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里有没有陆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8 17:23:59

小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石继丽”作品集

                                                     

                           天堂里有没有陆弟

                                                                                 一      

我的婚礼是在一个非常阴冷的冬天完成的。那天飘着雨,跟在长长的迎亲队伍后面,我满怀心事地走着,沿着城南一条叫半边街的小巷。一栋低矮潮湿窄小的新房只有几张写着对联的红纸给婚礼增添一些亮色。塔前那颗斑驳的梧桐树像一个饱历沧桑的世纪老人漠漠地立着,萧瑟而凌乱的枝条给这塔凭添一些阴冷。枝枝丫丫上挂满了爆竹,依稀可见新的伤痕。这是一个四百多平方米的老队屋,门前则是20多年前组里的晒谷场。亲戚们三三两两坐在雨地里,随意地指点品评着我,不时还传来他们莫名其妙的笑声。

    按照规矩,我被领着给男方亲戚一一敬酒。这时塔外的另一端忽然也响起了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一个穿着一身火红泥子衣裤的女人在稀稀拉拉的几个送亲陪伴下很急促地走来,一闪就进了对屋。原来对面屋里也娶亲。婆婆急忙吩咐帮忙的伙计将大捆的鞭炮解开,一串串地挂在梧桐树上,同时点燃,说要在气势上压倒他们。于是,外面的鞭炮声简直要将半边街陈旧的老屋震垮似的,隔着窗户见那上个世纪的风火墙上的灰土“嗖嗖嗖”掉下来,老瓦屋屋脊上面的干枯枝也一节一节地落在了青石板路上。

    婆婆很快跑进屋对亲戚们说:“新姑娘是陆弟屋里的,是桑植哪山旮旯里的,听说还是个做鸡的!”说完有些不屑一顾地一翘嘴巴,使得那张本来还算好看的脸显得刻薄。“她肚子都好大了!还不知道是哪个野男人的!哎呀,萝卜配腌菜。陆弟一没钱二没本事,人连鞋子称还没百把斤,就得个爹妈留的破屋场,结个婚算是上辈子积德了!”说完非常骄傲地昂胸收腹出去了,亲戚也都被她带出房子,不怀好意地到对面看那“新姑娘”去了。

    后来的几天里,雨一天接着一天。雨点单调地滴在瓦背上、青石板上、塔子里那棵沉默的梧桐树上,差不多就用这同样的声音连续了几天。这声音起初只到我的身边,后来就渐渐地进了我心里。我很拘谨地和丈夫家人相处着,想着不明确的未来,内心充满了郁闷。我想我原本不是这样开始我的幸福生活的,我本来是和相爱的人在一起的,可是五年前他得了肝癌,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太远了,远到再也不能回来了。

    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城里,谁都知道我曾是另一个男人的媳妇。我就是一个被打了三折的处理品。

    结婚那天,我刚好二十八。而那叫做丈夫的,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大龄转业退伍军人,有着和军人完全不相匹配的怯弱。

    连着的几天,让我感觉到好象这栋旧屋里装的全是古时候的东西,故事很多。婆婆很热心地示范我礼数。

这之余,还津津有味地给我讲了和我一天结婚的陆弟的家事:

    陆弟的爷爷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文革”时被揪出游了三个多月的街,最后跳门前那条澧水自杀。陆弟奶奶很漂亮,津市的人,是他爷爷到常德运盐时运回来的。长着一对非常粗的长长的辫子。红卫兵用它编成两根粗绳,系上一块五六十斤重的岩石批斗。结局是他奶奶从凳子上摔下来成重伤,最后不治而死。陆弟的父母非常革命,参加了原大庸县的保皇派,可在一次武斗时被乱枪打死,听说就死在了如今的老十字街口上,很惨。陆弟现在只有父母留给他的一个五六分地基的两层木楼房老屋。婆婆最后有些恼恨地望着那颗老梧桐说:

    “这半边街uguo就是我吴家和他陆家的祖业。如今好多人住的房子都是你姥爷和陆弟家的,害得我们自己还住在这岩屋里。和尚酒道士,岂有此理!不过我告诉你啊,陆弟爷爷生前也像你外公一样娶了四房太太的。”说着,婆婆脸上露出惬意的笑,瞬即又摆出一副名门闺秀的大家风度,两手往双膝上交叉放着,很优雅的样子。“但他们这些亲戚间再未走动了,陆弟就一根独苗苗儿。”婆婆又补充道。

   后来,婆婆不断地给我重复上面那个故事。以我的理解,婆婆是借陆弟证明自己高贵的出身。可我知道这陆弟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后来,我们的日常生活竟是那么不可分割,甚至它们还渗透到我的内心,构成我的苦恼。

    丈夫在偏远的煤矿工作,距家里有近200里的路程。这使我初次明白了“寂寞寒窗空守寡”的境遇。我沿着家——单位两点一线模式生活着。一走进这座低矮的岩石和黄泥巴粉成的潮湿阴暗的小屋,我的心也变得潮湿阴暗。我住在最旁边的两间小屋子里,窗子外面是一个我难得喜欢的葡萄架,塔外那条长满青苔的小巷偶尔来往着用竹篙翘着鹭鸶的打鱼人。塔子四周铁网似地拉着房子,好像这塔子不当阳似的,屋都背着我。拉开粉红色的窗帘,唯一可以在夜里感受到还有气息的就是陆弟家透出的微暗的灯光。虽是市中心,给人的感觉是冷清得很。然而我和陆弟象有某种默契似的,固执地坚守着沉默,甚至在他短暂而孤独的一生里,也没能完成一次最简单的对话。

