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中国两度实现“言论自由”

天林：一九四九年前中国已两度实现“言论自由”

　　最近我看到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失；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温总理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改革，提出给人们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人类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我心里很纳闷，共产党革命成功都六十多年了，现在还在谈言论自由这些民众的基本要求。最近我查了一下近代史，才发现中国近代社会已经两次实现言论自由。

　　一次是清末期间。清末对民间办报纸没有限制，一个人出资几个人凑钱或什么会社办都行。康有为的强学社就先后办了两份报纸。清政府更没有对媒体进行全面的控制和管理。

　　晚清时期的报纸，是极少附和“主旋律”的。它不搞“舆论一律”；不搞“舆论导向”；不强调“清国特色”；不要求媒体必须歌颂朝廷如何“伟光正”；不要求媒体必须宣传“只有特色专制主义能够救清国”……更不要救媒体必须祝愿“老佛爷万寿无疆，高喊“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相反，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期间，有一位叫林白水的记者，还写了一幅对联刊登在《警钟日报》上，公开讥讽慈禧太后穷奢极欲丧权辱国。

　　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

　　进入20世纪，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民间办报的高潮，据统计，从1901年到1908年，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类报刊达302种。1906年，仅上海就有66家报刊，出版刊物达239种。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自由办报，藏文和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也都是在慈禧时期诞生的。蒙古文的第一份报纸是《婴报》，1905年在昭乌达盟创办。藏汉两种文字的第一份报纸是《西藏白话报》，1907在拉萨创办。新疆的第一家报纸《伊犁白话报》是1910年慈禧死后出版的，用维蒙满汉4种文字出版，清朝政府是民族政策制定得比较聪明、落实得比较好的中央政府，其民族政策的主调是民族自治。

　　再一次是民国初年。北京民国在政治上建立国会，实现多党制，也带动了言论的开放和文化的发展，和结社的自由，这些又带动了社会的大发展。

　　1、言论的开放。北京民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言论开放这是现代民主社会与封建与专制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而开放言论具体则表现为：报纸、杂志、广播、出版社等不受政府干涉。

　　报纸。北京民国初年言论开放，报纸发展很快，仅以报纸为例，民国成立后仅半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报纸由十年前的100多种，增至近500种(包括杂志在内)，新创办的报纸多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北京近50种，上海40种，天津35种，广州30种，浙江30种，湖南11种，武汉9种。

　　在民国初年的报纸中，各个政治党派的报纸占较大的比例。同盟会一直是政府的反对党，但是同盟会的报纸却是当时政党中最多的。比较著名的有：《民主报》，同盟会的机关报，1912年7月创刊于南京。内容有社论、新闻、时评、插画等，还辟有《同盟会记事》专栏。《国风日报》，1911年3月创刊于北京。该报是国民党在北京的机关报。《亚东新闻》，在宋教仁筹划下，1912年5月创刊于北京，宋教仁经常以“桃源渔父”的笔名在该报发表长篇评论，为政党政治作宣传。该报是同盟会的重要宣传阵地。《民立报》，1910年10月创刊于上海。辛亥革命后，《民立报》被认为是同盟会的总机关报。日出3张半、14版，除社论外，还刊载大量选论、译论，围绕制宪、行宪、“人民主权”、“建设民国”等问题，宣传同盟会的主张。《太平洋报》，1912年4月创刊于上海，是同盟会创办的大型日报。《中华民报》，1912年7月创刊于上海，该报以“拥护共和，进行防止专制复清”为主要宗旨，是同盟会系统报纸中反北京民国政府最坚决的。《民国西报》，1912年夏创刊于上海，创刊时主要用英文，从1913年起兼用法文。《民心报》，1911年12月创刊于武昌。由文学社领导人蒋诩武主办，是同盟会在武汉的重要言论机关。《民国日报》1913年元旦创刊于汉口，是国民党“最有力的机关报”。《国民日报》，1913年初由原《湖南民报》(1912年7月创刊)和《军国日报》(1911年9月创刊)合并改组而成，是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机关报。

