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中义《消费主义与精神成人》

        那么，人成长为人是需要过程的。人怎样成长为人有三个纬度：

        第一，人在生理学层面上成人。

        这个道理在座的同学的家长都懂。男孩儿长到十二、三岁，女孩儿长到十一、二岁，身体悄悄地要发生变化，或者说你们的身体还没有发生变化，你们的父母亲已经在准备着你们生理学层面上的成人。你们会发现你们的午餐和晚餐的营养变好了：今天一个小鸽子，明天一个小鸭子。父母亲最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身高上，男孩儿假如长到十六、七岁了，个儿一米六十还不到，女孩儿到了这么一个年龄一米五十还不到，你们不着急父母亲可着急了。那个时候，她就到处打听有没有药使自己的孩子能够迅速地增高。央视有一个广告——“增儿高”往往是父母亲很关注的一个药品，假如他的孩子长不高的话。

        第二个成人——法学层面上的成人。

        高中三年级你们的母校都为你们主持一个仪式——成年礼。成年礼意味着很多东西：第一，意味着你可以拥有一张身份证了；第二，意味着你在法理上拥有宪法赋予你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尽管一时谁也不会选你们。但是不是说十八岁就意味着真正的成人？不！口袋里面有一张身份证，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不意味着他在精神上已经成熟了。我在华师大工作了21年，现在在交大也工作了三年多，我经常问同学：“当你们十八岁的时候，当你们晚上夜深人静最想睡着的时候，你们是否听见自己的身体发出一种声音，一种神秘的声音，只有你的耳朵才能听见的悄悄话。”有一个同学说：“老师，我听见了!”我说：“请表述！” 他说是这样的，已经十二点了，他在被窝里面突然听见一个声音：“你十八了！你十八了！”我说：“你怎么回答？”他说：“不！我才十七周岁！”明明十八岁了，他偏强调自己才十七周岁，意味着颇有些孩子，男孩儿和女孩儿，他在精神上不愿长大，身体已经长大，精神上不愿长大。这恰恰说明他在精神上不成熟。十八岁应该是出门远行，十八岁应该独立地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假如在民国期间，很多十八岁的姑娘已经当母亲了，但今天的十八岁的姑娘，包括男孩儿，假如她确认自己十八了，她就觉得没有理由眷恋慈母的情怀；假如牢牢的记住自己还没有到十八，她可以在父母亲面前继续撒娇，而不再心里面觉得羞愧，这就是不愿长大的原因。

        第三、但法学上的成人和生理学上的成人还不是精神成人。

        精神成人是指什么？是指一个人之为人的价值的根基，乃至做人的道理，不仅自己心里面明白而且时刻用这么一个道理来约束自己，把做人的道理渗透在自己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的细节里面去。他开始懂得自律，开始懂得负责任，开始懂得不能活的让你所爱和爱你的人伤感为你操心，开始懂得这一辈子命运掌握在自我手里，开始懂得明天的我能不能比今天的我活得更理想，更有滋有味。也就是说，精神成人摆在十八岁的同学的面前，在我看来，这是你人生当中的最重要的目标。

        那么，为什么强调大学生精神成人？是因为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十八岁到二十二岁是这个人生命史上的灵魂发育的最重要的季节。为什么这么说？什么叫灵魂的发育？所谓的灵魂无非是活在你心中的做人的道理或尺度。这个“尺”是无形的，你不一定感觉到它存在，但它却在制约你的心理和行为。我不知道郑州的商业大街在哪里，我知道上海有两条马路非常著名，一条是南京东路，那是1842年以后《南京条约》以后就有的一条马路——中华第一商业大街，还有一条淮海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条马路日日夜夜都是人来人往，因为那边充满着高档次的购物场所，有很多人到那边去购物都是腰缠万贯、十万贯啊。我们从穷街走来，我们是贫民的子弟，但有时候我们会提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看到人家在购物的时候掏出来钱大把大把的，我心里从来没有邪念？把人家的钱从人家的口袋里面“抓”过来？我想你们假如到南京路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没有邪念，因为人家的口袋你的手不能伸过去，你的手为什么就不伸呢？因为你心中有个做人的道理管住你，那种自律、道德自律是有效还在于连偷人家的钱的意念也不会在你的脑海闪过，所以我们是好人，所以我们的手是人的手。假如你那个手伸过去，这就不是人的手，这叫“第三只手”，简称“扒手”。也就是说做人的道理，它的幅度是很大的。

        有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也有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完美更理想的做人的道理，恰恰是这个做人的道理对大学生来讲是第一重要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在我看来，大学生精神成人，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是全部大学工作的重中之重，我甚至可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大家都说大学是什么？是专业成才的地方，但精神成人无疑的比专业成才更重要。我这段话假如放到医学院去讲更合适，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医科大学、第二医科大学给一大群穿军装的年轻的军医作报告。我说我不期待你们本科毕业一个个医术都高明的像大长今一样，这是幻想，但我有权力要求你们当了医生以后要学会敬畏。什么叫敬畏？你对病患者放在你手心的那份信赖。他把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乃至安危放在你的手心上了，你能否掂量出他的凝重？能够掂量出这个份量的叫有医德，掂不出这个份量的叫没有医德。对医生来说，医德比医术要更高明。假如一个人医术很高，但医德不好，他把一个人给悄悄的治死，太容易了。是不是这样？

        云南大学出了马家爵事件以后，很多人都从心理咨询的角度去看他，太简单了。他是生命科学院的一个高材生，他的成绩是可以录取到清华的，从智商的角度来讲绝对不低，但他杀人，杀自己的同学可以杀得这样不动声色，比职业杀手还要冷静，把同学的尸体悄悄的放在衣柜里，他竟然还可以和装着同学尸体的衣柜安安静静地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还可以生活了一天一夜才出走。学生命科学的，把自己同学的生命看的如此的不值钱，假如这就叫做生命科学，这个科学太可怕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心理学、精神上是否有毛病的问题，这是一个在做人的价值根基方面没有一点点做人的气息的问题。