    值得一提的是,陆弟长着一张清瘦文雅的脸,两道剑锋一般的黑眉,一双深深的大眼睛很突出,在嘴角上带着微笑时,有些羞怯。一张和善的脸上,倒没有刻下上个世纪各个重大事件的仇怨痕迹。那时陆弟算是城市里的渔民,每天夜里出去,早上从澧水河望江楼码头上岸,捞一些虾米、小鱼和螃蟹到集市上去卖掉,换些油盐酱醋米。

    大约五个月后,陆弟媳妇给他生了个非常好看的儿子,取名叫豆豆。每当我上下班经过他家时,陆弟和他的漂亮媳妇有些小心地向我友善地笑笑。逢着太阳了,我也偶尔在摇篮前停步,看看豆豆,摸摸他的小手小脸什么的。豆豆一点不像贫民家的孩子,高高的鼻梁,方正的脸,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的大而有神的眼睛。

    回到家,在那暗窄的小屋里,我三心二意地在煤火上做着一个人吃的饭,很落寞。有时候,干脆打开一小扇窗,看那棵梧桐树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小片儿,在风中飘着,看陆弟夫妻围着孩子幸福地忙碌。常常看到陆弟从煤灶上提起锡壶往杯子里冲水,又将饼干放进去,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去喂豆豆。豆豆大口大口地吃着,小狼一样。陆弟快乐地站起来,吹着口哨。陆弟妻的嘴巴月牙儿似的不时发出轻脆的笑声,可以看见洁白的牙齿在薄雾中闪光。

    我也分享着,不想问为什么,快乐好像关不住似地从塔外面往我内心流。那时候,每天都有笑声从塔那边传过来。有一次我还看到他们家留一个耍猴戏的老人在一起吃饭。那个老人带着三只小猴,它们不时轮流遛上老人的头顶,把稀疏的几根长发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听见他们快乐地哈哈大笑。

    我寂寞的日子也就这么被轻轻地带走。我习惯于在下班之后打开窗户看看他们。至今,我都能清晰地记起陆弟给他豆豆洗澡的特殊方式和细节:一个大木盆里放一个小板凳,豆豆如同坐在一个小小湖泊中央的小小孤岛上。陆弟用一条红格子毛巾向他身上拨弄着水花,又不断抚摸他的背和腋窝,再捏搓他的小脚指缝。朦胧的黄昏里陆弟噘起嘴吹起口哨,小巷的灯光依次地亮起来。最后陆弟又去端来一盆清水,一手抓豆豆的手站立着,另一只手则拿起一个葫芦瓢,一瓢一瓢地舀着桶里的水,从他的肩胛上、脖颈上冲下去。每冲一下,豆豆都要猛地打个激灵,两人都发出一阵快意的叫声。那时的他们,作为我生活中的活着的爱的标本存在着。我想,幸福的人儿大概应该就是他们那个样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烧着柴火,围住一个火坑,一家人守着哪里也不去……

    生活似乎按着节奏继续的,踌躇中我有了身孕。婆婆特地找来一根红丝线,说要给我测试男女。这测试也不过是将红丝线穿进针里打结,倒提着置于我右手的腕关节上方约30厘米处。针会随脉搏摆动。按照婆婆的理论,如果针顺着手臂方向竖摆则必生男,如果横着摆则必生女。凑巧,每次测试那针都沿着手臂方向摆动,那就意味这我怀的是男孩,这家不久就会有能传宗接代的第一个孙子。婆婆非常骄傲地将这个消息广播给了这条巷子里的所有人,包括送煤的。我无力抗拒她,尽管我很厌烦这种试验。可在这间黑暗的小屋里,我像一个犯过重大错误的人在默默地清洗我的罪。我已经习惯于忍受一切。有时我加班回来晚了,婆婆还会在半夜时敲开我的门,在那间没有一个窗子的“卧室”里拉开灯,象巫婆一般地取出那根红线系着的针,看到它在我右手上方沿手臂竖摆上三四十次后,她才放心地离去。婆婆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最高权威,除了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身,还因为她一气生了五个儿子,且无一女孩。平日里还见好多人提着些鸡、蛋、红塘什么的来我家找婆婆讨要秘方。婆婆就从黑黑的木桶里面拿出一个小布袋给来人,后来果真也见些人再提着东西来答谢过她。

    我却生了女孩。这是吴家的长孙。婆婆歇斯底里一阵狂骂。记得她最后一句话是说孩子的,就两个字:野种。

    懦弱的丈夫也跟着走了。我无奈地支撑着,忍着伤口的痛,更忍着心口的痛,独自艰难地照顾孩子。十天后,伤口拆了线,我抱着孩子坐公共汽车回了家。屋太小,就二十来平方,没法作饭。那之前我是在单位食堂吃,可现在离单位远了,我不得不依靠公公。于是婆婆常借口公公做的饭糊了衣未洗干净发脾气摔东西做样子给我看,一次又一次。我成天望着那棵梧桐树掉泪,那泪又沿着脸颊跳舞一般蹿进颈项里,胸窝儿里,直逼得那里发寒发冷。

    我决意自立。这自立也不过是抱着孩子去外面正街上的米粉馆端米粉吃,以保持我最后的点点尊严。一天又一天,我含着泪吃着米粉,酸楚地看着怀孕的女人们在男人们的宠爱下慢条斯理地骄傲十足地在大街上徜徉而过,内心酸楚地期待着生活某一天的改变。有一天,我从米粉馆回来,天突然下起了暴雨,一滴一滴像石子一样打得人生疼。我小跑着,不料拌到一块大石头,重重地摔了下去,孩子被抛去几米远,在雨中惊恐地大哭起来。米粉也被泼得到处都是,一根一根地在雨中跳跃。碗碎成了很多小片,很尖硬地挺着。刚巧陆弟从巷子那头走来,用那一对怯弱而大大的眼睛看着我,有些不知所措。瞬间陆弟从地上捡石子一样抱起了我的孩子。我艰难地爬起来,发现裤子已在地面擦破了一个洞,泪水、雨水交织在脸上。我一瘸一瘸地朝家里走去。陆弟扯开夹克,将孩子藏进去在后面跟着,一句话也未说。

