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使命与大学生的责任1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0/06/02 22:48:02

大学的使命与大学生的责任

2006-10-18    杨福家       浏览: 347

 

    杨福家 物理学家。1936年6月生于上海(籍贯浙江镇海)。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1963年作为新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批学者,在丹麦进修。曾任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子核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Chancellor),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同时任香港大学、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美国德州(达拉斯)大学顾问。著有《应用核物理》、《原子核物理》、《原子物理学》及英文著作《Modern Atomic and Nuclear Physics》。被日本创价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香港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美国康涅狄克大学授予名誉博士。

  什么叫大学?大学是University,词根是universus,意味着普遍性、普适性、世界性、宇宙性。一流大学正是群英汇聚的殿堂。一个大学要达到一流,必须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聚在一起,在人类知识的宝库、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知识宝库里,探索奥秘、追求真理、实现梦想。

              一、大学的使命

    我想先谈谈两所世界一流大学的使命。

    首先来看耶鲁大学,无论怎么排,它总是在世界最顶尖之列,连续几年在美国排在第三位,紧跟普林斯顿与哈佛大学之后。它成立于1701年,现有大学生(耶鲁学院)5316人,研究生(文理研究生院)2522人,专业学院学生(医学院、法学院、音乐学院等11个学院;均在大学毕业后进入)3552人,学生总数为11483人。它的使命是什么呢?在创立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建校的使命: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领袖。它是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等五六个美国总统的母校,它也培养了530个国会议员,为很多一流大学培养了杰出的校长,为墨西哥和德国培养了总统,为韩国培养了总理,为日本培养了外交部长。后来又提出了它的基本使命:要保护、传授、推进和丰富知识与文化。初看一下,它似乎只是词语的堆砌,但是,如果仔细品味一下,就能了解,假如使命只有“传授知识”这一条,那么这个使命就对美国3688所大学与学院都适用,若加上“推进和丰富”,马上只有3%的大学能够胜任,再加上“文化”两字,恐怕减到了1%,至于能够涉及“保护知识和文化”的,只怕不足千分之一。使命要有差别,有特殊性,如果这个使命什么学校都能用,那它的表述就不很贴切了。我今天特别着重谈文化,我感到我们很多地方对文化没有足够重视。

    尽管我国是出口大国,但是唯独有一个例外,文化出口非常少。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家,她的电影、图书却很难走出神州的土地,这是让人遗憾和惭愧的事情。我们每出口1本书就有100本书进口。刚才提到“保护知识和文化”,耶鲁大学拥有的世界上最好的稀有图书馆正是承载着这样的使命。世界上有些孤本图书资料几乎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

   那么怎么来完成这个使命呢?耶鲁校长说得非常精辟,第一,要有有形资产;第二,要有人力资源;第三,要有文化内涵。我们讲得比较简洁:大楼、大师、大爱。如果理解全面,那么意思是一样的。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讲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把重点放在大师上,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情况那样,总是把大部分钱花在造房子上,却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大师。可是,耶鲁校长的提法更加完整:有形资产不仅包括大楼,而且还有设备、图书等等。同样,人力资源也不仅仅指大师,还有学生和管理人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学生,他们同样是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关键的是大学的文化内涵。不同类型的学校,侧重点和社会分工不同。加州理工学院就不叫大学,而是叫学院,很小,386位教师和研究员,大学生、研究生加起来2172位(2005年)。董事会一开始就规定:不管什么人做校长,都不能扩大它的规模。加州理工学院的使命是: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扩充人类知识并造福社会。在一个单一的学院里,在交叉学科的气氛中,研究科学技术中最富有挑战性的基本问题,同时教育一批杰出的学生成为在社会中富有创造性的成员。

    这里就没有提到文化。不是说这个学校没有文化,作为一个学院,它的使命在侧重点上与耶鲁大学有所不同。该院出现了32个诺贝尔奖得主,这就是它对丰富人类知识宝库的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火箭的百分之九十是在这里设计的,这就是造福于它的社会。今年它发现了太阳系的第十个行星,又进一步扩充了人类的知识宝库。而且,除了32个诺奖得主,还有一大批没有获得诺奖的杰出校友,包括我们的物理学元老、1928年获该校博士学位的周培源;原子核物理的中国奠基人赵忠尧,是该校1930年的博士毕业生;谈家桢,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1936年的博士毕业生;我国第一号科学大家,钱学森,1939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所有这些大师奠定了这所学校在世界的地位,不需要排名的肯定,它就是世界顶尖的大学,虽然它自称学院,不叫大学。