　　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纸也遍及全国，影响较大原主要有：《国民公报》，1910年7月由国会请愿同志会创办于北京，是该会的机关报。辛亥革命后，该报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时事新报》，它的前身是上海的《时事报》和《舆论日报》。前者创刊于1907年12月，后者创刊于1908年3月。1910年两报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5月改名为《时事新报》。初创时提倡和平，反对暴力，之后又主张立宪，与梁启超等立宪派保持联系。辛亥革命后，该报由共和党接办，以后又成为进步党的机关报，受梁启超控制。《大共和日报》1912年1月创刊于上海，原是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1912年3月该会改组为统一党，同年又改组为共和党，1913年共和党联合其它几个小党改组为进步党，《大共和日报》相继充当了这几个政党的机关报。《民声日报》，1912年2月创刊，原系民社的言论机关报，民社并入共和党后，该报成为共和党的言论机关。《东大陆报》，1912年7月创刊于上海，是共和党掌握的报纸。

　　除了上述两大政党的报纸外，其它一些较小的民主派别政党或社团也纷纷办起自己的机关报。如中国社会党的《社会日报》。社会党的《国民临时报》，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的《女子共和日报》，工商勇进党的《工商日报》，国民联合会的《中华日报》等等。政党报纸发达，是民初新闻事业的一个显著特点。

　　外文报纸52种，其中英文26种，日文16种，俄文6种，法文3种，朝鲜文一种。不仅报纸种数增加了，而且原有报纸的规模也扩大了，如《申报》，1912年史量才接办时，发行量仅7000份，1917年增加到2万份，1922年增加到5万份，1928年达到14万份。《新闻报》，1920年发行量达5万份，1928年增加到15万份。

　　期刊。期刊据1929年北京图书馆协会出版的《北京各图书馆所藏期刊联合目录》记载，1912～1918年创办的期刊，除去机关团体公报，宗教宣传及未注明出版日期者外，共有108种，按其性质区分，大致可分为学术性杂志及时事政论性杂志两大类，比较重要的学术性杂志有：《科学》(月刊)，1915年1月创刊；《清华学报》(季刊)，1915年11月创刊，《民铎》(双月刊)，1916年6月发刊于东京等等。这一时期最多的要数时事政论等方面的杂志，除清末创办的《东方杂志》等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庸言》，(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月刊)，1912年创刊于天津，《不忍》(月刊)，1913年创刊于上海。《雅言》(半月刊)，1913年12月创刊于上海；《大中华杂志》(月刊)，1915年1月创刊于上海。这些杂志大部分是进步党创办的。还有一些是反对政府的，如《独立周报》，1912年创刊于上海，《国民杂志》(月刊)，1913年创刊于东京，《国民》(月刊)，1913年创办于上海，《甲寅》，1914年创刊于东京，《正谊》(月刊)，1914年1月创刊于上海等等，这些都是由同盟会和国民党创办的。

　　这个时期出版社也开始发展起来，其中影响最大，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要数商务印书馆，他创办于1897年的上海，创办人是夏瑞方、鲍成恩等人。主持商务编辑的历任商务经理和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初办时，以印刷商业簿册，表报为主，其后主要出版学校教科书、古籍、科学、文艺、工具书、期刊等。商务印书馆从1902年编《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算术》、《格致》、《修身》、《地理》、《历史》、《国文》、《动物学》、《矿物学》等教科书开始，到1918年，共出版各类教科书290多种，商务印书馆还出版发行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少年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多种刊物。辛亥革命后最早成立的出版社是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中华书局的业务范围包括出版发行教科书，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古籍和工具书以及杂志等。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有些极具学术价值，如《民约论》，全译本(1918年出版)，《新文化丛书》(1920年出版)，《社会科学丛书》等等。另外，民国初年，较大的出版社还有中国图书集成公司、大东书局、群益书局、广益书局等。

　　新闻通讯社。北京民国初年，言论广开，新闻通讯社有了发展，1912～1918年间，新创办的通讯社达20余家，如公民通讯社，民国第一通讯社，展民通讯社，上海新闻社，新闻编译社等。这些通讯社规模虽然都不大，一般只有一两个社员，用复写和油印的方式发稿，发行额由几份到几十份不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当推邵飘萍创办的新闻编译社。该社每天下午7时左右发稿一次，外地邮寄，本埠由社员用自行车分送各报，内容有自采和编译外电两部分。

