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张执一同志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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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执一：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张执一，原名谨唐，曾用名张忍，1911年5月5日出生在离湖北省汉阳县奓山集镇约一公里的屠家湾村。张执一的父亲是长江上的轮船工人，为人聪明好学，喜交游，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员工会，领导过船坞工人的罢工。母亲是农村妇女，生性爽朗，为人豁达、勤劳。由于家境贫苦，父母都没有文化，因此，期盼儿子能够改变命运，将来能在乡村里当个教书先生，受人尊敬。张执一七岁那年，父母送他进了私塾。他自幼性格倔犟，颇有天赋。塾
张执一始终牢记他入团—入党时的誓言：“信仰主义、阶级斗争、服从纪律、严守秘密、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综观他的一生，确实从未违背过这一誓言。就在张执一参加革命组织前后，时局突变，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叛变了革命。霎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武汉，无数先烈倒在了屠刀下和血泊中，中共组织遭受到严重破坏。遵照党的指示，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1928年2、3月间，武汉党的秘密机关再次遭到破坏，大部分人被逮捕、被迫转移。其间，张执一与党组织一度失去联系。但是，他没有放弃追求，多方寻找党组织。功夫不负有心人，于1929年3月，他终于在湖北省立第十二中学找到了党组织，并被通知直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后，在党的领导下，他联系各学校进步学生和教员，发起成立“武汉青年反帝大同盟”和“武汉反帝大同盟”，担任主要领导人。同时，他还身兼中共武昌农民行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武昌区委宣传部长，往返于城乡之间。时值中共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机会主义路线时期。遵从上级指示，张执一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农村暴动和城市飞行集会，在白色恐怖下，执著地继续点燃着革命的星星之火。他后来回忆说，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武昌南长街省立民众实验馆集会，此地北邻国民党的宪兵营，南邻国民党的警察局。那次集会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他当时改名张忍，召集了200多学生、工人到场，配合演讲者撒传单、呼口号。很快，大批警察、宪兵包围了会场，他当时也随人群往场外跑，迎面遇到宪兵，他机智地大喊：“打架，打架，打死人了！”把宪兵的注意力引开。等到宪兵追查喊口号、撒传单的人时，他早已经不见踪影。1931年初，党组织派张执一到湖北襄樊县，开辟鄂北白区党的工作。同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党在武汉的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负责人都撤离了武汉，至使张执一再度与组织失去联系。然而，张执一没有消沉，他毅然离开小学教员的职位，返回武汉，联络了30多人，自行组成“武汉左翼青年联盟”，并在内部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创办半秘密刊物“江天”，起草“武汉左翼青年联盟”宣言，四处散发、邮寄。他希望在继续宣传革命的同时，通过此种方式寻找党组织。1932年初夏，张执一终于接到在上海的党中央的通知，命他到上海去接组织关系。在张执一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三进”上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这一次是“一进”。此前，他曾于1930年12月随湖北乡村师范高中毕业班，到江浙参观教育工作。当时，他根据中共湖北省委指示，顺路到上海向中共党中央递交一份秘密文件，并汇报工作。此次赴沪，张执一肩负着重新建立武汉党组织的使命，因此，格外小心。抵达后，他听说规定的两个联系地点情况复杂，是托派活动频繁的地方，所以没有贸然接头。他转而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由后者设法转信给党中央，自己先由江苏省委恢复组织关系，并根据省委安排，参加上海沪中区委的宣传工作，负责联系几个工厂的工人通讯员，与印刷厂和铁工厂的党员接洽。9月初，他接到党中央通知，经短期培训后，被任命为中共武汉特委委员兼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返回武汉，主持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指导学生运动。返回武汉后，张执一迅速在湖北发展起一批党员，其中包括陈荒煤（生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吕骥（生前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等。与此同时，在武汉建立起多个中共支部，并领导武汉的教员、师范学生开展“罢课索薪”游行。正当工作方兴未艾，并向农村延伸之际，情势突变：中共武汉特委书记叛变了。