              二、大学的文化

    大学不仅仅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

    物质存在很简单,包括仪器、设备、大楼等等。然而,大学之所以称为大学,关键在于它的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学的文化是追求真理的文化,是严谨求实的文化,是追求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化,是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是大度包容的文化,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文化。大学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共性,其核心与灵魂则体现于大学的精神。

    校训,是学校学术和文化的结晶,是大学精神的象征,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北京大学:“提倡新学,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同济大学:“同舟共济,自强不息”。一次由4762人参加投票的媒体调查表明,在对“你认为中国的大学哪个校训最好?”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获第一名,拿了54%的票。复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排第二。

    我们再来看看国外大学的校训。哈佛大学:“truth”(“真理”;有人译为:“让真理与你为友”)。耶鲁大学:“light and truth”(“光明与真理”)。华盛顿大学:“通过真理取得力量”。都离不开“真理”两字。2005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引了陶行知的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之所以重提这十六字,因为在我们大学,出现了很多造假的事情。

    大学文化是一种崇尚学术自由的文化,是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加州理工学院的校训(“真理使人自由”)就是这种文化的体现。麻省理工学院崇尚理论联系实际,它的校训是:“动脑又动手”(Mind and Hand);诺丁汉大学的校训是:“城市建于智慧”,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大学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一个城市要想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就必须拥有一流大学作为后盾,但是大学带给城市的不应该仅仅是物质上、经济上的飞跃,还应该包含精神文明、文化修养的提升。

    大学文化是崇尚道德的文化,美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宾州大学,它的校训就讲到道德:“没有道德的法规是徒劳的”。上海交大的校训也体现了非常深刻的道德含义:“饮水思源,爱国荣校”。“饮水思源”用英文来讲就是thanksgiving,“感恩”。如今我们的媒体经常在说感恩生命,感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社会,感恩生活,感恩自然。人在生活中,感恩情怀不可缺少。感恩,是人生的必修课;感恩,使社会能更和谐,世界更美好。但是,也有些不协调的声音:在很多大学,包括名牌大学,一些农村来的学生不愿意见他的父母,觉得很不光彩。所以我想起了哈佛大学所提倡的,“一个人能不能有所成就,不仅看智商,还应看情商,进而看德商”。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迎接21世纪高等教育大会”,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在大会上讲:学校要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生存(learnto be),要让学生学知识(learnto know),要让学生学习如何掌握这些知识(learnto howto l earn),还要让学生学习如何与其他人相处(learn todeal with the others)。

            三、一流大学的启示

    大学是群英汇聚的地方,因此我们既要走出去,融入到世界各地,同时又要请进来。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是看国际学生占了多少,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又占了多少。这是衡量融入世界的一个指标。耶鲁大学为什么能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那么多领袖?耶鲁校长谦虚地说:“我们是向英国学习的,吸取了英国的精髓。”

    英国高等教育的亮点在哪里?从15世纪开始,牛津和剑桥就实行导师制并有了住宿学院。耶鲁校长说,所有后来成为总统的,都是在导师指导下,在住宿学院里组织的各种各样社团中担任过领导职位的学生。社会工作是同等重要的学习和锻炼,是重要的“第二课堂”!领袖人物都是从这些组织中培养出来的。大学精神就是融入在学校浓郁的气氛之中,而这种气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住宿学院正是这种精神存在的物质载体之一。

    普林斯顿大学连续六年美国排名第一,目前有6677名学生,其中4678名大学生,1999名研究生。有人认为,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数量一定要超过本科生,一定要有医学院。这种看法对普林斯顿大学不适用。它没有医学院,研究生数量也不过30%,但绝对是世界顶尖大学。顶尖在哪里?除了造就了20余位诺奖得主外,校园中那种自由宽容的学术氛围确实让人啧啧称赞。

    英国人安德鲁•怀尔斯1985年在普林斯顿升为正教授后,九年里基本上没有写出文章。从校长到教研组长,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也不管他在做什么。九年以后,他解决了世界数学界360年没有解决的难题——费马大定理,获得了当今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

