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理论揭示了中国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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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军
2001年10月15日,星期一
我在上篇文章中说到,9、10月份有两件事情对中国人来说比美国的“9、11”事件还要重要,一是索罗斯的《开放的社会》中文版在中国出版发行,二是美国三位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信息经济理论。这两件事都是与学说和思想有关,都是新的思想和学说传进了中国。在我看来,这些思想和学说的传播和引进,比中国实实在在地获得几百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还要重要。索罗斯的开放的社会的思想我已在“中国需要开放的社会”一文中做了评论。现在我再来分析信息对称理论对中国的重要启示。
信息不对称的社会存在危机
三位获奖经济学家的核心理论是:当产品的卖方对产品质量比买方有更多的信息时,低质量产品将会驱逐高质量商品,从而使市场上的产品质量持续下降。实际上,当信息不对称时,市场上便出现了次品驱逐优质品的现象。这个时候的市场是假冒伪劣盛行,真正好的产品卖不出去,最后倒台和垮掉的是好企业。
前几天我去浙江省永康市,就切切实实地感受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永康市的拖拉机厂是个原先拥有3000多人的省级大型国有企业,所出产的拖拉机质量相当过硬,原先那些老厂长和老工程师都是计划经济时期熏陶出来的一代人,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一丝不苟。但自80年代之后,其产品遭到了市场上其他产品的冲击,一些质差品劣的产品以低价优势充斥市场,永拖的日子开始不好过,加上体制转轨时期的种种问题,这个老国有企业今天已经只剩下1000多人,只靠出口产品维持生存。我这是在五金博览会上听此厂一位退休的老工程师很凄惨地讲这番话的。
可以说,中国这些年里许多质量优良的企业都是在劣质产品的冲击之下垮台的。中国20年改革的现实是一个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例子。好在中国社会和市场有着顽强地抗击力,经济主体并没有被伪劣完全淹没,良性肌体与腐败肌体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具体表现就是消费者与奸商进行着生死的较量。正是消费者顽强的抵抗,才使中国的市场没有完全沦陷和堕落。但现实情形仍然十分严重。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中国经济仍然存在着危机是不言而喻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数据中存在着太多的水分,即虚假信息。虚假信息一旦暴露,市场和社会就容易出现危机。如最近一波股市暴跌,就是上市公司作假太多造成的恶果。
由于虚假信息和坑蒙拐骗对社会和市场有着极大的危害,因此,世界各国都对商业信息的真实性要求十分严格,对商业信誉十分看重,对虚假作弊者的惩罚是相当严酷的,对信息提供的充分性也十分强调,生产者必须对产品的性能和品质提供充分的说明。在这基础上,市场才能成为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市场,才能得到合理和有效的发展。
不对称信息理论在政治上的启示
中国社会为什么成了一个假话遍地、次品充斥的社会?说到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甚至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的信息流通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人很少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要想获得重要信息,都是通过逐级传达,内部文件要通过层层级别才能传达到基层。战时遗留下来的习惯已经使中国人的信息传播理念受到极大的扭曲。从国家宪法角度讲,没有公民的知情权理念,从公民个人角度讲,也没有知情权的概念。所习惯的是层层封锁、保密。这些政治上的信息处理方法和理念引伸到商业经济领域,就出现了上面所讲的一幕幕情景。
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揭示出了信息不完备情况下市场的缺陷,同时,这一理论也揭示了社会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问题。我在这里将经济信息扩大到政治信息,并且将这一原理引伸到政治领域: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政治信息,这个社会也会出现萎缩的现象。譬如,假如公民对政府官员不了解,不知道这些长官的才能和品德情况,那么,社会也可能会出现坏官驱逐好官的现象,群众会与官员离心离德,社会腐败日益加重。
现在,我们把美国经济学者的信息理论引伸到政治领域,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提拔干部的更高一级领导比群众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么低质量的官员将会驱逐高质量的官员,政府中官员的质量和素质会持续下降。这些年中国社会的表现完全证实了这一理论。沈阳市政府一班人马全部腐败,可以说对信息对称理论的完全印证。
因此,我认为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假冒伪劣问题要靠政治领域的改革来纠正。只有将政府官员中的假冒伪劣清除出去,市场中的假冒伪劣才会减少。因此,经济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而如何才能使政府官员的质量提高呢?只有采取竞选制,只有让新闻媒体充分发挥作用,只有让政党监督机制充分发挥。不从根子上进行治理,那就只能做表面文章,对中国经济质量的根本好转无济于事。
中国人有权享受充分信息和真实信息
中国人对信息的充分性没有概念,80年代许多产品出厂对性能很少介绍。只是到了90年代,有些羊毛产品才标上了羊毛标志,电冰箱才标出各项节能和环保性能。在政治方面,中国人对他们的行政官员了解也甚少,只是此官升到某一岗位上去后,才在报纸上登出一小条介绍。其实官员信息要比产品信息重要的多,因此,对官员信息的披露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中国今后不仅要加强产品的信息披露,更要加大政府管理和官员的信息披露。中国人对信息的满足不能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还要扩大到政治领域。这样结合起来才是完全对称的信息。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大多数公民对信息缺乏心照不宣,要改变这一习惯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人何时开始谈信息的对称性?恐怕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尽管这一理论已被美国经济学家在70年代就发现了,但它的深入人心以及受到广泛的重视和认可只是在近些年里。