    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我决意修厨房。让我料想不到的是,陆弟这天中午竟也拘着身子来到我屋门前,边咳嗽边用沙哑的低音对师傅说:“这塔吹的是东北风,厨房的门要往南开,这样既省煤又不被煤气呛着。”

    我感觉前一天下过雨的空气真好,太阳又透过湿润的大气层把明朗的光线洒了下来,一切显得明朗干净。

   “水管要装进厨房,在外面接水要经过一个屋檐,长太多青苔藓,滑,容易摔跤。”

   “切菜的菜台要做低一些。”

    陆弟在兄长似地做着主,看也没看我一眼,那刻我真怀疑那薄薄的身躯里竟蕴藏有如此的勇气。师傅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我肯定地点点头。接着陆弟开始在吃力地搬砖。我很想开口跟他说不要他帮忙,可我嘴象打蜡被封住了似的。一条大黑狗从塔外一阵跑过,这警醒了我:这周围不久就会有人下班路过。我心虚地盼望着陆弟早早离开,虽然陆弟瘦弱得如同夏衍笔下的芦柴棒,可他结了婚,并且还生了豆豆,就还是一个男人。

    厨房修起后,挡住了大半个窗户,我也很难再趴在那小半叶窗下往外看了。我整天忙于哄孩子,洗屎尿片,做饭。女人的青春在日复一日的家务中很快就变老了。

    那棵古老的梧桐树又露出他斑驳沧桑的面容,在秋风里萧瑟地叹息着。

    当我猛地意识到陆弟家的门有好久没有打开时,塔子里再也见不到他小两口给孩子洗澡的身影。我内心很好奇,他们两个相当于是孤儿,能往哪家亲戚去呢?我疑惑着走到巷外,吴婆婆告诉了我:

    “陆弟真是命苦啊,爹妈死得早,得了肺结核又没钱治,好不容易靠打鱼赚了点钱,娶了个媳妇日子好起来,现在又得了什么肝炎病,没钱治只能吃些便宜草药。听说这种病传染,你今后千万莫让你自己的孩子跟豆豆玩哦……”赵婆婆惊慌地抱紧自己怀中的孩子,仿似豆豆正伸出沾满病毒的手要碰她的孩子似的。

    “哎,他们有的说是他媳妇得了花柳病传染上的,做孽呀!”

    我首先想到的是陆弟如果得了肺结核或者肝炎,会不会通过空气传染给我和孩子呢?那砖上是否沾有病菌?这病菌是否有可能顺着水泥颗粒爬进我的锅碗瓢盆?我在恐惧中对陆弟竟然生有了一种怨恨,谁要他帮忙的?!

    当我冷静下来之后,又为自己对陆弟的怨恨感到羞愧。陆弟肯定是感触我生女孩后艰难的处境,才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来帮忙修厨房的。在他来帮忙的前一天夜里,他一定还想过很多,至少想到厨房该怎么设计合适,肯定还想到过像他那样的人,给一个从未说过话的还算年轻的女人帮忙,如果被我婆婆或者其他人看到后会怎么样?要知道在这条古老而拥挤的巷子,每一个窗口下都有一双好奇或冷酷或漠然或渴望发生点什么事情的眼睛。

    陆弟身体垮了,心却未必垮掉的。我在内心忏悔地想着陆弟,有时夜里做梦,都梦见陆弟在塔子里给豆豆洗澡,很幸福的样子。在那虚幻的梦里,我终于忘记了陆弟生着病。

    那以后的一段时日,陆弟的门还是紧闭着的。四周一片死寂,连平日里捡垃圾堆里剩饭没人要的狗也不再来凑个热闹,只有小米大的串串葡萄贴在枝上穿过厨房顶的屋水檐垂吊下来,给我一点生命迹象。可不久它们也因为长期见不着阳光而腐烂落在了地上。

    大概三个月以后,有人来拆除了陆弟的一半屋,并且很快在上面建起了四层小楼房。陆弟的另一半屋快要被风掀掉似的。

    听说陆弟住院没钱,将半边屋卖了,治病住院去了。

    陆弟的漂亮妻也忽然不见了。

    几天后,又听婆婆和一些街坊大娘们忿忿地指责漂亮妻:“那女子不学好,又卖娼去了!”

    不知怎么,我心底忽然就涌出一阵忧伤,好像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成了互相依存的群体,少了他们我的世界就缩小了很多。

 

    霏霏不绝的雨,长长地落着,忘记了黄昏,忘记了时令。一连几个月,这巷子里都是天潮地湿,有时在梦里,我也似乎把伞撑着。看看对面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暗而温柔,对于我的视觉,那总算是一种哀婉的安慰。

 

 

                                       

    十一月的一天,透过窗户,我像久居他乡的人突然意外遇见了亲人一般兴奋起来。我终于看见陆弟的漂亮妻搬出一把旧式撑椅放在门口的石板上,又搬出一床棉絮垫在上面,搀扶着陆弟从屋里出来。我看见陆弟两条腿直打哆嗦,几乎站不稳了。看得出来,他呼吸都很困难。唯一还有一点生气的就是那双深深的大眼睛,像是快要熄灭火炉里两点微弱的火花。但在那双眼睛下面,皮肤好象秋天的树叶一样枯了,死了。

    小巷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命迹象。塔外不时随风飘来一阵阵中药味。我的内心掠过一阵久违的激动,那几天夜里,我不止下一百次决心要去看看他们。可我总觉得有千万双眼睛在盯着我,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惶恐:我和陆弟既不是亲戚,又何来毫无干系的看望?何况陆弟到底是不是性病?一想到性病,如同面临洪水猛兽,身上的每一个毛细孔立刻紧缩起来。

