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群体被指后工业社会新生代 已渐成社会中坚

新民周刊封面：80后当道。
“80后”当道
撰稿/卞 宁
2000年的时候，一夜暴红的“韩寒现象”还是一个公众话题。当年韩寒18岁，刚刚成年，如今他已28岁，接近而立。
韩寒出生的1980年代正是中国生育率的高峰期，他们是那样广泛的一群人，后来被赋予一个统称——“80后”。
现在想来，当年对“韩寒现象”的讨论抑或批判实则是“80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一次预演。众所周知，那时的韩寒一年前退学，但已经出版《三重门》和《零下一度》，拒绝就读复旦大学，从此走出自己的路。
在当年央视的《对话》节目中，受邀出镜的福州女孩黄思路被作为是好学生的代表、韩寒的对立面，她也已经出过2本书，也是1982年的，与韩寒同龄。当时，她挂着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的光环，并且刚从美国学习古典音乐归来，立志要上北京大学。
石家庄中学生李想与韩寒差不多时间退学，都是在1999年，区别是长韩寒一岁并且已经读到高三，第二年，李想开始运营泡泡网，成为少年创业的一段佳话。
这10年里，“80后”们正陆续走过青春期，在成人世界中，第一次被某些人贴上年代的身份标签——代表着独生子女，代表着叛逆、沉沦、垮掉的一代，代表着责任缺失道德沦丧的一代。
10年时间足以验证当年的那些担心其实是杞人忧天。事实是，曾享受过类似稀奇物种被观赏待遇的“80后”们，已经纷纷走进人间烟火，立业成家，他们的孩子，最大的甚至已经接近青春期了。
时至2010年，昔日的那些“80后”早已成为社会的主流和中坚。李想已经创业10年，办了三个网站；他的哥们、号称“麦霸”的茅侃侃，也开始涉足互联网。比他们年龄更小的蒋方舟，也早已经在中国文学界崭露头角，如今在清华“失去了青春期的凶猛”，而心怀“老年人之心态”。
韩寒和黄思路呢，一个已经是“公共偶像”，公认的知识分子，他的每一句话都有无数人在等着读；另一个读完了北大继续读哥伦比亚，在美国从事体面的工作，越来越多的“80后”成为海外华人，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80后”的这批年轻人生长在一个变革的年代，他们在读书时，所有的课本都是新改的试用本，当学上到一半时，素质教育又流行起来。他们大学毕业后，国家不再安排工作。房地产市场开放并且升温，房价膨胀的比例与工资远不成比例。
与韩寒不同，更多的城镇青年或者乡村青年面对这个纷繁世界，在完成学业后，走入他们渴望踏入的大城市时，人们又赋予他们一个新说法——“蚁族”。
“蚁族”不是国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艰辛承担既是年轻的勇气的代价，亦是变革中的社会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讲，“蚁族”之于“80后”不啻于是高规格的褒奖——默默奋斗的中国式梦想、脚踏实地的社会中坚，是“蚁族”维持了社会运转。
这也不是故事的全部。
中国社会的分野是如此得明显，更多的乡村年轻人分享到最大的社会红利，是拥有了“走出去”的机会，教育和时代的进步落到他们身上的，比很多城市同龄人少很多。乡村年轻人对互联网的应用，更多的还是点对点的社交和网络游戏，利用网络的教育和学习还远远不够。当他们进城后成为“新生代民工”时，面对着“蚁族”同样的困境，更多了几分残酷青春。这样的故事，在中影和雪佛兰科鲁兹联合推出的《11度青春》系列电影中，就讲了好几个。
这更不是故事的全部。
唯有“梦想”才能诠释“80后”的全部故事。社会的流动，包括城乡流动性、全球流动性的大大增强，为“80后”这代人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最大可能，尽管这种流动性并非没有巨大的阻力和现实困难。与“60后”、“70”后的更多前辈相比，中国新生代的思维更活跃，视野更开拓，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将地球视为一个共同的家园。
同样，“夹层”是“80后”人群的另一种状态。如果以2000年作为互联网在中国普及的时间坐标，如果条件允许的话，“80后”这些人可以在10-20岁之间先后接触互联网。他们出生在前互联网社会，是工业社会的最后一批人，也是后工业社会的新生代。在“80后”之后，“90后”、“00后”，则是从一出生就接触互联网的另一种人，被世界寄予更大的期望。
我们已经看见“80后”出生、上学、初恋、失恋；我们正在看见“80后”结婚、生子、进入中产；我们马上会看见，“80后”们当道的社会。也许，他们现在已经在当道了。
“饶舌达人”寿君超

参加了达人秀，使得原本平凡无奇的寿君超成为年轻人崇拜欣赏的偶像。
一个1986年出生的24 岁男孩，借着年轻人独爱的音乐，向世界和同龄人吹响了绵延不绝的海螺号角声。
记者/王 倩 实习生/黄丽娟
“我不知道运气算好算坏/我们这些人都出生在80年代/在长辈的眼里，我们是幸运的一代/过得幸福又愉快会是命运的主宰/但究竟是什么才能掌控这个时代/是权力是MONEY/还是要讲兄弟义气/Yo没钱 你该/有钱 你HIGH/身边的亲戚朋友兄弟和美女都会靠过来/Yo时代的变化有多快/所以我来比赛/我不能再咬着麦克风在Underground等待/我们中的很多人还背着一屁股的债/害得父母还要来帮着还那个房贷车贷/我们还要存钱帮女朋友买名牌/送得没有别人好，可能就会被说拜拜……”
第一次站上“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上海男生寿君超就以这首原创的即兴饶舌《80后wake up》技惊四座。很快他就被封为了“饶舌帝”。
尽管未能闯入最后的三强，但寿君超已过上了娱乐圈里的生活，每天的行程得听电视台方面的通告安排，或去电视台录节目，或去各种慈善或者演出场所表演，晚上八九点钟的演出，四五点时就得提前候场，空下来最想做的事就是睡大觉。
我们的采访就约在外滩边的星巴克。一身标准的嘻哈族打扮，浅蓝色的宽松帽衫和肥大的运动裤，一副大大的耳机，身后跟着小助理，随意地背靠墙壁坐在沙发上，没有惊动周围任何人。这几天上海正在降温，他也感冒了，不停地哼鼻子。
正如寿君超在《80后wake up》里唱的最后两句饶舌歌词，一个1986年出生的24岁男孩，借着年轻人独爱的音乐，向世界和同龄人吹响了绵延不绝的海螺号角声，“如果你们真的喜欢饶舌，支持这种音乐。80后，wake up”。
