，她吓了一跳，叫快关起来！我关好骨灰盒，她装着搜查完毕，讲，好了！好了！转身就把大家引出去了！这也是一出戏，不然，严凤英的骨灰不知下场如何了！
“文革”后期，严凤英的徒弟田玉莲在安庆一个大会上发言，提出严凤英是安庆的女儿，如今死无葬身之地！我们安庆应将她接回来，葬在安庆，叶落归根！大家都说好！于是打电话通知我，“征求家属”的意见，我们全家都求之不得，非常感动。于是约好一天半夜他们开车来接严凤英的骨灰。到时果然如约来到，茶也不喝，开车逃离安徽省红梅戏剧团！就像当初我和严凤英半夜逃出合肥上北京一样，半忧半喜，严凤英在合肥被整死了，她的家乡又来接她回家了！
一路上平平安安到了安庆，到了当年我们最熟悉最热爱的菱湖公园。那里，安庆市的领导、严凤英的朋友和徒弟都在等着我们。好多年没有享受到这种亲人般的温暖了！朋友们都小心毅毅地注视那骨灰盒，安庆的同志和朋友思想比较解放，不管什么条条框框，他们看人看贡献，像陈独秀，他们就不唾弃他，而历史地评价他，在那种年代，他终于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了中国！严凤英同样，放弃优厚的待遇，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战士。对一个才三十来岁的女同志，真难为她了！而且创作演出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黄梅戏和艺术形象，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民族的艺术宝库，难能可贵！安庆人民给她树了一座汉白玉塑像！
在准备党的“九大”前，周恩来同志和安徽的一位负责同志提到了严凤英，问到她的情况。那位负责同志遗憾地说，严凤英已经死了！听到这个噩耗后，周恩来同志久久不说话，站起走了一走，不出声。然后坐下，继续往下谈……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四日下午九时至十二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以廖承志同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总理看到好多熟悉的演员都来了，唯独不见严凤英时很心酸，谈到她的情况。总理问到一位在座的皖籍同志，“你是安徽人，你们安徽有个人死了，你知道吗？”
那同志大概常年不在安徽，所以嗫嚅地说：“……不知道……”
总理说：“你不知道？”
张瑞芳同志接着说：“是不是严凤英？”
总理说：“你看，她知道！要关心人啦……”总理还强调：“要有人关心呐！”
“文革”垮台，安徽落实政策比全国都晚。我写了信呈给新来的万里同志，要求给严凤英平反。最终经过一番波折，万里同志亲自批复，要给严凤英同志平反昭雪！
文革后，全军文艺会演，我和团里的丁勇同志到北京观摩。我写了一信给邓颖超大姐，向她汇报了严凤英受“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情况，并向她致礼。大会的戏票非常紧张，我去找到总政的黄国林同志，他是原前线文工团的陶玉玲同志的爱人，陶玉玲曾向总理讲过严凤英死之事。总理很同情。这次我就写了一信向他们表示敬意和谢意。我是用平信寄去的，不知道能否收到，接着我就和丁勇看戏去了。我们住的是前门一个普通的饭店，看戏还在最西边的后勤礼堂，那时还没有地铁，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又是个别活动，又不是部队系统，所以看戏回来，没有车，只得靠步行。从后勤礼堂到前门步走要很长时间，走到饭店所有人都睡了，而值班的负责人没睡，还等着我！值班同志叫我慢睡，邓大姐秘书打电话找我，找了一天了！还叫我不要睡，他马上再打电话来！我真糊涂了，不敢睡，就等。果然电话又来了，原来是总理的秘书打来的，讲我的信收到了。问我有没有地方休息？有没有事要和她谈。我激动地只会说些感激的话，邓大姐年纪大，工作又多，问她老人家身体好，就不再打扰她了……”“总之说了一些感激的话……
第二天，我到王亚梅同志那里去辞行，把这事告诉了她，她说你真笨！自从总理去世后，留下来的事都是邓大姐代为处理的，快把票退了！那时，我刚从“鬼”变成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就讲，下次再来拜望她老人家。
最后一次是参加全国文代会，鲁彦周同志正在写《廖仲恺》，专程去拜访她，并讲我也来了，问她老人家好。她又关心地问到严凤英。后来，在联欢会上，许多同志纷纷到邓大姐那里合影留念。我也去了。邓大姐亲切地对我讲：“凤英是个好同志，你要把她的孩子带好，继承妈妈的事业……”亲切感人。后来，以万里同志为首的安徽省委为严凤英平反昭雪，我都写信请她的秘书赵炜同志转呈给她老人家！
编者注：作者为王冠亚先生，严凤英过世后，终生未娶。现患脑腔梗，行动不便。编者于2008年3月29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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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老顽童网站　作者：王冠亚　发布时间：2008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