    我便在矛盾中经常打开那叶小窗,象个有窥探癖的精神病人陆续关注着陆弟的生活:陆弟那扇门仍一如既往地开着,可很少见他出来,偶尔出来也是伴着“咳咳咳”一阵急喘声;难得几次见他出来,看见的也是他在太阳底下艰难地举着一把斧头劈柴生火煨药;豆豆已经两岁多了,学会爬上那棵梧桐树上,用小手吃力地拨下一根又一根枯枝扔下来做柴;陆弟的漂亮妻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似的,再不见那美丽身影。

    我就这么寂寞地与梧桐相守着,它落叶,它发芽,它蚱枝挺杆,我们彼此都脉脉地感受着对方,体会着“生存”两个字的意义,惆怅满怀,不知命运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更落漠的更孤独的生活。在那些日子里,好在我还很年轻,脑子里总是闪出各种各样光明或黑暗的幻想,这给我很多安慰。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再一次明确地感受到陆弟在我生活中鲜艳的存在。

     那天太阳很大。我正在塔子里洗衣服,屋里忽然传来孩子越来越急促的咳嗽声。原来电线陈旧导火了,必须立即截断电源。我立即抱出孩子冲出门。当我一眼看到陆弟父子俩时,什么也没说,就将孩子一把扔在豆豆的手上,转身往家飞奔。慌乱中终于想起电源开关是在婆婆家里。可婆婆的门是紧锁的。当屋里袅袅升出些烟雾时,焦急促使我跑进屋里拿出一把菜刀,没命地往大门砍,刀与铁锁相撞发出尖厉的声音,可门无法打开。我几乎绝望了。就在这刻,陆弟跑了过来。我语无伦次冲着他喊:“快,火!火!快撞开大门……里面有开关。”陆弟撒腿就往他家跑去。我以为陆弟是躲了,眼泪一下涌出来。可是一眨眼,只见瘦长的陆弟正以百米冲剌的速度奔来,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只听“咚”的一声,全身撞在大门上。接着陆弟又用同样的方式撞击,如此十多次。大门终于被撞开了。陆弟整个人却倒在了门槛上,身体一半在内,一半在外。我迟疑了几钞钟,上前想拉他起来。我伸出了两手,想着到底是拉这个男人腰上的衣服还是俯下去抱起这个瘦弱的男人时,陆弟已经将两只腿拖进了大门里,口里喘着粗气:“快!快!拉总闸!”我终于关上了总闸,接着转身冲进厨房,抓来水桶,飞速地舀水,飞速地提着水往里屋狂奔。陆弟也跟了进来,接着又冲了出去。柱子上的火苗越来越猛,越来越接近二楼。值得一提的是这小屋四面是乱石糊泥,但楼顶却全是木板,上面还储存有孩子奶奶做坊子用的木材,如果接上火了,那是绝对扑灭不了的。烟呛得我不停地咳嗽,睁开眼睛都很难。我盲目地乱浇着水,可那火苗依旧在往上蹿。我更加狂乱来回地提水又浇着水……

    约摸十多分钟后,火苗小了下来。渐渐地熄了。这时我才发现楼顶上的缝里漏下来一滴一滴的水,并且还有“咚咚”的脚步声。我终于明白是陆弟从楼上彻底浇灭了火苗。这种情况,仅我从下面往上泼水是救不了这老屋的,尽管这老屋根本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这老屋。

    陆弟瘫在了那张和他一样瘦长的撑椅上。我满怀愧疚,远远地望着他额头上因为撞击大门而肿起的紫色疱块,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歉意。如果不是他挺身而出,这次失火会毁了整个半边街的木房的。这些木房都是一栋连着一栋,尤其可怕的是这些木房里住着很多不出去做事的老居民。如果火燃起来,不知要搭进多少人命,我也将成为一生都无法抬头罪孽深重的千古罪人。

    惊魂未定,婆婆正从山上练气功回来。接着听到一种可怕的咆哮:“江若兰,你竟把孩子给豆豆!我的小宝要得了他们家的病,你怎么向我们吴家交待?!”婆婆声俱色厉,一双小眼睛鼓得像两个铁球,又冷又硬。我想解释,可婆婆根本听不进,一把从豆豆手中夺过孩子。孩子受了惊吓,大哭起来。婆婆转身又对豆豆吼道:“豆豆!你今后再不许挨我家小宝!记住,狗崽子!”说完,抬脚朝孩子的火车玩具和铃鼓踩去,只听得“啪”“啪 ”几声,火车烂了,铃鼓扁了,我的泪也在这碎裂声中冰冷地落了下来。

     我站在塔中央,不知道向什么地方走去。我呆呆地站着,意识到我虽然结了婚,生了孩子,可还是这栋老屋里的一个陌生的人。家里的每一个人对我充满警惕,保守着秘密,无论欢乐或幸福,我都无法分享。而我刚打开一扇小窗,他们就绝断地要将它关闭。我傍徨着,好像一个失掉拐杖的盲人一样,不知道方向,又好像我是一个囚犯,要被永远关进规矩的黑暗中去。

    感激像一笔债务,搅得我忐忑不安,于是常常寻思着要偿还。我终于不露声色地找到了报答的途径:那就是再三委托豆豆照看我的孩子。

    豆豆渐渐习惯了我们的交往。他很会事。等我婆婆练气功上山去后,他才站在屋外“江阿姨”“江阿姨”地叫着。豆豆好像知道自己和一般的孩子不同在哪里,从不拿我孩子的玩具玩。每次他从家里搬来一个小凳乖乖地坐着,看着我洗衣服的肥皂泡问:“江阿姨,那泡泡是什么做成的,好漂亮哦!”看到我抱孩子,他又问:“妹妹是什么变成的?妹妹怎么会从蛋壳壳里出来?我也是妈妈把我从蛋壳壳里变出来的吗?……”每当这个时候,小小的豆豆就生出和他年纪极不相称的痴呆。