一个80后的叛逆成长
如果没有这个夏天的经历，他的生活可能不会这么多彩，呆在妈妈开的公司里做销售，等着被其他公司“挖走”。就在走上达人秀舞台前，他还去过一家报社的市场部门应聘，而且感觉还不错。
他说自己是蛮典型的“80后”，有那么点自负，尤其是对他所坚持的音乐梦想，“我一直认为我做的音乐很潮，只是没有人听到”，所以他去参加《中国达人秀》，希望自己能走红，能让更多人听到他的音乐。但到了至关重要的决赛时，他忽然一改饶舌音乐最该具有的批评性质，唱起了抒情的《外婆》：“我不为比赛，只是想表达对去世的外婆的思念。很早的时候，我就想为外婆做一首歌，现在终于有机会唱给她听了。”
他从小家境富裕，妈妈以前是学声乐的，在他4岁时就逼他去学小提琴。可是寿君超讨厌小提琴，尽管一直学到了10岁，但那一年妈妈因病在医院住了近一年，“学琴需要妈妈每周送我去上海音乐学院，她住院了，没人送我去，正好不用学了。”一年后妈妈出院，发现儿子一年里竟一次都没碰过小提琴，无奈中只能放弃。
在学校里，寿君超不是那种最优秀的学生，在班级的成绩可能还是中等偏下，“初三时，妈妈开完家长会回家竟然哭了，说花了这么多心血在我身上，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子呢？我那时也想努力念书，拼命读了一个多学期，最后物理没考好，离重点高中也就差了四五分，去了一所区重点。我是那种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就会把它做好的人。”
努力考上了区重点，还没读满一年，有主见的寿君超竟向妈妈提出不想读了，理由是：“我懂一个问题的话，就会立刻把答案说出来，但老师们喜欢让懂的学生别说话，喊不懂的学生起来回答。这里老师的教学模式不适合我。”
他转校去了大连，那里有一所跟加拿大方面合资的国际学校，学生毕业后可去加拿大和美国深造，而去美国留学一直是寿君超的梦想。初到大连，他每天无所事事，只能把心花在功课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更妙的事情是这所学校里有一位教音乐的黑人老师。寿君超从初中开始就喜欢上了欧美流行的说唱音乐，那时英语水平还不行，听不懂歌词。到了大连，因为爱打篮球，在篮球场上和这位音乐老师的交情越来越深，而且还发现这位老师也爱听嘻哈，还收藏着无数嘻哈音乐。正是在和这位老师的交流中，“我了解了嘻哈的历史，也会更多地去关注歌词。在慢慢懂得歌词之后，就学着开始自己创作”。
在大连还没待够一年，寿君超又对这所学校失去了兴趣，因为“朋友们都在上海”。那年的圣诞节，回上海的寿君超接连参加了两项选秀赛，在其中一个由雪碧公司赞助的比赛里，他唱着自己原创的抒情慢歌拿到了第三名。音乐制作人李汉颖所在的唱片公司发现了他，和他签了3年两张唱片的合约，打算挖掘他当原创音乐人。那一年他17岁，梦想中的光辉大道就在眼前了。
寿君超带着合约站在了妈妈面前：“签约后需要在上海录歌，这给了我回上海的很好的理由。”妈妈没有让他转校回上海，而是安排他进了苏州一所国际学校，每周末赶回上海录歌。他自己写歌，歌词里倾诉着他对学校、对老师、对同学，和一个少年对社会的幼稚但真诚的看法。
意外发生在专辑录制到第六首歌时，他出了车祸，在医院躺了一年多，至今腿上还留着非常明显的伤疤。等他出院后，和唱片公司签订的3年合约即将期满，他的声线变了，年龄和环境也变了，当时录好的歌词已不再适合市场需要，寿君超的第一次出道就这样夭折。
他继续回到上海读大学，通过英语考试后进了上海拉萨尔服装学院的多媒体设计专业。他并不喜欢这个专业，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音乐上，坚持写歌创作。偶尔，他还在李汉颖的牵线搭桥下为唱片公司写写RAP，结识了一大群音乐人。
从学校毕业后，在妈妈的公司里当销售代理，没有生活压力，也不用为生计奔波，而且这样的生活在他看来并没多大不妥，从小到大来往的朋友大多都过着富裕而无压力的生活，而他所等待的是机会，是伯乐。
他说，“我自己也去找过工作，但很多都不是很合适，所以就想先到妈妈公司做一段时间，把我能学到的东西都先学一点，这样再去找工作就会比较简单。当然如果我要迫于一定生活压力的话，的确静不下心来做音乐。我家境还不错，确实为我做音乐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不怕失败的未来
如果没有参加达人秀，说不定他会成为媒体人，而且，他还会不断地为自己的音乐之路寻找机遇。
“其实我们都在积蓄能量，等待爆发，很多人都有能力，只是少了一个机遇。”达人秀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
但是在亚洲，说唱音乐远远落后于欧美，在中国更是刚刚起步，大量的流行音乐人只把说唱当成了一种点缀。
评委高晓松在点评时指点过寿君超，“唱HIP-HO这种音乐在中国，你很难成为明星，不是因为你有问题，而是因为hip-pop的基本精神是自由，自由地表达你看到的和想说的，但是这个环境好像不太能让你自由地说出你想要说的，一旦不能自由表达，那就不成立了。”
嘻哈以它那表达的快感与韵律而受到一些人的欢迎，很多说唱音乐的歌词甚至倾向于用脏话来抒发心中的愤恨，为主流社会所不能接受。但寿君超对该把握的分寸很了解，对于嘻哈音乐也有自己的理解。
他说，“某种音乐的风格，是在于它的编曲、配器、节奏。但是没有人规定说嘻哈的歌词要干嘛，要去骂人，抨击什么。我们也可以用这种音乐去表达一些让人感动、温馨的东西。”听听他的《80后wake up》、《上海人灵光》和《亏欠》吧，里面没有偏激的言语，温和地表达了对当下的一些社会文化现象的看法。
有人当面说过他的未来很像韩寒，起码他在主流电视荧屏上表达了对80后、对上海小弄堂的消失、对自由和残酷的独特见解。他佩服韩寒，但更确切地说是他佩服的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的作品，所以他还佩服周杰伦嘻哈的编曲，崇拜给电影《楚门的世界》写出这么一个故事的编剧。
到底80后是怎样的？“蚁族”、“垮掉的一代”、“鸟巢的一代”……代名词似乎遍地都是。但是以一个概念来定义一代人，本身就是一种很粗糙的行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韩寒，也有郭敬明。而刚刚触摸到梦想边缘的寿君超，对成功和未来的定义也很“80后”，他说自己不会多设想未来，“我只是想下一步干嘛，就去做做好，不会想很远。
