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 - 南街一梦2008-3-13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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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5] 富锦官员湿地造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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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 南街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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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拒绝国家主流改革思想，独力推行集体经济、思想控制和人身依附的村庄由盛至衰，复杂但又必然。
南街一梦
记者 邓飞 发自河南
意外之喜
1978年，27岁的王宏斌带着几个馒头开着拖拉机，到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刘庄“取经”。王宏斌是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支部书记，他的困惑是如何增加村民收入。
一张圆脸、经常微笑的王宏斌曾是工人，主动回到村庄当了南街一队生产队长。不到两年，王就创造了粮食、烟叶亩产超千斤的记录，成为该县青年学习楷模，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底，北京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中国放弃阶级斗争，一场改革新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20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率先放弃农村集体化。
王宏斌对这场变革毫不知情。他回到村里后琢磨建一个砖厂，他想了一条妙计——先给党员干部一张砖头预售发票，一块砖比市场价格低一分钱。村干部知道了也要买，得到消息的村民也就有意见了，“凭啥只有干部才能买”，外村的人甚至托关系也要买。
3天时间，王成功集资35万元。
次年，王又发动党员集资5万元，赊了一些设备建起面粉厂。他的下属在信用社主任门口蹲了3天，软磨硬泡贷出10万元。
1981年，中国开始推行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打破公社化。中央考虑到全国一些地区机械化耕作程度较高，统比分好，提出了“宜分则分、宜统则统、统分结合”的政策，但当时各地均是无条件紧贴中央制定的大方向。
1982年，南街村也把土地和工厂分给村民承包。村干部开始无事可干，王办了一个养鸡场，“弄几只鸡养养，喝喝酒、发发牢骚”。
南街村名为村，实为临颖县城南街，该村人一直有经商传统，市场意识颇浓而不善耕作，改革开放使得很多村民重返街区谋生，大量土地荒废。此外，拥有大片平整土地的中原农民对公社集体运作心有留恋，“对当年热闹温暖的集体生活简直是一步三回首，依依不舍”。
王敏锐地发现了村民们的情绪，决定收回土地，恢复集体经营。
1984年开始，村集体开始用提供口粮的方式鼓励村民交出土地。被承包的企业也被收回，村里还办了一个食品厂。
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当年，南街村的食品产业发展迅猛。大家围绕利润开始争吵，王不得不摸索可以凝聚人心，继续发展的办法。
刚刚走出文革的大陆思潮一度混乱，毛泽东思想被“抛弃”，邓小平理论体系还没有进入社会。孔孟被视为封建糟粕，西方信仰仍是唯物主义者的大忌。
整个国家都陷入迷茫。
王宏斌提出重拾毛泽东思想，用“为人民服务”来教育干部，用“学雷锋”来教育村民。服务他人和奉献社会，被王重新树立为道德标准。
“事实上，王宏斌的思想库存里只有毛的一套，一个又红又专的基层干部没有其它思想来源。”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员刘倩说。王的选择被认可——全村人像以前一样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唱革命歌曲。