     那两年里,几乎每个周末豆豆都来我这塔子里玩。那段的空气似乎比现在干净得多,也湿润得多,张开嘴呼吸,它就清清楚楚地直往你心的深处。到了中午,陆弟就在塔那边喊豆豆回去吃中饭。一会儿,豆豆就会端着一个大大的缺了口的花瓷碗,里面堆小山似地筑满一碗饭,小跑着到塔这边来。起初豆豆的碗里还有些南瓜糊、白菜或苦瓜之类,后来是几只尖角红辣椒,只辣得豆豆大汗淋漓,嘴巴“丝呀丝呀”地呵气。可到后来,饭上面还是米饭,连辣椒都没放一根。豆豆就这么坚强地硬撑着,从不主动进我家厨房,我只好变着法子给他加菜。更多的时候我学着老师的样子给豆豆讲童话故事。陆弟有时稍稍走近听一会后再喊豆豆回去。每当这时,我非常认真地对他点头笑一笑,我生怕自己笑得不够诚恳而伤了他的自尊。要知道周围所有的人都忙着挣钱,没有人在意他这个生着奇怪病的人。

    有一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无意从窗户里看见陆弟的漂亮妻在打扮:先是匆匆忙忙地梳头,在那圆润润的脸上扑了一些香粉,然后拿出唇膏将嘴唇涂得红鲜鲜的,再用一面镜子放到后脑勺对梳妆台的镜子照着,仔细地理了理盘起的头发,从那张传了三四代人的五滴水床沿上扯下那根鲜艳的黄丝巾围在脖子上。梳理完毕,漂亮妻打开门要出去。

    “你给我回…来!”

    “回…来!”

    只见陆弟吃力地喊着。漂亮妻依然没停下来。陆弟于是拄着一根竹棍边喊边追赶着他的漂亮妻。漂亮妻穿着一件很紧绷的牛仔裤,一件白的绣花丝质衬衣,衬得那高耸入云的发髻更加俏丽。陆弟却只穿一条短裤,打着赤膊,薄雾中依稀可见仄仄的一条人影飘着,软软的,又好象一条浮游的薄膜,没有一点力的支撑。可陆弟还是抓到了她的衬衣,“咝”的一声,衣服破了,漂亮妻被拽进了门前那条阴沟里。陆弟上前一把抱紧她,两人搂着嚎啕大哭起来。

    那差不多小半天,他们似乎都是在拥抱中哭过来的。陆弟用哭得嘶哑的声音反复说:“我不让你走!”好像那已经是他最后一次拥抱他的漂亮妻了,也是最后一次倾听这个在他的灵魂里激起他情感的人的声音了。漂亮妻不停地用那根黄丝巾揩着陆弟的眼泪,用手温柔地搂住陆弟的脖子,把那张迷茫的脸贴近他那仄仄的胸膛。我猜想她心里一定愿意自己变成瞎子,闭上眼睛,让她的双臂永远缭绕在陆弟温暖的脖子上,忘记那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串串整整齐齐排列在那生活中的阿拉伯数字,那些关于陆弟吃药的钱、豆豆读书的钱,一家人吃饭穿衣的钱化成的无穷大的数字。可是我看见漂亮妻还是将自己弄醒,她知道明天的日子还等着她,她得把这条丝巾再披在雪白的脖子上,像一个勇敢的战士一样,不能退缩。

    她突然起身向前冲去,身体却失去了平衡,几乎跌倒,原来丝巾被陆弟紧紧地拽着。

    慢慢地,慢慢地,她将丝巾往上拉。慢慢地,慢慢地她将陆弟抱起来,往屋里走去,还给他穿上了衣服。

    我从这一幕中发现了我所向往和羡慕的幸福片段。以至于多少年过去,它们还反复在我脑海中出现,就象一个人年轻时听过的一支激起她强烈思绪的曲子一样,在夜深人静时,那一支曲子还在我脑海里老弹不完,魂绕梦牵。

    可到底陆弟漂亮妻第二天还是走了。她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只是从此透过窗户看见那张陆弟爷爷留下的五进雕花滴水床上,一对蓝底挑花枕头很整齐地在那摆着。而陆弟常两手机械地搬着那个缺了口的药碗,在床前走来走去,一声接一声地叹气,枯涩的眼迟钝地在那老枕头上流恋。

   唯有越来越俊气的豆豆,一天一天背着书包早出晚归,给这座老屋增添一些生气。

    婆婆不止一次诡秘地告诉我:陆弟吃药的钱都是他媳妇卖身换来的。“他不愿媳妇搞了,就老干架!”

   想起他们抱头痛哭的情形,我眼前也模糊起来。怎会是这样子呢?难道陆弟那漂亮妻除了做那见不得人的事就不会做别的吗?比如擦皮鞋,比如卖菜,比如当保姆。我很不愿意相信,试着争辩道,声音轻得连我自己都确信刚才那话没有把握。

    “他媳妇没文化,只干得好陪男人睡的事!何况那钱来得也快。陆弟打针,吃药,住院一年大几千!豆豆读书一年也不下两千!还要吃饭穿衣,靠打工怎么养活他们啊?如今出去打工的姑娘有几个是干干净净的!一天到晚把嘴巴涂得象个鸡屁股,脸上刮层仿瓷,露胳膊露大腿在舞厅、发廊里,把社会搞得乌烟障气!幸好陆弟身体差,说不定早被他媳妇传染上性病了!哼!!”婆婆后面那个字定是借了胸膛里的气功内劲才发出来的。

