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解放军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几次叛逃事件

　　1979年4月15日中午，广西前线某机场换岗后，一名年轻的值勤士兵见到一个穿着军装的军官散步朝机场走过来。虽然不认识，但也不必警惕性太高。这里驻扎的是不同部队的兵，都刚来不久，不认识的人太多。再说谁也不可能把飞机开跑，只要不炸就行。于是，值勤士兵目送着这位军官向机场方向走去。

　　１２时４８分，检查各哨位值勤情况的警卫排长孙洪文来到这个岗哨，还没有同士兵说上几句话，就猛然听到飞机场的方向传来发动机声。没听说现在有飞机要上天啊？难道是机务人员在试车？他急忙跑过去一看，看到那架正在启动的飞机的座舱盖已经盖上，不像是检修。

　　情况不正常！他立刻向那架飞机冲去。可是晚了，当孙洪文距离飞机还有几米的距离时，飞机像箭一样拖着电瓶车冲上跑道。飞机的座舱里，坐着的是一位没戴飞行头盔的军人。孙洪文拔出手枪追过去，大声喊：“站住！快停下来！”可他白喊了，飞机在继续向前滑行，于是孙排长开枪了。此刻那架军用飞机尾部喷出火焰和狂风，狂风把孙排长吹翻了几个跟斗。他猛地爬起来，从一旁的草坪上跑，边跑边射击。

　　眼看五四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了，那架飞机仍然在滑跑，甩下电瓶车，呼啸着上天了。孙排长马上打电话报告：一架飞机跑了！那架溜了的飞机的驾驶员，就是我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阎稳昌。

　　谁也没有想到阎稳昌会向越南叛逃。应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飞行员。在最近执行的空中巡逻任务中，他表现颇好，荣立三等功，还获得了一枚参战纪念章。但是他仍然每天闷闷不乐。原来，他早就听说本大队将提升一名副政委，衡量衡量自己，觉得完全有希望“当选”。然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一个他认为技术不如自己，资历不如自己，才华不如自己的人被提拔任用。一口气闷在胸中，久久不散。他想不通：那个最被自己看不起的人，并不是一块当官的料，为什么偏偏有当官的运气？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责任在这帮领导人身上。他们本身无能，也不让能人上来。在他们手下干活，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而且这个社会里就是这样，到哪里也不会有自己的光明路。他想，为了自己的前途，得干一番事业来。是走，是留，他一时还犹豫不决。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来看走留，又取扑克牌来算卦。最终，他选择了一个“走”字：往越南走！

　　这是４月1４日的晚上，他辗转难眠。明天，部队就要撤到湖南去，如果再不行动就晚了。于是他把计划定在第二天中午。为了逃跑，他做好了最后的准备，给妻子写了封类似遗书一样的书信：“我要飞了！永别了！”到此他的决心已经彻底地定下了。

　　如果要早点跑的话，他本来早就得逞了。因为他每天在国境线上巡逻4次，距离越南不到10公里，一按机头就跑了。但当时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现在他已经钻进“人比人，气死人”的牛角尖里拔不出来了。就这样，他驾驶着国产的歼六战斗机逃上天了，直往越南方向飞行。

　　为了躲避飞机和导弹拦截，阎稳昌把飞机开进起伏不平的山沟，左拐右转，一切现代化的导航设备对他来说已经不管用了。他只凭肉眼观察地面，判断真实高度。由于速度过快，把根本看不清地标，只根据外面的颜色大概估计一下高度，操纵着舵杆。根据时间推算，现在已经过了国境线。飞机陡然向上窜去，他觉得可以轻松一点了。

　　越南的上空覆盖着一层乌云。此刻，他最盼望是越南的询问和导航。可是没有一点声音。虽然没有飞机拦截，但上面毕竟有不少雷达在睁着眼睛盯着他，怎么一点回音都没有？他继续朝前飞行，寻找可以降落的机场。由于这次出逃的仓促，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技术上的准备，连张越南的航空地图也没有。此刻，别说飞机所处的精确经纬点，就连大概方向自己也搞不清了。他象一只没头苍蝇，横冲直撞。

　　    飞着飞着，前油箱油尽的信号灯亮了。后油箱油尽的信号灯很快也亮了。最后500升警告灯也亮了。这是一盏红灯，一闪一闪特别的刺眼。再有10多分钟，飞机的燃油就会完全消耗，怎么办？他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到云底下找机场，实在找不到就迫降。