1932年10月底，张执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从看守嘴中，张执一套出了自己逮捕的原因。随即，他设法用暗语将消息传递出去，让有关人员及时转移，防止了党组织进一步的损失。在受审讯时，他坚不吐实，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最后被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判刑七年。其后三年，他先后关押在武汉宪兵队、汉口军人监狱、湖北第一监狱、湖北省反省院。张执一时年仅21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但他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目睹了大批革命青年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英勇不屈的气节，自己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在监狱中，他与敌人斗智斗勇，利用刑事犯整治叛徒，参加狱中的绝食斗争，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编写、抄录诗文，在难友中间秘密传诵。特别是在进入国民党的反省院以后，他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坚决不肯进行所谓的“反省”，以致被“留期”（六个月一期）。为了营救儿子，张执一的父亲被迫卖地得到300块钱，据说被看守骗取，继因“人财两空”，感到生活绝望而自杀身亡。经母亲以及同乡人的共同疏通，利用了反省院官员内部的矛盾，张执一终于在1935年8月，以“不得离开武汉和行动随时报告”为条件，获准取保释放。出狱时，他已经24岁，全身骨瘦如柴，家中只有母亲孤苦伶仃一人。面对家破人亡的惨状，张执一又增添了些许成熟，其心其志，执一不二。他珍惜这重新获得的“自由”，更名为“执一”，于9月返武昌找朋友筹措经费，月底“二进”上海，寻找党组织。到上海后，张执一巧遇熟人，很快就找到了党组织，恢复了组织关系，被分配在上海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所属的工农通讯社担任沪中区通讯员。他独自一人办起了杂志，主编了半月刊《改造》，出版两期；同时还主办了《新东方》杂志，共16期。这两份杂志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和革命的理论，颇受进步青年的喜爱。当时，张执一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经常饿着肚皮工作。为了吃上一口饱饭，有时要徒步走好几里路，到熟人家去蹭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张执一活跃在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学生、工人中间，参与了组织上海学生“一二·九”爱国运动的游行、上海各界爱国群众支持学生赴南京请愿的游行示威等大规模的救亡活动。同期，以“高宁”为笔名，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上撰写题为《上海八千余学生救亡运动速写》的报道，披露学生请愿活动的经过。他经常联系文化界人士，参与组建“上海文化救国会”，并担任该会干事；参与组建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是该会干事会的实际召集人；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国协会等民间团体，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沈均儒等“七君子”被捕入狱期间，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奔走于社会知名人士之间，多次参与组织群众性集会和游行，动员张志让、潘震五等社会贤达出面发动“入狱救国”运动。通过以上工作，张执一结识了不少知名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人士，熟知他们的政治态度，跟他们建立了特殊的情谊。1936年春，为了重建武汉党的组织，他在武汉“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物色优秀分子，发展为中共党员，给他们举办短期训练班，成立中共特别支部派往武汉。他还参与了中共江苏省委军委的筹建，曾借助洪帮帮会的名义，参与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动员、派遣知识青年、技术人员以及工人、难民参加该部队。为了取信于洪帮帮会和更好地领导这支队伍，经党组织批准，他们这批干部还拜了洪帮头头向松波为“大哥”，张执一与陈家康两人被封为帮中地位不低的“心腹大哥”。就是在组建这支部队期间，张执一凭着他对党的忠诚，与上级领导发生了对他后来有着重要影响的第一次争执。
当时，在党内以“真正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时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负责筹建中共江苏省委军委的张爱萍、余立金等人，主张让出新成立的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权。对此，张执一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与上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言语中表露出对王明的不满。由于这场争论，他险些被王明开除党籍。后因董必武的保护，仅以口头警告“犯有自由主义”而渡过险关。但是，这个“自由主义”的帽子，却被张执一戴了多年。