    约翰•纳什患精神病30多年,他生病后,普林斯顿还是把他从MIT请过来,给他温暖。他的家人和同事对他无比关怀。三十年后,奇迹发生,他身体恢复,1994年拿了诺奖。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魅力!纳什的故事被写成小说《美丽心灵》,拍成电影,拿了奥斯卡奖。所以,有大师还必须有大爱,在一流大学,应该到处可见美丽的心灵。

   再来看“导师制”。牛津大学培养了那么多首相。它有这样一个说法:导师在学生面前“喷烟”,直至在学生心里点燃火苗。李开复在一本书里写道:“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你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火种在哪里,在导师、家长的帮助下把火种点燃,就有成才的可能。

    无独有偶;三千年前,有哲人就说过:“头脑不是被填充的容器,而是需要被点燃的火种。”人无全才,人人有才。关键是怎么发现这个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不叫学院,不叫大学,而叫学校。我们最看不起的名字,它却保留下来,不愿意改。但它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它的校长在北京说过一句话:“学校的任务是发挥学生的天才”。哈佛校长在哈佛350周年校庆时说,哈佛最值得夸耀的,不是获得了多少诺奖,而是使进入哈佛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他承认进入哈佛的每个人都是金子,他的任务就是让这些金子发光。

    只要一个人头脑中的火种被点燃,那么,不管他(她)读大学还是读高职,他(她)都能发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可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3688所高等院校中60%是职业学校、社区学院,研究型大学只占3%;而我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居然超过美国,高职的数量却远远少于美国。我国的大学近些年来不断扩招固是好事,使更多年轻人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但是,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要的不只是大学生数量的变化,还要使高等教育的结构更加合理。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高职上。但是,社会上很多的家长看不起高职,认为进高职没出息。其实高职与本科院校好似乐队中两种不同的乐器,都十分重要。两者对师资与设备的要求都不一样,为什么有不少高职院校能轻易“升格”为本科院校了?

    社会上不少家长希望孩子成为博士,不成为博士不过瘾。最近一个医生跟我说,要去拿博士,否则在医院里站不住脚。在英国的医院,博士占10%,临床医生的地位、薪水很高,但是不必拿博士学位,只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才去拿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是世界一流医学院,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报考该院的,每5700名考生中只有一人被录取(2005年数据)。现有1185名学生中,有700人想做医生(M.D.),有485人想做从事医学研究的博士(Ph.D.)。两者都是Doctor,但含义不同,目标也不同。前者译为“医生”,后着译为“博士”。两者无高低之分,但医生的工资待遇普遍高于博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附属医院,有博士学位的约10人,不及医生的10%。

                 四、大学生的责任

     大学为年轻人创造机遇,大学生为大学作出了贡献,从中也可以看出青年成才的一个重要要素:机遇。不管你多聪明,作出多大努力,如果没有机遇,要成才很难。我们国家现在形势大好,是一片希望的沃土,体现在为青年人提供了从来没有过的机遇。我们的大学,一直为年轻人提供舞台,始终为青年学生创造机遇。

   机遇偏爱年轻人,这是不以人的客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许多科学家的重要发明发现都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年轻时期。这是一条普遍规律。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就是年轻人的创业史。例如,布拉格父子,因为儿子在剑桥读研究生时纠正了父亲的错误,两个人一起获得诺奖。至今,小布拉格仍旧是最年轻的诺奖得主,当时只有25岁。华生与克利克在1953年发现了DNA结构,是20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当时克利克是物理学的博士生。前年诺奖的三位得主,在1973年做出获奖成果时,一位是哈佛研究生,一位是普林斯顿研究生,一位则是普林斯顿的讲师。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

   年轻人成功的另一要素是好奇心、兴趣。兴趣驱动我们非常努力地工作,好奇心是科学研究的原动力。此外,一流大学在一个人的成功中起很大作用。上面提及的这些诺奖得主都来自一流大学。同时,大学生又反过来为大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什么叫大学?大学是University,词根是universus,意味着普遍性、普适性、世界性、宇宙性。一流大学正是群英汇聚的殿堂。一个大学要达到一流,必须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师聚在一起,在人类知识的宝库、而不仅仅是中国的知识宝库里,探索奥秘、追求真理、实现梦想。