        有人说，大学生精神成人那么重要仅仅是你的见解吗？不是！我曾经认真地拜读19世纪以来欧美著名的教育思想家的文章。19世纪中叶，英国有个爱尔兰天主教教会大学校长纽麦先生，他在当大学校长的时候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表达他对大学理想的理解。他说，大学工作的第一位就是把大学生的品性提升到博雅的高度（“广博”的“博”,“文雅”的“雅”），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自由人的教育；让一个人由于懂得做人的道理，让他的心理和行为上升到自由的境界，其他的教育是重要的，但是第二位的。所以他强调，最好的教育就是看你的校园有没有那么一片氛围，让我们的同学变得高雅、变得广博、变得有份量，所以他非常强调高校一定是技术质的。他说，假如有个同学他住的那个寝室几百年前是牛顿先生在这个床上睡了四年，那个同学睡在这张床上，他今天晚上会睡不着的。达尔文也是剑桥三一学院的，达尔文住过的那个寝室外面有个铜牌子——“大生物学家达尔文多少年在这里住过四年”。他为什么讲究这些？就是让我们的同学一进入校园就进入了一个世俗气息比较淡、但价值精神的气息比较浓郁的空间，于是获得一个灵魂发育的最好空间，所以当时的剑桥他们的师生关系是有一种制度叫导修制度，规定一个教授每星期必须和几个本科生聚餐，吃了饭以后还不能马上就走，一定要在学院的一块绿草坪上散散步，谈谈，谈什么？谈专业，谈人生，谈理想，甚至还有一个任务，教授必须把自己所带的学生带到教授的书房里面去聊聊天，听听音乐。有人说，剑桥的大学生是在导师的烟斗里面熏出来的，导师可以不说话，眯着眼睛看自己的学生在自己的周围谈天说地，他就抽着烟斗不时地说几句话，但是这么一个教育完全是一个立体的教育，它不仅仅是通过书本，更是通过那个教授的高雅气质，那么一个立体的存在，整个的文化精神的存在传递出来的，暗示出来的，这就叫熏陶。

        可惜我们现在大学扩容太厉害了，师生比太悬殊了，这一点在我们上海交大就做不到。上海交大作为一个百年名校是了不起的，它比北大还大两岁，它诞生于1896年，北大是1898年。我发现贵校有一个会堂叫“思源会堂”，交大的校训里边也有“思源”二字，我问过很多交大的老师和干部：“你们知道‘思源’这个源头在哪里吗？你们知道上海交大的‘源’在哪里吗？”很多人不一定清楚。我说上海交大的源头在于1896年诞生的南洋工学，发展到今天的上海交大，它蕴涵着一种中华民族要重新复兴于世界之林的这么一个崇高的意愿。正因为有这么一个崇高的意愿，就导致交大不管在晚清还是在民国还是在共和国期间都可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培养具有领袖潜质的优秀人才，不管这个人才是科技界、实业界、学术界、教育界还是政治界源头是在这里，所以就导致在交大自己发展110年的历史上可以百折不挠，可以枯木逢春，。1956年上海交大几乎被连根拔掉，整个都搬到西安交大去，只留下一个学院没有走，是船舶学院。船舶总是和大河、大江、大海连在一起，西安周围实在没有大的水面，所以船舶学院就留在交大，但谁知道上海交大的这么一个根一直发展到文革后期，一直到今天，它在全国排行榜位居第四到第五。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导致她百折不挠？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么一个强大的意愿，这个意愿在我看来是超历史、超党派、超政治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珍惜这么交大的一个传统，源头就在这里。假如交大的校园能够弥漫这样深厚而又悠远的那么一种历史的意识，在这个一个氛围里面培育出来的交大的孩子、学子，肯定心胸会开阔的多。但是我可以说，现在的上海交大在新校区占地5000余亩，以前旧交大是400亩地，校园一下子放大了12—13倍，但是百年校史在老校区所酝酿的那么丰厚的、历史的那么一种氛围，在新校区就被冲淡得过于稀薄，而且师生比也不成比例，2万个本科生，近一万名研究生，但是在第一线上课的2000名老师当中，只有十分之一居住在交大新校区的周边，要让1个老师要面对100个同学的人生的迷茫和困惑，根本忙不过来。还有90%的人都住在城区，他们下了课以后就扬长而去，步履匆匆，同学的烦恼根本已经很难装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同学对我说：“夏老师，你别看交大那么大，大的让我们着凉。”什么叫着凉？灵魂发生了感冒叫着凉。他们内心有很多困惑，找不到信的过的人来倾诉，来帮助他们有所引导和指导，所以客观上我们的同学已经感觉到18—22岁碰到了很多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在灵魂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得不到很好的、及时的指点。这个问题在上海交大存在，我想也许在贵校也会一定以一种形态存在。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你那么强调18—22岁？18岁出门远行，意味着你们来到大学。作为大一的同学，你们马上发现小学6年、初高中6年给你们准备的学习的那么一种经验——人生的经验到了陌生的环境一下子都变的那么不够用了，要么不适用了。于是，全国大学生都在流行一个词，叫郁闷。我给交大学子说：“你们知道什么叫郁闷么？你们生活在现实空间，这个空间对你们来讲是崭新的，你们必须应对，你们却不知道怎样应对，你们会发现可让你们走的路四通八达，但你却不知道你应该走哪一条路。这四年里边，充满着太多的困惑，没有人指点你，郁积在胸，这不是郁闷的“郁”吗？郁积在胸，没有人指点，又不能无端的、放肆的宣泄，于是你们就觉得很闷，于是就有了郁闷。”同学们很郁闷，假如错过了这四年缓解你的郁闷的这么一段年龄和时间，我可以说，你们也可能错过了灵魂发育的最好的季节。我们现在都知道，人长身体是有一特殊的季节，是不假。假如女孩儿，她到35岁还能长，她才17岁，1米50不到，她的父母亲不着急，还有20年可以让她长啊，慢慢地长啊！问题是，你到18岁还1米5不到，你再也不会长高，所以让人着急。学语言也是一样，你们知道狼孩儿的故事吗？一个婴儿，被狼给叼走了，8年以后，狼孩儿回到母亲的身边，再也不会说家乡话，或在自己祖国的母语，他能够说的是狼的语言——狼叫、狼嚎。生理学家告诉我们，脑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孩子，他的身体的发育和他的脑的发育和他的语言能力的增长是同步的。当他会说话，往往是专门控制发音和语意理解的脑组织作为身体的一部分，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边发育健全的，假如没有人的语言和语音的刺激，那个控制语音和语意的那块脑组织是不能正常发育的。八年以后回来了，回到人类的社会，他的管人的语音和语意的那么一个机能的脑组织处在一个萎缩状态，他失去了脑组织的发育的最好季节，于是他永远不会说人话。灵魂的发育也是这样，18—22岁你碰到的问题是最真切的，你的内心是有一种痛感，你会迫切地希望老师来指点，但是22岁以后，你的身份变了，你会认为自己是个大人了，用文凭去换了一个岗位，薪水也蛮体面了，应该像一个成人那样生活，应该想房子了、娶一个妻子了、生一个儿子了、买一辆车子了，那种人生的问题都抛在脑后了，认为这些东西是虚的，拿到手上的才是实的，于是我们就发现很多人，他的年纪在增大，工资在提高，干部的级别也在提升，但是有时候你去听他说话，对很多基本问题的评判他还在18岁，他的灵魂没有长大过，尽管他所有的地方都长大了，就是灵魂处于萎缩状态。我不怕对你们讲，我妈妈已经80多岁了，但是我发现她对很多基本问题的判断还在18岁，是个非常纯朴的村姑娘的那么一种判断。当然这种判断带有一种永恒的人生的感悟，但对这种感悟的表达，乃致对这么一种她所体会到的人生内涵的一种非常深刻的部分的开掘，我的母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其实所有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完全有理由说精神成人是比专业成才更重要。

