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我最怕人说虚伪

“这十年，就如一个女人的一生，最开始那几年如少女，人见人爱。现在则是更年期。”朱军不讳言眼下的处境。但并没打算放弃，他的愿望是要让节目熬到历经沧桑后受人尊敬的老年。

南方人物周刊第232期封面：催泪朱军

朱军在北方科技大学与大学生观众在一起

左起：白岩松、于丹、董卿和朱军录制节目

朱军和《艺术人生》的更年期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喜爱和讨厌朱军主持的人几乎一样多，前者的代表是家庭妇女，后者的代表是网络青年。煽情的丰盈与智力的缺乏是《艺术人生》的软肋，而知识结构与娱乐精神的欠缺则是朱军的软肋。

朱军无疑是央视下的蛋，身上留着极深的央视烙印。央视的综艺节目因其刻板、教育者的姿态、意识形态化的风格丧失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在信息获取和娱乐渠道越来越多的网络时代，央视并没有给观众带来有吸引力的娱乐，相反，评说央视成为了一种娱乐。

如果央视的节目老是近亲繁殖的生产方式，不能引入市场竞争，如果央视的舞台老是以“德高望众”、“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为主，其节目的边缘化则是必然趋势，虽然，在任何时候，央视都声称自己是主流。

说这些，并不妨碍朱军是一个好人，生活中的朱军，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真诚地待人，真诚地做事，真诚地受感动。

《艺术人生》“含水量”偏高

打开百度搜索“朱军+艺术人生”时，标题多是：《朱军口误称毛岸青为“家父”》、《朱军被周润发玩残》、《朱军与港台艺人“鸡同鸭讲”》、《朱军该下课？谁还需要艺术人生》、《朱军又口误了》、《朱军又煽情了》。甚至，“艺术人生”在某些场合成了动词、形容词，比如，某某被艺术人生了，某某很艺术人生啊。

朱军和《艺术人生》，成了中国最受争议的主持人和节目之一。

节目中的任何一点瑕疵都不会被网友遗漏，如果没有明显错误，那就在主宾之间的互相调侃中判断出个气焰高低，网上只要出现了这类的帖子，朱军大多是“被”如何的一方。

面对这些失误、这些评论，朱军的态度是：不解释，不回应，不做危机公关。而且，时不时还会在自己的节目中自嘲。

围观的人边看边骂，边骂边看。

眼泪曾经是《艺术人生》驰骋收视战场的重型武器，明星们在《艺术人生》登台亮相，畅谈人生感悟，说到动情处热泪盈眶，这成为节目吸引观众的沸点。上海某报以《是什么力量让明星们泪流满面？》为大标题发表文章，对朱军在《艺术人生》中成功挖掘人物内心的神奇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赞美。这是2004年上半年之前的事情。

时至今日，曾经为朱军和《艺术人生》带来美誉度的泪水已被称为煽情。甚至有媒体用《明星煽情过度，眼泪等于罪行》这样的标题撰文大肆批评。

《艺术人生》相较于其他节目“含水量”偏高成了大家的共识。

冯巩在做客《艺术人生》时看似调侃的话，几乎是对该节目制作手法的总结：“套近乎，忆童年，拿照片，把情煽，音乐一起，让你的眼泪流得没个完”。

据《艺术人生》初创时期的工作人员回忆：节目在策划时，央视文艺中心主任孟欣给节目定的舞美方案的调子就是怀旧，有让人想哭的感觉。

“听他们讲那过去的事情”则是节目的主要内容。

2000年12月22日，朱军出现在《艺术人生》的舞台上，自此，他和《艺术人生》被打包捆绑，荣辱与共。

“第一次做这样的节目，不知道到底怎么问，懵懵懂懂的。”朱军清楚记得当时的状态。

第一期的嘉宾是童安格。“请谈谈你的人生经历”，节目一开始，就扔给童安格这么大一个问题。童安格吓了一跳，然后老老实实从幼儿园开始谈起。

第一期节目在中央3套的收视排行榜中位列第二，第二期已经排名第一。原制片人王峥彼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艺术人生》没有成长期，它从一开播就直接进入了成熟期。“那时候年轻，说话狂。现在不这么认为了。”王峥在《艺术人生》做了近十年的制片人，刚刚调到《综艺频道》任节目部副主任。

朱军坐在贴满几百张嘉宾照片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另一面墙上贴着《艺术人生》的LOGO。事实上只有“艺术”两字，“人生”前几天掉了，还没来得及重贴，。“我最近一直在想把这4个字拆开，中间加个点，叫《艺术·人生》，让艺术和人生这两块内容并列，加重嘉宾在节目中的才艺表演，让节目有点变化。那两个字掉得挺好，挺吉祥。”朱军满意地看着只剩下两个字的LOGO说。

“鸡同鸭讲”

2009年，《孔子》剧组做客《艺术人生》，朱军被周润发拉着“下跪”，引发了“下跪门”，一时闹得沸沸扬扬。节目主编马宁在网上发了一个声明，详说事情原委，称此举是周润发事先策划，并征得朱军同意。可网友对此毫不买帐，要朱军承认被耍、没能力把控当时的局面。

“之前主编确实跟我打过招呼了，她说周润发要拉着你下跪，我以为他是说我们把椅子撤掉，像古人一样，面对面跪着说话，我没想到他是面对观众跪下然后磕头。但之前人家打过招呼了，我没有表示反对，所以当他拉着我这样跪下时，我虽然很惊讶，但也照做了。”

后来，周润发对朱军说，“我看过你的节目，我看到过你说你爸爸，我是真被感动了。”朱军在不少场合说起过他的父母，“这是我的一个心结”。

朱军承认中间有一段说话的时候，两个人压根就不在一个语境上。“对我的问题，他没有像以往的嘉宾那样直接回答，他用他的语言方式来回答。即使如此，也不存在后来大家所说的‘朱军让周润发给玩了’，可能是文化背景不同。”

港台艺人偏爱轻松搞笑，并不代表他们不爱谈严肃的话题，但他们遇到朱军中规中矩带有央视气息的采访时，难免会遭遇Culture Shock。“说句实在的，我承认我跟港台艺人在对话时有错事儿的时候。你比如说《无间道》那期节目，不知道怎么回事，会出现那么多的质疑。当时说得最多的就是：鸡同鸭讲。说我跟他们的对话不在一个平台上，不在一个气场上，人家是拿它当成一个娱乐的事，我又想很煽情地去追究人家的感情经历、生活经历，最集中的质疑就在这点上。问题是我这个节目不是一个娱乐节目啊，我希望在《艺术人生》的平台上，能看到港台艺人的真性情。”