1990年，南街村收回了村民全部土地，迅速整合形成了巨大生产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
在改革开放10年后，还打着毛泽东旗号的南街村开始被中国各界关注，并获得毛支持者的掌声。
毛当年的将军和干部一个又一个走进村庄，不吝赞美。王被请到中南海礼堂，给1千多高官讲述南街经验。很多老干部在南街村看到了村民享受的各项福利，落下眼泪，称他们看见了共产主义的影子。
王和他的南街村迅速成为正面“典型”。在毛思想支持者看来，南街村足以成为论证毛路线正确的一个绝佳个案——读毛主席的书，走毛主席的路，也能达到共同富裕，进入共产主义。
之前，毛的集体化和此基础上形成的党政不分、政经合一、高度集权的治理体系被广泛指责为压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过分集权和伤害农民民主权力与自由，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发展。
或许是担忧南街村可能引发的深层思想论争——鼓励或是阻止都不好，北京对王和南街村一直保持沉默。有很多领导人去过南街村，但只看不表态。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鼓励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很多人想抓住南街村这面“红旗”。当年，河南省农业银行曾一次发行“豫新”债券5000万元助南街村购进10条生产线、建立一个彩印刷厂和一个冷库。
河南官员称，河南各级政府为南街村人才、技术引进提供便利，在工商、税务和司法等各方面提供服务。“一切方面都给南街开绿灯，帮助它超常规发展。”
1994年，一位国家领导人离开南街村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一名副行长专程前往南街村考察贷款数额、放贷银行的问题。这位副行长说，南街村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贷款，就提前还掉。理由是：是农行一家发现和扶持了南街村这个“典型”，“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
农总行很快又向南街村贷款5000万元。从此，农行对南街村的政策是“不够就要，到了就还”。
1997年，南街村到达最鼎盛时期。公开数据称，该年村庄的销售收入达到１６亿元。
毛的一些支持者据此称，中国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小岗村至今萎靡，和南街村简直有泥霄之别。有人甚至以此质疑改革开放。
南街式惩罚
1993年，南街村成立中共南街村党委，王也被破格提拔为临颍县县委副书记。
获得殊荣的王宏斌从中受到了巨大鼓舞。他在办公室里贴出自己最珍贵的人生经验：“成功的秘诀在于与众不同”。
一手推动南街村发展的王宏斌已经成为村庄的绝对权威，他被所有村民敬称为“班长”。南街村在按照他的意志发展。之前，南街村给工人提供高工资，试图增加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但王后来声称，他发现了私心是万恶之源。私心的根源是私有制，要铲除私心，不仅要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且要实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
从1990年开始，南街村村民可以免费得到水、电、煤气、面粉、食油等20多项福利。村民还同时享有免费入学、入托、防疫、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保障。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给村民按人头分配住房，并配备了统一的家具、冰箱和电视机。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所有村民的原有旧家具被放到了一个统一的地方，交党委处理。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南街村腾出了足够土地建工厂，发展工业。
王掌握的村委会出台了一些具有南街村特色的惩罚措施。
