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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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

 江沛: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

  内容提要: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民国史学界对发生在1946年春天的反苏运动及其性质的认识上,一直持否定态度或讳莫如深。在解读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在系统阐述这一运动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影响,就以往学界认为国民党操纵运动、运动中的反共口号及《新华日报》被砸事件进行了具体分析,对反苏运动的性质及主流做出了重新评价。

 

  1946年2月11日,苏、美、英同时正式披露了三国于一年前秘密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由此在中国引发了一场以维护国家主权为主题的声势浩大的反苏护权运动。这场运动以青年学生的大游行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短时间内遍及大半个中国。运动的直接影响,是迫使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加速苏联撤军东北。从运动主流来看,这是一场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正义运动。

 

  由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出于对国民党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中共舆论多次指斥这场运动是由国民党指使、为其张目的“反共”与“排外”行动,应该说,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宣传性质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后,民国史学界对这一事件讳莫如深,评价也简单沿用50多年前的结论,致使这一史实清晰、效果明显、无可争议的爱国运动得不到应有的历史地位。本文拟在全面、系统地阐述1946年2月反苏运动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其性质提出新的认识,敬请方家指正。

 

  密约与苏军延撤激起民愤

 

  1946年2月的反苏大游行,是在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妥协、中国西北、东北部边疆危机四伏的背景下,由青年学生激于爱国情绪自发掀起的。

 

  根据秘密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8月9日,苏军突然对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一周内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北全境,大大加快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速度。为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和美国势力北上,斯大林奉行扩大领土、控制周边国家和地区以确保苏联安全的国防政策,试图建立一个西起新疆、中经外蒙、东北、东达千岛群岛的“安全圈”。在苏联支持下,外蒙古独立势难扭转;新疆“三区革命”也开展得如火如荼。为使新疆、东北成为独占的势力范围,苏联对华政策一度与美国协调一致,即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参照法共和意共的参政模式,压迫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参加国民政府以实现国内和平1。

 

  对于国民政府而言,苏军如长期占领东北或将东北交予率先进入该地区的中共军队,2东北或将步外蒙古后尘从中国分离,或将成为中共力量发展壮大的新根据地。若新疆有失,整个西北地区将不得安宁。无奈之下的国民党高层,不得不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希望以承认外蒙古独立,换取苏联对中国在东北、新疆地区主权的认可并停止插手支持新疆“三区革命”和保证不将东北交给中共军队。为实现既定的安全策略,苏联也同意向国民政府作出让步。

 

  8月14日,中苏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开大连为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港务主任由苏联人担任,期限30年;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并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联人担任,期限30年;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合并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由苏联到旅顺、大连的往返货物免征关税,期限30年;战后在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独立与否。苏联则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尊重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完全主权,并无意干涉新疆内部事务;战胜日本三个月后,苏军全部从东北撤退。这些规定基本上是对《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部分的再认定。

 

  《条约》公布后,国内一些报刊也指出:中国损失巨大,国民政府“签字断送者,实为命脉所系。外蒙古独立为多年来中国所拒绝承认。中国抗日战事即起因于东九省,意在将日本驱出东北,但因中苏条约之结果,日本去而苏联来,东九省仍鹊巢鸠占”3,令人 “至感失望”4。认为“中国已照付了他最大的代价”5,“希望此为我国最后之牺牲,万一对方对于我们这种条约尚不能遵守,甚或更有进一步之要求,我们誓不予以承认”。由于苏军出兵东北加速了中日战争早日结束,且苏军在东北驻军尚未超期;外蒙古事实上的自治已有30余年,在此情况下,国内舆论和民众对《条约》多“忍痛默认”6。但是中国民众的心理损伤,也为日后发生反苏运动埋下了伏笔。

 