　　于是，阎稳昌开着歼六像个跳水运动员一样，扑进了浓密的云雾里。这一跳，他就没起得来，因为云里面就是群山。几分钟后，云里一声巨响，阎稳昌同他的歼六飞机和叛逃的梦想，统统摔在了一座山上。一片烈焰，一团火化，阎稳昌留下一段转瞬即逝的不光彩的故事。 

　　举世震惊的人民海军3213鱼雷艇事件

　　一九八八年韩城奥运会前夕，位于我北部沿海的我海军某鱼雷艇大队进行训练时，有两名士兵在台湾当局利诱煽动下，残暴杀害了6名官兵，劫持鱼雷艇向韩国方向逃窜，发生了举世震惊的3213鱼雷艇事件。
　　
　　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为了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在事件突发的第一时间，派出了三百多人的顾问团，声言：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鱼雷艇搞到手，妄图索要我3213鱼雷艇及人员。由于我们当时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韩国依仗美国对我要求返还照会置若罔闻，无奈我中央军委命令我北海舰队水面战斗舰只进行拦截，韩方做梦也没有想到，我水面舰只全面出动，直逼我鱼雷艇停靠港海域，当时风云突变，韩方没有想到我方反映如此之快，毫无对策，急求驻韩美军相助，美军急令韩方其水面舰只拦截我方舰船，并出动大量作战飞机进行恐吓，妄图逼我就范，我中央军委果断命令我空军和潜艇部队出动，加入执行拦截任务，战争阴云笼罩中韩海域，韩方无法拦截我强大作战群，连民船也加入其中，妄图用民船组成密集拦截带，阻止我方前进。
　　
　　韩国的战机在我军舰上空盘旋，并发出无线电信号称：我方已进入韩方领海，要求我方撤出。我对空导弹与高射炮也已锁定对方目标，指挥舰无线电兵当即发出回电：这是公海！我有权进入。我空军大批战机带弹也到达我舰队上空。这下差点没把韩国和美军鼻子气歪。这时的“霉菌”就是再强大，远水解不了近渴，拿我战斗群没有办法，我先头舰只与潜艇已冲破韩方拦截带，眼看战斗就要展开。
　　
　　韩方迫与无奈同意我国外交部派专机前来商讨还艇事宜。韩方在谈判桌上百般刁难，我外交人员寸步不让，韩方提出鱼雷艇为自行进入韩方水域，我方依据事实：由于当时我鱼雷艇已损坏是韩国民船拖入港的，并且进入韩方后其为了炫耀，新闻媒体大幅报道中显示，鱼雷艇仍悬挂我海军军旗及国旗，对方理屈词穷。进而提出种种借口，妄图把叛逃人员交由台湾方面处理。汉城奥运在即，这时我舰队再次挺进，迫于压力韩方答应归还一切人员与物资。我方也出于友好答应与韩国进行贸易往来，从此开辟中韩友好局面。
　　
　　交接仪式在公海进行，国际各大通讯社全面报道，大家看见鱼雷艇交接顺利进行，牺牲人员尸体也被韩方吊装给我方，我方官兵也回到接应的舰船，惟独没有见肇事的两名罪犯，舆论纷纷猜测是韩方已交由台湾处理，其实韩国为了顾及颜面把肇事人员已装入棺材，吊装上我们的接应舰只，我军委随即下令全部撤出韩方海域，并对妄图叛逃的两名肇事者经军事法庭给予严惩。

　　创造解放军职务最高机型最新双记录的叛逃 

　　1983年8月7日，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借试验飞行之机，驾驶试飞团045号歼-7Ⅱ（改装英国马可尼公司雷达，为歼-7M的研制做试飞）战斗机从辽宁大连机场起飞，飞抵韩国汉城K16基地。此次叛逃创造驾机叛逃者中职务最高、机型最新的双记录。

　　孙天勤，陕西凤翔人，1937年出生，1950年小学毕业，1953年凤翔县中学毕业，1956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安师范；同年8月作为空军第一批从地方学校选拔的飞行学员入伍（高佑宗也在这一批里）。经过第2航空预备学校、第6航空学校、高级航校（11航校）学习，先后在航空兵第6师、航空兵第46师服役，文革期间因父亲出身受牵连，遭停飞处理，送五七干校劳动，后至空军22厂工作，1975年恢复飞行，后被选入空军试飞团。总飞行时数1200小时（自称）。当时家中有母亲刘氏、爱人、18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