]”蒋方舟：向往默默单干的状态
蒋方舟正在全力投入她第十本书《审判童年》的写作中。
现在的蒋方舟形容自己，“没有青春期的凶猛，就是老年人心态”。
记者/贺莉丹
不做意见领袖，也不做畅销书作家，21岁的蒋方舟，不想成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从故乡襄樊，到武汉，再到北京，“小城姑娘”蒋方舟正在适应这个新异乡的辽阔与纷杂。这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大三女生，常常以独行侠的姿态穿行于校园，从中学以来就保持着边走路边听MP3，习惯独来独往，爱穿超短裙，只有“白和瘦”才是她根深蒂固的“朴素美学观”。
现在的蒋方舟形容自己，“没有青春期的凶猛，就是老年人心态”。她正在全力投入其第十本书《审判童年》的写作中，“除了睡觉就是工作”。此外，她还要担任《新周刊》主笔及负责三四家媒体专栏的写作。
擅长不断自我否定是她的特色。从9岁开始，蒋方舟就感觉自己像生活在电影《楚门的世界》中。这个生活被直播的“美少女作家”曾公开宣称，她的梦想是做大师。而慢慢地，蒋方舟羞于在公众场合谈论她的理想，因为理想于她而言，是一个隐私品，在公众场合曝光，“太过愚蠢”。
梦想再可笑也胜过没有
记者：你现在过的生活，跟你想要的生活，区别大吗？
蒋方舟：基本上是。我的生活构成已经精简到最少的元素：吃饭、看书和写作，没有其他不得不应对的琐事来困扰我。如果说现实生活和理想有落差，那也是自己能力不够，不争气，而非环境的薄待。
记者：你可能即将花费4年时间去完成你的《审判童年》，你期望它是一本怎样的书？写作过程中，让你烦恼的障碍是什么？
蒋方舟：我当然是期望能让人看了之后，开始自我怀疑。希望这本书是启智的，能动摇一些存在多年的理论和结论。——这是最好的情况，最坏情况，至少希望是一部信息量很大的书。
障碍都是客观的，主观因素没什么克服不了的。最大的烦恼是时间，还有体力。我白天要上课，隔三差五还要熬夜写些媒体稿。没有大块的时间来写《审判童年》，写作时间都是半日半日的偷。而且我现在不能连续熬夜，因为体力跟不上了。
记者：你对梦想如何看待？你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蒋方舟：“有没有梦想”是我鉴定他人是否和我同族最基本的条件，梦想再可笑也胜过没有。能有梦想，也需要天赋。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因为当大家对现实的丑恶龌龊、体制与潜规则已经习以为常的时候，我还是保持着震惊和不适。
记者：你曾说过，你的理想是能爬到山上，跟马尔克斯、福克纳、马克·吐温、萨特、老子这些你内心中老头凑几桌麻将，这个理想目前对你来说，是正在接近还是远离？如果有一天，蒋方舟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不了大师，你会怎么看待自己？
蒋方舟：很遗憾的，还是在远离。我仍然走在那条路上，那条自我完成的路，但是发现我离山头越来越远了，并不是因为我在后退，而是我原先的测距有误，低估了我和山之间的距离。而且，我渐渐意识到，大师也需要机遇，也许要沦陷一个时代去成就他，不是你一味地向上爬就能达到的。
记者：你的书上往往表明“泛90年代”，但有时大家还是会用“80后”给你归类，这问题有点庸俗，但我想知道你怎么给自己归类？
蒋方舟：我还是80后。我跟90后差太远了，我知道80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90后他们有意见是正常的，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是媒体约稿，评论90后，本来就是硬着头皮给别人贴标签，90后揭竿而起很正常，要是安于我给他们的结论，反而不对了。我觉得其实90后很容易驯服，而且驯服他们方式论是非常简单的。我个人收到的来自90后的嚷嚷其实更多，但他们的小粉拳打在我身上我其实也感受不到什么，因为他们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说服我说他们的梦想其实不一样。
记者：你怎么理解你与你的同龄人所面临的时代处境与特质？
蒋方舟：每一代的年轻人都容易跌入“所在世界是最黑暗最严酷的”这一观念当中。当然，我并不觉得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有多么幸运，沾染了多少伟大辉煌，但同时，我也不觉得我们这一代遭遇的是最残酷的环境。
我更在乎前辈的认可
记者：你的百度吧里有人评价：蒋方舟越来越娱乐化了。你怎么想呢？
蒋方舟：我挺高兴的，说明我能屈能伸。我觉得对有自知的人来说，只有娱乐的平台，而没有“被娱乐化”的人。对每个表达的平台和机会都应该珍惜，而不应该挑三拣四。
记者：你更在乎哪种认可？来自前辈的，还是来自晚辈的？
蒋方舟：前辈——这样看我还是很势利的人。首先是因为我更信任前辈的判断。另外，获得晚辈的认可，我觉得并不难，要获得晚辈一呼百应的效果是有技巧有规律的，它是个技术活。获得前辈的认可更困难。
记者：在跟前辈交流时，你会感到有时候精神接轨很困难吗？
蒋方舟：不觉得困难。
记者：做意见领袖，畅销书作家，或默默单干，哪种你是更愿意的？
蒋方舟：默默单干是最好的，也是我唯一向往的状态。成为意见领袖、成为畅销书作家是它的副作用。
记者：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人们不断将你与郭敬明、张悦然等人比较，这会让你不开心吗？
蒋方舟：因为我写作以来就不曾拉帮结派，也不对其他同龄作家指指点点，人们想比较也很难找到确凿的由头，所以我相对其他80后作家更幸运，被比较的次数和人数没有那么多。
记者：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天赋是什么？
蒋方舟：我最大的天赋就是勤奋。
记者：自你少年成名以来，我常常看到你接受各种采访，每个采访都是要求你向公众真实地解读自己，有些时候连提问都是一样的，但你必须一次一次去回答……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像个录音笔吗？当个人隐私暴露于公众视野，你会觉得欠缺安全感吗？
蒋方舟：我时刻都在变化，所以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我想的也不一样。所以我尽量把每次回答都看作给内心做全面体检的机会。我从小就没有隐私，有了反而不适应，反而没安全感，所以不怕暴露。