        那么有人说，我们的大学有没有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我觉得是有欠缺的。中国高校现行课程的体制的现状是：凡是和同学的政治导向有关的课程设置的是很充分的，凡是和同学的职业的培训、专业的训练相关的课程，相对地讲，也是很系统的。但是，能不能有这么一门课程，让同学自觉的用人文的眼光去审视自己的内心，每天持续的问自己：“你活得怎么样？如何让自己的明天比今天活的更好？”有没有这么一门课程？没有。所以当我在2003年9月在上海交大把大学人文课开成一门必修课的时候，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当年的11月10日第五版，用整版篇幅报道了我在上海交大开大学人文必修课的情况，是深度报道的。让我感动的是，编辑在整版的文章里边加了一个标题，那个标题用黑体字，这个黑体字大到什么程度、醒目到什么程度，是文革期间“两报一刊”的社论才有的那么大的字体，历历在目。《关于一代人的神圣的情怀》，他说一门人类教育史上从来不曾有的课——大学人文课，在上海交大率先设置了，这是一门必修课。我想与其说在表彰我把这门课开出来，还不如说这门课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讲，很及时，他们要，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所以报社的朋友们，我根本不认识的朋友，才那么认同。

        那么有人说，一些综合型院校人文课程的储备那么丰厚，应该说这不是问题。不，我在华师大工作了21年，我所任职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整个80年代、90年代是中国大学中文系当中最好的之一，尤其是在80年代，北大中文系的朋友对我说：“当年的北大中文系的教授心中只有一个敌人、一个假想敌，这就是你们华师大中文系。”我很庆幸，我参与了华师大中文系的辉煌历史创造的一个参与者，就是在华师大。我很坦诚地说，文史哲在全国排位都可以排上比较体面的位置，但绝对不是每一个文学老师、每一个哲学老师、每一个历史学的老师能够把文史哲讲的让同学动心而又动情的。当一个文史哲的老师嘴里面吐出一个概念、一个范畴，仅仅在知识学层面上是准确的，这样的课同学是不要听的。同学最喜欢听这样的课：老师嘴里边说出的每句话都是带着他思考的汗水，都带着他生命的体验的泪水，甚至带着他付出沉重代价的血水的时候，同学才能够为这么一个课而感动。光在知识学层面上把文史哲讲清楚并不难，一背就是了。有些老师对业务还不那么熟悉，很多老师讲课眼睛不是看天花板就是看讲台的，从来不看同学的黑色的眼睛，一个老师假如不能从认真倾听的学子的眼睛当中读出一种认同，或再读出一种迷茫，这个老师绝对不是最好的老师。所谓的最好的老师都是把心放在讲台上，让同学从他的陈述里面听到了他的体味。但这样的老师很少，正因为少所以应该有人文情怀和意蕴的文史哲的课程往往被我们的老师讲得：讲文学的讲得太浅，讲历史的讲得太死，讲哲学的讲得太玄。为什么文学变浅了？为什么历史变死了？而哲学变玄了呢？因为这个文史哲都不是从他的灵魂深处里边长出来的，不是从这个老师的会流汗、会流血、会流泪的身体里边长出来的，但这样的老师确实很少。

        那么有人说辅导员呢？辅导员很辛苦，柔弱的肩膀有两副担子：一是政治导向；二是青春期的心理调节。尤其是马加爵事件出现以后，很多辅导员都战战兢兢。你们一进来要对你们做心理测试吗？做不做你们？很多高校都做的，所有的人就像体检那样进行心理测试，就是怕出马加爵。其实他们把问题看的简单了。

        那么有人说家长怎么样？家长是所有的孩子的第一个导师——人生导师，但我可以说，我们的家长把孩子培养成18岁，送到各种高校里边去，我们家长的责任已经很重了，他为我们付出的已经够巨大了。没有一个人能苛求我们的家长要为我们描述真正的大学是什么，而且我们的家长由于绝大部分人都是贫民，因为是贫民所以往往被共和国曾经有过的一段经济的困难吓怕了，他们有时候就情不自禁的会把自己不曾圆的大学梦放在你们的肩膀上。他们并不懂什么叫大学，他们往往会从一种比较实惠的、世俗的角度来审视大学。他们对大学的想象是一种民间的想象，而不是真正的教育学层面上的、一种理想的设定。现在很多同学填志愿的时候，假如填文科、填应用文科，他总是第一要考虑的是比如金融经济，比如行政管理，比如外语，比如外贸，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些应用型的文科多多少少都和一个字相关，这个字叫“钱”，也就是说在我们家长的心中把孩子送到高校他的动力是物欲的，甚至把孩子大学毕业用他的毕业文凭来换一张上岗证书，有个体面的工作岗位，有个体面的收入，帮助家庭脱贫，这在家长的心中往往是第一位的，而正是这一点和真正的大学的理想距离是很远很远的。

        所以从这么一个角度讲就是说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在大学里面读书的同学，在大学里面执教的老师，有时候往往并不明白真正的大学是什么。有点像不识庐山真面目，是因为你在此山中。在大学却不知道真正的大学的理想是什么，大学生的精神成人就成了一个问题。但是你们的身体在长大，你们的灵魂总要长大，问题是朝哪个方面长。假如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去引导，那么社会上的、民间的，正在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负面思潮对诸位的灵魂的负面效应，那种影响，那种腐蚀，真的不容我们轻视。