　　1983年5月初，孙天勤作为试飞小组成员，被派到大连周水子机场执行歼-7M试飞任务，孙期间一直在秘密地做具体的准备，精确地计算东飞航路，将大连到执行试飞任务的空中转弯点，以及转弯点到韩国的距离、方位详细背记。策划过程的各个细节，在心中反覆的演练。8月5日的试飞任务期间曾计划叛逃，但因油料不足无法实施，只得不动声色的按原定任务降落，等待下一次机会。

　　8月7日下午13点50分，孙天勤再次驾机执行任务，孙同僚机一起起飞，塔台通知可以直接进入转弯点时，孙观察油量表，认定油料足够飞到韩国，于是立即开始实施叛逃飞行。首先迅速关闭应答机，按住无线电通话系统发话按钮，让僚机无法与塔台通话（两机共用一信道与地面联络），然后掉转机头，紧急下滑转弯，飞机高度从原来的8000米急剧降到1500米，同时故意急迫喊到：“座舱冒烟！座舱冒烟！”，以使航管人员以为飞机发生故障。当飞机继续下降到500米高度，又喊：“不行了！我要跳伞了！”，然后不再回答，随即贴海以高亚音速飞往韩国。飞过15分钟后，为节省油料，重新爬升到6000米高度。

　　韩国方面于下午14时13分发现高速驶来的45号歼-7Ⅱ，随即发放空袭警报，下午14点33分（汉城时间为15点33分），孙天勤驾驶045号歼-7Ⅱ降落在汉城K16空军基地，随即解除警报。

　　由于孙天勤在空军试飞团担任副大队长、对中国大陆航空工业发展情况极为了解，为防止1967年吴文献事件重演，台湾空军部分作战部队，在孙天勤抵台前，即奉命一律停止休假，飞行员进入机场待命；同时，气象单位严密监视辽东半岛及大陆东部沿海气象，情报单位也密切搜集大陆沿海军机活动状况，假设多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并拟定各种防范战术。

　　8月24日上午11时25分，接运孙天勤的华航专机自汉城一起飞，台北桃园空军基地即奉命派出八架F-5E型战斗机升空待命，另8架F-5E型战斗机也在跑道进入战备，当专机飞过琉球时，战斗机群己分梯次以不同高度及角度接近专机，伴护航行，并严密监视附近空域。专机通过台湾北部上空时，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的四架F-104G型战斗机立刻接替护航任务，专机在12时42分降落在台中清泉冈空军基地，“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与“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许历农上将，到基地迎接。下午乘车抵达台北，在“行政院新闻局长”宋楚瑜和“国防部军事发言人”王淼少将的陪同下，孙天勤出席记者会。

　　9月1日上午，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由“参谋总长”郝柏村上将主持。举行“反共义士孙天勤宣布脱离中国*及颁授上校官阶、奖章与奖金典礼”，孙天勤则于8月24日抵达台湾，获黄金7000两，以当时的国际金价，折算新台币1.2亿（折算现在的人民币金价大约是3750万人民币）。并加入台湾空军，授予上校军衔。

　　孙天勤1984年8月21日在台湾与同是从大陆叛逃的音乐家李天慧结婚，退役后移民加拿大。

　　此外在叛逃的过程中，孙天勤肆无忌惮，居然还用无线电打了声“招呼”。更气人的是，孙天勤叛逃后留下了一份二万多字的《告全党公开信》，这个东西赫然摆在宿舍的桌面上！

　　孙天勤不仅飞走了一架当时我军最先进的飞机，还“顺便”带走了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这就不光是个政治影响问题，还涉及到军事的泄密！岂敢等闲视之，部队领导不得不火速上报，一名飞行员的叛逃，在上层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实为罕见！

　　孙天勤事件对新闻界秘而不宣，但在军内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孙天勤是空军的人，可是几个月前，他从空军抽调海军，协助延飞一种新式导弹。麻烦来了，事故算谁的？责任由谁负？孙天勤是为海军试飞，人由海军代管，在海军出的事，然而，孙天勤穿的是“篮裤子”，归根到底是空军的人，他在空军呆了几十年，到海军才几天。

　　20年前的歼-5叛逃之迷

　　自1949年国民党内战失败逃台后，两岸即进入漫长的军事对峙时期，这一期间，由于海空阻隔，两岸的军事对抗主要是海上和空中。对彼时以来的不时发生的两岸局部海空对抗，国内外已有很多细致的报道，因此也广为人知，但与此同时，因为国共内战，本质上乃是主义之战，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岸的军事对峙和对抗，也始终贯穿一条政治战、攻心战的线索，作为这种政治战、攻心战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即是自内战开始到上世纪80年代末基本结束的两岸空军人员的统战与策反活动。