青春是个负担

记者：你曾经说过，自己的野心大到完全无法掌控。直到今天，还有什么是你依然觉得想要野心勃勃争取的？
蒋方舟：想不到。以前的好多野心都是针对他人的，要得到他人的认可，要改变他人的思想，要影响他人的世界观。现在认识到，不能在别人身上坚持，只能在自己身上坚持，所以野心就没有那么勃勃了。
记者：你刚刚过了21岁生日，对于青春，怎么看？
蒋方舟：青春是个负担。因为我过着非常老气、乏味、书呆子的严肃生活，所以每当有人拿“青春”的标准检阅我，总觉得我种种不合格，种种怪里怪气。
记者：对于青春，你会害怕失去吗？某种年岁日长的危机感，有时候你会有吗？
蒋方舟：我还是笃定我的青春期会比别人的长。我觉得青春像质量守恒，每个人分得的都是一样的，就像同样一杯水，有的人是汹涌一阵，可能我就是细水长流。我青春期的密度没有别人那么大，我是被很多学术的、写东西这种技术性工作冲淡了一些用来青春的时间和精力，那我的青春期就是在长度上拉长了——我愿意这样想。我的危机感永远是想做的事没做完，和年龄无关。
记者：你的文字很有趣，生活中的你呢？你讲过，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你有吗？
蒋方舟：我在生活中不怎么有趣，变得很尴尬，因为我生活在年轻人的群体中，但我跟他们想的不一样，但别人又要求我对年轻人的问题发言，所以我每次像个怪老头一样，神出鬼没的，在我们同学后面询问对年轻人的问题的看法，形象会很可怕。
记者：你也说过，每一代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现在你有不满的吗？
蒋方舟：我觉得我肯定是不满，而且我比谁都不满，比谁都失望！但我觉得对这种不满我自己要以更有建设性的方式先消解掉一遍，不要自己还没想好，就赶紧一口污水泼向大众，这是没意义的。我不断地在重申，知识分子的形象有种挥之不去的阴毒气，这种阴毒气也是青春期的不满之气，奶声奶气的，两者是一种气，所以我现在尽量在避免这种东西。
记者：哪些世俗的快乐，是现在的你喜欢的？
蒋方舟：买衣服。因为我觉得现在小女孩在最好看的时候都是最穷的时候，应该约会的时候都打扮得特别寒素，不忍卒睹。我算是比较幸运，我在稍微挺好看的年纪还有钱来收拾一下自己，这是个挺幸运的事情，所以我就疯狂地囤衣服。就跟世界末日到了，大家囤粮的心理是一样的。
微博(http://t.sina.com.cn)是我的草稿本
记者：你在微博上有超过40万的粉丝，我知道你之前有过一段删除微博的经历，现在你在微博上的复出，我感觉上你是有点懒洋洋的。总之现在你怎么看微博？
蒋方舟：删微博之前，我有段时间的心态是追求掷地有声，响应无数。复出后心态完全不一样了，更多的是“说与自己听”，而不是“代表自己说”。不同的人对微博有不同的应用，我不了解它的商业和技术前景，也不乐观地把它看作革命，它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个草稿本。
记者：你到了北京后有改变吗？
蒋方舟：有吧，我觉得变得有些懂人情世故了。原来我只是会默默观察，摸清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会保护自己，但当我到北京有一年了，第一次跟学弟学妹脱口而出“我请你吃饭”时，我自己都把自己吓到了，以前从没邀人过饭局。
记者：之前你跟我讲过你有在北京买房的计划。成为房奴，对你来说会不会成为追逐自由或梦想的某种束缚？或者，你也在等待时间去证明这个试验？
蒋方舟：试试吧，看看房子和自由是不是那么冰火不容。
记者：有想过自己的奋斗目标吗？
蒋方舟：我的奋斗绝对不是为了一个房子，我的奋斗是写作之外，能有一个让我逃遁的领域，不用整天面对社会话题。
记者：很想知道你对未来职业的考虑。你有没有考虑出国深造之类的？
蒋方舟：职业真的没有想过。我有想过要出国，因为在国内继续活着写着这么长时间，太熟稔了，已经进入观察和描述的某个阶段——不断地发现黑暗的更黑暗的，没有最黑暗的……所以想出国，改变一下视野。但是还没有具体计划。
记者：现在依然会困扰你的是什么？
蒋方舟：时间太少，想做的事太多。
记者：现在你有所畏惧的是什么？
蒋方舟：惧怕组织，惧怕体制，惧怕巨灵。惧怕一切宏大有序的强制力。
记者：那种感觉自己内心虽然是个大老爷们但实际上是个女人，而想要大哭一场的时候，你有过吗？你怎么看待孤独？
蒋方舟：很少，最多只是叹气。“孤独”这个词太哀怨了吧，我孤独太久了，太习惯它以至于不会用“孤独”去称呼它。只要在做事、在思考就不会有闲暇怜悯自己形单影只，我一般的语境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某事”，而不是抱着膝盖啜泣“我是孤独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只是大喝一声“今天又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然后轰然睡去。
记者：如果希望你给你自己归纳出一些关键词，会是哪些？这个问题挺难的。
蒋方舟：是啊，像是给自己写“班主任鉴定”。天生反骨、为人温顺、自省、好学、焦虑。
▲李想：永远都觉得自己长大了
李想从来不觉得经历过什么逆境，不会去跟自己较劲，会轻描淡写地面对一切好与不好，即便是存款只有2万元时。
撰稿/张海律
作为很早就成名的80后创业者，李想经常在微博(http://t.sina.com.cn)上发出颇成熟也颇有见地的人生感悟。
比如，“薛总当时跟我讲，美国总统该放放假，他也是个正常人，这对我触动很大。从那以后我、同事、家人的幸福指数就大幅提升。作为管理者，如果我不正常，我就会认为正常的人其实不正常，这样同事和家人就惨了。”
经过前几年媒体对80后创业家的一番热炒后，李想身边的一切归于“正常”：正常的工作环境、正常的作息时间、正常的家庭生活。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正常”，那或许是“从小就比同龄人甚至比长辈要想事情想得明白”，李想这孩子，一直那么成熟。
天生的管理者
2005年的媒体炒作，造成了一个尴尬的结果：知道李想的人比知道“泡泡网”的人多，知道“泡泡网”的人比知道“汽车之家”的人多，知道李想现在管理着两个汽车网站的人就更少了。当然，这番炒作多少有点积极意义，个人知名度提升的同时，也带动公司和网站知名度的提升。