信息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期恐怕都是十分重要的。只是由于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古代和现代社会在享有信息方面存在着多寡之分。其实美国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信息理论说白了,就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的问题,真话和假话对社会的影响问题。有无信息是一会事,真信息和假信息又是一会事。在传统的历史社会里,人类由于自然科学不发达,信息传播工具不发达,所面临的更多的是信息多寡的问题,即能不能获得信息的问题。而在今天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传播工具已经可以用大量的信息将人们淹没,因此,信息的真假成了信息处理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必须确立充分信息和完备信息的观念,必须有权利要求获得充分信息,必须有权利获得真实的信息,中国必须朝新闻自由发展。凡是那些隐瞒信息、封锁信息的产品供应商或公共产品供应商,都要因隐瞒信息而受到谴责和惩罚。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市场和政府才会获得好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
2001年10月15日,
附2001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介绍:
阿克尔洛夫的“次品理论”他认识到:市场结构的理论建立在参与者可以严格地充分利用信息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对交易和合同具有统治权的机械理论。这种情况会阻止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反信息的流动可以使市场得到发展,改善资源配置。”
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 )1948年生于美国的新泽西,197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头衔,现兼任美国哈佛和斯坦福(Stanford)两所大学的教授。
迈克尔·斯宾塞,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三位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从七十年代开始,他们就致力于“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的研究,即分析不同数量的信息代理是怎样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市场产生影响的。因此,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们的贡献就在于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
“不对称信息”理论主要研究在缺乏借方信用价值信息的情况下贷方所面临的风险问题,它也解释了那些熟知科技产业资本运作的人是怎样取得对其他投资者的优势的,以及近年来科技股的泡沫问题。斯宾塞的研究显示了信息在当代经济社会的绝对重要性,即在一定情况下,消息灵通的商人比那些缺乏业内信息的人能取得更多的市场收益,比如说,汽车经销商可以通过提供产品担保书来表明他的车更好,而公司则可以利用红利的额外税收来显示它的高收益。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1943年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967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头衔,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经济学教授。
斯蒂格利茨在获奖后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市场经济的特征是高度的非理性和不完整性。旧的模型假定信息是完美和理想的,但即使很小程度的信息不完整也能够导致很大的经济后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些人知道的比另一些人多。’”
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创新在于他提出了现代经济学最优理论的非均衡量。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指出,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在标准信息假设中,轻微的不均衡变化将彻底改变
标准模型的所有重要结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的和不完全的,同时人有时会犯错误也是合理的现象,这一切都是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描述经济运行仅仅局限于运用价格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与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新古典模型并不能为市场体制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一旦将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分析之中,就很难得出市场是有效率的推论。
斯蒂格利茨将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引入,进而批评了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定理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特征方面的种种错误理解和误导。指出,其关于竞争市场经济的推论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即它没有理解市场经济框架的不充分性并错误地鼓吹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与潜在效力相距甚远的经济模型。
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基础上,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新的模型并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斯蒂格利茨的模型不仅为洞察市场经济运行拓宽了理论视角,而且为在转型经济中的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思路。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较年轻的一流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是一个有创意并富有挑战性的学者。在其(经济学》一书中,他提出了要“超越马歇尔和萨缪尔森”,推翻新古典综合派体系。他在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领域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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