1994年，王在全村搞次一次万人整风运动。王把被定性为不好好工作、不守法纪、打架闹事、喝闲酒的村民送到村外几个小平房办“学习班”。他们集体吃住，白天劳动，晚上接受思想教育，一月一期。这些人被要求写检查，直到党委认为过关，否则会被要求继续学习。
对一些“不学好不上进的懒孩子”，王命令他们穿黄褂、扫大街、拉人力车。后来，该办法也适用一些犯错误的职工。村党委认为这样既有体罚，还可让他们“丢脸、抬不起头、无地自容”。
南街村的另一个规定是：公司各车间每月必须推举一个全优车间，一个最差车间。在评最差单位的同时，村各厂队还要各自评出最差职工，评出的最差职工会被扣发工资，停止福利，多次被评为最差的职工就会被送进“学习班”。
南街村将这种最差单位、职工评选手法称为“剁尾巴”。一份报道描述说，南街村在评最差中定出10∶1的死指标，对“最差者”一罚就是当月一半工资。如果找不出来，证明厂长、主任没有真正抓工作，就得惩罚。
像毛的时代定指标找右派一样，王坚信，任何有人群的地方都会有先进与落后。
南街村食品厂的一个工人曾连续3个月被评为最差职工，遂去找王申诉，王听完后裁决说，在企业管理中，职工必须服从厂长。随后扣完了这名工人的全月工资，并且责令这名工人今后不许再胡乱告状。
“刺头”都离开了村庄，“剩下的都是兢兢业业干活的老实人”。干部就开始抓乱吐痰、乱扔烟头、乱翻舌头等小毛病。一次，村农机队队长请村里收回处罚指标，称村里实在评不出最差职工。他得到的答复是，先评出百分之九十的优秀职工，剩下的就是处罚对象。
不少村民是因为“思想落后，不服从领导”、“违反生育”、“违犯村规民约”、“工作不能尽职尽责，好人主义严重”、“思想落后、利用职务之便损公肥私”及“缺乏责任心、工作不积极”等原因被停止全家一切福利。
在南街村所有的惩处措施中，“开除村籍”是最严厉的。1996年3月份，南街村一位于姓和一位张姓村民就受到“开除全家村籍，搬出村民楼”的处罚。
被开除村籍的村民不得不搬到离村较远的村殡仪馆旁边的几间平房，生活全靠村分给的人均三分地。
被现代社会文明视为野蛮的“旁坐株连”也出现在南街村。一人犯错、全家受罚，甚至有亲友及邻居也会受影响。据有关干部介绍，如一户超生，不仅全家及亲属受罚，而且左邻右舍也要同时受罚，被停止福利。王宏斌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作为邻居监督不力，没有及时报告。
“村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村集体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不得不顺从王宏斌。”观察人士称，南街村后来的惩罚稍有缓和，但每一户村民的家门后至今都贴有一张《村规民约》，其中的惩罚规定依然严厉而细密。
该规定“思想作风”一栏的第一条规定：不重视政治学习，共产主义小区建设信念不坚定、参加各项活动不积极、有过激言行怎么办？处理办法是，进学习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转变错误认识，提高思想觉悟。第四条规定：无事生非、挑拨离间、撮三捣四、讽刺挖苦先进怎么办？，处理办法是：写检查1500份，送各单位和每户村民，义务劳动3个月。第十一条：搞第二职业怎么办？，处理办法是：停发一切福利，取消建设小区的资格……
该《村规民约》还有工作作风、生活作风两栏，共有设“23个怎么办”，覆盖几乎所有行为。
另一个约束性的制度是“十星评定”，直接和村民的福利挂钩，少一颗星就少一项福利，少四颗星就失去在村里生活的资格。
一条龙的思想教育
在很多描述中，王宏斌的兴趣似乎只是抽烟、背着手听听锁呐或者豫剧。他痛恨流行歌曲，称流行歌曲总是把人唱得浑身死气沉沉，懒洋洋的，干啥工作都没有一点劲。他甚至警告说：“青年人越听（流行歌曲），就越不想做好事，越听越想做坏事。”
歌舞厅、桑拿浴、夜总会和卡拉OK等娱乐设施被严禁出现在南街村，该村甚至没有一家网吧。1998年，王试图兴建一道城墙把南街村围起来，与世隔绝，但这个耗资5000万的计划因为资金不足而中止，只完成了一个“朝阳门”的门楼和小段仿古城墙。
南街村至今还保留有一个150人的专职民兵连，常年日夜巡逻，负责维持村庄的秩序。
王坚持认为，不断有社会大环境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渗透侵蚀着村庄，斗争必须要继续，思想教育需要持续加强。
南街村对人才的标准是三好：思想好、技术好、身体好，而思想是第一位的。王一直在试图培养他想要的人——顺从集体、能干和苦干。
南街村投资1500万元在村里建起一个幼儿园。南街村的孩子每周至少有两个小时被教育爱祖国、爱人民和爱社会主义。
王宏斌说，“南街村的下一代如果思想不好，就是埋在南街村的定时炸弹，早晚会给南街村带来损失和危害”。