        所以今天讲精神成人其实我会讲“三个主义”与“一个问题”的关系。大学生精神成人是一个问题。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民间流行的中国社会，尤其是90年代以来，流行的三大负面社会思潮对大家的腐蚀是很厉害的。

        第一个是无边消费主义对大学生的精神的腐蚀。

        要讲什么是无边消费主义，首先讲什么叫消费，什么叫消费主义，什么叫无边的消费主义。消费是个中性词。每个人都是生命体，要活下去就要消费日常生活资料，这要用钱去换，所以有说消费是什么？消费就是花钱。是的，但是消费主义就不是中性词。什么是主义呀？主导的“义”是什么？活在你心中的做人的道理。一个人假如不顾自己的家境条件，盲目的攀比，超前消费，并把这个东西看成是人生格局里的最值得你追求的目标。假如你穿的比人家差一点，觉得心里面不自在，希望穿得好一点，却用不干净的手段去抓钱，那么我可以说这大概就是消费主义，再走一步就是拜金教（主义）。

        我在交大上课，有一个男孩对我说：“老师，我来自农村，我的父母亲为我能够上上海交大付出太多了，我太想报答他们了。”我说：“你是个孝子，你怎么报答呢？”他说：“我想交大毕业后快快地赚钱，赚很多很多钱，让健在的父母亲在儿子赚来的大堆的钱面前欣喜若狂。”我说：“你大学毕业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大把大把的赚钱就意味着要把你的手弄脏，你会在所不惜？”他说：“对的！”我说：“你的回答让我毛骨悚然。”这就是拜金教，极其可怕！假如一个在交大物理电子学院、信息安全学院学得非常好的人，把电子玩得非常好的人，他稍稍动点坏脑筋，他就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钱，用电脑来作案。但他绝对不是交大的高科技专业培养要达到的目标。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拜金教，可以说消费主义对大家的影响是很大的。

        讲消费主义对大家的腐蚀，可以从广告讲起。广告对大家的影响太大了。广告是什么？广告某种角度讲就是在挑逗人的欲望。我用“挑逗”这个词，现在一个中国的孩子，还不会说话就能听懂一个广告“娃哈哈，妈妈我要喝”。这个广告极其成功，这是浙江的一个民营企业的广告。那个“娃哈哈”当年开办的时候，全部开办费340多元，现在“娃哈哈”这个广告无形资产值十几个亿人民币，这还是三年前的价位。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从小就学会听广告，不喝“娃哈哈”就要和父母亲吵和闹。表面上看上去很好笑，其实有一个价值的隐患。当我们的孩子还不知道欲望是什么的时候，非满足欲望不可的那么一个消费主义的种子已经在他的稚嫩的身体扎根了，这就极其可怕的。

        还有，我们的女孩子长到十二三岁身体发生变化，广告有时候就要挑逗你，“做女人挺好”。女孩儿再长大一点十五六岁，稍知人间情事把校园里面小男生的回头率看作自己有否成就感的一个标志。于是，她非常注意护肤品。你看看我们广告上的护肤品排山倒海，经常会出现这么一个女子，当然是明星，有修长的手指，抠起自己的脸蛋，一边抠一边说：“抹在脸上不紧绷！”你们每天都处在这么一个商业广告的刺激的包围之中，每天在提醒着你们，你们的身体上有个叫欲望必须满足。当你们没有想到欲望的时候，它还在提醒你们“你们身上有欲望必须满足”。这样的一种境况对我们同学的灵魂的发育是绝对成问题的。

        你们假如到上海，你们会发现比如徐家汇离老交大很近，一百公尺，下面的地下广场，两边的长廊连绵一百公尺、两百公尺，全是商业广告，明星的，挑逗的，身体上的衣服越穿越少的，眼睛一个个都是勾引的。我为什么把这个东西看得那么重，是因为十年内乱搞得整个神州大地不安宁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街道的所有的墙都变成红海洋，铺天盖地的红色会让人发疯的，整个中华民族颠狂了十年。现在上海、北京、广州的所有的街道我都觉得已经变成了黄海洋，他对中华民族的后代的灵魂的腐蚀，那种负面效应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你都会有一种惊恐之感。

        那么这样一种商业刺激对我们的大学生会造成一种怎么样的现象呢？首先是超前消费。我在华师大看一群小男生打篮球，我和他们开玩笑：“你们的篮球水平比NBA差得很远，但是你们脚上的球鞋价位很高，非500块不穿的。”一群小男生笑了。我说：“笑什么？”“夏老师，你落后了，我们这一群都是800块价位的，以下不穿的。”我说：“请告诉我，你们的父母是大款吗？你们的父母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出任著名的理工科教授吗？”他们钱很多，我是交大的文科教授，我钱不多。假如你们的父母是下岗工人呢？上海下岗工人太多了。我的三个妹妹、一个妹夫，四个人都下岗了。现在的上海下岗工人每个月在去年补贴高的500元，低的200—300元，假如有一个不懂道理的孩子，一开口就要800块钱买一双球鞋，父母亲忍着泪给你买球鞋了，一家三口这个月吃什么呢？喝西北风！我说我假如是父亲，我假如是下岗工人，碰到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孩子，我心里面的感觉只有两个词：伤心、寒心。18岁的大一的孩子还不懂得用自己的知识、诚实、汗水去打工，去分担家里边的经济的压力，一开口800块，我恨不得一个耳光甩过去。

        还有盲目攀比。我出任华师大教授，经常在苏州、杭州出差，那是人间天堂。司机师傅说：“教授，哪个高校的？”我说：“华东师大的。”他马上说：“嘿，华东师大的女生在这里的知名度很高啊！”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华师大不应该培养这样的女生，但华师大确实已经有这样的女生，在人间的天堂和那些大腕，美国来的、欧洲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韩国来的、新加坡来的、澳门来的进行交换。我上次到苏大去，和苏大那个传媒专业的一个教授打交道，他说：“夏老师，你何必那么伤感呢？”我说：“为什么？”他说：“苏大的女孩子在这里知名度也很高啊！”我说：“为什么？”他说他采访过一个走上不归路的女生，她说很简单，就是因为盲目攀比。一个寝室6个人，有一个女孩子家境条件好，内衣350块，怎么穿都很挺拔；还有一个女孩儿非常爱美，家境条件不好，内衣35块，怎么穿都不挺拔，怎么办呢？于是某一天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把自己卖掉了。同学们，市场经济不等于说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变成商品，这是做人的底线。大礼堂可以折合成金钱，扩音设施，那杯水都可以折合成金钱，但是人的良知，感情，年轻人的干净的身体不能交给市场。你连这一点都不懂，你就不是一个人。

