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

　　 奇士不可杀，杀之成天神；

　　 奇文不可读，读之伤天民。

　　 ——龚自珍

　　　在萨斯流行瘟疫肆虐的社会大恐慌里，危城之中，李慎之、吴祖光两位老人谢世。

　　作为“最后的士大夫”，他们的凋谢，意味着一个时代的逝去。

　　“士大夫”的称谓渊源久远，《周礼》中就说：“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论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由此可知，不仅口能言之，而且身能行之，正是其显著的特色。北宋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代。这是自中古的士族衰落之后，经由科举制的扩大，平民通过吏道与文学参与政治形成的一个新的阶层。在中古的士族衰落之后，经由科举制扩大，平民通过吏道与文学参政形成了新的阶层。在其后的千年之中，不愿独善其身，具有强烈淑世情怀的士大夫，在古代社会中担当了社会政治中坚的角色，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王安石的“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蔚成了自身的独特传统，其流风余韵，即使在帝制中国解体之后，还绵延未绝。

　　 当年宋太祖曾问士大夫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答以“道理最大”。后来的史家评论道：“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

　　正因为笃信天下万事万物之中，道理最大。当上世纪40年代万方多难之际，毕业于燕京大学的李慎之，和出身文化世家的青年吴祖光，带着对理想的美好憧憬，投身于革命。如同任何大的政治运动都不免鱼龙混杂一样，革命亦然。记得有人曾经将投身革命的人区分为“光棍马克思主义者”和“书斋马克思主义者”，这后一种类型，正是对带着士大夫的气质性情投身革命者的传神写照。

　　然而当新的社会真正降临的时候，他们却开始经历进退失据的尴尬。1789年法国的激进革命者，认为理性的历史从革命成功的1791年才告开始。而文学家胡风则讴歌1949年“时间开始了”。无论是胡风，还是为“时间开始了”感动不已的李慎之，士大夫的天真，使他们无法认清时势的严峻。不仅仅是“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是个“草昧英雄起”的时代，也是“阳谋”行世，而士大“直节事”人的“方巾气”备受愚弄折辱的时代。清人龚自珍当年说，“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当此之际，凡以古之士大夫风范应世者，都不能不经历炼狱的磨难。有位历经大难不死的“书斋马克思主义者”事后说，过去说“士可杀而不可辱”，现在是“士既可杀，也可辱”。

　　可当斗转星移，他们从苦难中抬起头来的时候，却并没有放弃他们的社会政治关怀，流于和光同尘，依隐玩世。当李慎之晚年悟出“已知诸相皆非相”的时候（语出《金刚经》），他的应对却是“欲待无情还有情”。艰难困苦，反而玉成了这一对老人。李慎之从官场“循吏”的角色中走出来，呼吁落实宪政民主，保障公民权利；吴祖光论政言事，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他们以士大夫慷慨论天下事的本色，能言在位者不敢言，不在位者所不能言。

　　在当下这样一个红尘万丈的工商业社会里，他们原本可以以文化名流的身份，面团团做富家翁；或者以投身革命的经历作为股本，在化公为私的盛席华宴上分一杯羹。然而他们却选择了狷洁自励，安于清贫。吴祖光的座右铭是“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李慎之说，“中国人的一个永恒的价值标准，就是一个人要在道德上始终站得直，就必须能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尽管已届耄耋之年，他们却是“黄金华发两飘萧，六九童心尚未消”。一个是黄金散尽，华发飘萧，傲兀立世；一个身无长物，两袖清风，循循儒雅。

　　 他们童心不泯，热衷于人权民主，颇像是清末民初的“老新党”。尽管一生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们依然直道以行，无怨无悔。一个如同渔阳三弄的狂鼓史，一个好比“事事关心天地间”的东林先贤。即使面对死生大限，他们都能葆有一份士大夫的从容。李慎之说：“对人生，可以用中国古代张载的一句话，‘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生存是掌握做人原则，死时就安宁。”吴祖光则高吟：“行遍天涯人未老，犹堪铁马越长桥。”

　　 他们的精神风骨依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不必刻意标榜什么主义。李慎之直言：“中国人所得自于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却似乎还不如戊戌与五四前后的年代。我总以为这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文化传统、或曰中国文化自性(Cultural identity)失落的结果。”追溯源流，都可以上溯到清季的“士大夫之学”。与现在满街标榜的“专家之学”不同，士大夫之学追求的是“略观大意”。它包含“文学”和“吏道”两个路径。李、吴两公，一个是曾经位居卿贰的学官，一个是有“神童”之誉的文学家，这恐怕绝非偶然。他们接百年遗绪，成一代风流。两公都有湛深的文史素养，又都是文章家。李慎之的旧体诗，韵味绵长；吴祖光的诗书画，堪称三绝；他们以常识论政，固然忽略了技术层面，却凸现了大本大原。

　　中国文化原本立足于尘世，没有给神留下位置，因此在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士大夫的存废往往关乎国族的元气。“士不知耻，则为国之大耻；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在2000年的社会政治史中，他们的危言谠论、道德践履，多少能够救挽人心世道，起到让“贪夫廉，懦夫立，顽钝者汗下”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道德风骨做向上提澌，势必至于人欲横流，道义沦丧，政治社会秩序瓦解而不可收拾。

　　作为传统政治社会中的主角，“最后的士大夫”死了。或许从此不再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再有声情激越的危言谠论，不再有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不再有暮鼓晨钟的警世之音。不再有暮鼓晨钟发出振聋发聩的警世之音。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感受到寂寞与缺失。那就好像莎翁的戏剧中没有了哈姆莱特。有些青年后辈，不能正视时代的肃杀面相，俨然以士大夫自命，但在李吴两公那一代人那里，这些士大夫的传统是已经化为了一种“默会性知识”。那是后生小子们优孟衣冠，怎么学也学不像的。

　　“最后的士大夫”去了。萨斯病毒来了。

　　 往昔冠盖云集的京华，瞬间变成了一座市面萧疏的危城。满城居民以布遮口，如兜鍪深掩其面，人人行踪诡秘，行色匆匆。一夫轻嗽，万众狼奔。往昔以“神州上国”自诩的华夏，如今被环球百余国家隔离；首善之区的京人，被国人当成洪水猛兽。萨斯病毒之为患，虽曰天命，宁非人事！

　　告别了“最后的士大夫”，华夏社会政治生活无疑只有两条出路：或是通过宪政民主的实施，走向政治家与技术官僚配合的现代政治；或是既不能开新，又不能复旧，任政道衰朽，这后一条路向，身处近代前夜的清人龚自珍，就已经为我们勾画出了那幅衰飒的图景：“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

　　 作者为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李慎之简历

　　 1923年8月15日生于江苏无锡。1946年至1949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国际版任资料员，后到延安新华通讯社国际部任编辑，194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起，在新华社国际部任编辑组组长、副主任。1954年至1957年上半年，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于1973年回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年“右派”问题被改正，恢复党籍。

　　1978年底至1980年初，李慎之参加了中央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工作。其间，陪同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担任代表团顾问。1980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1990年免去社科院副院长和党组成员职务。1995年离职休养。

　　 资料来源：新华通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