王一次去日本考察，被告知高中阶段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的黄金时期，而初中阶段只是打知识基础阶段。王很忧虑，南街村的孩子去县城念高中，外面的环境和教育会毁掉之前的思想建设。
王决定在村里开办高中，完成一条龙的教育，一直占领学生的思想高地。依照中国相关教育法规，一个村只能开办小学和初中。但2000年，河南省教委例外批准该村开办高中。
南街村高中接受国家统一的文化教材，但自己编写思想教育教材。村里的学校采取全封闭式管理，幼儿一周回家一次，高中生一个月回家一次。“这样，南街村的下一代从小就可以尽可能接受南街村思想模式教育，以利于继承南街村的事业”。南街村的学生被公认为节俭、遵守纪律、几乎没有不良行为。
南街村通过多年的思想教育、对不良分子的惩罚和严密的日常管理，成功实现了南街人的齐整划一和令行禁止。令外界惊叹的是，南街村从几百人的小会到万人大会，没有一人迟到早退，会场上可以安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见。
河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倩评价说，南街村推行的这种集权甚至极权，凌驾在社会有机体和每个个体之上，垄断着一切，推动着一切，隐藏着压抑个性、滋生蒙昧集体主义，从而窒息生机的深层隐患。
王的苦恼
这个村庄最大的荣耀是经济，最大的苦恼也是经济。1998年，中国开始收紧银根，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竞争加剧。南街村开始走下坡路，且颓势不止。
有说法称，南街村发展奇迹的背后是政治化和巨额贷款支持。《凤凰周刊》得到的数据是，南街村至今预期未还贷款12亿元，后又设法贷款8亿元，共计欠贷20亿元。但南街村拒绝对此核实，只说他们一直在还，“利息都还了10多亿元”。
“这是一种毫无原则的溺爱，南街村如果不卷入政治而低调积累发展，步子虽慢一点，但不会有今天巨大困境，”批评者称，王好比只是军队里一个领兵300的连长，却意外得到了300万的士兵，“不足以驾驭，走上战场，失败是必然的”。
王宏斌对贷款自有见解。他说靠自身积累发展是等差增长，利用贷款发展是等比发展，“美国都是欠债发展”。王利用这些贷款办起南街村26个企业，王称是“一业带动多业兴，多业辅助一业上”——先是办了面粉厂造食品，再办调味品厂来提供食品的调料，再办纸箱厂来造纸箱包装食品，再办彩印厂和胶印厂来造包装袋，而办油墨厂来提供彩印厂和胶印厂的油墨。
王的产业集群配套被经济界视为大忌。在市场分工细化的大背景下，企业一般竭力裁剪复业来做大某一主业，以降低风险。事实上，王的食品厂主打产品——南街村牌方便面一直未能做大做强，从而直接危及其它产业。
王保持了一个优秀农民的良好本色。三夏大忙时，王总是凌晨4点到地里第一个开收割机下地。但显然，种地和手握数亿元资金管理企业显然是两码事。
王宏斌还是当年的“游击思维”。1998年，河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刘倩曾询问王宏斌有关南街村长远发展的问题，王称没有考虑那么深，那样对事业没有好处。
对王影响甚深的是1970年代的一件事，那时临颖县委研究要上一个化肥厂，各方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结果组织部长说，那就干脆别干了。
王从此得出经验，干事关键是要干，不能只停留在研究考虑上，问题只能在干中解决，管理者光想不干，什么都干不成。
直到2008年记者采访王宏斌的未来规划的问题，王还是那一句：“具体没有，走着说着”。
南街村最有权力的人毫无大型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对经济发展缺乏战略规划。而南街村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少有优秀经管人才。王因此很沮丧，说每次开会，唯独在研究人的问题上，他“整夜坐在那里，掂掂这个不行，掂掂那个不中”。
但王宏斌又不放心使用外来者。他说如果他们不能认可南街村的文化和思想，就搞不好南街企业的工作，反而可能会影响村庄。南街村本地干部则多次举证说，澳大利亚回来一个会计专业的博士，对村啤酒厂提出一套发展计划。王被说服，让他当了经理，但最后财务报表显示亏损更大。
南街村的干部大骂该人是赵括，知识分子只会纸上谈兵，南街村从此结论：外来干部不如本地干部。
1992年，村里办了一个日本合资厂，日方拒绝接受南街村的管理模式，单独制定工资福利制度，不愿参加村里活动，被王批评是资本主义。2年后，村里认为技术骨干已经成长，要求日方只拿分红退出管理。