        但是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盛行已经到了难以遏止的地步，这就是我要说的无边的消费主义。一讲消费主义首先讲吃，中国人民真会吃。我到中山大学，我到广西教育学院，一些年青的教师很骄傲地对我说：“夏老师，你看！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什么不能吃啊！”接着又说：“你看，地上站着的四条腿的除了桌子和椅子，什么都能吃！”我到过广西，有一条美食街，叫“食街”，是人防工事，连绵几百公尺。朋友说：“你一定要去看看。”我看了，吃在广东和广西变成了一场战争——人民战争。啊呀！那种吃的，那么一种态势啊，汹涌澎湃。我到了那个食街以后啊，那个并不是很宽敞的，左侧是餐桌，右侧都是人来人往的美食家，那种汹涌澎湃让我想起了一个战争片《地道战》。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能吃得那么凶猛吗？深圳2003年有一个宴席“满汉全席”，价位三十四万六千；也是在深圳有一年做中秋月饼，一盒四个八千八百块，我以为是天文数字了。前年他又做了一盒月饼，四万多块，里边根本不是用豆沙来做的馅，也不是用莲蓉，而是金戒指、项链、翡翠，用来腐蚀贪官的、贿赂贪官的，而且用公款来吃。中国人民在2003年吃掉了七千六百个亿人民币。你们这个校园当时造的时候每亩土地是一万元，便宜极了，但也是用你们创办人的钱——含辛茹苦奋斗六十年攒起来的，才有了这个校园，但是你能想象吗？中国人民一年吃掉了七千六百个亿的人民币，而且这里边的钱相当部分是公款。

        我看到了一个材料：2005年政府部门机关用于吃喝的公款两千两百个亿，越是用公款吃，就可以吃得凶猛。因为不是吃他的钱。我看到这样的景象太多了，一桌酒席吃掉了——大概也就吃掉了十分之二，十分之八都倒掉了，给谁吃？给猪吃！所以我有时候想中国的猪真幸福。假如在上海这么吃，在深圳这么吃，在北京这么吃，还情有可原，发达城市嘛，总有人消费嘛，挥霍嘛。我发现边远地区未发达的地区也在这么吃，这就让人揪心。我记得四年前我到山东去，那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但是那个吃喝成风已经极其可怕。有个中学校长说：“夏教授，你好不容易来讲学，很不容易，我每天吃饭都来陪你。”但是第三天他迟到了20分钟，他气喘吁吁地跑上来，他说：“夏教授，抱歉！今天是周末，周末我是最忙的。我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完中的校长，我是最尊贵的人物，所以在周末我往往要赶四个场子”，他说，“今天还不是最累的”，他说，“我们这里有个风俗，一桌酒席上档次必须有一个菜叫炖甲鱼，那个甲鱼是给最尊贵的人吃的。”他说，有一天他吞下了4条甲鱼，这才累。我说：“校长，请你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我说：“你能不能把身体微微地往右侧？”他就往右侧，我就发现他的抛物线非常夸张。四条甲鱼呀在里边。我说：“校长，请告诉我你的生肖。生物学告诉我们人只有一个胃，牛有四个胃，你肯定是属牛的。”我这么说，大家很开心，但是这么一种现状确实让我们有理由让我们揪心。

         因为这么的一种无边的消费主义对我们大学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我为什么要编《大学人文读本》，第一卷“人与自我”我就企图告诉大家，大学生的精神成人的第一维度是人与自我的维度。我企图从这个维度告诉我们的同学，人确实是个生命体，人确实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和需求，但是对消费的需求，对人的正常的欲望的正当的满足，我们应该有个度，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得好一点，穿得精致一点，但必须要和自己的家境的水准相匹配，不要超前消费，不要盲目攀比，因为我们人不仅仅是个欲望载体，我们的人应该是一个价值主体，他的需求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提升的这么一个结构。

        美国一个非常伟大的心理学家马斯洛就说过，人首先当然要吃、要喝、要睡、要步行，到了一定的年龄要谈恋爱、要结婚，人的第二需求是安全的需求，第三需求是爱的需求，第四需求是自尊和他尊的需求，第五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自我实现才是更值得我们大学生去追求的。什么叫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就是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变成一个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过程，把自己的生命潜能转化为真材实学的过程，让这个社会因为有了你这个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导致社会的进步，这是马克思所神往的理想。马克思说最好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前提。怎样让社会进步，让自己高尚起来，所以我很喜欢美国的一个哲学家的话“一个人很难伟大到让历史为你折腰，但是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假如对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认真的话，这样的人多了，世界往往为此而改观。”所以鲁迅要立人，要一个个地立人，原因也就在这里。

        民间所流行的第二个负面思潮是历史虚无主义。

        什么叫历史？同学心中的历史往往是指这两个意思：第一，过去发生过的事，这叫史实，事实的实，果实的实；第二，同学说历史不就是历史教材吗？是的，这叫史书。史实和史书并不能构成同学心中的沉甸甸的有可能对你们人生选择发生影响的一种精神存在，所以很多同学考历史可以考得很好，半个月以后全忘掉，原因就在这里。在我心中，历史更是指你虽然经历过或没有经历过，但还是值得你包括整个人类和民族刻骨铭心、不能忘记的历史的教训；这像镜子那样照出我们的人应该怎么过，我们的社会应该走什么路。人以史为镜，那是历史的教训，那是人类用血、用汗来书写的，这个历史才有份量，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活在你心中的历史。

        但这样的历史在我们同学的心中往往扎根甚浅，甚至没有这个根。我想我有理由这么说，在座的同学的家长，大概很少有比我年纪大的，我是1949年1月生，我比人民共和国还大9个月，所以我老说：祖国啊！不仅是我的母亲，或许还是我的祖母的祖母，但人民共和国怎么说也是我的表妹，因为我比她大。你们的父母很可能都是50年代生的，比我会小一点，但是你们父母在文革十年，是怎么度过自己的蹉跎岁月，是怎么把自己的青春十年变成无歌的青春，一想起来还会暗暗地掉泪，谁能告诉我你的父母在这十年所熬过的蹉跎岁月，谁能痛切地告诉我？我想这样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假如这是事实，那我就可以说：“历史在诸位的心中没有根。”在我们的心中看得非常有份量的东西，在你们的心中没有份量，变得轻飘飘，这就叫虚无，而且我们的同学往往对父母亲对你们讲的过去的事情不会看的认真，总是说这是你们的事。其实，同时也是在座的同学们的事，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过去并没有过去，我还发现，离我们的同学的时间、今天的时间距离越近的历史，你们知道的更少，当然责任不在你们身上，我们的历史教材在这方面也有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