  按照条约,苏军应在日本战败后三个月内即最迟于1945年12月3日前撤出中国东北。8月27日,斯大林曾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表示,苏军准备依约撤退。10月1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苏军将从10月下旬开始撤退,11月底撤退完毕7。然而,当苏联得知应国民政府之请运送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的美舰将于10月10日在大连登陆,苏联认为美国意在染指苏联势力范围、有中美联手抗苏之嫌,立即决定延期撤军并开始支持中共军队在东北发展。此后,苏军让中共军队进占营口、葫芦岛两个港口并拒绝美舰在大连登陆8,几经周折,美舰才在五个星期后于秦皇岛靠岸,11月中旬国民党军尚未能进入东北。11月17日,国民政府将东北行营撤至关内,宣布东北接收失败,使苏联处于违背《雅尔塔协定》、非法占领东北的不利局面。

 

  除政治与外交目的外,苏联也希望在东北的经济开发中获得好处。1945年10月开始的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由于苏联坚持在东北地区的资源开发与工业建设中保持垄断性的合作地位陷入僵局;苏联要求撤军与经合协议一并解决,国民政府则坚持先撤军后达成协议,双方立场迥异。11月19日,经美国协调,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向苏联提议延缓撤兵,苏联同意延期至1946年1月3日撤兵,以利国民党军接收东北9。由于美中联手抗苏局面未有改观,苏方到期仍未践约。

 

  与此同时,在“三国四方”复杂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共力量,利用苏、美和国民党间的矛盾,实施“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林彪、陈云等率10万余人开赴东北,10月后,东北人民自治军快速发展,年底即达20余万人;11月上旬,东北人民自治军在沈阳、安东、本溪、旅大等城市建立了市政府,在铁路沿线开辟大片解放区,令国民党高层忧心忡忡。12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再次致函苏方,希望苏军延缓撤退,逐步与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换防,撤军期限展延至1946年2月1日10,1946年1月,东北苏军协助国民党军先后接管了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及辽北、松江和嫩江各省的行政。由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进展缓慢和担心美国插手中国事务,苏联以对东北地区的事实占领相要挟,撤军不见迹象,引起了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强烈不安。

 

  苏联出兵东北之后,中国各界人士就有苏联拒不归还东北之忧,而撤军一再推迟,似乎在不断印证着这种担心。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1945年十月革命节上视旅顺港及大连港区域、满洲铁路权益为“新的苏维埃领土”的讲话,让国内舆论深感震惊,认为是从早期苏俄对华立场上的一次大倒退11。苏军拆运东北厂房、机器的事实屡被披露报端,苏联对东北经济独占性要求、支持外蒙古独立以及苏军一再延缓撤退等消息广为流传,苏联支持新疆一些地区独立的事件一再发生,社会各界对苏联的忧虑与不满情绪日趋强烈。

 

  1946年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接收”的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8人,在接收抚顺煤矿后返回沈阳途中被已脱离东北民主联军的散兵游勇所害。《中央日报》等舆论称:张莘夫等人是在苏军保护下被占领抚顺的东北民主联军所害12。一时间张莘夫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就在此时,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正式对外公布,犹如火上浇油,成为引发大规模反苏运动的导火线。

 

  近代以来,中国屡次成为大国间秘密外交的牺牲品,“一战”结束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失败,可谓殷鉴不远。抗日战争的尾声,当中国付出死伤数千万人代价、历十数年之久即将收复失地之际,《雅尔塔协定》的公布及苏军一再延缓从东北撤退,不仅使国人看到国际政治的利益本质,也是许多人对东北归属极为担心。国民党元老邹鲁也指出:“这种事例一开瑞,流弊所及,必致演成强国干涉弱国,或侵略弱国,和强国分赃的现象,于真正维持国际和平之旨,成为南辕北辙。”13

 

  在这一背景下,积郁国人心头已久的无奈与愤怒情绪骤然爆发了。

 

  学生示威引发各界抗议

 

  1946年2月中旬开始的反苏运动中,学生示威游行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社会各界也对时局纷纷发表意见,以示声援。纵观这一运动,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946年2月16日至21日为运动发起阶段;2月22日至26日运动达到高潮;2月27日以后运动逐渐平息。