合资工厂是南街村少数盈利企业，王宏斌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他给日方代表盖了一栋日式小楼，花了5万元买了县里第一台自动麻将机，干部轮流陪着日本人打牌。
王宏斌对此辩解说，国家都一国两制，为啥就不能一村两制呢？王后来提出“外圆内方”，称南街村对外要接轨市场经济。
王开始将南街村称为“毛邓村”。
王继续利用本地干部来控制属下26个企业。一个姚姓女青年慕名给王写信，表示要嫁到南街来建功立业。欢喜的王宏斌直接让她当上了副村长，后调任食品厂副厂长，3个月后转任方便面厂抓生产，7个月后当厂长。2年后，姚转任南街村宾馆经理，后被一抹到底到调味品厂当工人。
戏剧性的是，沉寂一阵后的姚再次出山，担任一个鲜湿面销售公司总经理，最后升任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如今又退了下来，在家养病。
很多干部如同姚一样忽上忽下，起起落落，他们自认是党委对干部的锻炼。“事实上，王宏斌手头就只有这么一些人，他只能如此”。
王买来毛的《毛泽东评二十四史》，找人讲读。他试图学习毛泽东的管理谋略和驭人之道。接近王的人士描述说，王对哪个干部不满意了，也不说原因，一句“回去吧”，就算是撤职。该干部就写检查，写到王满意为止，再安排工作。有人写几次还是不能过关，一沮丧就不写了，王哪天需要用人了，就会不经意一句“某某这段咋没见着？”，身边的人就会心领神会，找该人再写检查承认错误，该人觉得自己开始熬出头了，就按照指点行事，再被安排工作。
村里更多时候是王宏斌一个人在拍板决策。王的一名下属描述说，“班长”作为一把手，啥都管。他十几年如一日经常下基层，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当即处理，能拍板的当场拍板。
很多人找到王，献上诸如黄土造纸等匪夷所思的项目计划。王最后采纳了郑州几个农民的“永动机”项目，并派人到深圳实地考证了他们声称的样机。2000年9月，王把村冷库改成一个高科技车间，秘密进行永动机实验。
永动机是人类一个伟大的梦想。但任何一个接触过物理课本的初中生都知道这绝无可能，人类不能打破能量守恒定律，王的同事、其它20名班子成员第一次破天荒全部进行苦苦劝阻。但王斥责他们“思想保守”，他宣称“有人说弄不成，我看就能弄成”。
相关资料显示，王说永动机研制成功后，每月将有40亿元的纯利润。他还构想了这笔钱的用途——一个月收购一个乡，然后收购一个县、再买一个市、一个省、全中国、全世界，全部按照南街村思想来进行包装改造，搞共产主义社区建设，让南街村走向全世界。
“我当时听了不寒而栗，当年的大跃进和解放全世界人类的伟大理想又回来了。”一名知情者说，南街村和毛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永动机”发明家被安排在村里一个房子里，不得擅自外出。研制未能成功，还导致三台奥迪新车报废。2002年，王宣布放弃永动机计划。至少2000万元的损失导致王的权威遭遇重挫，有人私下玩笑说王要当地球村村长，地球王。但他们对外统一口径说：“辩证来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通过了南街这一次，别人再也不会这条弯路了”。
王在3次不同规模的会议上做了检查，一度痛哭，却很快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下面的一些群众陪着流泪，说书记为了大家受了委屈，“吃五谷杂粮的谁能不犯错误呢，连毛主席还犯呐！”
在南街人的记忆里，王最后一次财大气粗，是投入3000万元建一个室内植物花园，在大棚里收罗了上千种世界各地植物。
这个项目同样令一些干部忧虑，何时收回成本至今是一个谜。
左冲右突的挣扎
2004年10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支部书记沈浩带领一个参观考察团来到南街村，沈浩在留言本上写下：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小岗村的谦逊一直令南街村人感觉骄傲。但或许令小岗人意外的是，南街村人正在左冲右突试图杀出重围。
2003年开始，南街村因为投资过度和大量资金浪费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多条生产线停工，工人甚至拿不到工资。
王宏斌不得不继续做出一些调整。