        去年，中华民族抗战胜利60周年，我很开心地发现，***中央总书记***先生在陈述和回顾抗战的时候说了一句真话，他说：抗战八年，在正面战场抵御侵华日寇的是当年的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首次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我很欣慰，这表达了一种对历史的真诚和严肃，因为当我戴红领巾的时候，对八年抗战不是这么表述的，史书是这么表述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抵御侵华日寇兵力的大部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因为总书记说出了历史的真相。

        还有，我们以前读中国近代史，总是说这是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是的，但这是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同学们有没有想过，那么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如此轻易地一次又一次地被帝国主义列强所宰割呢？大清皇朝到哪里去了呢？庞大的北洋水师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弱呢？为什么1900年好好地在紫禁城呆着的大清皇朝的那些皇后们、妃子们仓惶西逃呢？为什么这个国家落到这样的地位呢？我可以告诉大家，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打开了中国古长城的缺口，他们的兵力才1000多人，竟然可以从广州打到天津，威逼北京，中华民族不是很勇敢的吗？不是爱国的吗？为什么连1000多人的敌寇都不能抵御呢？原因何在呢？对这一点我读中国近代史的时候，史书上是没有讲清楚的。这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对我们孩子的历史意识的培养有什么好处呢？

         还有，1949年共和国的成立无疑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很有份量的一页，中国***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确实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结束了任人宰割的历史，这一点是有功的。但同时，1949年以后，我们也发现，新中国的光荣和光辉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曲折，一连串的极“左”的政治运动把这个民族搞得千疮百孔，像这些历史我们的同学也应该知道。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共和国第一冤案。我是做文艺理论的，我知道胡风是一个文艺理论家，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是真诚地追随***追随革命的。在1933年回到大陆之前，他在日本已经加入了日本***党，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因为他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共和国文化部党组书记周扬先生的文学理论观念不一样，两个人的感情不融洽等原因，后来被打成了反革命，一关20余年，受此株连的数千人，这样的代价太大了。1957年，进入和平建设的人民共和国多么需要知识分子，那时候高中毕业就已经是知识分子了，一共才550万，但是有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右派意味着什么呢？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当他平反的时候已经是1978年以后了，生命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就那样被消耗掉了。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给共和国的经济确实造成了灾害。我问过我舅舅（我是农民的后代），我说：“舅舅，你们在农村是怎么做公共食堂的？”他说：“一个村，1000余人，三个公共食堂，午饭在3个不同的时段开饭。”农民很可爱啊！可爱到什么程度，祖祖辈辈都是吃自己打的粮食，但是到了1958年，吃饭不要钱。他说：“我就放开肚子吃！”我说：“你怎么放开啊？”他说：“就这么放开：10点半到第一食堂吃，吃饱了，到11点钟到第二食堂吃！”我说：“不是已经吃饱了吗？”他说：“从第一食堂走到第二食堂还有几百公尺，一路走过去又饿了嘛，再吃！”他说：“第三食堂在11点半开饭”，他说，“我还吃！”我说：“你怎么吃啊？”他说一食堂可以吃到这里，第二食堂吃到这里（用手比划肚子、脖子）。我说：“你吃到这里了，怎么再吃啊？”他说：“北京有一种鸭子——北京填鸭，我就哆嗦着脑袋，让那个饭的海拔不断地降低，到第二、三食堂再吃，直到吃不下，呕吐。”这样糟蹋粮食。

        后来3年困难时期，当年的说法叫自然灾害，其实在共和国气象史上,1960~1962这三年，是风调雨顺，但农民根本没吃的，当时在上海就吃不饱。你们看到没有，我站在这里个儿不是很高的，我换了一双意大利的皮鞋，那是上海交大给我的，高了两公分，加起来大概是170厘米左右，为什么？当我长身体的时候没吃的啊，每一顿饭一个馒头一两重，一碗菜汤，那算是好的。我知道我的舅舅、舅妈、表哥、表妹所有的树皮都吃完了。我的故乡在浙江，浙江是鱼米之乡，离村庄几百公尺就是大海，不知道什么叫饥饿，但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挨饿了。我表哥就对我说：“没吃，树根都没吃。”掘地三尺，吃下边的土，有点白，白的像观音，叫观音土，软软的，像白巧克力，可以咽下去，拉不出来。舅妈告诉我，她当年的最艰苦的任务是在一个舅舅和三个儿子的屁眼后面用手去抠，拉不出来啊！我表哥告诉我，抠不出来、拉不出来，腹部疼到极点，就像疯狗那样朝着村后的荒山狂奔。那么为什么没有粮食呢？因为1958年放卫星啊！亩产不是1000斤啊，1000公斤、2000公斤，甚至也有什么亩产10000斤的。以后缴粮食就按照你虚报的那么一个产量缴，就把农民的口粮都收上去了，农民就没吃的了。

         1959年，共和国出了一个国防部长，为人民鼓与呼，说“三面红旗”搞砸了，是狂热心的表现，向毛泽东先生提意见。据说毛泽东上庐山之前是纠正“左”，但是被彭德怀纠正了，毛先生就不大高兴，下山之后就把彭德怀的国防部长给免了，从此党内，***执政党内，敢说真话的人就急剧地减少。有人说1957年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1959年党内的那些有良知的高级干部也不准说话了。

         在这么一种虚假的情况下，1966年“文革”爆发，一片混乱。你们知道什么叫“文革”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现在是1966年，我在讲课，你们认为我讲的不对，任何同学都可以冲到台上来，把我的头发理去一半，用生锈的剪刀，剪成“阴阳头”，接着再把我一脚踢到台下，让我爬，说我是走狗，牛鬼蛇神，还不解渴，很可能会吐一口浓痰让我舔，就是这样。我假如不愿意，他会挥舞他的皮带，尤其是北京红卫兵的皮带，都是革命军人的孩子，他们自以为自己最革命，可以随意地把暴力落在每一个无辜者的头上，他们的皮带有那么宽，都是铜扣啊！假如落在你的脑门上就头破血流，有人会当场死去。据说这还是革命行动，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这样的荒诞在中国延续了十年，中国的经济就处在崩溃的边缘，所有的一切正常的秩序都停止了。