“下跪门”事件发生后，《孔子》的导演胡玫给朱军发了封电子邮件，是胡玫给周润发打完电话后，代表剧组发的一个声明，上面写道：“我们在节目录制现场挺好的……刚跟发哥通完电话，发哥说如果因为这个事给朱军带去困扰的话，表示歉意，我跟朱军是很好的朋友……”这封信现在还躺在朱军的邮箱里，外界炒得最热闹的时候，朱军也没有拿出来。

王峥说朱军是个特别能扛事的人。“《艺术人生》做了十年，朱军已经对这个节目有了责任感，为了这份责任感，他可以忍受很多。”

“我当过两年侦察兵，要是个软骨头的话，我在那样的连队是呆不住的。”

刚来央视，我的工作是打盒饭

到北京前，朱军是兰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演员，当地大型晚会一般都是他主持。再之前，他当过侦察兵、文艺兵，去过前线，35周年国庆阅兵时，他在联合军乐团，是受阅方阵中的一分子。

1993年6月，杨澜去兰州主持一档晚会，搭档就是朱军。合作完后，杨澜对他说了一句话：“朱军，你主持得挺好的，你应该走出去试试，要是原地不动的话，5年，也就是5年，你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了。”一句可能只是礼貌性的建议，让朱军心动了，但没行动。

当年9月，央视文艺部导演高立民到兰州指导一档节目，朱军是主持人之一，节目录制完后，高说了和杨澜类似的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并留了一个电视台的电话。

朱军思考了几个月，决定趁春节休假时去北京试试。打定主意后第二天就出发了。他不敢给自己时间多想，怕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消失。去之前，没和任何人联系，到了中央电视台门口才给高打电话，因为过年休假，电话一直没人接。他就每天按点去央视门口，打电话，没人接，等。再打电话，没人接，等。直到第4天，他才求一个出来接别人的央视工作人员带他走进了央视大门。没想到，刚到文艺部就碰到了从电梯里出来的高立民，高惊讶地看着他，因为头一天正往兰州打电话找他，台里要做一个叫《东西南北中》的新栏目，推荐主持人，高推荐了朱军。可她往兰州军区打的电话没人接，高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找你？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朱军也愣住了。他不信命，但此时，也不由得相信生活中有许多冥冥中注定的东西。

进了栏目组，他没具体事情可做，节目还在策划中，他参与不了，就负责打盒饭、扫地、擦桌子。“也被人批评过，比如说人家桌子上放了好多带子、书，我手快，早晨人还没来上班呢，我就把桌子给擦了，把带子和书都摆得整整齐齐搁那了，结果人来上班来了，‘谁动我桌子了？’我说我动的。‘谁让你动了？’我看你桌子挺乱的。‘我昨天好不容易从书上找好资料，在那翻开，结果你全给我合上了，我还得找一遍。’中午十一点多钟，统计一下办公室人数，去食堂打盒饭，我可以先打一盒自己吃了，而且想吃什么就可以买什么。我给他们买饭，我买什么，他们吃什么。那时候也没有饮水机，我们在21楼办公，到17楼去打开水，大家吃饭的时候我把茶给他们沏好，吃完找一报纸，啪啪把盒饭一收拾，扔到垃圾箱里头。很长一段时间在干这样的事。”那时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别人夸今天的盒饭好吃。现在，每次剧务把盒饭递到他手里时，他都会很认真地告诉对方，今天的盒饭很好吃。

策划《东西南北中》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朱军一直旁听。“有一天邹主任（邹友开，中央电视台原文艺部主任）要来听汇报，孟欣当时是我们制片人，她很突然地让我给邹主任汇报。”这之前开策划会时，朱军是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的，但大家说的话他全记住了，因为做过相声演员，记性好，汇报时，他连相声里“贯口”的功夫都用上了。汇报完了，节目也定下来了。大家往外走，到门口的时候，孟欣突然回头说：“朱军你准备一下，这期节目你跟许戈辉一起主持。”这是朱军在央视给自己赢来的第一次机会。

这期间，朱军跟《东西南北中》节目组去湖北十堰录节目。到十堰刚下火车，当地接待的人拿着火车票告诉他，“你们台里打电话，让你下了车以后就赶下趟火车回北京。”原来是让他参加“45周年国庆大典群众联欢晚会”的转播。

“拿着台本，一页一页翻，三分之二都过去了，才看见了朱军的名字，负责礼花、礼炮的分队现场报道。群众联欢晚会是夜里10点多放礼花，我就在放礼花前跟礼炮、礼花分队做一个简短的采访，介绍一下环境，说礼炮、礼花就是从这升上祖国的天空的。数了一下就几十个字。回过头再看主持人名单，有陈鲁豫、许戈辉、刘璐、倪萍、赵忠祥、程前等等，我是其中一个。他们都在大会堂顶上、天安门城楼上、英雄纪念碑下边、金水桥畔，我在正阳门跟毛主席纪念堂中间那个地方，一个最安静的地方。直播那天晚上，我觉得那个地方的气氛跟天安门广场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往前走几百米是人潮鼎沸，到我这就特安静，战士们在那擦炮，准备炮弹，没人理你。我一想，这种状态直播，哪像国庆夜晚的群众联欢晚会啊，不行。我就跟现场负责的执行导演请假，说到前边看看。其实是围着正阳门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来后，就在边上来回跑。快到我的时候，提前位置站好，话筒拿到手里时还在喘，镜头切过来的时候，我跟前边的气氛一样，都是情绪高涨。做这些就是为了让自己亢奋起来。当时晚会总导演张晓海，也是《综艺大观》的制片人，在导播台上问身边的人，这小伙子是谁？认识我的人不多，谁都不知道，一看字幕：朱军。他说记住这个人啊。”

国庆后过了3天，张晓海找到朱军，“3天后有一台晚会，我希望你来主持。”这才有了朱军跟陈鲁豫主持的他在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台大晚会，《七彩欢歌》。一千平米演播室，面向全国现场直播的。

从那时起，朱军自己的艺术人生隆重上演。

春晚结束，我坐马桶上睡着了

1996年，朱军走上了春晚的舞台，迄今为止做了13届主持人。“春晚的那个辛苦劲，只有当事人知道。尤其是我们主持人，从直播前就开始高度紧张，4个多小时一直绷着那根弦。”他最难忘的就是2001年的春晚。