上海周边地区沦陷，根据中共组织的安排，张执一于1937年10月底绕道返回武汉，走上了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前沿。翌年，张执一以其敏锐的政治目光，记录下当时各政党和派别对待抗日的政治表现和基本态度，撰写出版了《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一书。这几乎是当年唯一论述各政党状况的专著，至今具有研究价值。在鄂西北工作期间，张执一团结国民党第五战区的爱国将领，与张自忠、何基沣、陈离等将军结下深厚友谊。在爱国人士李范一(解放后曾任石油部副部长)、杨显东博士（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帮助下，借国民政府机构的名义，张执一在湖北省谷城县茨河镇，成立了训练抗日骨干的“鄂西北手纺织训练所”，针对各县党组织选送来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培训，先后为抗日队伍培养了200多名骨干人员。自1939年10月起，张执一加入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即新四军五师的前身），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初到部队时，张执一主要做联络工作，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各部队都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在人们的印象里，张执一是中共的一位不可多得的统战能手。其实，在军事指挥方面，他也同样出色。张执一不是军人出身，只不过在17岁时，曾冒名顶替到一个军队办的军官学校里当了不足七天的入伍生，学了几天的队列操练；在乡村发动过几次农民暴动，组织了一支有二、三十枝枪的抗捐税的“保卫团”；除此之外，他在上海借洪帮名义组建抗日武装时，为了工作方便，曾挂了一个上尉书记官；在鄂西北工作期间，爱国将领张自忠为方便他进行抗日活动，给了他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的名义头衔。可以说，在加入新四军队伍之前，张执一没有真正打过仗。然而，他善于学习和调查研究，没有多久，就赢得了同志们的钦佩，建立了在部队中的地位。张执一经常率便衣队深入敌区，侦察、了解敌情，提出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令便衣队员们赞口不绝的一件事是：一次，他率队潜入武汉侦察，归途中遇到敌人的巡逻哨卡。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执一当机立断，跃马扬鞭，带领小分队人马向哨卡奔驰而去，大喝一声：“自己人！”趁敌人还蒙头晕脑时，他们已经冲出险区，扬长而去。张执一善于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当时，驻扎在汉阳的伪军黄人杰部、袁杰部两个旅，有1700多人，实际控制黄、袁的是知名人士杨经曲。经张执一的说服工作，杨率两部反正，收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四支队。驻扎在湖北潜江县的伪军李正乾部800余人，也被张执一派人策动反正，收编为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独立一旅。在抗战相持阶段，张执一向新四军五师领导提出开辟襄南根据地的建议。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带习惯上称为襄南。该地区在抗日战争初期，为国民党军队的领域，后被日伪军占领。时任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政治部主任的张执一审时度势，主动请缨，决心攻打盘踞在湖北汉阳侏儒山一带，作恶多端的伪定国军汪步青部。在战役展开之前，他亲自带领手枪队多次进入武汉，扰乱日军视线，营造舆论氛围，对敌开展心理攻势；他设计离间日军与伪军的关系，借汉奸之手导演了一出“蒋干盗书”，向日军送去一封伪造的伪定国军有离异之心的书信，增加了日军对伪军的猜疑，削弱了对伪军的增援；他给被抓获的伪军团长的小老婆布了一个迷魂阵，采用“接力”的手法使她以为我军的机枪和火炮在路两旁摆了几里地，然后，故意放她回去，在伪军中散布我军千军万马开到侏儒山前的消息，增添伪军不战而溧的胆却心理；同时，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通过策反过来的伪军人员，获得敌人的设防、地形图以及近十天的口令。布局完成后，张执一等率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和天汉游击支队的部分部队，于
从那时起到1949年4月上海解放的前夕，张执一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根据时局的发展，他筹办过传递中国共产党声音的报纸、杂志，利用国民党滞留重庆的时机，争夺舆论阵地，传播中共的声音。在国民党聚集80万军队，意图疯狂“剿共”之时，他领导的情报网络，向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提供了假造的“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的情报，巧妙地扰乱了美国政府的战略部署，为我军争取到大半年的休整时间。通过打入到敌人内部的秘密情报人员和策反争取过来的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人员以及一些进步人士，获取了蒋军作战计划、要塞地图、设防图、铁路沿线军事部署图等重要的军事情报，有力支持了我军的行动。同期，张执一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他广泛联系包括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黄炎培、胡厥文、阎宝航等在内的工商界与文化人士及其他上层民主人士，争取他们对中共的支持。