刚出名那会儿，什么样的采访都接，渐渐地，李想开始不接受采访了。风吹过了，媒体的眼睛也自然闪开了，兴趣转移到汽车上的李想，可以踏踏实实地做自己喜欢的汽车网站了。还是评测和导购，跟做泡泡网时类似，5年间陆续成立了汽车之家和车168两家网站。广告，依然是网站收益的大头，4S店的会员费是另一块，类似于泡泡网那种按点击量对经销商收“摊位费”的渠道服务模式。
如今，李想的全部精力都留给了两家汽车网，维持其每天的正常运行，管理好下面的300多名员工。而让其功成名就的“泡泡网”，则在运行顺利并被澳洲电讯并购55%的股份后，被李想放手给新团队去运作了，如今的泡泡网有多大规模、多少员工，他都完全不清楚了。
他说：“当时觉得能赚上二三百万就不得了了，很满足了，但当钱越来越多的时候，钱反而变成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带领团队去实现新的目标。”
李想是个目标感非常清晰的人，而且天生就是做管理的料。去年接管“车168”网站后，他用了一年时间调整和了解团队，把最有干劲、最优秀的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也让不适合这个团队的人离开了。
他说，“大家总说我对于产品的要求是像素级的，但我并不是一个愿意细节管理的人，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比我管得更好，每个人都应该是自我驱动的，并在自己的管理范畴和空间中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而不是变成一个大事小事都听上级命令的团队，只有这样，我才不会成为团队发展的瓶颈，我们才更有创造力和价值。”
李想相信，只有让团队中的人都“正常化”，都做正常的自己，团队的“任督二脉”才能被打通，“如果我操劳到要针对不同的团队用不同的管法，那样我会人格分裂的。”
兴趣，对李想来说不仅仅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喜欢电脑，所以做了泡泡网；因为迷上汽车，就有了汽车网站。至于要把一件事做多大做多深，则取决于有没有用户需求，这里就藏匿着市场机会。至少现在，没产生新兴趣点的李想还没看到比汽车更大的市场行业，“现在汽车的产业链非常广，不能只看到新车销售，还有二手车、配件、保险、售后、租车、接送等等环节，可做的事情非常多，我们也远远没做透。是否选择一个领域去做，要不要深入，最根本的因素是有没有用户需求，不能是小众用户，必须是大众。我们自身的优势就是用户量是所有网站中最大的，所以要选择进入一个领域，只要客户还是同一批，都能很快成为相应网站的前三名。”
正常的生活形态
李想本人并不把结婚当作这5年来最大的生活转变。“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水到渠成。”于是，他从工作的正常平稳过渡到家庭生活的正常，等有了小孩后，还将是另一种三人生活的正常。
因为正常，李想如今的工作日有着非常固定的作息，“不再熬夜了，不会去做很多非常具体的事，更多的是对公司制度的规划以及跟员工的沟通，每天的会议不超过一个，时间也不长。我和5年前一样，没什么应酬，也不会在8小时外见什么客户，从没什么事情是非得在晚上去解决的。工作时跟同事们在一起；下班后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周末和节假日也没什么特别，好好休息，继续上网，买一堆书和杂志，看看电影，出外做讲座也是能推则推。倒是想要重新捡起中断了一年的足球运动。
因为正常，李想非常在意享受活在当下的感觉，并对未来充满期望。对于过去，也只记住美好的东西，不好的懒得去记忆，因为人没法改变过去。这些年毕竟还算顺利，可遇到逆境时呢？“也一样会这么想，继续享受活在当下，过去所有好的坏的，都会变成经历。一个人每天在做三种事，对的、错的和毫无意义的，我不喜欢也不会去做毫无意义的，我可能会做对的会做错的，把错的反过来它就是对的，就是这么个最简单的逻辑。”
因此，李想从来不觉得经历过什么逆境，不会去跟自己较劲，会轻描淡写地面对一切好与不好，即便是存款只有2万元时。
因为正常，李想获取了另一种外在的自信，不会太注重多余的时尚。有些人可能比较在乎生意对象是否戴手表，把它夸大为一种守时可靠的象征，但不戴手表的李想认为所有的东西必须是实用的，如果累赘不实用，都会立即把它取消，“天天想着别人怎么看，就累死了”。要跟政府官员打交道时，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方式而改变自己，“我发现，往往你不需要去装着绕来绕去时，对方可能更认可你”。
毕竟是电脑时代推出的弄潮儿，李想对前沿的实用科技还一直充满热情。运营商糟糕的网络，让李想只好把iPhone 3GS完全当作移动软件的运用平台，而日常的通讯需求不得不回到诺基亚和移动网络，这番对比，让李想觉得“就像天天睡在身边的女朋友，从徐若瑄变成了凤姐一样，还天天唠叨(主要的垃圾短信)”。
而有了iPad 3G后，李想也再次被电子产品改变生活习惯，“不需要再买《南方周末》，我会通过客户端去看，而且还有内容下的评论，这对阅读者很方便，不会因为下雨就买不着报纸，不会弄得满手油墨，老头子和小孩子也都能半小时内学会”。
在与同类创业者交往的这样一种稳定关系中，李想感觉“永远都觉得自己长大了，但回头看，又永远觉得自己没长大”。　茅侃侃：我不是做老板的料
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出名、希望被关注，外向的茅侃侃更不例外。
撰稿/张海律
“浮云，都是浮云。”和成名时一样，茅侃侃这位“混世魔娃”尽管已经到了奔三的年纪，依然还是口无遮拦。
但回头看看2005年那个总投资3亿的真人实景游戏项目Majoy，以及因此而将初中文凭的他迅速捧为青年偶像的媒体热潮，其实真的挺“浮云”的。
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出名、希望被关注，外向的茅侃侃更不例外，“当时感觉非常好，没有任何准备一切就突如其来，莫名其妙就有了，就被炒成那样了，但现在想想没什么意义”。
“被创业”的烦恼
自称不喝咖啡会很难受的茅侃侃，刚把厦门的朋友接过来，就邀到了北四环某酒店的咖啡厅里谈合作。当然，他总爱把合作这码事的前因强调为玩，“昨天才从厦门回来，本来真的是去度假散心的，但和这伙厦门朋友聊开了，决定在新项目上合股，他们也就跟来北京继续聊”。