　　2、文化的发展。言论的开放，出版、报纸、杂志、通讯社的发展自然带动文化的发展。

　　小说。民国初年，文坛上以鸯鸯蝴蝶派小说、黑幕小说及侦探、武打小说的销售量为最大。鸳鸯蝴蝶派小说是专写才子佳人的种种哀情、艳情、惨情、苦情的一种旧体小说。作者大都是既有封建文化的教养，又熟谙租界洋场生活的知识分子。这一派小说产生于清代末年，民国初年成为它的极盛时代。其阵地除报纸副刊外，还创办了不少刊物，如《中华小说界》、《民权素》、《小说丛报》、《礼拜六》、《眉语》等，总共不下20余种。这派小说的代表作有徐枕亚的《玉黎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吴奇缘的《冷红日记》、王无生的《恨海鹃声谱》等。才子佳人题材不是不能写，小说的消遣作用也应肯定，问题是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中水准高的极少，大多格调低下，且形成固定模式，毫无新意。这类小说阅后，会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产生消极情绪。

　　从1916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起，黑幕小说便开始出现。主要作家有平江不有生(向恺然)、淮士诗等人。主要代表作有《绘图中国黑幕大观》及其《续集》、井收录70位作者的小说724篇，100余万言。内容涉及军界、“政界、商界、会党、匪类、报界、僧道、慈善事业等，几乎无所不包。以妓院生活为内容的黑幕小说较多，如《海上繁华梦》、《九尾龟》、《剩粉残脂录》、《此中人语》等。

　　民国成立后，武侠小说也开始盛行。如《江湖奇侠传》、《血滴子》等都是畅销书。这几类小说的读者所以较多，与一般人的文化程度低下有联系。同时，也是市民阶层活跃的反映，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足怪，因为人们看小说总是愿意选择消遣性的，即使经济很发达，人民文化程度普遍较高的国家也不例外。但是作家已经开始积极从事新文学创作，揭开了中国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

　　话剧：又称“新剧”或“文明戏”，以区别于我国传统的戏曲。它出现于清末。1907年留日学生李叔同等在日本东京组织春柳社，演出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开我国话剧演出之先河。同年，春柳社社员任天知回上海组织春阳社。此后。国内新剧团体纷纷成立。

　　3、结社的自由。北京民国初年，开放党禁，人们思想活跃，各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成长起来，除了大量代表各种政治利益和观点的组织，还产生大量代表人们各方面生活及其它利益的组织。

　　各地民间商会从清末就开始发展到，到1911年前，全国商务总会已达55个，分会787个，会员达19万多人。北京民国初年，商会成了行会的同义词，据1914年刊行的《商人通例》的解释，“商业”包括：买卖业、赁贷业、制造业或加工业，供给电气或自来水、出版业、印刷业、银钱业等17个行业，几乎包括除农业以外的各个行业。1912年后，商会也开始迅速发展，据对当时的26个省区统计，有些统计因资料不全没有统计，1912年为794家，到1916年为1千158家，特别是在1914年，在上海还召开了全国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有22个省的180多个代表出席。在当时农商部的主持下，1914年9月公布了《商会法》60条，同年11月又公布了《商会法实施细则》20条，后又重新修订，于1915年12月和1916年5月分别正式公布。这些法律与清末的商会法比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使清末形同官署的商会变成了工商业者自己的“合群组织”；二是商会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力。

　　在商会的影响下，1907年，清政府就颁布了专为整顿农务而设的《农务会试章程》，1910年，又颁布了《全国农务联合会章程草案》。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农会暂行规程》、《农会规程施行细则》、《全国农会联合会章程》等法规，北京民国政府也注重发展农会，到了1913年已设立省级农会22个，县级农会228个。而且北京民国时期农会，其独立性都大大高于以往的农会。

　　北京民国政府初期社团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的社团，究竟有多少，尚无定数。仅《54时期社团》一书所收录的就有88个，从出现社团的地理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较集中的地方，如北京、广州、武汉、杭州、开封、西安、南昌、长沙、太原、成都等地，这些社团虽然有一些是带有激进色彩或者暴力色彩的组织，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适应政府推行新文化运动而出现的，到19世纪20年前，较著名的社团有互助社、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民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进化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等。20年代把更多青年知识分子卷入了民主与启蒙的行列。于是，在短短的2、3年时间里，许多社团就如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社团，多是特指那些拥有共同志趣、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按一定宗旨和章程组织起来宣扬新文化的社会组织，如果说，秘密会党和同乡组织代表了小农社会里众多受封建思想支配的，较愚昧、落后的下层民众所结成的自卫性社会组织，其特征是地域性、血缘性、秘密性、家族式，那么，社团则代表了大中城市中受到近代文明熏陶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固结的进取性社会组织，其特征是兴趣性、社会化、公开化。前者往往是自发的，后者是自觉的，前者活动范围较广，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后者主要活动在城市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人数较少。但是，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社团集中了相当的社会精华，代表了一种新式社会组织的诞生和发展。它给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近代文明的推动力。