     耶鲁校长经常自豪地说:耶鲁实行普适教育,进耶鲁的学生可从1800门课程中选课。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学也开始行动,实行广博教育,学生进校时不分专业。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这样做必须有坚强后盾。耶鲁有1800门课程可供选择,几乎包括了全部人类知识。耶鲁还有极其非凡、尽心尽责的教师辅导学生。没有这两个条件,只是依样画葫芦,就会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我希望每个年轻学子都有一个梦,有大的梦,有小的梦;大的梦是一致的:使我们的国家真正在世界上站起来,站得直,站得稳。

   要成才,三个要素非常重要:人生观,兴趣,机遇。我们国家走到今天,可以说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需要年轻人开拓贡献。我们国家的GDP增长很快,但消耗的能源、造成的污染都很严重,所以中央非常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们正走在十字路口。

   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三句话。

   第一,要发现自我,to be yourself。要了解自己,在导师和家长的帮助下真正了解自己。只有真正了解了自己,使自己的火种被点燃,才会取得最大成绩。

  第二,要有信心,to be confident。这一点英美学生做得相当好,他们非常自信,即使他不大懂,你要他做,他也会马上说,我能,I can do it。而中国学生太谦虚,这个我不行,那个我不能。今天的世界千变万化。作为一个名高校的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学到的东西不可能完全一致。学校教的只是基本知识,真正产生影响的,不是具体知识,而应当是一系列的精神,所以应该自信。

   第三,要学会享受周围环境,enjoy yourself。上世纪60年代我在丹麦实验室通宵工作时,看到这条标语就会有一股暖意。

   生活是美好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应该用行动来丰富大学的文化,并在大学精神弥漫的氛围中,探索奥秘,追求真理,付诸实践,实现梦想。

 

对话美国华裔教育家:中国大学教育最需要什么

2006-05-09    东方网-文汇报       浏览: 762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刘全生是个博古通今、东西合璧的教育家,他非常健谈,而且见解独到,和他聊天几乎是种享受。刘全生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刘行之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四年,在1940年代后半期任上海《神州日报》社长,在上海文艺界非常活跃,后来全家移居香港和台湾。刘全生于196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1975年担任马里兰大学物理系教授。最近几年,他先后担任过马里兰大学副校长,并应聘出任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校长3年,不久前刚刚返回马里兰大学,继续当他的终身教授。刘全生与国内一些大学的校长关系甚是相熟,他们经常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最近,记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这位教育界的著名教授。

  当今的中国大学最需要的是“三创”,即创意、创造、创业

  文汇报:你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当过校长,经常穿梭于台湾海峡两岸和美国,你认为当今中国大学最需要的是什么?

  刘:最需要的是“三创”,即创意、创造、创业。创意要有新观念、新设计;创造是指动手能力,有新发明、新技术;创业是指开创事业。要是前两项比较弱,创业就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大学生忙着就业的多,想着创业的少。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著名的雅虎公司和惠普公司最早都是由两个大学生在斯坦福大学创业的。惠普公司的Hewlett当年申请了一份专利却不知道找谁合作,而Packard当时学的是会计,擅长推销,两人结合在一起,成立了硅谷第一家高科技公司。此外,斯坦福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很大帮助。学生创业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也为大众和社会创造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惠普等企业的成功也是教学研究与学生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学生主动去研究而不是死记硬背,通过研究去创造,把老师的一整套理论和学生的热情与动力结合起来,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益。

  创新主要是配合资讯时代的需要,适应知识创新的需要。创造和创新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一点马里兰大学做得很好。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创新班”,就是一半是商学院的学生,另一半是工学院的学生,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宿舍里。每周请一位有创业有成就的人给他们讲创业经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每个学期要求学生写一个如何组建企业的计划书,然后参加学校组织的竞赛。这个计划书帮助学生了解公司如何创业,有什么特别的技术,什么产品适合市场发展等等。学校组织的商业竞赛前3名可以得到5-10万美元的奖金,这对学生鼓励很大,激发他们创业的精神。现在学校大概有10多家公司,有些公司已经赚钱。好一点的企业会有些补助,还有些是要自己找投资,当然学校也会帮助这些企业去找外面的投资,这种项目叫做“种子投资”。当年,Google公司和微软公司都是先在校园里得到赞助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美国大学对学术尊重胜过对权力的尊重,校长不做就可以做普教授,后者科研成果往往比校长要多

  文汇报:在中国,许多教授好像当领导只能上不能下。但在美国,许多人当了几年学院院长或大学校长后,主动要求再当普教授。中美两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大?