5年前，茅侃侃和一个曾有合作的国企老板，在石景山筹备做定位游戏，将传统的电脑网络游戏或单机游戏方式挪到现实中，通过手机或PDA这样的移动终端整合后台技术，制造数字化的真人实景游戏。这个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高级点的真人CS”项目，在国企体制下，缓慢地发展到2007年下半年时，传来“噩耗”——为配合奥运会，跟石景山区签的那块主题体验区变成了停车场，就是著名的国际雕塑公园。
今年在国外，成功运用了LBS(基于位置服务)技术的Foursquare这个足迹网站非常红火，网站通过移动运营商获取终端用户位置，比如在某商城和星巴克，并提供相应线下增值服务。石景山的项目虽然黄了，但之前为项目开发的城市定位服务技术则是成熟的。茅侃侃在与厦门朋友讨论后，决定用时髦的LBS来做时髦的团购，到达一家酒吧的素不相识的顾客，通过他们的新项目平台Check in，到达一定数量后，就集体获得一定折扣。
茅侃侃热衷的还是技术和开发。虽说他在22岁前，就把技术、销售、管理、包装和推广摸了个遍，但直到今天才明白自己天生就是做开发的，完全做不了营销的事。他说：“能喷、爱玩和能把东西卖出去是两码事。”
热闹过一阵的Majoy官网早关了，实景游戏没搞成，反倒成了设备供应商。技术研发初期毕竟做完了，就有激光枪部分产品可以销售，于是就开始去卖所谓真人CS的东西。媒体那阵的炒作帮过小忙，茅侃侃每天接到100多个加盟电话，但便宜了加盟商，比如沈阳一个老板，免费的广告效应，让他几年来卖了几万套设备，而茅侃侃公司的设备由于成本过高，只出手几千套。
回想起来，茅侃侃认为自己是“被创业”，向往给人打工的生活。“我高中退学后就工作了，一直是起床后别人给我发钱，感觉挺好的；这几年一起床我给别人发钱，特别痛苦。”
在他看来，一个公司的创始人未必非得是管公司的人，自己好好当个CTO(技术总监)就挺好，“我不是个做老板的料，下个月我的新书发布，里面也是这么写的”。
石景山的实景游戏渐渐没声音了，网络上、贴吧里也就充满了对茅侃侃的质疑。对质疑其能力的，茅侃侃反倒高兴，“这还证明他给我脸，关注我，我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人人都喜欢，在中国来讲，大把大把赚到钱那就OK，遇到问题，人家有质疑再正常不过”；对猜测其家庭背景的，茅侃侃苦笑：“假的，还有说茅道临是我叔叔，扯淡，找到个姓茅的不容易嘛。”
“麦霸”的玩乐人生
5年前，媒体中的茅侃侃，是一则生动的创富故事。是故事就有演绎，就有编造，“至少我身家3亿这事肯定是假的，我要真有3亿，纪委早给我抓走蹲大号了，在国企穷死了，怎么可能那个数”。
现实里的茅侃侃，是有房有车有钱贪玩却也能说能练的年轻人。不久前，他曾在一次公共论坛上，拉拢潘石屹来掺和自己的真人实景游戏项目，并开玩笑抱怨自己现在还住不上房，“不过，和任志强的国企一样，他公司有钱和他有钱是两回事，让他自己多掏点钱买两套房试试，还不如普通炒房人呢”。
他平时常常开着辆奥迪A4四处转悠，但因常在夜店喝大，只好选择坐车。
茅侃侃的生活中，完全不存在固定的作息，睡起来就带着大家搞开发，在年底产品需要推出预览版前加紧干活，并为将来的发展提前储备一些人力和物力资源。
工作一结束，他就拉着朋友奔向夜店，“特别爱唱K，绝对的麦霸，一屋子的人都不用唱了，光听我通杀了，民歌我都能唱，但也不能说骄奢淫逸吧，喝酒唱歌而已”，旁边的厦门朋友前天晚上还被他带到工体VIX。茅侃侃很喜欢VIX，因为上一个谈了3年之久的女朋友就是在那认识的。
回家后，要是还没喝醉，就开始看碟。茅侃侃爱攒DVD，只要是个片子都会买，但会挑着来看。“我喜欢看心理变态的、禁片、cult片，阴暗的看得特别多，我比较信五行和八卦，我本身火太旺，需要阴气的东西来压。”在他决定下半年进军网络前，信这个的朋友带茅侃侃去算了一卦，水命。
“婚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和搭帮过日子的事儿，而创业是上到关心公司发展，下到关心员工生活的事，其细致程度和琐碎程度胜过婚姻。”这是茅侃侃写在博客上的第一条名言。这其实也是他即将推出的新书《像恋爱一样工作》中的内容，“摘出来先丢到网上看看会不会挨骂，丢人的话就赶快让出版社改”。
茅侃侃的确很爱写书，即便眼前首要任务是年底要上线的产品，他还是想先把书卖好，“那产品技术门槛太低，不敢说，要不别人又说我瞎忽悠，等着把这书卖好再写小说，现在写小说肯定没人看，大家都等着我说怎么创业怎么恋爱”。
《像恋爱一样工作》，并不是印有茅侃侃三个字的第一本书，早前还有一本《侃侃创业(21岁亿万富翁的成长)》，作者是别人，“我还想告他呢，都不知道怎么就冒出来了，写得不好，就拼在一起意淫一下”。
只上完高一，没考试就选择退学的茅侃侃，却总还惦记着同学的好。他的初中出来了很多公务员，茅侃侃就老跟他们说：“哥们以后过不下去就指望你们了，你们赶紧升官啊，别站错队就行。”
在他看来，那时的同学最纯粹，帮起忙来没废话，这是他唯一念叨的学校教育的好处。朝九晚五的同学们难免会羡慕混出来的茅侃侃，“可他们光看到贼吃肉没看过贼挨打，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虚的，都是浮云，我爸又不是李刚”。　影像中的新生代
《11度青春》贴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关注年轻一代在奋斗中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展示了“我奋斗我表现”的诉求。 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在责任和担当上——不回避困顿和矛盾，真诚地沟通与表达，直面人生，给人以激奋与理性。
撰稿/颜光明
被冠以“新媒体电影”的《11度青春》系列剧，自今年8月在视频网站播出后，在影视和网络界刮起了一股青春短剧的新旋风。
《11度青春》系列以“我奋斗我表现”为主题，得到雪佛兰科鲁兹品牌的大力支持。从今年6月启动到8月第一部片子公开播放，再到10月底，10部网络短片均已上映，反响热烈，搅动了网络和电影市场的神经，吸引了无数眼球，直面业已三十而立的80后，以及90后的当代青年，正视他们的所思所行所言。
当代青年拍当代电影
《11度青春》系列短片分别为《拳击手的秘密》、《哎》、《夕花朝拾》、《东奔西游》、《泡芙小姐的金鱼缸》、《江湖再见》、《李雷和韩梅梅》、《阿泽的夏天》、《老男孩》、《L.I》等，以浪漫、奇幻、悬疑、爱情、友情、欢喜、愤怒、悲壮等众生相，记录了当代年轻人“在路上”的奋斗影像。
纵观这些故事，虽然沉甸甸的，但可以看到青春的背影和奋斗的足迹，以及他们梦想的目标。