2000年12月《艺术人生》开播，节目播出前的工作量非常大。2000 年6月底朱军把生病的母亲接到北京，8月初送回了兰州。从8月到12月，他几乎一个星期飞一次兰州，母亲去逝当天，他正在准备两天后的一台大型晚会，还盘算着怎么挤时间回家去看望母亲。接到大哥打来的电话时，他呆坐在沙发上，虽然之前一直做着母亲随时可能离去这样的心理准备，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没想到自己竟然没能陪在母亲身边。他在屋子中的一块空地上，冲着兰州的方向跪下磕了一个头，号啕大哭。

22号晚上9点，《艺术人生》顺利开播。之后，开始准备2001年春晚，又是连滚带爬地干。通常春晚直播完是0：40左右，那天晚上朱军到家后大概凌晨1点半，在楼下一看，家里灯是黑的，“心里就挺不高兴的，也不等我回来就睡了。”朱军手里拎着一堆春晚主持节目的衣服，刚在门厅凳子上坐下换鞋，灯亮了，十几个好朋友在家，菜摆好了，酒也打开了，在那等着他回来吃年夜饭。“我心里特别明白，他们是担心我那年春节难受，因为我母亲刚去逝。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些朋友谁也没互相通知要来我这。”朋友们一看零点钟声敲完了，春晚快结束了，从北京各地就都往朱军家奔，“这份情谊我一直记着。”

喝了三五杯酒后，朱军去了趟卫生间，进去快半个小时了还没出来，他坐在马桶上睡着了。

朱军对每年春晚的劳累刻骨铭心。春晚一遍一遍地彩排，一遍一遍地修改，在直播过程当中，都在不停地改。比如一个节目演完后，应该是21点36分02秒，结果结束时是21点38分02秒，长出两分钟来，怎么办？主持人压缩台词把时间抢回来。

“春晚彩排就是不断地调整，6次彩排没有一次一样的，它要根据现场观众的气氛调，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说随便谁当个导演都能把春晚做好，真的不是。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场，很火的演员到了那，傻了。在别的地方演出效果好得不得了的节目，上了那个舞台冰凉冰凉的，特别奇怪。因为大家平常的期望值在胸口这，到春晚时，就拎到脑袋上了。”赵本山一到春晚彩排时，一宿一宿睡不着觉，朱军跟他说，你得谢谢春晚，因为春晚，你把字练出来了。“他睡不着觉就写毛笔字，一宿一宿得写，现在那字写得是真不错。”

朱军跟冯巩合作了3年小品，有一年演的《跟着媳妇当保姆》，到最后登台时，他们演出的本子是108稿。“冯巩一到那个时候就跟魔怔了一样，不停地改，我有时都担心他崩了。”

朱军偶尔会做个梦，“说直播了，话筒找不着了。”有时，睡到早晨六七点的时候，他突然从床上蹦起来，穿上衣服就往外蹿，以为是晚上六七点，8点那边就直播了。

老师许秀林（原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艺术指导）把朱军第一次推到主持人的位置上时就告诉他，“大晚会要像小晚会一样去做，你要松弛。小晚会要像大晚会一样去做，你要认真对待。做人也是这样，今天演出特别成功，火了，从侧幕条下来之后，你应该耷拉着脑袋，贴着墙根走。演出要是演砸了，到了后台应该大声地问管后勤的那个人，没有宵夜吗？”朱军说，自己从未敢忘记过这番话。

我就是个容易被感动的人

朱军在节目中经常陪着嘉宾一起流泪。他说自己生活中就是个容易被感动的人。比如说最近看电影《山楂树之恋》，看得他就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电影中女主角家里的那间房子，双人床，四腿桌，简易的书架，凳子上、床上放的全是信封，我一下子就回到小时候了，太像了，连房子都像。”他看着电影会想起母亲穿着蓝褂子，为了一家子在操持的情景，会想到文革期间父亲在外边受了委屈回到家以后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会流泪，生活情景再现了。”

“我特别愿意体会身边发生的事，我愿意体会我身边的每一个人的内心感受，我也特别在意别人的感受。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夸自己。”朱军笑言。

好多人说他是性情中人，朱军说这点在喝酒上最能体现出来。平常跟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朱军会喝酒。而且，他要是觉得这桌上没气氛的话，就一定要把这桌上呼噜得热闹起来，热热闹闹他觉得看起来才舒服。就为了那个过程，那个气氛，他经常会被抬回家，喝多了。头天喝多了，第二天又有朋友聚会，“昨天喝多了，今天太难受了，你们喝酒，我喝点水吧。”刚喝两口水后，经不住三句劝，看人家在那喝得挺高兴，“算了，给我拿个杯子，喝。”

他承认这种性格有时候会觉得累。“改不了，三分钟过了，就又这样了。”

朱军的同事、朋友说起他，用了厚道、善良、仗义、热情这种词，“至少我不奸诈。我从来没有设计过做一件什么事为我赢得什么样的社会荣誉，从来没有去坑害过谁，或设计过谁为自己争什么。我宁可自己受委屈都没这样做过。”

曾经在《艺术人生》有过短暂实习经历的赵丹，一直关注着朱军和《艺术人生》，“一档节目做了十年，受人攻击、质疑再正常不过了。《鲁豫有约》刚开始那几年不也受人追捧吗？现在也被网友骂得不行。这只证明一点，有影响力自然就会有争议，就像宋丹丹在小品中说的，‘没有绯闻的名人不算名人’，没有争议的主持人肯定也不会是有影响力的主持人，争议只会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他的影响力。”

朱军（姜晓明）

朱军 煽情是件严肃的事

中国最知名的主持人之一朱军谈春晚，谈煽情，谈艺术人生，谈他有没有文化，谈“那傻B真配合”，谈为什么许多人喜欢他，为什么许多人不喜欢他……这是一次感动朱军的采访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我不能说：你别哭

人物周刊：你看自己的节目吗？

朱军：看，但并不是每期都能从电视里看，很多时候节目播出时我在工作，在播出之前都会看过，但是说实在的在机房看跟在家里看、跟朋友们在一起看感觉还不一样。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有些观众对《艺术人生》和对你本人的质疑和批评吗？

朱军：我想任何一个节目和主持人都听过质疑和批评吧，而且《艺术人生》十年了，对它和我的质疑在不同的阶段都有，这些年来应该说听到了不少，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话题。我有一个习惯，好话听完就听完了。但听到一些反面意见的时候，我会反复想这个意见有没有道理，这个意见它到底是针对我个人的还是针对节目的？我或者节目还有没有去改造或者是重新定位的空间？