　　北京民国初年出现的社团、多是直接带有明确政治目的，以政治家和热心从政的各界人士为主体所组成的政党性团体，到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为推动和适应民主启蒙运动需要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社团正式出现于社会上。北京民国时期的社团，尽管各自信奉的主义、思想体系差别很大，但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于多为自觉自愿组成的民间团体。所以，往往都事先共同确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并遵守的组织章程或规约，对社团的名称、宗旨、入社和退社手续、会员权利与义务、活动方式、机构设置与职能、纪律与约束、经费来源与使用等均有明确的规定。从组织形式上说，5·4时期的社团，已具备现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

　　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社团，除了在组织形式上的共性外，由于特定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又使这些社团在宗旨和活动上表现出以时代特征：研讨学问，进行思想和学术交流；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强调自我道德、品性的修养，创造新生活，宣传各种新思潮。

　　北京民国政府时期的社团，按其所信奉的思想、观念，一般可分为以下几类：并不信奉一特定主义，而带有一定的暴力目的，并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之社团，较著名的有：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国民杂志社，科学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教育社、批评社、觉悟社、少年学会、新民学会、新人社、改造同盟、觉悟社、共进社、改造社、青年学会、浙江新潮社、永嘉新学会等。这类社团有些也有某种思想倾向，而且有的社团前后思想体系还有一定的暴力和激进色彩，对建立中国的宪制制度起着破坏作用。

　　主张以民主、人道、自由来改造社会之社团。较著名的有：进化社、学汇社、实社、民声社、奋斗社、互助社、中华农村运动社、民众社、道社、安社、鸡鸣社、微明学社、民锋社、平社、民钟社、火焰社、素社、真社。这些社团虽具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与宣传人道主义、科学与民主等内容相结合，因而与整个社会的民主主义化趋势并不相悖。

　　主张以合作主义来改造社会之社团较著名的有：平民学社、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合作同志社、时中合作书报社、普益协社、仙桃镇消费合作社、合作研究社、大同合作社、合作期成社等。这类社团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经济消费生活的合作上，也有部分教职员工和工商界人士参加。可是。在商品经济还未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度里、企图通过经济上的合作来达到消除竞争和救济穷人的目的，这些社团对于促进人们和平相处，反对暴力有一定作用。

　　以工读互助来创造新生活的社团较著名的有：北京工读互助团、上海工读互助团、护滨工读互助团、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武昌工学互助团、南京师范学校工读互助团、天津工读印刷社，中大工读互助团、广东女子工读互助团等；这类社团的活动方式，以社会实践为主。他们企望通过半工半读的集体共产主义生活，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建立起理想社会的雏型。这些社团具有空想的色彩。

　　北京民国时期最活跃的是各类政治团体，这类团体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们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其宗旨、活动都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它们的出现，往往取决于某些政治环境和政治势力的需要。在北京民国政府时期，是各派政治势力进行重新组合的时期。面对共和政体建立后出现的大量权力再分配的机遇，各派政治势力无不跃跃欲试。旧的封建势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得不采用政党政治的斗争形式，于是，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政团组织最活跃的时期。这些由各派政治势力代表以及职业政治家组成的政团，在形式上和现代政党已没有什么区别，有很强的参政色彩。较著名的有：民社(上海)、国民协进会(天津)、民国公会(上海)、统一党(上海)、国民党(上海)非同盟会改组之国民党，以上政团后并为共和党(上海)，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南京)、国民共进会(北京)、共和实进会(北京)。国民公党(上海)以上政团后并为国民党(北京)，共和建设讨论会(上海)，中华共和促进会(上海)、国民新政社(北京)、国民协会(上海)、共和统一党(北京)、共和共进会(北京)以上政团后合并为民主党(北京)。其它较小的政团还有：自由党(上海)、中国社会党(上海)、共和建设会(上海)、商界共和团(上海)、中华进步党(上海)、公民急进党(上海)、国民联合会(黑龙江)、中华民国工党(上海)、中华国民共进会(上海)、社团改进会(湖南)等。

民国初年这些政团，往往都把“共和”、“统一”、“民主”作为其宗旨和口号。自由结社表明民国初年人们可以更多的通过这些组织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它是政治自由和民主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