    我觉得每个字每个字都像针一般刺得我心痛,我想我有好多好多话要替陆弟的漂亮妻辩解。可我一碰到婆婆那种永远都至尊无上的眼神时,这些话又原封不动地退缩回去。

    傍晚,我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来到陆弟家门口。那刻陆弟家里灯是亮着的,微暗而昏黄,像一盏快燃完柴油的马灯。可是我没有进去。我害怕看到陆弟那嶙峋的可怕模样,怕闻到那无休无止的中药味,怕第二天就会有人在背后将我的名字与陆弟的名字暧昧地联在了一起。到那一刻我才明白,不管我怎么抗争,我的胸前始终挂着一个重物,这个重物就是那无法抵抗的世俗。

    这种感激就这么被搁着这儿了。

    后来我常看见陆弟拖着一车煤,像一匹老马驼着重物受到鞭打不得不往前艰难行走一样,缓缓地在巷子里挪动着,有气无力地沿路叫卖着。可是很少有人愿意跟他搭讪,似乎连他的煤都生了跟他一样的病,买了会招灾惹祸。板车的绳子将陆弟那窄窄的肩牢牢地套住,看不见他的头,也看不见他的脚,只剩下那艰难的呼吸和微弱的咳嗽以及那黑漆漆的煤块来证明他的存在了。

    再过些时日,陆弟老屋里那张雕花滴水床也被土家博物馆买去做展览用了。婆婆说陆弟又可以拿那笔钱吃半年药了。

    张家界的旅游业发展很快,南来北往的火车最多时一天能就达四十多趟次。我住的屋离火车道很近,在家里就能非常清晰地感觉到火车通过的那熟悉而亲切的震颤,“哒哒哒哒”、“嘟嘟嘟嘟”、“轰隆轰隆轰隆”,这让我很轻易地感觉到生命的短促无常,常常睡前想起要去看望陆弟,我想向他说出我对他的尊重,对他的感激,对他的负疚。可我还是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想到它。这些肺腑之言在心中反复地重复着,久久地在头顶盘旋着,折磨着我。然后这些心里话又变成一种力量压住我,我拼命跟它斗争,好像是要挣脱谁的掌握似的那么执着。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在那条巷子口停住了脚,不,不是停脚,而是飞快地从巷子口跑出去了。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家迎来了另四个儿媳妇。婆婆依次将传宗接代的希望寄放在了她们身上。烧香拜佛,逼着她们吃好多种草药。第五个儿媳妇终于应了婆婆的心愿,生了个儿子。

    婆婆欢天喜地。那一条巷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了后,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情恭喜着婆婆。按照土家族的风俗习惯,孩子满一个月要整酒摆十碗以示庆贺。日子就定在了一九九六年九月初八,婆婆将亲戚前三辈后四代同事邻居都请了个遍,架式很大。

    那一天太阳很好,来的人果真很多。塔外挤满了,席摆到了陆弟屋门口。陆弟也很高兴地搬把椅子坐在了塔前。婆婆看到后,来到陆弟面前,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你今天一天都只准躺在屋里面,不准出来,把客人传染你那病了你如何赔得起!”陆弟委屈地看着我婆婆,强笑着想说点什么,可婆婆转身就走了。

    陆弟搬着椅子回了屋,并且关紧了门窗。

    塔外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时,陆弟的老屋里也随之传出一阵紧一阵的咳嗽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陆弟才小心地把门打开。出乎婆婆的意外,陆弟竟然给婆婆送来二十元钱,还是带着那胆怯的笑说:

  “莫嫌弃,这是我们陆家的一点心意。千万莫嫌弃啊!”说完把钱郑重地放在了桌子上,转身趔趄着往回走。

    婆婆拿起钱就要追赶陆弟去。可一瞬间,婆婆想起了什么,将手飞快地在衣上擦着,接着又一路跑着到厨房去洗手。折转身时,又拿纸将钱包好放在了窗台上。

    天黑下来以后,我看到婆婆用盆子盛了几大碗从潲水里淘出的剩菜,还装了一大钵饭,连同陆弟送过来的钱都给送了过去。

    婆婆回来后再次去厨房用肥皂洗了很久的手,才跟我说:“我又未接他,他来干什么,招人现眼!”

    没几天,陆弟家关了门。听说他找他的漂亮妻去了。

    我感到这美好的塔从此将与我无关,尽管孤独使我多么渴望人的声音和背影。于是渐渐的,这塔外的阳光也从天空移开了似的,褐色的云雾笼罩下来,光线更加昏暗,不再有色彩的闪烁。

    一切又回到静寂里来。我时常长久地站在塔前。看那曾经无数次向我敞开着的门,期望那屋里走出一个陆弟,哼着口哨,或提着锡壶什么的,抬头对我一笑。可是什么也没有,我多盼望有一种声音,哪怕是陆弟追赶他漂亮妻痛哭的呐喊声也好,可这些声音已经消失。

    我的心里突然变得空虚,好像里面少了一件重要的物什。无论如何我不能再在这老屋留下来,似乎多留一刻就会使心窒息。于是我下了最大的决心,在银行贷了款,在望城坡上买了一套房子,远远地离开这个一直洒着雨水照不进阳光的塔。

      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家界的夜空绚丽缤纷,澳门回归的这天,陆弟也回到了半边街铜钱巷。

     那次见到的陆弟,头发和胡子都乱蓬蓬的,从他的那件灰色破夹衣里露出他的喉结。他的身体已经干瘪而且腐朽了,他的烂袜子,以及他身上一切陈旧的破布片,甚至他屋里破的药罐,破的椅子,破的棉絮,因长久不接触阳光和新鲜空气,已经快与他一道腐烂成一堆粉末了。回老家看望公公婆婆,打他门前过时,我就象急行军一般,并且明知陆弟就在那条路上站着或躺着,眼睛一定也看到过我,我却将目光朝向那一天一天老去的梧桐树尖上看去。后来我想陆弟的希望就是在像我一样无数人的轻视中一个一个地毁灭,他的心头一定发冷,虽然也许明天还有一个人会与他友好,可他再也不敢心存奢望,他觉得连这个机会也一定会消失无踪.