根据党的指示，他领导创办了党的秘密企业，为党筹措经费，担负掩护任务。其间，直接经他手创办的企业主要有：东方联合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糖业公司、渔业公司、运输公司、大安保险公司、天一保险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大多在广州、台湾、香港设立有分公司，以拓展业务为名，担负联络和掩护任务。他组织开辟了几条通往东北、胶东、苏北解放区的水路秘密交通渠道，源源不断地向解放区输送干部、技术人员、电讯器材、药材、布匹等物资。他领导建立了：“中华医药化验所”、慈善会的“难民收容所”、杭州风林寺内开设的医院、“联合药房”等多处秘密联络、掩护点。在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我中原解放区进犯时，他就是通过这些秘密网点和交通线，寻找、保护和输送了王树声（55年被授以大将军衔）、颜东山（55年被授以少将军衔）等数以百计“中原突围”后途径上海的新四军中原部队团以上干部，使他们安全到达我山东和东北解放区。当时，国民党特务经常利用帮会流氓充当打手，扰乱我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针对这种现象，张执一受命组建并领导中共帮会工作委员会，开展对帮会各个层面的工作，有效瓦解了敌人的阴谋。他还兼任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通过浙东临时工委，统一管理浙东地区的地下党和农村武装组织，组织打击当地反动地方政权和乡镇武装，发动以反抽丁、反征粮、反霸、开仓济贫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壮大了革命武装，使浙东游击队从300多人发展到数千人。这支部队后来划归解放军华中军区，成为解放军浙东第二游击纵队。他组织“中原突围”的干部谢威（生前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等人，成立中共湘鄂特委，重返鄂东、洪湖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或地下工作。他布置筹建武汉地区秘密交通联络站，开辟多条交通线路，护送重要干部过往和运送紧缺物资。他奉命负责联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先后四次渡过台湾海峡，到台湾检查、布置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并选派一批干部赴台开展工作。张执一兼任中共上海中央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期间，策反成绩显著。其中包括：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包括舰长邓兆祥在内574名官兵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驱逐舰起义，策反关键时刻，张执一曾不畏危险，亲自赴约会见该舰枪炮长陈仁珊等人，阐明中共政策，获取了信任；国民党驻浦东的伞兵团三团3,000人，在团长刘农畯的率领下起义，由经策反过来的国民党后勤总司令兼上海港口司令部副司令段仲宇，派吴淞基地的“中
1949年4月，张执一在解放大军的炮火声中，奉命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奔赴北平中共中央城工部，去接受接管任务。他当时的心情，可从他在归途中所作的一首诗中略见一斑：“欣闻淮海炮声隆，密电催归北去匆。几度沪滨偷渡客，重来当不旧阿蒙！”不过，张执一这次并没有回到令他难以忘怀的上海。就在他随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行至浦口时，忽然接到令他即刻返回北平接受新任务的指示。他独自一人好不得意地登上专门为他开回北平的列车，重赴中央城工部引领新的使命。令张执一意外而欣喜的是，他被派往连接祖国东西南北的枢纽重地湖北武汉市，参加军事接管工作。同年5月，张执一随解放军“四野”大军进驻武汉。有趣的是，进城时，刚被任命为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陶铸问他：哪个饭店最好？张执一虽然是本地人，可他在武汉时还是个穷学生，哪里进过高级饭店？只听说码头附近有个“璇宫”，就顺口说出“璇宫饭店”。于是，大军“杀向”码头。谁知到了那里，听饭店员工讲，汉口的德明饭店才是达官显贵常去的地方。这才紧急命令部队掉转方向，直奔德明饭店，扬眉吐气地把那里“号下”，作了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此时，张执一刚满38岁。随着解放初期中共党的机构和行政体制的调整，他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中共华中局统战部长，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武汉市副市长。至中共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南局委员、常委兼统战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同时，他还被任命为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外，他还在中南地区好些其他行政机构里兼职，例如：编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劳军委员会、公债劝募委员会、防疫委员会、东湖建设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武汉分会等机构中兼职，从肃反、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经济、保障人民生活，到支援“四野”南下，解放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支援“二野”西进，解放大西北；从机构的建制、人员的安排，到统战工作、民族甄别和民族干部的培养；从防疫、抗洪、救灾，到城市的建设……林林总总，事无巨细，都贯注着他“为了新中国”而忘我的工作。