        我读大学是28周岁读大学一年级，能想象吗？在班上我的年纪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30岁，都是抱着孩子在温课应考的，共和国教育史上的这样沉重的一页，恰恰是十年内乱造成的。我讲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想起了《红岩》（当年渣滓洞的历史）说过的一句话：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我想在这里说，为了让我们在座的年轻的学子以后不再看到共和国的天空乌云密布，我愿意把历史的苦难给你们讲的多一点。

        我喜欢说人有两根骨头，一个民族也有两根骨头：一根叫贱骨；一根叫傲骨，或者叫风骨。什么叫风骨和傲骨？好了伤疤不忘记痛，要找出自己为何受伤的理由和原因，要避免我们这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不要简单的重复错误或重复简单的错误，这样的人是有份量的，这样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什么叫贱骨？好了伤疤忘了痛，伤疤还没有好，痛已经给忘了，这样的人是贱的，这样的民族是让人担心的。我可以说，造成我刚刚所说的那些历史苦难，在制度上的原因绝对没有从根本上有所改观。这就是说，你们的父辈所经历过的过去并没有过去，它还活在你们的脚底这片大地。假如你们不愿意自己以后像父母亲那样遭遇灾难，你们就必须记住历史，记住人类的历史，更要记住祖国的历史，里边有辉煌的光荣，也有苦难也有曲折。

        我为什么要编大学人文第二卷——《人与国家》。这是大学生精神成人的第二维度，是告诉大家不能遗忘历史，而且要拒绝遗忘，一定要牢记这么几个词：首先是“记忆”这个词，历史的记忆。一个人有份量往往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国家，他对自己的生命的历程，有着一种负责任的记忆。鲁迅为什么要写《为了忘却的记忆》？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容易忘却苦难了，所以他要写文章，为了防止你们忘却，为了你们忘却的时候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在提醒着你们，这就是历史。今天这样讲鲁迅的这句话是有意义的。鲁迅死于1936年，今天是2006年，逝世70周年，在上个星期我还把鲁迅的孙子和鲁迅的儿子请到我们上海交大和同学谈历史、谈鲁迅。首先是记忆，记忆什么？要记住“启蒙”这个词，1916年开始的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极其了不起的运动，它不是用权力和暴力，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这就是伟大的启蒙运动。启蒙什么？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是谁高举启蒙的旗帜？是那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鲁迅、是胡适、是陈独秀。什么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要高举启蒙的旗帜，而且还神往着民主和自由，他们梦想着中国大地的政治制度真正的变得现代，变得文明，变成宪政。那么，什么叫“宪政”？它要实现平等和公平。什么叫平等？什么叫公平？我觉得对这些主题词所包含的深邃的历史的内涵，我们的同学都要知道一点，那么历史在你们的心中才可能变得有份量。

        第三，我讲狭隘民族主义对同学的负面影响。

        我讲的狭隘民族主义，很多同学肯定会想，不能说肯定，或许会想，这不是爱国主义吗？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两回事情。爱国其实是一种很天然的很纯美的感情，当然这个“国”它的内涵是指祖国，而不是指国家。我不知道你们读马列是不是读得比较仔细，列宁写过一本很出色的书叫《论国家与革命》。他对国家有一个很准确的政治学上的定义：国家主要是指政府组织，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拥有合法的使用暴力的这么一个权力；其次是对某一片疆域制定经济、税收这么一个政策，用这么一个政策来实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么一个机构、政府组织叫国家。我们的爱国的概念是爱祖国。祖国是什么概念？首先是文化学的概念，首先是爱生我养我的这一片山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江山如此多娇，我们就是爱这个；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我的中国心，我们是爱这个。第二，祖国还意味着母语。现代汉语让我们琅琅上口的听起来非常亲切的母语，是爱国热情的其中应有之义。我这么讲你们不能体会，你们留学了，假如在哈佛、在剑桥听到校园里有人讲现代汉语你们会很亲切的。你们假如在剑桥、在牛津校园里边听到一个人在讲河南话，乡音一听到，你们眼睛会湿润的，心里面有一种要哭的感觉的，老乡见老乡。我们体会不到，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它的珍贵。我们有时候健康就会感觉不到心脏的跳动，我们感觉到心脏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的心脏有毛病了，是不是？我们的大脑一直在思考，我们从来不感觉到我们的脑袋的存在，某一天偏头痛了，苦不堪言，你才知道脑袋的重要；第三，我们的爱国还爱我们所习惯的所喜欢的风俗、传说、故事，甚至是我们每天都习惯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我在上海是不要吃西餐的，我的一些学生有的当干部，有的当教授，有的当大款，有时候难免会在我面前摆阔：“夏老师，今天我请你吃西餐。”在上海最高的金茂大厦，人均最低消费两百圆，把我扯去，一块牛排带血的，听说只做成七分熟的，一定要我吞下去，还有黄油，还有各式各样我自己也搞不清的东西。你不吃吧没有礼貌，吃吧实在吃不消。我说我的胃是很中国的，我喜欢吃粥吃面条吃泡饭，这些东西到了我的胃里面去就像到了自己的家那样熟门熟路，自己在胃的那个角落都安排的踏踏实实的，沉沉稳稳的。我吃带血的牛排、吃黄油，我吃下去了，它就像梁上君子那样浮在我的胃的半空，它不会掉下去。两个小时以后，我的学生问我：“夏老师吃饱了吗？”我真难回答这个问题，我说没饱，我就吃不下了；我说饱呢，不踏实。什么叫爱国？爱国是从你的肠胃开始的，这才是真正的活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爱国，这么爱国已经很深刻了，所以我老喜欢说这句话：既然爱国何必主义呢？是不是？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绝对不是爱国。

         我想说“9·11”，4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华师大，教师新村某一栋楼的七层，那是我的家，客厅里边在看电视转播。我就看到飞机过来了，把摩天楼拦腰截断了，摩天楼燃烧了，我当时想，这是美国的好莱坞的导演的非常壮丽而又雄伟的想象，中国要得好莱坞的金奖很难，难就难在没有一个电影导演有如此奔放的想象，用一架飞机去撞摩天楼。当我这么想象的时候，另一架飞机又来了，哎呀，我想不对。我就看到了那个飞机把第二栋楼拦腰截断，看见钢铁和玻璃作成的摩天楼就像被点上火的蜡烛那样点燃了，崩塌了。我问我的学生对此事有何感受，90%以上的孩子（我喜欢把这些人称为“孩子”，因为我的孩子已经大四了。）说：“打得好！过瘾！”我说你们能不能换位思考？在摩天大楼和平工作的某一个白领小姐是你的表姐，瞬间她的生命化为青烟，你忍心说好的很吗？假如那架被劫持的波音飞机有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是你越洋探亲的双亲，瞬间你成了孤儿，你还会说好的很吗？为什么美国人无辜的牺牲者她们的生命就如此不值钱？恐怖主义分子，假如真的像他们标榜的那么具有道义上的崇高感，你可以去袭击美国人的军事目标，你不要把灾难加在无辜者的头上。