　　1983年11月14日上午10时许，台湾桃园。

　　自1979年动工兴建的蒋中正国际机场（也即人们今天所熟知的逃园机场）还没有全面启用。该机场是台湾当局为满足经济腾飞带来的空运需求而兴建的，主要不是作为军事用途，因此并不是台空军基地。彼时该机场正在建筑南机坪的备用跑道，很多机场建设工人忽然接到紧急疏散的通知，刚开工不久的他们看着许多空油罐车开上了主跑道，同时监工命令把临时能找到的一切阻挡物搬上了跑道：空油桶、施工架、工程车等等。许多穿军装和警服的人荷枪实弹闯入机场，那种如临大敌的氛围使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0时15分，已离开建设工地的工人们听到机场上空传来喷气式战机的声音。很快的，两架国民党空军的F-5E战机伴随着1架没见过的银色战机穿破云层，进入了降落航线。由于跑道已被各种阻碍物挡住，银色战机在很低的高度又拉起机头，在机场上多盘旋了数圈，最后，它朝那条尚未完工因此阻碍物较少的备用跑道对正机头，强行降了下来。

　　降落的神秘银色战机两翼减速板全部打开了，飞行员踩刹车造成的飞机轮与地面的摩擦声尖历的叫着，飞机边滑行边疯狂地躲避着备用跑道上的一些阻碍物--砰砰！飞机的两个主轮爆裂了，最后，飞机总算勉强停住在备用跑道的尽头。座舱盖打开，一位穿着陌生飞行服的驾驶员探出了头，在场的工人们终于明白，这是一位大陆空军叛逃而来的“义士”来了。

　　当晚，在台湾当局“行政院”会议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于是全球媒体都知道了叛逃者的名字：解放军海航某师XX团第2大队第X中队中队长、全天候飞行员王学成。他劫持到台湾的那架飞机是即将退役的国产歼-5型歼击机，编号：83065，起飞地点：浙江舟山，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某机场。

　　简历：叛徒的同窗

　　王学成叛逃投台后，台湾当局一如以往，还是以封官许愿那一套来“嘉奖”。他为了博得台湾当局的欢心，也不遗余力地表演“效忠”。1983年11月14日晚，在台“行政院”会议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手举随身佩带的制式自卫武器59式手枪和飞行图囊，以示“货真价实”。12月1日上午，在台“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他又秉承有关当局的要求，表演了所谓“宣布脱党”的闹剧。台“参谋总长”郝伯村上将授予他“空军少校”的军衔，并宣布奖励他黄金3000两，至此，他冒死背叛总算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加入了当时在台北被称为“超白金钻戒类王老五”的行列。

　　现在，许多年已经过去了，新闻界对他的身世尚非常模糊。本文根据多方查证，现将初步了解的情况披露如下，相信读者可以通过这些材料看到王叛逃时代的一些背景及他本人的一些思想脉络。

　　    经查证两岸可以找到的公开资料得知，王的出生地系河南开封市，出生年月为1955年。其祖父和父亲都是相当高级的国家干部，祖父据其逃台后称为资格相当老的“老革命”，曾被评为全国劳模；其父亲曾任某部委交通科学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并一度担任副所长职务。这里可以看出，王的家庭背景是比较好的。据说文革期间，其祖父和父亲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其祖父在某种失意的状态中抑郁而死。

　　王年幼时其父长期在北京和武汉工作，因此，他在祖母的照顾下，在开封度过了童年。他曾就读于开封演武厅小学。16岁时，由于其父工作已正式调动到武汉，因此，他随父至武汉读高中。高中毕业后，他的家庭因怕其按当时的惯例上山下乡，因此设法让他进了军队。1974年3月，他进入保定一所空军某初级航校，成了同龄人中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他在接受了初级航校的训练后，进入南方某空军飞行学校受训，毕业后分配至还航某部，并在服务几年后被任命为中队长。非常值得注意一点是，他在航校学习期间，他竟是后来于1982年10月叛逃台湾的吴荣根的同窗！吴荣根于他叛逃前四个月已先期驾机逃台。

　　王叛逃前已于1980年结婚，婚后分居两地，王因此对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制度满腹牢骚，而类似的休假制度既大大超过当时一般国家公职人员的休假标准，更是各国军人的通例，但王把这种制度看成所谓“压抑人性”。