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曾经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和支持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地给予他们帮助和必要的照顾。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方面，他曾经获得过毛泽东的赞许，被誉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张执一在中南地区工作的五年，只是在得知被调到北京工作时，才回到近在咫尺的老家去看望过一次父老乡亲。要说张执一对家乡以及家乡亲人的感情，从他的许多诗篇中都可以感受到他那无比热爱和眷念的情怀，他多次写到在梦里回到家乡，梦见热情好客的乡邻，还有家乡的湖泊、菱藕和鲫鱼汤。但是，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不允许自己的私情代替或影响执行党的政策。当年在新四军五师时期，他的不少乡亲参加了部队，但是，谁也不能以张执一老乡的身份要求部队给予优待。如果有人打着张执一老乡的名义为非作歹，是得不到宽恕的。解放后，张执一从没有为他的亲戚们安排过工作或谋求过特殊待遇。他不允许自己身上出现封建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他毕生追求的与旧世界、旧制度、旧观念的决裂。因此，家乡的乡亲们既以他为骄傲，又对他有些敬畏，很怕受到他的责备。
1954年，张执一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先后分管过工商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民族工作、党派工作、宗教工作和全国政协工作。并根据工作需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段内，兼任过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的工作。百忙之中，他利用深夜，撰写了多部阐述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理论和宗教、民族政策的书籍，其中一些曾被用作大学教材，有的还被翻译成蒙、藏、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还有的被苏联以及英国翻译成俄文和英文出版。从1958年起，张执一开始介入全国政协的工作。翌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委，并兼任副秘书长职务。同期，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成立，他兼任党组书记，代表中央统战部全面负责政协的机关工作，直至1964年。在他主管政协工作期间，中国经历了“反右派”运动、自然灾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其中任何阶段，张执一都襟怀坦荡，虚心待人，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即使与不同意见的人相处，也能团结的很好。在与党外人士的交往中，张执一做到推心置腹，肝胆相照，使党的政策在细微之处得到体现。对所有来找他解决问题的人，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他都一视同仁，尽可能予以合理解决或解释说服。甚至有的干部的家庭矛盾，只要找到他，他都热心调解。为了方便接近群众，他进京后，坚决不肯搬到有门卫的机关大院里居住。他说，在中南工作期间，就是由于住在中南局干部宿舍院内，门卫站岗，使当年的一些战友很难见到他，造成了误解，以为他进城后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因此，调进中央的机关工作后，他绝对不让自己的家门口再有岗哨，结果他家经常门庭若市。或许是多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张执一往往把工作融入到社会活动中。看似不过是出席聚会、交游、聚餐、看望朋友等等，其实就在人们不经意时，他已经把工作做了。因此，他的办事效率颇高。跟上级谈工作，有时也是如此。比如，一些工作需要直接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汇报，但是，张执一考虑到总理很忙，就利用休息时间，到总理经常去的跳舞场等待，甚至有过连跑几个舞场的情况。张执一常常深夜才回到家里。这时他还要阅读、处理文件和撰写文章，直至凌晨3点钟。在三年困难时期，针对政协委员中大多上了年纪的情况，张执一让工作人员为政协机关小卖部联系到面包，让吃不惯粗粮的老人们改善生活，而他自己却由于营养不良导致低血糖，曾晕倒在出差的路上。为救助上海孤儿院的孩子，他积极与时任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的乌兰夫同志联系，把他们送往人口较少的蒙民家中收养。这原本是件好事，但是在运送途中，由于天气寒冷，又缺少必要的食物和保暖物资，一些婴儿不幸死去。他得知后深深的自责，从此很少提及此事。然而，生后却得到乌兰夫同志的多次赞扬，称他“为内蒙古人民做了件好事”。