 

  2月16日,针对苏军拒不按期撤退及在东北抢劫工业设备的行为,流亡重庆的东北籍人士2000余名,在重庆青年馆举行同乡大会后前往国民政府请愿,并在大街上散发宣言及传单,要求苏军按时撤退、停止掠夺东北财产14。19日,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5000余名学生发表国是宣言提出:“要求友邦军队依约撤退”、“雅尔塔秘密协定里有损中国主权的部分,我们坚决反对”、“请求政府查究张莘夫被害真相,缉凶严办”、“边疆不容割裂”、“请求政府彻底执行政治协商会决议案”、“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彻底执行停战命令,迅速恢复交通”15。次日晚,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对苏联拒绝撤军表示抗议。上述两次游行,成为反苏运动的先声。20日,重庆学生委员会吁请全国学生参加示威,反对苏联在东九省之行动,并宣布将于22日展开大游行16。上述活动,拉开了全国性反苏运动的帷幕。

 

  不少知识界人士也慷慨陈言,为反苏运动推波助澜。2月21日,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及助教会共同发表通电,向苏美英三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希望中国政府能“坚定不移,勿作现行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让步”17。22日,傅斯年、陈衡哲、楼光来、宗白华、储安平、罗承烈、钱歌川、任鸿雋、王云五、吴世昌、赵超构、任美锷等文化界名流联名撰文申明态度:“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抗战的时间最久,所受的损害最重,不意美苏英三国竟订立这样的秘密协定,侵犯他们盟邦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了自华盛顿九国公约以迄开罗会议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庄严诺言。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了今后强力政治外交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他们要求国际社会维护国际正义;要求国民政府公开对外交涉经过,“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18。

 

  以2月22日的重庆学生反苏大游行为标志,反苏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2月22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省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国立重庆大学、湘雅医学院、南开中学、交通大学等26所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等两万余人于晨6时在沙坪坝、小龙坎集合,展开大游行。游行队伍7时出发进城,下午3时返校。师生沿途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苏联必须归还在东北抢夺的物资”、“绝对拥护政府接收东北”、“反对苏联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国主义”等口号19,并散发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全世界人士书》20、《慰问东北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等宣言。途中,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冲砸了位于民生路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林森路的《民主报》营业部。

 

  2月23日,北碚、上海、南昌等地率先响应。北碚交通大学等校学生4000余人在重庆市区举行了“解放东北”示威游行,要求“完全公布中苏关于东九省谈判情形;苏军立即自东省撤退;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安理会;中国各党团结一致,以应付当前紧急局势”21。上海圣约翰大学等校万余学生赴苏联总领事馆示威。并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两项要求:一、请市政府转达中央,以强硬态度对苏交涉;二、关于张莘夫被害事件,请求中央彻查22。南昌市中正大学及南昌中等以上14所学校万余名师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苏联军队须立即退出东北”23。同日,西南联合大学朱自清、王力、向达、沈从文、吴大猷、陈序经、贺麟、冯文潜、冯友兰、汤用彤、雷海宗等110名教授对东北问题发表宣言,表示:“中国领土必须完整,主权必须独立”,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外的任何要求,“我们誓不予以承认”;《雅尔塔协定》“对我根本不生效力”。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披露有关东北经合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要求苏联履行条约尽速撤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24。

 

  2月24日,重庆学生继续在苏联大使馆附近示威,抗议苏军延不退出东北之外25,壁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交通大学、同文、西泉等学校学生,北平千余学生、百余东北籍公务员及旅平人士纷纷游行示威26,反对《雅尔塔协定》,抗议苏联在东九省及蒙古的行为。

 