2003年前后，王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企业，希望它们“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南街村或许还与行贿沾上了边。一个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内部人士称，他们甚至一次贷1200万元贷款，就要支付200万元的贿赂款，“经手人都感觉很害怕，不想再干了”。
但南街村公开的说法是，是上游材料供应商允许欠款和经销商提前付款来帮助南街走出困境。
要活下去，南街村在寻觅一切可能的生存手段。一年最多有40万人来南街村参观研究，村里人开始琢磨如何开发收费。
2003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添增南街村旅游的共产主义特色，王派人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址和延安窑洞等建筑，并盖了一栋巨大的八角楼，来盛装展示毛泽东文选。但因资金短缺，该楼一直无法完工，蓬头垢面地和其它景点挤在一起。
南街村建起了可以同时容纳几千人同时用餐的自助餐厅，获得国家颁发的四A景区资格。
2004年，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确保获取充裕的资金。据称王对此投了反对票，但最后还是妥协。有报道称，2004年11月，南街村集团以“维护管理层的稳定”为理由，悄然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宣布对王宏斌等13名村干部给予60%的股份激励，其中王获分9%的股权。
外界评价称，此举表明南街村正式放弃集体制，走向私有化，干部门为自己在铺设一条退路。
南街村再次成为中国聚焦点，舆论大哗，但王对此不予置评，他称2008年是一个敏感时期，中国尤其需要稳定，不要说一些可能导致不稳定的事情。
南街村福利供应处处长邓书亮说，南街村每年需要为3100多名村民和近1000名荣誉村民的福利支出近2000万元，这笔开支还将因物价上涨而增加。王宏斌称南街村已经复苏，当年实现产值、利税分别为１２亿元和6400万元，2007年则上升到了１４．７亿元和7500万元。
南街村的干部说，之前投资的两个制药厂也将实现盈利，形成了新的利润增长点：“一切正在好起来，南街村不会倒下”。
王的一个理想是，５年内，南街村村民都进自助餐厅像在公社食堂一样免费用餐。10年内，要让南街村村民的生活用品全部实现供给制，提供除内衣、手表、金银首饰、皮鞋、电器等其它物品。
但有媒体援引工商资料称，南街村2006年净利润只有310多万元。有专业人士对照南街村的企业分析后称，其不可能创造出近15亿元的产值。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王宏斌也已57周岁，他还依然微笑。王说，南街村还得往前走，他们还在努力奋斗，所有人都会看到结果。
声称“精神上永远不会退休”的王宏斌，总是习惯一个人在地里走来走去，一走就是几个小时。王宏斌说，他是在“把心事反复思考”。一个人在野地里走路，能把全村子的工作想一遍，能把全村的老少爷们想一遍，这时候脑子最清楚，想透了，就知道啥干对了，啥干错了，以后怎么办？
河南作家张宇在一本书里描述说，如果远远望着王宏斌，他在天高地阔里显得孤独，甚至也很可怜和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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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3] 南街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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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的未来或许不仅取决于王宏斌和其他村干部的抉择，更在于中国市场经济逻辑的理性背书和普适价值的自然力量。
南街村的十字路口
记者 邓飞  发自河南
“俺们在天上”
王一直是年长村民心中的英雄。
王宏斌曾为南街正在面临的困境，一个人在地里抽烟烦恼。有一个路过的老人说：“斌，你不要害怕，我们就是要饭也要跟着你。”
九栋楼三单元72岁老人黄正贤坐在沙发上，茶几果盘中摆着剖开的橙子。他带着来访者参观他的3个房间，指点介绍免费获得的物品。黄正贤说：“想想吧，比比河南乡村那些艾滋病人、出去打工回不了家的民工甚至周边的农民，俺们在天上。”