人物周刊：朱军和《艺术人生》在很多观众眼里是一体的。

朱军：很多人都这么说。我觉得这种情感访谈类的节目，它一定非常牢地打着主持人的印记，因为你的谈话方式、沟通方式，你对世界的认知，甚至于你的审美，在节目当中都会体现出来。我始终觉得面对嘉宾，跟人交流的时候，让他说出心底里那些最真实的感受的时候，是没有技术可言的。如果这个时候想用一种采访技巧来完成的话，谁都能感受得到，对方不可能配合你。你只有让他感受到这个谈话氛围很安全，你是真心地、真诚地在跟他交心，他才可能敞开心扉。

人物周刊：就是说每次采访，你都会全情投入？

朱军：是的。

人物周刊：全情投入等于煽情吗？

朱军：说我煽情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好多年了。我在节目中也会拿这话调侃自己。但今天，我们很严肃的坐在这里说这件事，我可以告诉你，我一直不觉得煽情是一件坏事，至少它是中性的。我反复给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心中没有真情，何以煽情？情从何来？你也许觉得我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所以当别人说我煽情，拿煽情来说事，拿煽情来批评我，甚至骂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因为我没有煽情，只是情到深处，情难自已。当我们被生命中的瞬间感动时，我不能说：你别哭。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艺术人生》从开播到现在，一定是笑声多于泪水。节目的录制过程，很多时候都是淹没在笑声中的。之所以能够让大家记住说这个嘉宾哭了、朱军又煽情了，因为掉眼泪不是生活的常态，笑是生活的常态，流泪是一个意外，在那一时刻，你触动了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人物周刊：你跟着嘉宾一起流泪，这个看着挺煽情的。

朱军：每一期节目，我真的是全情投入的。我觉得只有全情投入，我才可能比电视机前的观众稍前一步，带着他们投入进去。我们请的嘉宾都是艺术界有所成就的人，他们能够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能够在镜头前，说到他内心可能多年都不提及的痛处，他曾经受过伤的那个部分，实际上就是你拿着一根针把他那个伤口挑开要看一下，很残忍。但是我们这些嘉宾来到这以后，我一直以为他是出于对《艺术人生》节目的尊重，对朱军的信任，他才可能在这敞开。在这样一个气场下，我做不到一面跟他对话，一面作为一个旁观者审视他，也许这就是我技巧不娴熟的一面，我会跟着他的情绪一块走。让一个男人流泪，不外乎失去亲人，被人误解，追逐事业的过程中屡受打击、败了又败，生活压得你感觉到脊柱都快断了这些，很多时候我会感同身受，尤其是当嘉宾说到自己父母的时候，因为它是我特别痛苦的一段记忆，父母晚年的时候我没在身边陪伴，这种遗憾今生再无法弥补。

人物周刊：《艺术人生》一直在挖掘嘉宾的真善美，没想到挖掘一下他们的假丑恶吗？是因为他们没有假丑恶，还是因为你拉不下面子？

朱军：我觉得这于受众无益，而且不是我们节目的定位。我们节目选择的嘉宾还是要德艺双馨，如果某个人的假恶丑大于他身上的真善美的话，我们没有选择他的必要，我们为什么要把平台给这样的人。

“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肯定没说那番话

人物周刊：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刊发了一篇文章《病人崔永元》，崔永元在文中说：“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真配合今天……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这篇文章刊出后，许多人都说崔永元说的这个主持人就是你。

朱军：很多人因此怀疑到我的人格。我很少有觉得痛苦的时候，那段时间觉得挺痛苦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在福建出差，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报道，之后第二天看到了。后来所有人都说他说的是我。我说，“他说的肯定不是我，因为我肯定没说那番话。至于他说的是谁，我不知道。”那段时间网上、报纸杂志上都在说。好多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你应该站出来把这件事说清楚，甚至于有的朋友说你可以借助法律来维护你自己的尊严，好多种说法。我后来是这么想的：他并没有说这人是朱军，我朱军也确实没有说过那番话，我告什么呢？

人物周刊：他们让你怎么用法律武器维护尊严？

朱军：告崔永元。我今天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去找了我们台长，当时是赵化勇台长，我就跟他说了我心里的这种困惑。“这个事呢，都是台里的事，我如果直接去找崔永元，我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是一西北人，其实挺糙的。我如果把这个事捅到法庭上，那个时候好多媒体都等着看我们俩打架呢。我跟他同是中央电视台的人，这样的话，至少我觉得对中央电视台无益，对我朱军也无益，所以我今天来找您，这个事毕竟是出在咱们家里，我希望台里能够出面给一个公正的说法。因为连咱们台里的人都在质疑我，我都听到了，这个是我最受不了的。别人不了解我可以，但是中央电视台的同事都对我朱军的人格产生怀疑的时候，这个是我受不了的。”赵台长坐在办公桌的后面看了我半天，问我，“朱军我找过你吗？”我说没有。“胡恩（主管副台长）找过你吗？”我说没有。“朱彤（当时文艺中心主任）找过你吗？”我说没有。“那就行了嘛，我们都没有找过你，说明我们是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出在你身上，你怎么这么在意这个事呢？”我一想也是，我干嘛要这么在意这个事呢？它不就这么个事吗？算了吧。

人物周刊：你当时最痛苦的是什么？

朱军：我就觉得好像被别人侮辱了。怎么会这样？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善待一切人，我希望在生活当中能够避免矛盾就避免矛盾。但是发生了这么个事，大家就安到我头上了。你说这事是崔永元的错吗？你直接找人家理论去？好像也不是他的错，他并没有说“朱军这王八蛋，那天采访了一个老艺术家然后背后还说了那么句脏话”。他不是这么说的。因为他说了那么一句话，恰巧我主持的是以采访老艺术家为主的这样一个节目，尤其是那些年，这些老艺术家（用手一指节目组里一面墙上的嘉宾照片）几乎都是那几年采访的，这事就安我头上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老艺术家碰见我的时候都安慰我，包括我刚才一回头看见（照片上）这些老艺术家们，王铁成老师、于兰老师等等。

人物周刊：他们怎么安慰你？

朱军：他们说“我们看见这些个报道了，他们都说是你，你别当回事啊，我们不会觉得是你”。面对他们，我只能一乐，“嗨，我才没当回事呢。”不然我还能怎么着啊？我总不能说“老人家，你赶紧出来给我证明一下”。

人物周刊：你那会儿怨崔永元吗？

朱军：一点不怨那不是真话。但是呢，这种怨也只停留在我心里。我实实在在地讲，当我再一次见到崔永元的时候，还是跟以前一样。

人物周刊：那会儿心里已经释然了吗？

朱军：完全释然了好像也不是。直到今天你说起这个事的时候，我依然觉得有一份委屈。因为它毕竟历时那么长一段时间。

人物周刊：多长时间？

朱军：从你们杂志写了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这个波澜大概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年的春节前后。大概半年吧。