  2月25、26日,反苏运动进入高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抗议活动向全国蔓延,规模不断扩大。2月25日,南京大中学校师生及东北各省代表约800人,代表30余个团体举行游行示威27。上海国立临时大学学生2200人、国立交通大学学生458人,为东北问题向市政府请愿28。 青岛临大及各市私立中小学学生万余人举行了示威游行29;汉口各民众团体及中小学生,举行反对东北特殊化运动大会,并到市区示威游行30。2月26日,北平大中小学生三万余人举行大游行,北平学生联合会分别通电美英苏三国元首,对“苏联侵略东北之日益积极”及“破坏中国与其他各国之领土及主权完整”表示强烈抗议31。同日,上海市学生护权运动大会上,86个大中学校及学生团体两万余人公祭张莘夫,并到苏联领事馆游行。杭州市十余校学生三千余人为东北问题结队游行32;壁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13个单位六千余人,在壁山县城举行游行33。

 

  其二,社会各界纷纷表态,声援学生示威。2月25日,上海市大学教授联合会针对东北局势发表意见:《雅尔塔协定》公布后,举世沸腾,苏联意想,犹未餍足,东北前途,殊堪殷忧34。国立贵州大学教授发表宣言,反对在外蒙及内蒙设人民共和国,反对新疆自治及其他分离运动。重庆各国外交团体在国民外交协会开会,声讨《雅尔塔协定》,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旋即决议通电联合国各外交团体,对该项秘密协定表示抗议35。同日,广州市民协会及天津12个社会团体致电国民政府,力主维护主权 36。2月26日,中国行政学会等20余个学术团体在重庆举行联合座谈会,发表对东北问题的七项意见,他们表示:“我国浴血抗战八载,牺牲最大,无非为保卫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东北为我国领土,不容分割;并为我国之生命线,决不容许用任何方式,予以侵夺与蹂躏,最近全国各地青年之爱国游行,吾人深表同情。”37

 

  第三,反苏运动由以学生游行示威发展为各界广泛参加的联合行动。

 

  2月25日,社会各界开始联合行动。西南联大法学会举行东北问题扩大座谈会,昆明市各大中小学及各民众团体四千余人参加,会后举行游行示威38。2月26日,南京工商学各界24个单位数千人举行联合示威大游行39。天津市工商界及学界130余单位召开追悼张莘夫大会,会后游行40。上海市商会等九个团体,发起组织了东北主权维护委员会41。

 

  此后,示威游行在济南、石家庄、开封、江津等地的延续中渐入尾声。

 

  2月27日,济南市学生及各界代表三万余人举行爱国护权大游行,高呼“誓死收复东北”等口号42。28日,石家庄举行游行示威;长春大学等校学生赴天津、北平向政府请愿43。3月2日,国立河南大学等校学生万余人在开封举行游行,口号与各地大致相同44。3月7日,东北学生入关请愿代表265人在北平游行。同日,北平名流何基鸿、陈岱孙、顾颉刚、成舍我等41人对东北问题发表意见,表示坚决反对雅尔塔密约及“九·一八”事变在东北重演,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再有任何辱国的让步”45。3月12日,安徽江津学生数千人为抗议苏联拒不撤兵举行示威游行。

 

  此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呼吁全世界关注中国东北,提出苏联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立即撤军、归还东北物资等主张,提议“国际组织派遣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苏方于其占领东北全部期间所作之行为”46。

 

  3月份后,各地抗议活动时有发生。直到5月苏军全部撤出东北,反苏运动方告结束。

 

  反苏运动主流应予肯定

 

  反苏运动的主流,是群众自发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爱国运动。这一点从运动产生的背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上均可得到印证。

 

  抗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着领土被肆意分割的危险。如前所述,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使面积约155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地区独立。在新疆,苏联支持维吾尔、塔吉克、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在东北,苏军延迟撤退,大肆拆卸工业设备运回远东地区。苏、美、英三国为维护各自利益,均以牺牲中国东北的主权和利益为代价。通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恢复了以前俄罗斯帝国在远东的种种权益;并在中国获取了一系列特权。英、美两国认为东北在远东国际力量格局中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抗战后期曾有将东北进行国际托管的意向。面对三强的咄咄逼人,自身实力不足的国民政府表现懦弱。这种国内外政治背景,激发起民众爱国护权的强烈情感,1946年2月的反苏运动,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基础之上。