1964年，张执一53岁，正当年富力强。其时，全国政协机关开展“四清”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张执一被扣上“为民主人士服务”，向资产阶级投降的帽子，遭到不公正的处理，被撤消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其鲜为人知的直接起因是，当时毛泽东批评李维汉领导的统战部执行了向资产阶级投降的路线。然而，张执一不同意当时主持统战部工作的徐冰同志把问题都推到李维汉部长一个人身上的做法，拒绝担任批判李维汉部长的主要发言人，并明确指出：有些决定是部务会集体研究决定的，大家都举了手，有错误也要共同来承担。这是张执一一生中与上级直接发生的第三次争执，也是第三次迎面受到不尊重事实的打击。对一位老共产党员来讲，有什么伤害比这种委屈更能摧残他的心呢？但是，张执一还是坚强地挺住了。他没有做违心的检查，而是一再要求组织上做实事求是的调查，洗清自己的不白之冤。不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作为业已“定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执一自然首当其冲。即便如此，在一场场批斗会上，人们依然听到张执一斥责造反派的怒吼声。就在被频繁揪斗的时期，他曾一语惊人地说：“如果有谁（指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这场运动中没有被批斗过，他将难以面对历史！”1978年底，中共中央为张执一彻底的平了反，恢复了他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但是，此时的张执一不仅已经步入了老年，而且还身患难以治愈的重疾。或许是出于对党的事业的信念和忠诚，张执一从未对谁讲述过自己被“文革专案”监管审查期间的遭遇。人们只是知道，不论在北京卫戍区监管，还是被群众监督劳改期间，张执一都曾屡次向党中央申诉。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回忆了自参加革命以来对敌斗争的整个过程，以“交待”的形式，向党、向社会、向历史、向后代，写下了他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的奋斗经历，留下一份宝贵的《自述》。同时，他运用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斗争经验，凭着非凡的记忆，偷偷在卫生纸等纸头上，回忆、整理出他记录革命生涯的诗篇，留下了他的诗集《行踪吟草》。获得平反、恢复工作后，张执一格外珍惜自己的生命。他拖着患有癌症的病躯，为解决十年浩劫造成的遗留问题，为更多无辜的人解决历史和工作问题，而奔波着。他仍在用当年的革命精神支撑着自己，努力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张执一抓紧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为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亲临温州、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基督教神职人员、教民对话，以他丰富的基督教教义知识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说服他们，将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骚动平息在萌芽之中。他根据自身长期管理民族、宗教工作的经验，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形成报告，上报中央。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后，对宗教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继而在1982年3月，采纳了他的报告中的主要内容和诸多重要观点，形成党中央（1982）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基本观点》下发执行。该文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外人士对宗教的看法与认识，被宗教界誉为“救星文件”。1982年4月，张执一退居“二线”，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正部级顾问，全国政协常委。这期间他作的一首小诗，充分表露出他壮志未老的心态：“思绪万千眠不成，推窗遥看斗星横；老兵身老心难老，犹乐从军夜半行！”张执一的一生，不仅有许多坎坷，而且还颇具“神秘”色彩。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白色恐怖和国民党监狱的考验。那以后，他曾三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是，他凭着执一不二的信念，从未退却，总是想方设法寻找组织。大革命时期、抗日救亡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他三次进入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其间面对的艰辛和危险，也没有使他退却，而成为积累斗争经验、磨练革命意志的战场，并使他在中国革命史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迹。他经历的三次与上级发生的争执，都使他遭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但是他同样没有退却，始终坚守当年的誓言，执一不二地行进在他选择的道路上。他一生的许多经历，至今仍被密封，不为人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已经在悄然地裂开缝隙，例如，民主促进会和台盟的创建人，都曾表露过，这两个党派的成立，都与张执一有密切关系。也许，有些事情将会随着老一代人离去而永久的埋葬。但是，这丝毫无损于张执一光明磊落、业广功崇的一生。他的一生活得有价值；他的事业，后继有人；这才是他期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