人物周刊：这是你所承受过的最大的委屈吗？

朱军：到目前应该是。

人物周刊：后来你跟崔永元沟通过这件事吗？

朱军：我没有直接说过这个问题。但他有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好多人都说我指的这个人是朱军，我从来也没有说过我说的是朱军。

人物周刊：这篇报道是我做的。

朱军：啊。啊？（一愣）是你做的啊！（无奈的笑）你们也没错，他是那么说的，你们就这么登的。因为这个事，我找过自己的毛病。“人们为什么会把这事安到我这？问题就出在我采访老艺术家吗？问题是，采访老艺术家错了吗？这也没错呀，它节目形态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受点委屈也不见得是坏事，我非常真心地说这句话，它会历练你，会让你变得更加坚强。你说人不就是这样吗，一次一次地涅槃，一次一次地重生。

人物周刊：这件事对你来说算是一次涅槃？

朱军：这样说可能有点过，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一次历练。

《艺术人生》不是一个娱乐节目

人物周刊：《艺术人生》是不是一个娱乐节目？

朱军：我这不是一个娱乐节目，我们是情感访谈类节目。戴军和李静做的《超级访问》，同样是访谈节目，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是偏娱乐的。我这个节目应该是……我这个话说出来，可能别人又会骂我。打一开始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把它做成一个心灵教堂。我特别希望那些正在人生道路上追索的人，能从这些演艺名人身上找到貌似偶然的成功背后的必然性，希望这些嘉宾把自己用生命和情感取得的成功经验拿到我这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就是这两句话（指着节目组墙上的字）：“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我特别希望在我的节目当中展现出这样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排斥娱乐这个词？

朱军：我不排斥，但要看把它放在哪个平台上，生活中我也很娱乐。

人物周刊：你有娱乐精神吗？

朱军：什么样的精神叫娱乐精神？

人物周刊：比如在节目中看到周润发拉着你下跪并给观众磕头的时候；比如说做《无间道》剧组那期节目，香港艺人用调侃的语气说话时，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顺势而为，而不是依旧往情感访谈节目的路线上拉。

朱军：要从这一点上讲，我可能还真的缺少点娱乐精神。咱们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具体的事件，我一直觉得《无间道》这一期节目我做得非常的好。你现在都可以调出我们的切换带来看，你看看我们现场的气氛，好极了。

人物周刊：事实是在电视上表现出来的效果并不那么理想。

朱军：我不知道，是我们后期出了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

人物周刊：有没有你把控不了的现场？

朱军：我采访了这么多的嘉宾，比较突出的，应该是余秋雨。我觉得他太懂电视了，我呢，恰巧又想在做他的这期节目当中谈一些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但是他总是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往前走。做完他的节目回来以后，我跟同事开玩笑，说你们知道什么叫脑仁疼吗？你们去采访一下余秋雨就知道了。一个是气场大，二是他肚里东西确实多，知识面广，加上他又懂电视。比如说我一直想跟他探讨他特反感的“文化商人”的概念，等你提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用他的方式消解掉。

人物周刊：有人说你文化底蕴不够，你同意吗？

朱军：文化方面，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这一代人的缺陷，我承认，我70年上小学，80年高中毕业，小学学黄帅，初中“拨乱反正”、打倒“四人帮”、游行，文化方面是有一定缺失的。

人物周刊：这种文化的缺失，让你在采访余秋雨这样的学者时，会怯场吗？

朱军：那倒也不会，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站的角度不同，说法就不一样吧。有没有文化我觉得用我评价我妈妈的一句话，可以聊以自慰。我妈妈是一个只上过小学的人，他们那个年代就更特殊了，战争年代，大字不识几个，连一封完整的信都写不了，但是当人们说起她没文化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辩驳。我说我妈妈只是缺乏文化当中的一个范畴叫知识，而不是文化。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品质是我们很多博士都不具备的，她拥有几千年的文化传承，那是一个民族的美德。她相夫教子，甘于奉献，在家忍辱负重，拉扯着我们7个孩子长大，小儿子是朱军，大儿子是甘肃省人大副主任。我父母是农民出身，没有任何背景，能把儿女培养成这样，她没有文化吗？我真的想问，什么叫文化？自以为是是文化吗？咄咄逼人是文化吗？我觉得那都不是，至少不是我们民族的文化。

人物周刊：面对质疑，你为什么很少出来回应？

朱军：我一直觉得所谓的名气、奖项等，都是别人给的，你自己控制不了。我能做的，就是做好我自己，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害人，不伤人，这些是我能把握的。

人物周刊：大家在说你采访港台艺人鸡同鸭讲这一点的同时，也说你缺乏应变能力。

朱军：碰到这类事儿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我挺有应变能力的，这话听着挺傻的；我说我没有应变能力，那我就甭干这行了。没有应变能力的人能当主持人吗？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站在台上处理突发事件了。

人物周刊：比如呢？

朱军：比如2009年春节晚会，零点以前的节目，舞蹈演员因为服装出现问题，临时调到零点以后，导演命令，“朱军马上上台去说一分钟的话。”说什么呀？那是春节晚会，亿万观众瞩目，从接到这个任务离开口说那段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你要在这几十秒里想好下面说什么。

我说，“新春的钟声已经敲响，又一个明媚的春天向我们走来，此时此刻一定有很多朋友在给自己的朋友送去新春的祝福和问候，我想说，在您送去祝福和问候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人，那就是常伴在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您的父母还没有休息的话，请起身给您的父母鞠个躬，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感谢他们一年来的劳累，感谢他们带给这个家庭的温暖。请用您的笑容为您的丈夫，为您的妻子，也给您的儿女送去祝福，感谢一年来我们相互搀扶走过的日子。最后我想说也让我们，感谢我们自己，感谢我们这一年来的自信与坚强，感谢我们这一年来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当时大概说的就这个意思，一分二十秒。这都是现场即兴处理的事情。这不叫应变能力吗？还怎么应变？

人物周刊：我看到你有一次在化妆间和嘉宾沟通时，自己提议开场白用“家父可好”来自嘲，你不怕被大家再次提起这个被称为“低级错误”的事情？

《艺术人生》现在是更年期

人物周刊：你最火的时候是哪年？

朱军： 2003和2004年是我最火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一两年，我拿遍了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所能拿到的最高奖，比如金鹰奖原来是没有主持人奖的，2004年第一年设置主持人奖，并且是一个最佳，10个优秀，我就是那个最佳；我拿到了金话筒的金奖；我拿到了星光奖空缺两届以后的优秀主持人奖。这是目前中国最高的3个主持奖项。中央电视台的十佳节目主持人，我头一年以最高票当选，成为十佳节目主持人里的第一名。其实那个时候就有高人支招，“朱军你该离开了，你看人家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谁都接不住他，他永远是最好的，你也应该这么做。”我说我做不到，我喜欢这个节目，而且，一起创办节目的同事怎么办？