 

  反苏运动的主观动机,毫无疑问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2月22日重庆学生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表明:“今天我们游行示威,主要目的,是申说我们国家主权的尊严,维护我们国家领土的完整。”47这种动机贯穿在各个城市的游行示威中,因此,反苏运动的矛头并非仅仅针对苏联,而是指向所有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势力。如一些地区的民众在对《雅尔塔协定》表示强烈抗议的同时,还要求国民政府收回香港、九龙、澳门等地,以雪国耻。爱国护权,是反苏运动不可回避的主流。

 

  对于学生的爱国动机,国共两党均表赞扬。2月22日,周恩来就《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捣毁事件召开记者招待会,声言“学生游行,表示爱国热忱,吾人极感佩”48。《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学生“自发的爱国心是纯洁的,可贵的”49。2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承认,“青年学生游行之举动出于爱国热诚”50。对运动的效果,国共双方均表示怀疑。中共认为,反苏运动“尽管主观上是爱国,而客观上则可能变为祸国”51,蒋介石表示:“关于此等国家大事,应注重理智,切不可有偏激之情形,更不可越出其应有之范围。否则即将损及我国家民族整个的荣誉,徒增国家的困难”52。

 

  然而大量资料表明,反苏运动具有利多弊少的客观效果。

 

  在反苏运动压力下,2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承诺:“对于东北问题,必能有合理的解决”,明确表示对解决东北问题的三项方针:一,必须符合我国的法令;二,尊重《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三,不与我国所签订的一般国际协定相抵触53。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加紧对苏交涉。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引起美国舆论对东北问题的极大关注,纷纷要求政府采取相应措施54。美、英等国政府纷纷谴责苏联,要求其迅速撤军、归还抢占的大批机器设备。迫于上述原因,苏军驻沈阳司令承认拆卸的东北机器装备多运往苏联,但认为这完全是根据三国协定进行的。2月28日,驻长春苏军发表声明宣布正在撤退中,撤尽日期或早于但决不迟于美军从华北撤退的日期55。3月8日,驻沈阳苏军撤退完毕。苏联政府则宣布于3月9日开始从东北全面撤军。3月18日,苏军宣称长春以南已无苏军56。4月14日,苏军撤出长春。5月3日,苏军宣称从东北地区撤退完毕。显然,由于此时国民政府铁心联美抗苏,苏联在气候转暖后断然采取快速撤兵方式,使中共军队迅速进入国民党军来不及接收的东北地区,将东北事实上交给了国共双方;如此既不违背《雅尔塔协定》以避免美国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又可依赖中共力量制衡美蒋。但反苏运动在造成苏联千夫所指的被动局面、推动各方采取外交努力促使苏军迅速撤退过程中功不可没。就连熟稔内幕的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也不无感慨地承认:“国民外交是有用的。”57

 

  半个多世纪以来,主流无可争议的反苏运动,受当时和其后政治局势的影响,却被视为“反苏反共的示威”或“国民政府欺骗煽动重庆万余学生举行的反苏反共游行”。以往定性这一事件的依据有三:一、反苏运动是由国民党一手策划并在幕后操纵的;二、反苏运动实质上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三、游行中《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毁事件可作为该运动反共性质的典型例证。

 

  上述三点能否经得住史料推敲与历史主义原则的检验呢?笔者在此逐一进行分析。

 

  一、国民党是否操纵了此次遍及全国的反苏运动?

