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古代人类精神的觉醒》有感 - 查看帖子:读《论古代人类精神的觉醒》有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8:43:26
读了刘家和先生的《论古代人类精神的觉醒》,感觉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和大家商榷:
第一:关于人类精神觉醒的准备阶段。刘先生把它限定在公元前8---6世纪,笔者不太同意这个观点。笔者认为,时间应该无限期前溯。事实上,自从原始人尝试制造工具从而和动物区分开来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了对自身的思考和探索,此时探索的是最基本的归属问题。当然这个探索是艰难而曲折的,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思维直观,原始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以他们把自己归属为某种和自己关系密切的动物或植物,这就是人类学家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发现的图腾制度。我们今天知道原始人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这就是他们的能力所及。反过来想想,这更证明了原始人开始了对自身的认识,只不过由于能力有限,得出了错误结论而已。
同样的,原始人对于自己部落以外的人也进行过思考。思考的结果用今天的眼光看也是错误的。他们对“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是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 这正是原始人对自身进行过思考的结果。他们思考过自己的部类,对同一部类的接受,不同部类的予以强烈排斥。这种战争之所以残酷得“连动物都无法和人类相比”,是因为动物不思考自己的归属,仅凭直觉去获取食物,凭天生的生理需求去做事。——处于哺乳期的雌性动物因为自己的幼崽丢失而哺养人类的孩子的事例很多,但从未听说过人类的孩子丢了以后去哺养动物的。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类对自身的探索上升了一个层次,在区分清楚自己的归属以后,转向了生存于其中的大自然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当时的人认为,自然是由神控制的,人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神的安排,神的安排就是个人的“命”。这一观点在古希腊极为流行,无论是关于前奥林匹斯神系的神话传说还是著名悲剧家埃斯库洛斯的《俄狄浦斯王》,都流露出天命不可违的思想。这种观点必然会随着技术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的进步而遭到质疑,占卜正是人类尝试掌握天命的表现。我们不能苛求那个时代的人类摆脱天命的束缚,但是听之任之和积极行动起来,把天命对自己的不良影响减到最小是不一样的。占卜是在相信天命的前提下做出的人为的努力,这种努力尽管还笼罩着天命的阴影,但却是人类开始注入人力的开始。它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样人类才能在以后的实践中发现天命其实并不可怕,从而摆脱天对人的影响。
所以,笔者认为,人类精神的觉醒并不是从哪一阶段才开始准备的,而是人类一脱离动物界就进行着的。尽管在最初人类对自身的探索由于水平所限常常会出现偏差甚至错误,但这一过程是功不可没的。
第二,关于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出现的人类精神的觉醒的背景,刘先生将其归为三点:(1)铁器的使用引起了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扩大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开发深度和广度,也扩大了人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往来,从而使人有可能由原来的狭小的活动范围和狭窄的眼界中解脱出来。(2)地缘国家逐渐取代血缘国家,人类发现过去的依靠和束缚减轻,自己可以或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而激发了人类精神的觉醒。(3)那时上述三国都存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引起社会动荡,传统的东西正在经受冲击。以上三点的解释是让人信服的。但是我认为此处还应有一个必要条件:受教育的人数量增加。这是必要条件而非重要条件。因为,没有一定数量的受教育群体,无法形成一个有创新思想的群体,没有来自各个角度不同观点的知识群体,无法产生打破传统与时俱进的新观点,没有立场各异的观点相互撞击,不经过一次次和不同观点的斗争中改进完善自己的理论,无法产生一种相对有影响力的思想。其实刘先生自己在文章中也提到了“佛陀率其弟子游行传道于各邦之间,(其实不仅佛教一派如此)。”“在希腊,学者们也没有受到什么邦界的限制,而且在本邦一般都有讲学的自由。”“孔子曾周游列国,孟子则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但是刘先生是用它来论证”各国统治者都想办法借助一切可为己用的因素去谋求胜利”,从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成为引发人的潜力的外在环境。” 刘先生强调的是游行讲学,并没有重视大量受教育群体的出现的重要性,但是我觉得它必须和刘先生所列的三点并列平行起来,他们的重要性是一样的。
第三,笔者觉得刘先生对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没有出现人类精神的觉醒的说法不足以令人信服。首先,那时的两地区到底是否真的没有出现人类精神的觉醒?刘先生的说法,铁器时代时两地已有2000年的文明史,已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不易突破。印度希腊文明都曾有过中断,印度有早期吠陀时代,希腊有黑暗时代,中国在商周之际曾发生了一次变革,故而都易突破。但事实上,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政权处在不断变换之中,甚至埃及政权多次由外族掌握而失去独立,在这样的动荡中,他们的文明真的能够“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吗?退一步说,到铁器时代时,既然两地已有2000年的文明史,那里的文化发展为什么那么落后?以至于都赶不上文明曾经中断过的地区?我想,是不是两地也曾有过人类精神的觉醒?只是我们考古发掘的材料还不够充分,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而已?其二,以上两地既然在铁器时代时已有2000年的文明史,为什么不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人类精神的觉醒?为何非要等到铁器时代?我们不能因为古印度古中国古希腊的人类精神的觉醒出现在铁器时代就认定古埃及和两河流域也一定在铁器时代才出现人类精神的觉醒。刘先生对于人类精神的觉醒出现在铁器时代的解释是,“铁器的使用引起了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扩大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开发深度和广度,也扩大了人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往来,从而使人有可能由原来的狭小的活动范围和狭窄的眼界中解脱出来。”但是世界各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共性也有特性,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人们不一定非要等到铁器出现才“扩大了人类对于自然的开发深度和广度,扩大了人们在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往来,”古王国时期的埃及人已能建造适合航海的船只,海外贸易的范围南达东非一带,东至阿拉伯海及波斯湾,北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与黎巴嫩非尼基叙利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克里特岛等地有频繁的商业往来。 他们完全可以用铁器以外的方式使经济发达,使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我们目前对古埃及和两河流域在铁器时代之前的资料还不充分,但不能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就认定它不存在,如果按照刘先生列出的人类精神的觉醒的3个条件,以上两地早在公元前21世纪就已经具备“地缘国家的出现”和“国家动荡不安”两个条件了。——当然,国家动荡不安不是出现人类精神的觉醒的必要条件,应该是国家处于变革时期,旧有的观念、道德、理论,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才会有新思想出现。而不一定非要处于动乱之中。争权夺势的动乱只会导致社会的倒退而不会促进文化的发展。
以上几点是笔者在读完刘先生的文章后,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把它们提出来和大家商讨,不当之处敬请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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