人物周刊：你走了，自然会有别的主持人。

朱军：这节目也就不在了，因为它太强烈地打着我的烙印。

人物周刊：任何事物都有生命周期，《艺术人生》已经10岁了，它还会走多久？

朱军：其实这个节目呀，它有时候跟女人的一生一样。少女的时候，人见人爱；少妇的时候，风韵犹存，回头率还不低，尤其是女同志怀孕的时候，在我看来是最美的。但是生了孩子后，抚养孩子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加上年龄的增长，关注度也低了，也没有以前那么招人待见了。到了50岁左右更年期的时候还挺烦人的。别着急，熬着，熬到像秦怡老师那样满头银发的时候，她忍辱负重，历经沧桑，含辛茹苦的慈母形象会赢得所有人的尊重。我真的想让我的栏目熬到满头银发的慈母状态，但我真不知道能不能熬到。因为它不是我朱军个人的事，它需要我们团队一起往前走，它需要社会方方面面善意地接纳和帮扶，而不是讽刺、打击。

人物周刊：《艺术人生》现在是女人的哪个阶段？

朱军：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是在更年期，真的，就看能不能扛过去。

人物周刊：你还要把它做到满头银发的时候，这不是贪心吗？在中国，有这样的访谈节目吗？

朱军：就因为没有，所以我才想做，我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应该有这么一个节目。在国外很多这样的节目，比如奥普拉·温弗瑞，做了几十年了，还在做。这跟她本人的能力，整个大的社会背景，跟它的电视分级制度，整个播出平台体系都有关。

人物周刊：节目做了十年，这几年又饱受争议，一般人可能真就不熬了。

朱军：是啊，刚好十年，我不干了，再转做别的栏目，也一样闹得起来，也一样玩得起来。我去做一个娱乐节目，挺轻松的，也用不着那么动情，那么伤人。

人物周刊：你主持过娱乐节目吗？

朱军：我不知道我曾主持过的那些算不算娱乐节目？比如说《想挑战吗》，前一段时间和朱丹一起主持的《我们有一套》，我觉得真的要比我的节目轻松很多，至少我没觉得费劲，反正玩呗，怎么高兴怎么玩，玩高兴就完了。

人物周刊：玩高兴这事简单吗？

朱军：玩高兴至少比挖掘真情要简单。

人物周刊：我在想，央视有娱乐节目吗？

朱军：现在不也在慢慢尝试嘛。但是我觉得平台与平台不同，平台与平台的功能应该完全不同。作为央视这个平台来讲，首先应该做到的是引领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尚。能够成为传统的事物，一定是深入民心的、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东西，没有根的节目，看完以后不能够让你在精神上收获营养的节目，其实不太适合这个平台。

人物周刊：一档节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

朱军：对我而言，有这么几项指标，一个是我们都已经熟悉的，所有的人都在拿它说事儿的收视率。还有一个是美誉度，我所说的美誉度，至少应该是符合我们这个民族传统的，符合一个时代精神的，可能在中央电视台干的时间长了，脑子里老有一根弦绷着，就是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如何，这是第二个标准。还有一个标准，是让人看完之后真的是能够多多少少有所收获、有所共鸣的。

人物周刊：你们节目的受众群是什么样的？

朱军：35岁到50岁之间，有一定生活阅历的，高中左右学历的，女性可能会多一点，家庭主妇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视群体。

人物周刊：听说《艺术人生》无论收视率如何，都是中央电视台力保的节目？

朱军：2003年左右最火的时候，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前3名，保持了很长时间，那是少女时期。按我们现在的收视率来看，还没到需要保的状态，我们也没垫底。我们还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徘徊着呢，但是从节目本身来讲，有过这样的说法，“像《艺术人生》这样的节目还是要保证它的播出平台”，因为这个节目它坚持宣扬人性的真善美，符合主流价值观。

春晚的气场太奇怪了

人物周刊：迄今为止，你主持了13届春节晚会，什么感觉？

朱军：习惯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如果说有人告诉我，朱军今年春晚你就不上了，我不知道那一天该怎么过。但其实不上是迟早的事。

人物周刊：你想没想过兔年春晚有可能就不是你了？

朱军：还有谁？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有自信的。如果我连这点自信都没有的话，我可能就没法干了。

人物周刊：春晚现在是否也到更年期了？

朱军：还不是。你现在回头看刚开始那几届春晚，其实就是一个综艺晚会。那个时代科技手段不先进，电视信号也很差，制播手段落后，演播室还那么土，随便弄两块泡沫板子往那一立，挂上塑料花就是一背景，桌上放的也都是塑料花。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收视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文化生活极其匮乏。

现在我们的娱乐方式太多了，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你要用一台晚会表达所有人的情感，怎么可能？所以我说当今的春晚最大的功能就是陪伴，年三十，只要在家，屏幕上肯定放的是春晚，你们可能在打牌、包饺子、聊天、喝酒，可电视一定开着，说这歌挺好听的，大家停下来看两分钟，完了又该干嘛干嘛。赵本山出来了，看一会，然后又该干嘛干嘛。说哎，今天朱军又说错话了，看两眼，是吧？你想一下，如果三十晚上，电视屏幕上没有这样一个喜庆、热闹、红红火火的节目陪伴你的话，挺枯燥的。

很多人说春晚早该没有了，没有春晚的三十晚上，你会干嘛？你说我该干嘛就干嘛，但肯定会觉得少点什么吧。如果哪天我真的三十晚上回家坐那看春晚直播，我想象不到我会什么样儿。

人物周刊：你自己回头会看春晚吗？

朱军：会看。那会儿我就是观众了，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主持春晚，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家把年夜饭都挪到大年初一，直播完了以后，我只能大年初一一早赶飞机回兰州，兄弟姐妹一大家子初一晚上吃团圆饭。