 

  反苏运动爆发前,国民政府尽管对苏军在东北所为不满,但基于战后英美“决不会与苏联作战”进而干涉中苏问题的形势,试图“以极坚定而忍耐之态度,逐渐求局势之善化,不可采另一政策,使中苏走上决裂之途”58。东北苏军的延期撤退,多是由国民政府在考虑借助苏军的占领以阻止中共军队对东北地区的抢占、以利于国民党军对东北接收而提出的。如果苏军不与国民政府协商而迅速撤军,势必导致东北大片地区因国民党军无法快速到达而被中共军队占有。从逻辑上讲,国民党不可能操纵民众起而反苏以破坏其对东北的接收。因此,当外交部长王世杰得知重庆学生酝酿发动游行后,“电告先生此情形严重,盼其急电党中同志,阻止扩大此种政潮”59。在杭州的蒋介石立即电令重庆的吴铁城、陈立夫、吴国桢、张治中、郑彦棻、刘健群、朱家骅、倪文亚等人设法阻止。吴铁城等人采取了派外交部高级官员到学校分析复杂的中苏关系及前因后果、请各校校长教授出面劝止学生游行、由刘健群、倪文亚等人赴沙坪坝各校劝导三青团员等措施60,试图予以制止,但未能成功。

 

  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避免事态扩大61。这些措施包括:一、控制参与游行的范围,“非学校团体设法使之不参加明日之游行,学校当局及教职员应参加”,“严防豫丰纱厂工人参加游行”;二、派宪警维持秩序;三、派警察和宪兵保护苏联大使馆、八路军办事处、共产党代表团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四、在宣传方面,“凡足以妨碍中苏邦交,或有刺激性之宣传、口号及标语等,中央社概不发表”62。

 

  重庆发生大游行后,国民党中央随即电告各地,如出现类似活动时,力争将此项运动限制在学生范围内进行,“严防异党分子转移爱国运动之目标”,“如有阴谋捣乱制造事端,人犯应即当场逮捕”,要“使此项运动对东北之接收有所裨益而不致因此增加政府任何困难”63。苏联提出抗议后,2月25日,蒋介石公开批评反苏游行,要求学生“应注重理智,切不可有偏激之情形,更不可越出其应有之范围。否则即将损及我国家民族整个的荣誉,徒增国家的困难”,表示“限制人民自由之各种法令,现在已经取消,一般人民之言论行动,更须自爱自重,随时检点,勿使逾越法律的正当范围”64。2月27日,吴国桢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政府从未协助或组织学生之游行,相反的事实,政府曾用各种方法,予以劝阻。”65显然,国民党高层在外交上并没有足够的把握来利用民众抗议这张牌,更不想使事态扩大化。

 

  资料表明,反苏大游行发动之初,确曾得到了国民党内“某一部分人之支援”66。CC系的确施加了种种影响,试图将运动的主流由反苏引向反共,打击政学系的势力。“在对外的口号之下,来转移人民重视国内问题的视线;在对外的伪装下来掩盖他们对内坚持内战独裁,企图推翻停战命令与政协决议的阴谋”67。国民党内坚持以武力消灭中共的强硬分子,表示希望“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68,他们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阻止学生抗议活动的命令阳奉阴违,“不惟未劝止,且或不免暗中鼓励之,故无法阻止学生等出行”69。《解放日报》曾报道2月24日成都燕京大学部分学生不为特务所迫、拒绝参加反苏游行一事70,3月6日报道了一些旅渝东北名流以苏军开始撤退反对“反动游行”的谈话71。然而,对这种事件的报道不仅极少而且仅见于中共报刊。抛开宣传的意味,笔者认为不应高估国民党个别派系进行煽动的能量,它不可能引导运动的发展,各地风起云涌的示威游行及参加运动的人多为知识阶层便是明证。这种煽动不可能改变反苏运动的主流,反苏运动是基于当时强烈的民族主义心理之上的,没有这个前提而仅靠CC系的煽动就能形成全国性的苏浪潮的提法,是值得怀疑的。

 

  目前尚无资料表明,这种煽动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更谈不上CC系对反苏运动具有全局性操纵的能力。如果国民党高层有操纵运动的具体部署,那么时任侍从室第六组组长、主管军统局工作的唐纵及在军统局局本部任总务处长的沈醉,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在他们留下的极为详细的日记及回忆录中,却没有看到与此相关的任何记载。考虑到当时国家主权蒙受重大损失所带来的捍卫民族权益的群情激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经历抗战洗礼的民众、特别是知识界高昂的民族意识。不少当事人回忆,由于运动的反苏性质,当时许多地方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学生党员不参加游行,同时想利用“左倾学生”的影响反对和制止反苏运动,但结果并未如愿。如时人所言: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国民国家意识非常发扬,所以一旦受着类似九一八事件的刺激,示威运动便如风起云涌,不可遏止,这都是民众爱国热忱的自然表现,不是什么外在力量所可鼓动得了的”72。

 

  二、反苏运动是否反共?