  刘: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次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这就是美国大学的观念。大学校长虽有很大的领导权力,但从观念上来看,他和其他行政人员甚至后勤人员一样,只是为教授和学生服务的。

  教授从事科研教学,美国大学对学术非常尊重,而不是对权力的尊重,这也是美国社会很重要的价值观念。只要是任何人在专业方面有成就,哪怕是修水管、修电灯,只要他有别人没有的本领,那么他就会受到美国社会的尊敬。在马里兰大学物理系,现有4名前校长同时工作,我就是其中一名。像哈佛大学的校长萨默斯退休后,就只是一名普教授,但人们对他的尊敬丝毫不减。此外,在美国担任教授相对来说比较舒服,自由也很多,他们的科研成果往往比校长要多,但发表论文的要求很高。

  提高中国大学科技成果,就要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对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

  文汇报:中国的本科教育是世界一流的,但是中国大学的科技成果比较落后,主要是什么原因?

  刘:美国现有3000多所大学,但真正称得上研究型的大学并不多(58所),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大概一共约62所,主要以研究为主,美国绝大部分的博士学位都是从这些研究型大学获得的。中国大陆目前大约有近2000所大学,研究型大学大概在15至20所。这个数字不算多,作为研究型大学,像北大、清华、南大、中国科技大学、复旦、交大等,都具有一定的科研经费,这些研究型大学发展也不错。中国应该大力建设研究型大学,并继续投入更多的资金。

  美国目前的科研投入占GDP的2.5%,韩国达到3%(世界最高),中国大陆是1%-2%,台湾地区现在达到2.5%。台湾地区和韩国一样缺少自然资源,唯一的就是靠人。韩国在前几年就开始专门发展科研,将大量的经费投放大学教育,结果成绩显著,但也造成了人们的急功近利,比如像黄禹锡事件。所以,教育依靠经费,有了经费就可以大力发展科研。中国目前还需要加大经费投入用于教育。此外,我们对于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还要提高。

  美国大学也有失败的地方,如美国人才浪费、价值观念不如上个世纪那么有理想

  文汇报:刚才我们谈到美国大学有很多成功的方面,那么是不是也有失败的地方?

  刘:美国在人才培养和运用的环节上也存在缺少衔接的问题,培养出来的大量文科学生,都找不到工作。这个现象在当前非常明显,许多人没有用上他们所学的知识。美国大学生往往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什么计划。这是美国人才很大的一个浪费。另外,美国在伦理教育,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教育方面,在最近20年很欠缺。新一代人很茫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其实也是很大的。

  记得1960年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非常有理想。那时正处于美国的民权运动时期,白人学生暑假不回家,专门到南方去教黑人如何投票,教他们如何去行使自己的公民权,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这些年轻人非常有理想。到了上世纪70年代打越战,青年人勇于争取民主,争取权利。从80年代开始发生变化,现在的美国学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挣钱。

  50年后世界一流大学至少有1/3应该在亚洲,其中可能有一半将在中国

  文汇报:你预测再过50年,中国一流大学能够占到世界1/3,你对此很有信心吗?

  刘:100年前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都在欧洲,美国当时只有2到3所像样的大学。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开始多起来,现在2/3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在美国,因为它经济实力强,挖了很多的人才来。现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是中国,我想50年后世界一流大学至少有1/3应该在亚洲,其中可能有一半将在中国。

  此外,中国是个有传统文化的国家,中文是很了不起的传媒。我晚上有时候看《史记》,2000多年前的人物跃然纸上,可以和他对话,从传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这是只有中国人才有资格学习的,这就是我们文化了不起的地方,而且我们的文化中的那么多的哲理,老庄的思想,对自然的尊重,对人世的和谐,这都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大的东西在里面,再加上我们比较勤奋和努力,我想我们中国人应该能够做到。

  中国迟早会有诺奖获得者,只要对中国文化有信心,只要把严谨治学作为研究科学的第一要务

  文汇报: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华人都是海外华人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人,而目前祖国大陆还没有人得,那么大陆今后50年有没有可能出现诺贝尔奖得主呢?