正如网友在看了《哎》之后的留言：“有时，选择让我们彼此错过。但，梦想的脚步终究会在某个路口不期而遇。”同样，也有网友在《拳击手的秘密》的评论中说，“拳击这个职业很形象，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拳击手。面对生活面对社会，我们一直在拼搏。不论是用看的还是用听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了解本质。路得一步步走下去，哀怨过后让我们重新出发吧，一起努力。”
面对都市里的爱情，《江湖再见》呈现的是纠结与焦虑。“其实我们当时不能够在一起不是因为现实的压力，而是因为我们不够好，还没有资格去拥有那份幸福。”正如一位网民所言，不要被现实的压力所打倒，要不就像某些人说的一样，你要是个男人就做给她看，叫他知道你可以为了自己的爱情去努力，去奋斗，用事实证明一切。
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生存的真实写照。但他们坚持本我、不懈努力、追逐梦想，乐于表现没有改变。由于影片真实可信，清新脱俗，因而产生了很大范围的共鸣。要改变命运，就要像《东奔西游》所揭示的那样，“神仙也在奋斗的路上，你呢？”对于人的态度和选择，《阿泽的春天》则在告诫：“生命没有投机，平凡也能创造奇迹！”
《11度青春》系列短剧所呈现的，其实都是导演们自己的故事。正如《拳击手的秘密》的导演张亚光所说的，剧本早就写好了，对生活的思考全都在片子里了。他说，“看见的未必真实，听到的未必不真实。”于是，就有了“要么赶紧去死，要么精彩地活！”这样的激奋，或者“当青春遇见57岁的自己，让我明白，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这样的安抚，它们化解的不是简单的焦虑，而是每个年轻人所要面对的心理准备。
诚信、责任和担当
“音乐是模糊的，电影是清晰的。”
有流行音乐“教父”之称的张亚东，在首次触电当导演后，他的感想是要“表达清楚”。即便是这样，好多人还是看不懂他拍的《L.I》。他说，自己要表述的，是想借助科幻的形式演绎一个有关爱情保险的魔幻赔付故事。无论是场景设置还是镜头应用，表现技巧都像玩大片那样，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在极为简短的故事中抛出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尾，令人深思而又印象深刻。这部小电影提出了当下最普遍的社会问题：“爱情遭遇背叛后，现代年轻人该何去何从？”
影片用人和动物在一起的镜头，隐喻了对情感背叛的结果。作为演员的春晓，则用“在不同的世界里感受爱”作了回答。尽管有点忧伤，但对于情感的理解或解读，事实上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也并非那么轻松。这种复杂的背后，往往是社会的投影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交织。
这是个荒诞的故事，却是真实的生活。现代社会中，诚信的缺失正如瘟疫般侵蚀着人的灵魂，由此引起的不安全感就连年轻人都开始忧虑了。这种震撼，通过情感赔付的镜头让人恐惧。张亚东坦承，拍电影很累，身心疲惫，需要清晰的表达，这与音乐不一样，可以用情绪渲染，制造想象的空间。但电影不行，必须交代，必须清楚，但又不能直白。
“我是北京人，却演了一个‘北漂’。”
冯丹莹说，此次她在“11度青春电影行动”中参加了两部片子的拍摄，出演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跑龙套的，一个是想自杀的，都是面对城市压力下年轻人的实际问题。一个想做经纪人，三年计划在城里买房；另一个想得到美满幸福的婚姻。故事感人却又令人心生酸楚，年轻人对于城市的向往，以及对物质社会的判断变得越来越现实。但这不等于他们没有梦想和追求，从《哎》到《江湖再见》，还是提出了对如何实现幸福的思考，即“在城市里寻梦的我们，不断在深化着关于爱与物欲的体验与认知。在这个爱情几乎被房价逼疯的年代里，身处物质世界却仍能坚持精神至上的人，那是怎样一种幸福。”
《11度青春》贴合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现状，关注年轻一代在奋斗中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展示了“我奋斗我表现”的诉求。但更多的还是表现在责任和担当上，不回避困顿和矛盾，真诚地沟通与表达，直面人生，给人以激奋与理性。这种回归并没有循规蹈矩，而是以当代年轻人特有的性格和思维及方式重拾信心，寻找理想。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梦想和奋斗人生何以有价值？▲
《11度青春》诠释了什么？
从“十万元家轿”的赛欧，到“全民理想家轿”的新赛欧，以及“新生代”的代表车型科鲁兹，总是给人以正面和阳光的消费形象，  产生了积极的符号化现象，植入了时代的记忆。
撰稿/颜光明
在当下的中国汽车市场营销中，能把一个车型做成家喻户晓，并具有时代气息，而且代表一个群体象征的品牌几乎很少。纵观中国不长的汽车消费历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汽车品牌其实并不多。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关键是缺少“普世价值”，没有精神的传递。如果留心身边的畅销商品，就不难发现，品牌的影响力往往成为市场认同的第一要素，其次是口碑相传的效应，再是文化和价值的体现。
在这方面，上海通用被公认为“创建品牌的营销高手”。从“十万元家轿”的赛欧，到“全民理想家轿”的新赛欧，以及“新生代”的代表车型科鲁兹，总是给人以正面和阳光的消费形象，产生了积极的符号化现象，植入了时代的记忆。由此，为中国汽车消费清晰地描述出了其发展轨迹及未来的市场走势。
今天，作为雪佛兰家族的重要成员科鲁兹，一问世就以坚挺的商品力博得了市场的认同，产生了消费市场的号召力；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对此品牌注入年轻、动感、时尚等元素，尤其是与网络电影成功嫁接，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热点，以至于科鲁兹被演绎为中国80后新生代“我奋斗我表现”的形象代言。