 

  在各地此起彼伏的反苏运动中,的确出现过一些反共口号。如2月22日重庆反苏大游行中曾提出过:“中共应彻底实行停战协定中对东北之协议”、“不容任何藉口割据东北”、“中共应该爱护祖国”、“所谓‘民主联军’不容存在”等口号。2月23日,东北旅南京同乡会发表宣言,要求“中共勿再假借东北人民名义,组织军队及政府”73。2月24日,旅居北平的东北人士喊出“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的口号。2月25日太原市大游行中,也曾就所谓中共“附和东北应特殊化”、“阻挠国军开赴东北”、“制造什么‘东蒙共和国’、‘内蒙共和国’”进行“质问”74。2月27日,济南各界游行时也提出了一些反共的口号。在各地游行中散发的传单上,针对中共的只有2月22日重庆学生发表的《告中共书》。该文将抗战后复员工作不能顺利进行、建国工作无法展开、政协决议难以付诸实施均归咎于中国共产党,表示:“中共对东北所抱的见解及政策,无疑的是个莫大的错误”;并质问道:一、你们是否爱护祖国?二、为什么要阻挠国军开入东北?三、为什么要提出四项非法要求?四、东北傀儡组织是怎样换来的?五、什么叫民主联军?75

 

  以上反共言辞,主要是针对1946年2月15日中共发表的关于东北问题的四项主张。这四项主张是:一、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不合于东北与全国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准予承认、整编并与国民政府军共同维护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三、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应予承认,如认为其基础不够广泛,亦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员,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减轻人民负担,以利和平。至于改编东北伪军及利用华北伪军去接收东北主权,则应予以禁止76。

 

  显然,中共四项主张纯粹为内政问题,与苏联延不撤军并无直接关系。由于中共军队在东北迅速壮大,建立了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和东北民主联军,而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收工作因苏军阻碍而进展缓慢,苏联扶持中共力量进而抵制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迹象时隐时现。在反苏情绪高涨的背景下,对大多数反苏运动参与者而言,“只是为了中国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党不党在他们是不关心”,“只知有国,不知有党”77。作为中国合法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在一般国民心目中即代表中国,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受挫,即等于中国接收东北失败,一小部分人由此滋生了反共情绪。

 

  国民党中的部分强硬分子,正是利用学生和民众的爱国情绪,试图将民众的视线由反苏引向反共。他们将东北问题归因于“只是共党割据东北问题,只是内政问题,与雅尔达秘密协定无关,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关”,因此,解决东北问题,“是要以解决内政问题的方法来解决”78。但从反苏运动的全过程来看,这种“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翻版收效甚微。作为反苏运动重要参与者的知识界,自始至终没有发表反共言辞;纯粹由学生参与的示威游行中,只有2月22日重庆大游行时明确喊出了四个反共口号并发表《告中共书》,其余反共色彩浓烈的口号均出现于由社会各界参加的游行中,这些反共口号并非集中在同一次游行当中提出,而是分散在诸多要求反苏、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口号之中,显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游行示威者的主体态度。

 

  此外,对于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想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试图劝阻学生参与游行,国民党CC系则想将运动的主流从反苏引向反共。因此,在数以万计的游行队伍中,出现各式各样的口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笔者以为,综观运动的起因及性质,反共口号并不代表运动的主流。

 

  三、《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毁事件究竟是何人所为?