  刘:从种族来看,获诺贝尔奖比例最高的应该是犹太人。目前全美国犹太人加起来总共有600-700万,大概有1/3的获奖者是犹太人,他们在美国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很优秀,特别是在学术上的成就非常卓越。例如,犹太人家庭的小孩从小就有喜欢向大人提问的习惯。从小勤学好问是最重要的,而中国人恰恰就缺少好问的习惯。老师帮助你解答问题,处理问题,但从来没有教你去如何问问题,其实问问题是最难的。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从小就培养出勤学好问的习惯。要培养出科学家,必须要养成他们从小勤于思考的习惯,人脑的成熟就在于前10年。

  诺贝尔奖除了和平奖有很多争议外,其他奖项都是很实在的,尤其是诺贝尔科学奖的评奖还是很公平的,所以大家把它作为科学界的最终成就奖。中国迟早会有获奖者,我对此非常有信心。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这跟文化有关系,是对自己有信心。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就永远得不到奖,而这个信心来自于我们的文化。中国曾经有很辉煌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也是令人骄傲的,而自己对本国的文化有一个认识,这个认识也就能产生很大的信心。

  其次,中国没有将严谨治学作为研究科学的第一要务。因为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造成许多科学界人士追逐名利,在美国很多华人教授一看到有赚钱的机会就马上“下海”,放弃了科学研究工作。升官和发财都是害死读书人的。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曾表示:对他启发最大的是中国的庄子和老子,老庄思想的核心就是淡泊名利。这是中国科学界目前最需要的东西

 

 

 

 

 

 

大学精神:传统与创新

2005-11-23    《光明日报》       浏览: 1039

现代大学已经走过了数百年的历史,其自身充满了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不仅与政治、经济、文化、国家利益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市场发展息息相关。可以说大学应是在社会发展中最具创新活力和创

新能力的团体或机构。

  不可否认,大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曾依附过君权和神权,但大学的精神始终在提醒着人们,大学应该坚守自己的立场和品格。若要使大学创造性的智能劳动得以保证、知识传统得以延续、文明成果得以整合,还要为一些非正式的学术和教学组织的形成提供适宜的参考框架。作为一个永久性的事业,大学在其发展之初就为一些具有风险性和创新性的研究,特别是与未来发展相关的超前研究提供了支持和适宜的场所。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大学毕竟是知识和学术最高的传播机构和生产机构,是引领社会和保持良知的重要组织,是国家保持竞争力的最佳“外脑”。基于此,任何短见的、世俗的、权势的或金钱的诱惑和威胁,都应被摒弃到大学精神之外。

  在高等教育的体系中,学术管理体系是核心的和关键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现代大学精神的领域。在各国的高等教育中,学术管理体系的不同类型可以反映出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文明历史、宗教、社会、法律,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在法国和前苏联,中央政府的官吏为整个国家制订了一元化的文教政策,国家拥有对教育的绝对权力,形成了典型的集权管理模式;而在美国和德国等采取联邦政治体制的国家,则建立了一种地方相对独立的、富于批判精神和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即分权制的学术管理体系;至于英国,则基于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创造了一种界乎前两者之间的第三种体系:一方面,英国也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伦敦起着类似法国巴黎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在苏格兰、威尔士以及北方和中部的异教领地,仍存在着社会、宗教及文化自治的重要传统,我们似乎可以将这第三种模式称为一定程度上的均权模式。

  大学精神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大学精神应该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不是在象牙塔中自得其乐。大学的社会责任感要求大学走出象牙塔与社会融合,同时也不断地汲取新鲜的血液注入到高等教育之中。由于大学起始于某些对学术或科研感兴趣的人们自发的聚会,它们需要有某种机构或组织形式的存在,以便于其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或为其活动提供心理的,有时也有物质的支持。这说明,大学与学术团体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或相通的,学术生命是其立身的根本。

  不可否认,社会的需求、政治的需求、生产的需求、宗教的需求、生活的需求,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等存在着明显的博弈和互动的矛盾关系,而在这样的博弈和矛盾的关系中,高等教育逐渐具备了自身更强、更大、更具独立精神的发展潜力,并据此在挑战和机遇并存的现实中通过创新而另辟溪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