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差26倍

　　搜狐财经讯 11月5日，首届财新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中国与世界”为主题，深入探讨全球化大变革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谜题以及中国如何认知与适应新角色。以下是搜狐财经从《民生与收入分配》会议现场发回的报道：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图片来源：搜狐财经 摄影：唐怡民）

　　王小鲁(王小鲁新闻,王小鲁说吧)：讲收入分配问题，想先讲几组数字，首先过去20年中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2009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第二组数字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关于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是不是在下降，学术界有讨论，也有学者认为下降的趋势实际上是统计口径的改变造成的，我认为统计口径的改变并没有导致这样一个趋势的改变，也就是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是一个真实的趋势。

　　用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来看，在2004年发生了一个口径上的调整，除掉口径的调整以后，1990年到2008年中间，劳动报酬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用国家统计局的居民住户调查数据来计算，对一些统计口径做了调整之后，我得到结果的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资金流量表数据和入户调查数据口径不一致，但是两组数据共同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有大幅度的下降。

　　第三组数据，提一下过去一段时间做的一个调查，做了对城镇居民的收入的分析，根据统计局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城镇居民最高收入10%的家庭和最低收入10%的家庭，互相之间的人均收入的比在过去的20年中间大致是从6倍上升到9倍，2008年按统计数据是9倍，按照我的计算是26倍，也就是说城镇高收入居民实际收入要远远大于现在统计上的数据。

　　今天姚总在这儿，不一定同意我的意见，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尤其是灰色收入的问题，大家实际上都看得到灰色收入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看到的现象。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大？我们在研究中间的一个估计是2008年5万4千亿，这个巨大的灰色收入主要部分都集中在高收入居民，当然是一部分高收入居民。这说明收入分配发生了很大的扭曲，收入分配体系有很大的漏洞，导致了不公平现象的存在。

　　我想说一下社会保障，这几年政府确实做了不少事情来完善社保，但是举一下2009年的数字，以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为百分之百为分母来计算的的话，城镇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只有57%，城镇的医疗保险只有53%，城镇的失业保险覆盖面是43%，工伤保险是48%，说明城镇的劳动者中间大致有一半人没有被劳动保障所覆盖，没有被覆盖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流动人口和低收入居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居民。

　　这些人的收入更低，工作更不稳定，更需要社会保障。但是恰恰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二次分配，仍然存在一个逆向再分配的过程，社会保障是应该先保那些最需要保障的，生活最困难和收入最低的人，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收入保障主要保了中等收入以上的居民，低收入的人没有被覆盖进来，说明社会保障体现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比如说地区之间的保障，农民工的入保问题，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最后一组数字，2009年用于商品住宅的房地产业的投资36000亿，同一年用于廉租房建设各地政府的投资支出400多亿，相当于房地产投资的1.2%。400多亿和以前年份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上升，但是1.2%的比例什么时候能解决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按照现在的力度是遥遥无期的专心。

　　从上面几组数字反映的问题，恐怕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在过去改革20、30年当中，蛋糕在不断做大，但是是怎么切的？切的非常不理想。特别是劳动者、中低收入阶层在蛋糕中占的份额太小，而且这个比重有下降的趋势，这是现在面临的问题，迫切需要改变。

　　应该怎么改变，我的看法和刚才几位的意见是一致的，我认为政府转型是一个关键，没有政府转型，没有政府从追求GDP和投资的政府和自我服务的政府转向服务型的政府（也就是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没有这样一个转型的话，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基本上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政府激励机制不在这上面，不在于为公众提供服务。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也没有体现出来为公众服务。

　　政府的运作，整个制度框架远远不透明、不规范，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存在大量的公共资金不合理使用，政府的资金运用有大量的用于自我服务的部分，还有大量用于无效或者低效的投资，比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每年我们在各地都会看到大量的不带来效益的投资，这样一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我觉得解决现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基本上没有希望。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政府转型的问题，怎么转变政府的激励机制，包括它的政绩考核指标，包括利益导向，怎么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性、制度化，怎么解决在政府运作中间的透明化的问题，让政府运作透明、公开。怎么解决政府财权和事权的统一问题，统一到为公共服务，为民生问题服务，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这个方向上，没有这样一个转移，没有政府变成服务型政府的转向，不光未来的社会稳定不能维持，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说眼前突出的问题，我觉得是财政体制的改革、税收体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这些方面都需要大力度的改革、根本性的改革，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