          就是发生战争，在现代社会也要讲规则，谁不讲规则，流氓！我说我完全明白你们为什么那么幸灾乐祸，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里面，在和世界发达国家打交道的过程里面，难免吃亏。你又打不过美国人。于是那么一股怨恨就变成了一种小家子气的发泄，恐怖分子这么打了一下美国你们就幸灾乐祸了，这确实是一个原因，但问题是，你能够为了不吃亏再把国门关上吗？你能够像当时的大清皇朝那样认为天朝无所不有？这样带来的只是这个民族的更加落后和愚昧。我也知道美国人在全球化的这么一个舞台上有时候要扮演“世界警察”的那么一个角色。全球化的秩序是需要警察的，但美国人在扮演世界警察的时候，在尽他的责任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很傲慢的，他骄傲。他在本国讲民主，他在世界舞台上有时候非常欠缺，这是美国人的错误和缺点，但问题是面对美国人这样的错误和缺点，光靠恐怖分子这么袭击一下就可能改变吗？

        我说，美国人要扮演世界警察有时候也真的不大容易，而这一点我们的同学体会的很少，比如伊拉克事件，萨达姆我是不喜欢的，我认为萨达姆就是流氓，所以他做事情可以无法无天。他是伊拉克的总统，百分之一百的选民都投他的票。这是真实的吗？但你敢不投他的票吗？你可以不投，你是勇士，明天就把你蒸发掉。什么叫蒸发？就是你的亲人和爱人突然发现你不在了。到萨达姆被打倒以后，伊拉克的荒漠发现一个万人坑，你的亲人的、爱人的尸体在这里埋葬了已经整整四年了。萨达姆要把科威特给吞了，还不就是说打就打吗？坦克碾碎了国家的边境，科威特一片火海。面对像萨达姆这样的流氓，有时候我可以说人类政治还没有发展到健全这么一个地步，能够有效地把他止住。止不住他，他完全可以和你玩游戏，叫什么猫捉老鼠的游戏，猫不一定能够逮住老鼠，所以***说逮住老鼠不管黑猫和白猫是好猫，因为老鼠太狡猾了。

         这样的人国际舞台上有，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有。有时候一些小村庄，一个小镇，就有这样的流氓。他的特点是：大罪不犯，小错不断，就导致中国的现行的法律对他的惩治达到无效的地步。比如，他是个懒汉、无赖，不想干活却吃的好，就偷东西。今天偷你的小鸽子，明天偷你的小鸭子。你发现了，告发他，关半天放出来了。第二天又偷，偷你一只大公鸡。关一天又放出来了。他知道是你告发的，他要报复，怎么报复呢？今天晚上是新婚之夜，春宵一刻值千金啊，正甜蜜的时候，玻璃窗“哗”碎了，你知道是他做的，关两天，第三天又出来了，你发现自己进入新房的那个锁的锁眼给一个什么塑料注入其中，你的钥匙再也打不开。于是你找派出所，你们就不能多关几天吗？派出所说，假如多关了是我们犯法了，中国的法律没有健全到这样的小流氓小无赖能够有效的惩治，做不到。

        世界舞台也有这样的小流氓，萨达姆就是这样的流氓，不仅仅萨达姆，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流氓，你怎么办呢？美国去打了，他就是世界警察，但是美国打伊拉克在我看来是强盗在打流氓，因为他这么打没有联合国的授权，打这个流氓是打对的，但问题就是说，假如那个美国人说，某一个人是好人也偏说他是流氓，也打过去了，那怎么办？那世界秩序不是又混乱了吗？是不是？但有时候美国扮演世界警察，假如不扮演也是灾难。卢旺达事件你们知道吗？当地的有识之士呼吁美国要出兵，美国当时不敢出兵，怕出兵了动作太大了，世界舆论反弹太厉害了对美国人的形象不利。那是克林顿掌权的时候，一个星期以后一百万人被杀了，种族灭绝。后来克林顿到了卢旺达说：“向大家道歉！我们应该插手的，我们晚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生活在地球，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但这个家园很不公平，但是我们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及其制度能够把那些小流氓、无赖踏踏实实的给管住。管不住，联合国也管不住，我们也管不住，美国人有时候有能力管，所以他骄傲。我们一看他骄傲我们难受，但你也没有办法，其实办法是有的，让我们也变得强大，强大到让美国人不得不尊敬你。那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世界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我们有意见，我们可以提出来，你有份量，人家不得不尊重你的意见。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姚明是个象征，姚明当年到NBA去打球，在火箭队，来自中国，来自上海。美国人也给他点厉害，在裁判和教练看不到的时候捅他一下，小动作很多，姚明身上假如他脱下来也是青一块紫一块，但姚明很理智的把自己承受的委屈看成是篮球王国由于竞争而引起的不愉快，而不是美国人有意的瞧不起中国人。假如姚明像红卫兵那样，像义和团那样那就糟糕了。他的个儿很高，二米二十六，把欺负他的小个儿摔倒在地再踩上一个脚，高呼口号，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帝国主义的威风，痛快是很痛快的，但姚明的运动生涯就结束了。姚明现在在火箭队，他的地位如日中天。当麦迪不在的时候，他也可以率领火箭队有时候赢几场，是不是这样？范甘迪称姚明是个伟大的运动员。现在谁还敢欺负姚明啊？没有姚明的“火箭”不再升天。

        我为什么要编大学人文第三卷——《人与世界》。我认定大学生精神成人，假如在人与世界这个维度能够真正的增长一种意识叫世界公民的意识，把这个地球看成是全人类的家园，把地球角落所发生的很多重大的事情、战争、和平、人权、宗教纠纷、科学主义的泛滥、环境污染、多元文化和朴实价值的关系等等的问题，不仅看成是外国人的问题，同样看成是中华民族的问题，假如他真的有这种胸怀，那么我可以说，他的灵魂开始长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