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选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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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选秘书

毛泽东先后任用35位秘书

1928年,在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有了秘书。 由于毛泽东自己做过秘书,所以他要求秘书除了收发文件、起草文件之外,还必须具备强烈的档案意识。 在井冈山上,由于处在战争的流动环境之中,毛泽东无法用档案柜保存文件,就用文件箱保存文件。毛泽东对秘书贺子珍、曾碧漪说,你俩的任务就是保管好文件,保护好文件箱。那时,战斗频繁,说走就走。在行军时,文件箱在哪里,她俩便在哪里。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是谭政,末任秘书是张玉凤。

从1928年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这48年间,毛泽东先后任用了35位秘书。

毛泽东慧眼识人才

在毛泽东的众多的秘书之中,有的秘书兼做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也有的秘书有所分工,诸如陈伯达、胡乔木这样专门为他起草文件的政治秘书,有江青这样的生活秘书,有高智、罗光禄、徐业夫这样的机要秘书,也有郭化若这样的军事秘书,林克这样的国际问题秘书,还有像王炳南这样的只在重庆谈判期间担任他的秘书(因为王炳南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熟悉重庆各阶层人士)。此外,也有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即通过通讯表达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供毛泽东参考。

毛泽东很善于识别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

谭政在井冈山上成为毛泽东的首任秘书时,不过22岁。经过毛泽东的培养,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同样,毛泽东挑选秘书,当然很注意秘书在政治必须绝对可靠。他挑选谭政当他的秘书,是知道谭政乃陈绍纯先生的女婿,毛泽东不仅认识陈绍纯先生,而且认识陈绍纯先生的长子陈赓,因此谭政在政治上当然可靠。

毛泽东在1937年选用刚刚出狱的李六如作为秘书,是因为他早在1921年就认识李六如,并介绍李六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勤于读书看报。他挑选政治秘书,往往是从读书看报中发现的。毛泽东注意起陈伯达,是在听了陈伯达在延安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讨论会上的发言之后,发现陈伯达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见解有独到之处。毛泽东又仔细读了陈伯达1939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八十二期的《墨子哲学思想》,于1939年2月1日给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写了一封二千字的信[①],谈论《墨子哲学思想》。此后,毛泽东又于1939年2月20日、2月22日写了两封信给张闻天转陈伯达,评论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这样,在1939年春,陈伯达调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工作,从此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为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直至1970年,前后达31年。 陈伯达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陈伯达说,胡乔木在《中国青年》1939年第1卷第2期上发表了《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写得不错。毛泽东仔细看了这篇文章,说:“乔木是个人才。”这样,1941年2月,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增加秘书处人员时,毛泽东提名胡乔木。从此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前后达25年。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胡乔木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重要文件。

毛泽东注意起田家英,是在1942年1月8日。那天,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1946年,毛泽东请田家英担任他的长子毛岸英的家庭教师。1948年,经胡乔木推荐,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秘书。

逐步形成毛泽东稳定的秘书群

从毛泽东任用秘书的时间来看,早期处于战争环境之中,不论是在井冈山、瑞金,还是长征途中,毛泽东的秘书任期都很短暂,变动频繁。

进入延安之后,毛泽东的工作环境相对稳定,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完全确立中共领袖地位、工作繁忙、著述甚多的时期。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增多,秘书班子逐渐稳定,形成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这样的秘书群。这个秘书班子从20世纪3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文革”前夕。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正式确定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为毛泽东秘书,被人们称之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

晚年只剩一个秘书

叶子龙在1962年被调离中南海,田家英在1966年5月23日自杀于中南海,胡乔木则在“文革”初就遭到“批判”,毛泽东这“五大秘书”中三人离开秘书工作岗位,而陈伯达、江青则分别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后来分别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五大秘书”之中,只剩下一位并不与毛泽东生活在一起的生活秘书——江青。

在毛泽东晚年,1974年机要秘书徐业夫病重住院之后,毛泽东身边的秘书只剩下一位——张玉凤,陪伴着他直至1976年9月9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