上蹿下跳想演戏

人物周刊：听说你和赵本山、白岩松是好兄弟，什么方面让你们彼此产生了认同感？

朱军：真诚。他会真为你想，当你有点什么毛病的时候，他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不给你留任何面子。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去拍戏，本山听说了以后跟我说，“我可听说了，你上蹿下跳的想拍戏。拍啥戏呀？”我说那是好事。“好啥事呀？演好了，没人说你好。要有一点不好能骂死你，你这不是找人骂吗？好好干你的主持人多好啊，有几个能像你这样的？好好地，珍惜现在，把你自己的专业弄好。”他真的就是这样，特别不客气，一点面子都不留地就给我否了。我就听他的话把这事撂下了。

这样的话，只有兄弟才会跟你说。跟白岩松也是，按理说我们不在一个部门，主持的节目类型完全不同，甚至于从性格上看着好像也不一样，但其实我们性格上有好多共同的地方。我记得当年我们一块参加《心连心艺术团》去内蒙，回来的时候在火车上，刚好我们俩一个包箱，我们就喝着小酒聊天，聊了整整一夜，聊自己的人生，对事物的看法，聊对电视发展的看法……快到北京的时候，我突然发现白岩松对我的称呼变了，原来一直叫朱军，从那时候开始叫朱哥了。 “你叫我什么？”他说，“我告诉你，我很少叫别人哥。”

人物周刊：你想演电影，想做多方面的尝试，想让大家看到更多面的朱军，归根结底，是面对一些对你能力的质疑心有不服？

朱军：当然有这种心理。它需要等待机会，比如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某某某比朱军强得多，但是当朱军真的跟某某某站在一个舞台上的时候，只要不是瞎子，自己去看。

人物周刊：你着急吗？等待这样的机会到来。

朱军：不着急，我都这样了，我还急什么呀？

人物周刊：你都哪样了？

朱军：你就是西北来北京学习的一个小伙子，一不留神成了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朱军了，你还急什么？还有什么急的呀？人不能努，我深信这一点。我经常告诉自己，包括告诉我媳妇，不要努。她现在离开部队，做了一个公司，做得还不错，但有时候会急，想扩张自己的业务。我经常跟她说你不要努，要顺势而为。无论做事还是做人，努的时候啊，会变形。本来指甲盖这么大一个窟窿，你非要塞进去一个大皮球，它只有变形才能过去，变形了能过去还是好的，过不去皮球就炸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做事只要努，变形的时候，非出事不可。所以我也不着急，至于说别人不理解，干嘛非要让别人理解呢？

人物周刊：做了这么多年主持人，快乐吗？

朱军：挺快乐的。

人物周刊：哪怕饱受争议和质疑？

朱军：我觉得依然挺快乐的。我是一个挺容易知足的人。

人物周刊：一定有过膨胀的时候吧？

朱军：有过。大概2004年左右，就是觉得我成了，心里有点小得意。那会出去老愿意戴个墨镜，需不需要都戴着，觉得名人都应该是这样的。有时候跟家人说话有点洋洋自得的。当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我就开着车去了我刚来北京住过的地方，在菜户营桥的西南角上，首都医科大学的北边有一座6层的白色小楼，当时叫滑水培训中心。我住在2楼最靠角上的一个8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在那住了好几年。我就把车停到马路边上，看着那扇窗户跟自己说，“你还干嘛呀？住菜户营的时候，要去中央电视，得倒好几次车，今天你能坐在自己的汽车里看着这个地方，还怎么着？你牛逼什么呀？”所以我内心挺平衡的，我是属于吃得香、睡得着的那种人。

一句话，说了十年，五百多回

人物周刊：主持人做了这么久，没有遇到瓶颈吗？

朱军：电视这个行业是一个释放极快的行业，你积累了很多年的东西，啪，很短一段时间就给你释放掉了。而且人的个性养成是几十年的，习惯改不了，处理问题的方式改不了。你真的要超越自我要去突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门槛立在你面前，跨跃起来特别难。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拜在范曾门下，要跟他去学画，听他讲历史、讲诗词歌赋的原因。

人物周刊：你们嘉宾的定位是艺术家，这个资源是有限的，不少嘉宾多次重复出现在你们节目中。

朱军：这是我做这个节目后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些天来我跟同事探讨最多的一个问题，国内的艺术家，差不多都已经做过一遍了。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他们也在变，我们会关注他们的变化，比如说最近这一期播出的韩红，她就跟8年前来的时候状态完全不一样。

人物周刊：主持《艺术人生》十年来，哪个时期最艰难？

朱军：这十年根本就没轻松过。最难的时候就是被人骂得最多的时候呗，被人骂得最多的时候就是你们杂志那篇文章出来（《病人崔永元》）之后。那阵子是质疑声最高的时候。那之前只有一些批评，比如春晚把猴年说成羊年了，那是确实错了。那次很难受。春晚结束后，我半路上给导演发了一个信息，我说导演对不起。导演给我回一条信息说，没事，全国人民都知道你是口误，回去好好过年吧。我有时候有点阿Q精神，错了就错了，我会坦然面对，虽然这个坦然的过程也会经历一番痛苦、挣扎。中国人都说羊年是不吉利的，但我特别不愿意冤枉那只羊，因为我在羊年获了好多奖，虽然它在最后几秒钟别了我一个大跟头，我说这其实可能是老天用这么一种方式提醒我，正所谓你得意的时候，应该淡然。那一年其实也没有特别狂，但我说得有点二虎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家里人平常都给我挑毛病，那一年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说这个事。兰州的哥哥、姐姐给我打电话也没说。后来我自己憋不住了，给我大哥打电话，他安慰我说，“没事，我身边朋友还说呢，因为你说错了，我们才相信春晚是直播。”

有过失误之后，我做事的时候会更小心，我会把相关的问题想得稍微细一点。

到了这个年龄，说自己简单，其实像在骂自己一样。但是我真的是个挺简单的人，我是个把什么事都不愿意想得那么坏的人，这样我自己会舒服，不会纠结在是是非非当中出不来。我会让自己找到一个迅速解脱的出口，然后就该干嘛干嘛了。

人物周刊：国内有没有你比较欣赏的主持人？

朱军：王刚，崔永元，白岩松。我觉得他们睿智。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节目主持人是你不能忍受的呢？

朱军：装扮自己的人。把所有的金都往自己脸上贴，在屏幕前是个正人君子、意见领袖，在屏幕后极其阴险，不光是主持人，这样的人我就接受不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两面三刀的吧。

人物周刊：你最怕听到什么评价？

朱军：说朱军这人挺虚伪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谈话类主持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样的？

朱军：带有真情实感，能够比较客观地去判断、分析被访嘉宾的人生感悟和过往经历的人。真正好的谈话类节目，应该不受任何干扰，能够表达一些深层情感，以及深层认知。哪怕节目结束时，底下打一行字，此观点为主持人个人观点。