这种认同现在已经转变为一种文化力，成了拉动营销的推手。这是继雪佛兰新赛欧“全民理想家轿”之后又一个备受关注的品牌案例。
那么，科鲁兹为何要与网络联姻？介入《11度青春》电影计划，寻找到了怎样的品牌的契合点，又达到了怎样的传播效应？对此，上海通用汽车市场营销部执行副总监兼雪佛兰市场营销部长任剑琼女士作了详细的介绍，首次披露了科鲁兹畅销的秘笈，以及品牌“插位”制胜之策的营销理念。
寻找品牌感情纽带
记者：在科鲁兹取得良好市场业绩的同时，还在积极为其品牌注入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此次与网络联手并参与《11度青春》的拍摄计划，你们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任剑琼：这是机缘巧合。去年4月，雪佛兰科鲁兹品牌推出，定位为“新生代的中级车”，瞄准的正是当代奋斗中的年轻人。这款车作为通用全球平台的新产品，无论从产品力的表现，还是造型以及操控等，都能给客户带来驾驶乐趣，满足年轻人要买一款自己心仪的中级车的需求。上市一年多来，我们希望能在常规营销之外，找到科鲁兹与当代年轻人之间更强烈的情感纽带。
我们最初设想，希望以大家最愿接受、同时互动性非常高的互联网为平台，以电影、纪录片等形式，来记录当代年轻人的奋斗史。此时，优酷也有类似的想法和打算，双方一拍即合。后来，中影集团也计划扶持一批年轻新锐的导演，给他们提供展示的平台。于是，三方很快就达成意向，也就有了这个项目。
我们的初衷，并不希望它很生硬，很商业化，而希望从不同角度，多元化地反映当代年轻人成长中的奋斗、焦虑、挣扎、坚持，以及精神上特有的质感。
记者：这个系列电影从内容到形式，再到主题，都是大家关心的热点，尤其是对80、90后年轻人来说，应该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任剑琼：是的。现在10部网络短片均已上线，网络浏览量也已超过3000万人次。这是什么概念呢？不妨以院线电影为参照系。如果说一张票30元，要突破一个亿的票房，大概要多少人到电影院看电影？如果说超过3000万人次的流量，假设去电影院的话，一张票30元，这个票房又会是多少？！尽管这不是一个科学的计算方法，但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感受到了年轻人对这些短片的热烈响应。
总起来说，这10部片子应当算是当代年轻人生存状态的一个记录。我想，再过5年、10年，当人们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时，一定能从这些电影中读到曾经的自己。
搭建品牌诉求平台
记者：从品牌传播的角度看，网络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平台，科鲁兹品牌与网络和电影合作的目的达到了吗？
任剑琼：互联网拒绝矫揉造作，任何人在网上都可以直接发表意见，直抒胸臆，这是其他媒介无法做到的。因此，如果拍出来的内容矫揉造作，而且脱离生活，网友的跟帖就能直接反馈。现在看来，《11度青春》是完全尊重生活的，同时也是忠实地在记录，讲的都是年轻人生活中的故事。比较公平地说，从网友的反馈来看，我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
记者：那么达成了怎样的效果？
任剑琼：我们之所以想做《11度青春》，更多的还是着眼于长远，希望增强品牌的感染力、影响力和美誉度。一个品牌是不是有诚意地在做，大家可以看出来。网友在观看《11度青春》时，完全感觉不到有一个很强的商业杠杆在运作，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记者：科鲁兹看中互联网这种媒介平台，是基于什么考虑？
任剑琼：互联网的特点，第一就是开放和自由，跟年轻人的特性比较契合。第二是话题多元化，你可以把生活和工作中很多侧面的情感和思想在网上交流。第三，24小时在线海量信息，不用担心时间限制，随时上网都可能会有很多人跟你打招呼，跟你交流，没有任何局限性。这些特点，与科鲁兹品牌服务中国年轻人和年轻家庭的诉求是一致的。
为当代年轻人留下记录
记者：从呈现效果看，《11度青春》是一个纯艺术片，而科鲁兹在影片中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是否也是这部系列影片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看点？
任剑琼：我们认为故事吸引人，主人公的焦虑和生活片段为人家所关注，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这一点能为观众所接受，那么你的产品和品牌理念，就更容易被接受，并引发观众的好感和共鸣。
我们认为，科鲁兹成为影片的配角，并不是以直接拉动销量为目的的植入，我们看重的是理念的认同以及中长期的传播效果。我们相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包括网友的口口相传，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推广，最终整合的效应会带来很多有价值的回报。
记者：从各方面反馈的信息看，《11度青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有人甚至乐观地估计，其收视点击量将达到7000万人次，将创下网上互动的新纪录，这其实也为汽车品牌的传播方式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视角。作为策划者和参与者，你对此次科鲁兹品牌与网络合作所带来的收获有何评价？
任剑琼：这次合作并不是以纯商业动机为背景的，其创意也主要来自优酷和中影集团。我们认为，作为为当代中国年轻人主流服务的中级车，最好有一个平台，能跟其车主的青春故事有一个交流。所以，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没有给导演强加任何主张或诉求，而是更多地与大家一起合作，为当代奋斗中的新生代年轻人留下有关他们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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