　　回顾王的简历，笔者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两条：其一是从他的简单学习经历看，国家和军队在他身上无疑注入了更多的心血，而与同龄人相比，他之能参加军队，也反映了那时很多干部子弟的某种优越地位；其二，其祖父及父亲在文革中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也可以看出文革对军队的潜在和长期影响。

　　大势：80年代初中期的两岸

　　1983年，先后有四起我军航空兵人员逃台事件，是两岸政治攻心战中台军颇为“得意”的一年。但是，若从两岸关系当时的大势上看，这些事件并不能反映大势的进展，恰恰相反，由于两岸正经局势的演进，两岸恰恰处在关系倾向缓和的一个进程之中。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年，中国大陆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复出和整个社会进入思想解放为标志的反思阶段，改革开放的局面正在形成，国家也正在逐步摆脱文革阴影，步入正轨。（值得思考的是，在中越滋味还击作战后，军队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正规化、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运动也在开展，这些历史运动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给文革后的军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是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召开5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已深入人心。在两岸关系上，党和国家决策层经过深思熟虑，出于对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高瞻远瞩，以及对大陆战略重心的重新考量，已推出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一国两制的雏形已经隐约可见，因此，两岸军事形势也随之得到了极大的缓和。换言之，大陆长期奉行的“解放台湾”的军事战略已被“和平统一”的战略所取代。

　　1979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祖国大陆宣布停止了超过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同日，中美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诺将在此范围内“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军自台湾撤离的工作已成定局。至此，对两岸军事形势一直有很大负面影响的中美关系逐渐驶入良性的轨道。

　　在台湾方面，随着蒋经国“执政”进入末期，在时代大势推动之下，当局意识到一味奉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路线将不得人心，为了缓和岛内矛盾，因应大变的国际格局，因此，在考虑逐步放宽岛内控制的同时，在两岸军事方面悄悄放弃了痴心妄想的“反攻”战略，转而采取守势的方针，因此，对一直奉行的对大陆的自欺欺人的招降纳叛的政治攻势也声势小了许多。简言之，从前以军事为重心的对大陆战略已换位为以政治和经济为重心。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了王学成的驾机叛逃事件。

　　经过查找叛逃后王在台湾的有关言论及台湾方面公布的有关材料，事发20年后，我们大致得知了其背叛一幕的较详细经过。下面我们可根据各方材料较准确地描画一下王学成驾机叛逃的整个过程。

　　1983年11月14日，浙江舟山，解放军海航某基地。

　　7时30分，浙江定海岱山机场的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王学成吃过早餐，带着飞行图囊走向机场停机坪。当时随着军队正规化建设步上轨道，海航规定各飞行团要进行超过100小时的训练，每日飞行训练的起落架次大大多余以前。今天飞行训练的科目是单机仪表飞行，对于处心积虑想要叛逃的王学成来说，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7时55分，王学成驾驶着一架歼-5起飞，他刚起飞就想往南，但机场南面正有两架兄弟团队的教练机在进行飞行训练，做贼心虚的王学成担心被教练机发现，决定等下一个飞行科目时再说，他借机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项性能。

　　8时30分，第一个科目结束，王学成着陆加油。

　　9时15分，经过短时间休息的王学成再次起飞，但机场南面两架教练机还在空中盘旋，孤注一掷的王学成心一横，不顾一切压下机头，将高度降到10米，几乎是贴着海面高速飞行。

　　他颇费心计地先绕了个大圈子，避开那两架教练机的视线，然后再转回来，向南飞去。一直心惊胆战的叛逃者非常留心耳机里信号，但王学成没有听到任何异常，他估计没有被发现，因此暗自窃喜。

　　9时40分，他超低空飞行了18分钟，他计算着应该逃出了我方空军的雷达网的监测范围。这时副油箱的警告红灯亮了，显然，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耗去了大量的燃料。仪表显示主油箱只有700公升燃油。他扔掉副油箱，决定孤注一掷冒险爬高。

　　9时45分，他爬升到10000米高度，保持着1000公里时速。为了减轻重量，他把机上三门机炮的炮弹打掉了140发左右。

　　9时55分，2架涂着国民党空军机徽的F-5E战斗机迎面飞来，由于无线电频率不同，无法进行联系，王学成害怕对方把自己当作是来犯者，赶紧摇摆机翼，一阵手忙脚乱之后，总算这2架飞机没有开火射击，但是却紧紧盯住，严密监视。王学成低头一看，油量表显示只剩下最后的备用油量了，位置，须快找机场降落。那两架怎么一直飞在我后面，无线电叫不应，只好打手势要他们来后面，带他降落。