    可是新年里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一生都无法安宁,即便是此刻,我坐在一栋窗明几净的别墅里,初夏的阳光透过纱窗照进我的橱窗,喝着一杯菊花,耳边是安静的的《指环王》插曲,我的心依然无法平息。

    事情是因为一桩入室盗窃引起的。

    那天婆婆从山上练功回来。当她掏出钥匙打开门时,门背后突然蹿出一个歹徒,手里拿着一把尖刀,气急败坏地用刀抵住婆婆胸部,要她别出声,还要告诉他钱在哪儿。婆婆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站在那里直打哆嗦,并如实说出了藏钱的地方。

    歹徒很轻易地从床上棉絮底下搜出了二千多元现金,同时掠走的还有一对金耳环和一颗金戒指,一个活期存折,并且还逼着婆婆说了密码。歹徒将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威胁婆婆不许喊,否则就返回来一刀捅死她。说完退着往外走。

    待小偷跑到陆弟门前时,婆婆才大声喊出抓小偷。这时很多人都从窗户探出了头,只有陆弟飞跑着赶过来。他冲上去,用两只手将歹徒的腰紧紧地箍住。歹徒狠狠地用手肘往陆弟头上打,又试着挥着刀吓陆弟,可陆弟还是不放手,结果被歹徒摔倒在地上。陆弟还是用两只手拼命抱住了歹徒的脚。歹徒疯狂地用刀背将陆弟往死打。陆弟再也没有了招架之力,额头上青一块紫一块,全身都是出血,人昏了过去。歹徒终于往巷子口跑远了。

   

    听婆婆说及这件事情时, 我内心就像被谁用鞭子狠狠抽打一遍,生出一种很深的疼。接着这疼又变成了一种没来由的温热,流遍了我的全身。我眼前晃动着陆弟那天在晨雾中追赶他媳妇的几近飘摇的身影,我想陆弟一定是拼却了最后的力量去抓小偷的。我好像又看见了陆弟那仄仄的胳膊,仄仄的胸脯,仄仄的脸,仄仄的额头上还淌着血。

     原来陆弟骨子里还是一条汉子的。

    我终于下决心给他送钱治病,因为内疚,因为敬佩,因为曾经日夜照着同样一轮冷月的同病相怜。在那里我意外地看见了愁惨的场面:阴暗的木屋中央,地上正放着一张冰凉席,席上堆有一破烂棉絮。陆弟已全身浮肿,头部被砸伤,早已破旧的蓝布枕头粘满血迹,突出的泪囊饱含着他一辈子都不敢流出来的泪水。饿得慌的虱子一个接一个兴奋地爬出来,令人毛骨悚然。我俯下身子,轻声喊着陆弟的名字。他忽然神态清醒了,显然他认出是我。他挣扎着坐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个电话号码。陆弟告诉我快给他那漂亮妻打电话,要娘俩快回来,自己恐怕不行了。豆豆也不在,听说豆豆妈妈将豆豆送到乡里读书去了。我郑重地点头,要他放心,我的眼泪悄然落了下来。可就在那一瞬,我发现陆弟的脸变得神光焕发,脸庞被一种火焰一般的神情兴奋着。可他随即又倒了下去,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我站起身来,望着陆弟。那张脸已经松驰了,没有表情,寂静中倒在那冷冰的凉席上了。我怀着一种负疚的心情履行了诺言。

    过了两天,漂亮妻和孩子回来了。我不知道陆弟到底还能撑多少时日,但终归是一家人又守在了一起。这对陆弟来说比药重要得多。

    那近一个月的日子,我常常去看他,给他买菜,顿鸡,打扫卫生,请医生治疗,像他当初给我指点修厨房一样贴心。可能是陆弟自身抵抗力太弱,依然没见好转,但漂亮妻将他收拾得很干净。豆豆在家忙里忙外的,生活已经将他锻造成了一个能承受压力肩负得起担子的小小男子汉。

    陆弟似乎已经伤痛好了许多,再未呻吟了。老屋又回归了另一种清冷。

 

七     

 

    就在三天前,婆婆打电话来说陆弟死了,死于胃癌,问我要不要给他送个花圈,便宜点的就行,不送也可以,好像已浑然忘记了陆弟曾为她负伤流血。

    她的声音有些兴奋,仿佛这消息是她的专利似的。我的头像被人猛击了一棒,立刻下楼拦了辆车,直朝那老屋奔去。

    再没有比这个更简洁的葬礼了。

    这是一个凛冽的冬天。陆弟无声地躺在一具没有油漆的木匣里,一床洗白了的床单盖住了他瘦弱的身体,一双刀削般的手露出来,上面密密麻麻扎满了针眼,乌黑乌黑的。整个看上去里面仿佛只有陆弟一颗乌紫的头,身体是平坦的。听说陆弟并不是死于肺结核、肝炎,更不是性病,而是胃癌。这是放在他枕头底下的白纸黑字诊断书证明的。一只蜘蛛爬上他黑漆的脸,又颤颤地滚下来。我好像觉着陆弟在睁着两只眼睛看我,象是很怨恨的样子。我使劲闭了眼睛又睁开眼睛,陆弟的嘴是闭紧的,眼睛也是闭紧的,可我刚从那里收回目光,陆弟的大眼睛又神秘地追近我,并且冷冷地嘲笑着。他什么地方总有点儿像只鹰,对,是眼睛,它们眯缝着却窥视着我的内心,仿佛我像一个玻璃瓶一样通体透明。我忽然意识到,原来陆弟一直了解我身上连自己都不敢面对的东西,我的一切内心秘密他都了如指掌。我要躲避这双眼睛多么不容易,陆弟,这个本来可以像鹰一样的大鸟,这刻却每秒每秒地站在我眼前,用他那双无所不见的目光盯着我,向我提出各种为什么的问题。

