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17:26:44
无休止的“革命运动”将人们从家庭的安静祥和里剥离出来，很多人成为信奉“阶级之爱”的激情分子，抽象的概念成为情感施与的对象。这种被迫转移的感情，表面上撑起了一个兼爱大同的粉色社会图景，实际上，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必定要寻找特定的对象去释放。不论别人怎么看待身边的“小人”，在他们眼里，那是最熨帖的寄托，是可抓住的精神伴侣。只不过，当事人以为那是大同之爱，是无目的性的奉献，因为没有血缘的羁绊，他们会有某种心心相印的高潮体验，体会超越私利的同志之爱和阶级之爱。被控制的蜘蛛之网总会在合适的时机合拢，“蜜月”过后，他们一步步自觉或不自觉滑入温柔的陷阱。
“有国无家”是广泛存在于中国当代家庭成员身上的共性。《我和父亲季羡林》出版后，时有读者在季承博客上留言，指认自己的父亲也是“季羡林”，甚至比大师还要过分。历经多年的反人性教化，上几代人对家的意识极度弱化，后遗症触目惊心：情感异化、内敛化、吝啬化，视情感变态为常态。老鬼到四十岁才被母亲拥抱了一次，季承一直不能自然喊出“爸爸”这个字眼。
平心而论，这里面既有传统文化里父子关系严肃拘谨的一面，也有革命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无情感症。“父不父，子不子”，伦常里根本的关系扭曲后，一切都变味了。没有孝悌则无伦理，失去家庭伦理约束的子女，洪水猛兽一般涌入社会，在暴力意志指导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动乱性力量。血腥与残酷，是泯灭人性后的必然结果。家，一个可随时抛弃的副油箱。与魔鬼亲近，而不愿与有缺陷的真实的生命相处。因为父性母性的丧失，亲子关系成为最不信任最紧张的关系。
他们看似坚强，内心却处于极度饥渴之中。
普遍的危机，源自于信仰的空白。两人都信奉无神论，从未有对灵魂的思考。即使在晚年，依旧只关注社会问题：杨沫抱病为人主张正义，甚至陷入“科研油子”的泥潭；季羡林则指点江山，为社稷谋和谐发展。“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季羡林先生屡次引用陶渊明的诗句，表达自己的想得开。活着就得工作，忧虑、对死亡的恐惧几乎不存在。把自己的身体等同于生命，从不去设想超越身体的灵魂的存在，也不以此而检讨自己的人生。有要活１０８岁的期盼，季羡林在逝世那年题词的落款常有“九十有九”“望百之年”的字样，渴望长寿之心跃然欲出。这种乐观自然有感染力，实则减损了老人的可爱。在命运面前从不示弱，会令那些软弱时有自杀念头的人，让那些怀疑生命价值、对花落泪的人“人生观不正确”，或许只是一种逞强罢了，他或许以为表达怀疑焦虑是不让人瞧得起的事情而已。反观二三十年代的季羡林，是一个忧愁伤感的青年，苦闷、寂寞，为得不到爱而忧愁。那是可爱的，而其晚年的不怕死的大话，却不免让人生疑。
杨沫的生命价值源自于比较：“反正一条命活了七十多岁早已够本，比起当年和我一起战斗、早早牺牲了性命的同志，我这条老命就算很幸运的了。”（《母亲杨沫》）她提到了灵魂，“我很平静，静静地等待那天到来。届时，我的灵魂脱离了躯体，飞向浩茫的天宇。当我回首下望时，灰蒙蒙，雾茫茫，好污脏的人寰！”这要归之于一位李先生，在她生命的最后六年，由于他的帮助，她恢复了母性。
“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有理解，才能有挚爱，也才能有和谐，才有人和人、家与家、国与国以至人世间的和谐。”这是老鬼和季承分别写在书前面的话。两位写作者以此为我们提供了情感寄生与斜倚的标本，家之不存，人将不人，我从他们身上时不时看见自己丑陋的影子：好多时候，我也是一个渴求温暖但逃避家庭责任的浪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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