人物周刊：你达到这样的状态了吗？

朱军：我不行，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说好听点，我们是识大局。说白了，就是我们的人生观里头有很多东西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叫“服从”。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或者说我不会因为我自己对某一个事物的观点而违背常态。

人物周刊：央视的主持人，都具备这样的素质吗——服从？

朱军：基本吧。

人物周刊：《艺术人生》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朱军：《艺术人生》对于我来讲，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有《艺术人生》，朱军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声望；话又说回来，没有《艺术人生》，我可能也就不会受到这些争议。

人物周刊：一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而且面对的都是同一领域的人，没有厌倦的时候吗？

朱军：前段时间在录节目的时候，开场白时我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录制现场。稍微顿了一下，下意识地说，时间过得真快，一晃，这话我都说了十年了。同样一句话每周你都会说一次，说了十年，五百多回了。其实，你能够认同某种习惯，它会成为一种仪式。就像我们听惯了新年音乐会，如果最后没有《拉德斯基进行曲》你会觉得这事没完。看惯了春晚，最后没有《难忘今宵》你会觉得这晚会没完。要形成仪式，你就一定要内心真正热爱他才可以，你先要朝圣自己的职业。

不是厌倦，但有时候会烦。比如说一些工作堆积在一起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太好的时候，你会烦，“怎么又要录节目了？”那么厚一摞资料你得看完，翻翻就会烦，说不看了。可你敢不看吗？不看你怎么往台上坐呀？回过头来还得看，这是你的职业。比如说春晚，是真累，但是从来没有抱怨。我经常跟自己说，“别得便宜卖乖了，你抱怨什么？同样都是工作，你干工作的同时，又赚钱又得名，你要不想干，后面排着一群人想受这份累呢。你明天递辞职报告，后天就有人接你，不信你试试看。”

人物周刊：如果朱军做客《艺术人生》，由朱军采访，提3个问题，你会怎么问，又会怎么答？

朱军：一、在你内心深处你最爱的人是谁？

我最爱的人除了我父母就是我儿子，父母给了我生命，儿子延续着我的生命。

二、你怕死吗？

我不怕，我平时经常会想起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比如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是在以不同的速度向八宝山集结，只是这一路上能留下什么样的足迹，而且，以什么姿态向那集结，这个最重要。

三、所有的观众真的都烦你的时候，你离不离开？

朋友眼中的朱军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白岩松说朱军

大家看到的是屏幕上的朱军，作为同事、朋友，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屏幕后面所做的努力和变化。你比如说他现在在读北大艺术类的硕士，到了写论文的阶段。他一直在跟范曾学画、写字，我觉得他就在磨性子呢。他现在在练一种笔体，我们跟他开玩笑说，“这里还有一点火气，那试着比如说抄抄别的东西，比如说抄抄《心经》啊，一方面练字，一方面可以磨掉自己的火气。”我觉得他已经走得非常靠前了。他在寻找传统中的营养，包括磨砺性格。我不知道朱军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主持人，但我觉得他正在非常努力地去做一个更平和、更有文化感的人。我觉得这是他在完善人格方面的努力，而不一定说是我为了做主持人去学画，学什么。

做主持人其实是一个长跑，如果是长跑，就不排除你后面一会追上来一个人，一会儿这个人跑第一了，一会儿那个人跑第一了。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耐性，没有足够的定力，恐怕你的节奏会被打乱。人生也好，做一个主持人也好，只有当长跑快结束的时候，大家才可以做出评判，尤其是对自己内心的一个交待，你活得怎么样。好的长跑选手在最初的路程当中都是不争第一的。

于丹说朱军

好的主持人应该是自己的生命特别丰富，朱军就是这样的人。他能够站在不同领域的嘉宾立场上跟他将心比心，能够在他的个人生活利益上跟他有共同话题，我觉得这才是好的主持人。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一个好的主持人，知识结构还是在其次的。有没有诚意是第一位的。

我记得几年前，我们评金话筒奖的时候，当时就谈到什么是主持人的职业素质，白岩松认真地说，“善良。”当中的评委还跟他讨论了一下，说我们说的是职业素质，不是做人的素质。白岩松非常认真地说，我说的就是职业素质，一个主持人要善良。

站在教传媒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主持人，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遗憾，就是我们崇尚技巧过多，而崇尚诚意太少。我最喜欢的主持人，仍然是最真诚的主持人。我喜欢的另外一个主持——崔永元说过一句话，他说作为好的主持人，听的能力比说的能力更重要。

你没看到生活里的朱军。他的热情真的太少见了。在这个物质生活泛滥的时代，没有几个人愿意老为别人的生活出主意的。老拿主意拿错了怎么办？可朱军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哪怕给你出错了主意，他再帮你收烂摊子，他也要出主意，你拦不住他。

他的热情源自于他的真诚。你别看朱军是这么一个风光无限的主持人，对他妻子谭梅特别好。他觉得，一个好男人就应该这样对老婆好。不管多好的朋友，他一看有家有室带女朋友来的，那你看吧，这一晚上不可能给人好脸色了，就会搅了这局，特难听的话就扔过去了，你挡不住他，他是真看不上这个人。

朱军那么一个汉子，我经常看见他哭。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聚会，去了北京画院，他喜欢书画。好几个朋友都在等朱军，因为他事先跟我们说好了那天要来。头一天，因为舟曲泥石流，他去那主持震灾晚会。我们那天晚上在等他回来看画。他回来的时候王明明院长已经把酒都摆上了，大家准备吃饭。但是朱军回来之后，在这些朋友面前流着泪说，太惨了。那一天他让大家心情都特别难受，一直流着泪在说，舟曲是什么样子，他看见失去孩子的母亲什么样子，警察是怎么工作的，描述他看见的那些人在整个悲剧发生的现场的状况，整个摆脱不出来。他那么喜欢画，那天晚上他没怎么看画，就一直在流泪。

赵本山说朱军

我跟朱军、白岩松他们经常见面。喜欢跟他们呆在一起，他们身上有我感兴趣的事情。你比方说朱军画画，白岩松没事就在那看书。朱军是一个很义气的人。我这有病了之后不能喝酒了，一不喝酒了，人就放松不下来了。能喝酒的时候几乎每次在一起都能喝醉了。大家在一起说点醉话，相互之间说点真话，我觉得很有味道。喝完酒挺好玩，不喝酒都很规矩，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大，有啥事我都敢说，他们也能听进去。

我们每次在一起喝完酒就做画，岩松出词，我写字，朱军画画，郞昆落款，每一次都留下一个作品，这挺有意思的。当天晚上就抽奖，谁抽去就给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