     我试图用手指擦干眼镜镜片上的冰冷的湿气,再盯着那张发紫的脸,可那目光和笑又不见了。我想人是不是有来生呢?人死了还能转世,多好,只是换了存在的形式。人在另一个尘世里只是将肉身换成了灵魂,那么陆弟在另一个世上还可以找到他的父母,他的爷爷,甚至他的四个奶奶。陆弟也就再不会因没有钱治不好病而被当作传染病在每一个熟人邻里的眼里成为怪物。陆弟会有很多的朋友,陆弟还会受良好的教育,有工作、有事业、有人给他敬酒,甚至给他磕头,尽管这想法与陆弟联起来很荒诞。陆弟还会很忠贞不渝地爱着他患难与共的漂亮妻和孩子,在很幽静的阁楼,听着萨克斯曲。陆弟会身材挺拔魁梧,还会象我一样在大学校园里的草坡上看书、弹吉它。陆弟向很光明的地方赶去……我正想入非非,一只老鼠蹦进我的视野。它从破旧的碗厨里露出头,转动两只眼睛看我。我正想驱赶它,它却忽然不见,迅即又看见它一个“箭步”又跃上了陆弟的灵柩,舒舒服服地抱成团,泰然自若地看着我,又看看陆弟,也象是笑我。我取了三支香,恭恭敬敬地在陆弟棺木前鞠了三个躬。这似乎给了自己一种安慰,然而这安慰又变成更严厉的刑罚折磨着我的心,使它无法平静。我的眼前总是闪动着他在我破旧的老屋前给孩子洗澡,为我砌厨房,为我舍身扑火,为婆婆追赶盗贼的影子……

    因为没钱,给陆弟做道场的锣鼓队很别致,没有钹和锁呐,像他当初的婚礼一样,冷冷清清的两个人。锣鼓敲得让人确信那两人睡觉似的。陆弟的媳妇没有哭,她漠无表情地望着我,哆哆嗦嗦地不断地在胸前绞绊着瘦长的手指。豆豆也没有哭,只是恐惧地盯着那具棺木。街坊们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照常吃饭后玩玩麻将再睡觉。来向陆弟告别的邻亲只有我一个。

    第二天早上,下了很厚的一场雪。我站在那棵千疮百孔的老梧桐树下,望着两个前夜还是道士的男人抬着一具没有油漆的小木匣子朝澧水下游走去。静静的澧水河面上,浮着几片黄白的菜叶,这菜叶似乎也被冻伤了,寡白寡白,没有一点情韵。后面跟着那个漠然的陆弟漂亮妻,豆豆仿佛要被风吹倒似的,艰难地拽着他母亲的衣角。

    一片一片的黄色纸钱,随着雪片飞舞,最后落入澧水。

    雪花还在飞舞轻扬,大街小巷都是白茫茫的,连那些污垢都被蒙上了一层温柔的洁白。远远近近放起了鞭炮,东一阵西一阵地响,闻得见丝丝缕缕的火药味。我在那刻忽然变得软弱。泪水慢慢地爬出来,像一朵朵小小的透明的雪花。

    漂亮妻给了我一封信,要我无论如何也要读给她听。

    我没有理由拒绝,尽管它是那么的沉重。

娟子,我的爱妻:

    我知道我的日子已经不长了,给你写下这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信。

    娟子,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两件事就是取(娶)了你做妻,和你有了豆豆。如果没有你们,我真不知道自已活着还有什么味。我把你们看得比我自己的命还重。可是老天是那么无情,让我得了这到美(倒霉)的病,不能平(凭)力气干活,争(挣)钱让你和豆豆过上好日子。每当我病重时要住院吃药,看到你从屋里出去,我就恨不得吃老口(鼠)药死了算了!娟子,我不是记斗(嫉妒)那些男人,我是在痛恨自己的无能!娟子,你为了我,为了豆豆,为了这个家,受了多少委屈!我做梦都想自己能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有力气啊,可我……我欠你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娟子,前年六月份,医生说我患的是胃爱(癌)。我知道我这种情况,多活一天就是多拖力(累)你一天。豆豆也跟着我上不了学。有天我在巷子里送煤的时候,遇到吴三的老子。你知道的,就是那个带(戴)金丝眼镜承包龙凤酒店的那个老板。他找到我说跟我做个交易,我只负责坐一年零四个月的牢,他就给我五万元钱。我虽然舍不得离开你和豆豆,也怕街坊邻居更加瞧不起我,可是我越来越干不起力气活,一个月连米钱都劳(捞.)不回来,留着还有什么用!我感觉我肯定会在牢里死掉的!那样还可以为你和豆豆留下五万元钱,很和(合)算。可没想到,我还能活着从牢里出来。还能再和你们住上一段日子,唉,真幸运!

娟子!我要先走,这是不远的事。你一定不要悲痛,要好好生活下去!这里的人都看不起我们。所以你一定要将老屋卖掉,换个地方,找个农村的老实男人再成个家,送豆豆好好上学,将来不像我只会打鱼,送煤〈擦〉皮鞋。你自己也过上有饭吃有衣穿有人疼的好日子。

那五万元就是我送给你结婚用的。切记!

    娟子!今生不能陪你到老,不知是否还有来世?如果真有,我情愿变成牛马苦一世后再转成人,只要能和你再做夫妻,再不分开……

    娟子,我妻!多加珍重!

                                                             你的陆弟

                                                                绝 笔

                                                                 1998年7月20号

     雪下得更大,人们好像完全忘记了就在昨天青山绿水间又添了一座新坟,只知道即将来到的新世纪的日子会更好。空气中飘来炸鱼炖肉和做豆腐的香味。

     过年了。

 

                                                      2002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