　　10时05分，监视伴随的台空军战斗机驾驶员徐维翰和陈世英总算弄懂了王学成的手势。3架飞机穿越云层降低高度到2440米左右高度。

　　10时10分，被劫持战机上的油量已快指零，再不降落就要跳伞了！这时他看到在淡水河西方有个机场很醒目，他不敢延误，赶紧放下起落架准备着陆。

　　10时12分，跑道上都是障碍物，本想顺风着陆，但发动机的声音已变调了，他只好逆风降落……

　　然后，就是本人开头的那一幕了。

　　座机：苏系血统，身世不凡

　　王学成叛逃后，台湾针对祖国的大陆的策反心战部门如获至宝，特别是对第一次被劫持到台湾的歼-5型战机津津乐道。其实，这种飞机当时在人民空军已服役多年，即将退役了。

　　歼-5型歼击机实际上是中国仿制生产的原苏联米格-17型战斗机。米格-17是苏联米格飞机制造局1949年开始设计的喷气战斗机，原型机于1950年1月试飞，1952年开始在苏联空军服役，北约情报机构给这种飞机起名叫“壁画”。北约情报机构给我国国产的歼-5歼击机的代号是“沈阳F-4”。

　　从外形看，米格-17与米格-15非常相似，不同之处是米格-17主翼后掠角增至前缘外侧42度，内侧45度，后缘40度；翼弦也有增加，使机翼面积增加2平方米；固定倾角尾翼前缘、后缘后掠角度分别增加到48度和32度，尾翼展也增加到3.2米；机身加长0.32米，并在后机身两侧改装两具较大的减速板。这些改进使米格-17的机动性比米格-15提高不少。

　　米格-17在苏联空军服役只有7年左右，1959年开始就陆续退役，但米格-17是一种典型的墙内开花墙外香，苏联将米格-17的生产技术先后转让给中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并且还提供给东德、古巴、朝鲜、越南、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东也门、苏丹、坦桑尼亚、埃及、伊拉克、索马里等20多国，这些国家的米格-17在60、70年代的局部战争中都曾发挥过不小作用。

　　在中国，1954年10月在苏联技术援助下，沈阳飞机制造工厂开始生产，最初称为56式，也叫东风101，后来才改称歼-5，1956年7月19日原型机首次试飞成功，成为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种喷气飞机，在中国的航空工业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此在第一架飞机出厂时聂荣臻元帅亲自莅临剪彩。歼5从1956年9月开始小批量生产，1959年5月停产，1960年以后又恢复生产，总共生产767架(包括用苏制零件装配的13架)。在仿制生产的基础上，中国还研制出两种改进型号，一种是装有雷达的歼-5甲，主要用与夜间截击；另一种是双座教练机歼教-5，以其优异的飞行性能被中国空军“八一”特技飞行表演队看中，直到1995年7月换装性能更先进的歼-7E型机以前，它一直是中国空军“八一”特技飞行表演队的主力表演机种。

　　整个歼-5家族生产总数超过1000架，成为中国空军60、70年代的主力战斗机种，在国土防空作战取得了辉煌战绩，是击落击伤敌机最多的机种。

　　歼-5服役之时，正是我国沿海局势和国土防空形势最为紧张的时刻，作为防空战斗机主力的歼-5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任，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甚至不乏击落美制F－4B“鬼怪”、RB－57A高空侦察机和高空无人侦察机等高性能飞机战例。在其漫长的服役史上，它曾为共和国天空书写辉煌光荣的铁血篇章。

　　幕落：林贤顺中校之后

　　在王学成叛逃前后的几年里，两岸仍有数起类似事件发生。但随着冷战结束的号音，祖国大陆对这种两岸间的特殊“战争”采取了新的政策，而台湾当局出于大势，也不得不作出回应。1988年9月11日，解放军鉴于两岸关系的缓和，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1988年9月15日，作为9月11日解放军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起义的奖励方法的回应，台湾当局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叛逃人员的奖励。

　　1989年2月11日，国民党空军第737联队第5大队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驶1架F-5E战斗机借空中考察之机飞往大陆。因低空大雾，林中校未能找到汕头机场，燃料耗尽后，他于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林伤愈后被授予人民空军中校军衔。林中校成为两岸航空人员起义与叛逃战的最后一幕的主角。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和经济进入一个此长彼消的新时期，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登上历史舞台，在巨大变化后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下，两岸军事形势也发生了大不同于以往的变化，此后将展开的是新一轮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