 

  2月22日,在重庆学生反苏大游行过程中,发生了《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捣毁事件。这一事件一直被视为国民党特务操纵学生反苏、反共的典型例证,并直接影响着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反苏运动的总体评价。那么事件实相是怎样的呢?

 

  2月22日上午10时半至11时许,重庆沙坪坝学生游行队列在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门口时,学生高呼口号,并于该部玻璃窗及两旁墙壁张贴标语及地图。虽然有少数学生曾以小旗杆敲破《新华日报》营业部门首玻璃,但维持秩序的纠察队立即予以拦阻。游行队伍通过《新华日报》营业部时,街道两侧有数百人围观。11时半左右,围观者中有数十人冲入该营业部叫骂,并将楼下门市部及一至四楼全部捣毁,殴伤营业主任杨黎原,职员君曼、管佑民、潘同鑫等四人后散去79,此即为《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毁事件。

 

  当时各报报道,事件发生在游行队伍经过《新华日报》营业部后约15分钟左右 80。合众社报道:“捣毁事件发生于游行经过二十分钟以后,当时学生离馆已有一英里之遥。”81目击者在回忆该事件时也证实:“当游行队伍快完,特务的叫嚣、挑衅就更厉害起来” 82,“学生游行的队伍过去了,预先就布置在马路两边的特务分子们咆哮着、辱骂着”83,“学生们,都这样一批一批的过去了,然而这里的空气,就突然紧张起来”84。从时间上看,参与游行的学生与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事件无关。

 

  关于参与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暴徒身份,各报报道并不一致。《民国日报》称参与者是围观“群众”;《新华日报》称参与者是“事先伫候本报门市部两侧的特务”,其中包括“一个穿青色呢中山装,佩中央战干团911号证章的人”、“一个身着棉军装,佩着‘特’字和青天白日臂章的军人”和“一个穿长袍的人”85;《大公报》则称:“其中有着军装者,亦有十三四岁之小孩”86。据当事人回忆:“上来的廿多个暴徒,除了五六个飞机头、西装、大衣的,一望而知是特殊人物之外,其余几乎都是苦力模样的人。”87显然,《新华日报》营业部是在特务策划和指挥下,雇佣打手捣毁的,游行学生并未参与其中。

 

  事件发生后,指挥抓获暴徒的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表示:“这次打新华日报,决非学生所为,事情发生于学生游行过后。”88当晚,周恩来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事情极为明显,纯系特工人员,反动分子阴谋”,表示“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我们懂得随时在制造阴谋的是特工的头子,与纯洁的学生无关”89。《解放日报》报道这一事件时明确表示:“游行后,特务暴徒乘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企图藉此陷害学生。”90

 

  《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毁事件,不可能出于国民党高层的部署,极有可能是国民党内反对政协决议的强硬分子暗中指使的。重庆地方当局事先有所察觉,曾通知《新华日报》:“可能有人前来肇事,务须不要刺激”91。事发当日,重庆地方当局派出数名警察到《新华日报》营业部门口维持治安。事件中,维持秩序的警察未能幸免,“警察局警长张德胜、谢云湘、警士唐修泰出而制止,均被殴伤。警察局唐局长及第四分局赵局长闻讯,即率队亲往弹压。当又有警长赵秉轩、牛金玉,警士余俊等五人受伤”92。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阴谋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一方面想制造事件来破坏政府和蒋主席的威信,另方面想挑起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的忿怒,造成更大事件,来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93

 

  从该事件发生时间、参与捣毁者分析来看,这一事件与学生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结论:1946年2月的反苏运动,发生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下,由以学生为主体的各界民众基于民族主义情绪自发而为,爱国护权是运动自始至终的主旋律。运动在客观上促使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加速苏联撤军东北。从运动主流看,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正义运动。在复杂的群众运动中,什么倾向的人都有,一些反共标语、口号的出现,也可能是国民党特务所为,但不代表运动的主流和方向;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事件,有确凿证据证明是特务所为,与学生无涉。这些不协调的言行,不应该影响到对1946年春反苏运动爱国护权性质的整体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