社区广场里，老人在锻炼身体，几个孩子扯着风筝在阳光下奔跑。尽管几年来福利没有多少改善。但村干部说只要大家继续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像黄正贤一样有充分的满足感。南街村曾出现过分裂，一个叫耿宏的大修厂厂长因为厂里卫生不合格，被王宏斌撤职，责令搬出村民楼反省。
株连制很快启动起来，耿宏在学校的孩子也被停餐。耿一气之下当面斥责王宏斌，并要求退出南街村，退回他的土地。王勃然大怒，亲自带人给耿换地。
有人告诉王宏斌，耿如果收回了地，可能给一些共产主义信念不够坚定的村民带了一个坏头，南街村声誉将受损。王宏斌后来托人转达了对耿的歉意，并把耿换到更重要的一个岗位，据称耿感激得流下了眼泪，称一定要干好工作，不辜负王和组织对他的信任。
但2008年3月1日，在村农村支部办公室的《福利花名册》上，耿一家4口的福利还是被停止了，“耿还是和村里搞不来，还是走了”。
有相当数量的村民因为无法忍受村规民约或自行或被赶出南街村。
“我根本不能过我自己的生活，干部管得太宽。”原南街村一谢姓村民说，南街村的人订婚和结婚需要各自打一份申请报告，村里要派人专程去调查，最后经由党委批准才能结婚。而申请报告里，男女双方必须要对南街村现在的事业表态，“我们必须要说支持”。
家里有时候面粉吃不完，而外村的亲友贫困，母亲想送一些给他们过年，被父亲严厉喝止，“如果被村党委知道了，那简直就是灾难”。
“干部管我们管到了太细，现在想起来太可怕了。”谢说，村党委会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某某不爱惜公物，坐坏了大便器。干部要求村民要在家里的博古架上摆上书，“可以体现人的各方面素质”。干部挖苦说，如果家里摆设不匹配，就好像是人上穿棉袄下穿裤头一样。
虽然谢忍受不了这种管束而离开，但还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可以衣食无忧而选择回到村里。但村里最重要的位置基本上都被中年人占据，年轻人需要按部就班的升迁。所以他们最初宁愿去当保管员，也不愿意当车间主任——两者的收入福利是相同的。
现在，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去做业务员，可获得出差补助。一些人“被资本主义思想观腐蚀了”，和外面的人串通起来损害村里的利益，收到礼物或者回扣也不交到村里，这令王宏斌很生气。
“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南街村福利供应处处长邓书亮说，群众觉悟很高，面粉吃不完就交回来，10多年前配备的电视机有的还在用，能修就修，绝不对组织提出任何过分要求。
“事实上，一台电视机拿来就是看看新闻嘛，都一样，为什么一定要高消费呢？这样难道不好吗？” 邓书亮说。
内心中的“永动机”
南街村在多年后窘态显现，王宏斌坚持认为这是私心和私有制的问题。他不停地强调说，人没有私心，党员干部就不会以权谋私，群众就不会损公肥私。
王坚称南街村最大的挑战是公心和私心的斗争。
如何战胜私心呢？南街村对干部的管理一切都靠自觉和自己的良心。村党委副主任雷德全说，他负责接待工作这么多年，没有人来询问他的支出哪一笔不合适，“我们不会乱来”。
事实上，南街村的干部并非个个都有自觉保证公心纯洁。2003年5月16日，南街村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村委主任、南街村第三号人物王金忠因病去世。奇异的是，有不明身份的妇女抱着孩子来到丧礼上要求分割财产。另据称，王金忠的柜子里发现共计2000万元的现金、存折还有多个房产证。
王宏斌承认王金忠存在作风问题，给他巨大刺激。他马上在南街开展“学习会、生活会、评议会”三会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鲜明而且前所未有：坚决清除“二奶”；限制喝闲酒；制止索贿受贿；查处同流合污即结伙搞以权谋私。
王金忠是王宏斌最重要的战友，担任“政务大臣”抓村子的外交内务。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明的形象。
王宏斌认为，无所不在的人民群众就是最好的监督员，他们有多种渠道可以向村党委反映情况。但矛盾的是，《村规民约》对“无事生非、挑拨离间、撮三捣四、讽刺挖苦先进”的惩罚令人生惧。
“干部掌握着这些帽子，他们决定给谁戴就给谁戴。”谢姓村民说，村民普遍的心态是不多嘴、不管领导的事，过好自己的日子。
“王宏斌一直很努力消除人的私心私欲，但这实际是王宏斌内心里的一个永动机。”观察人士说，一个人心存私欲并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引导好、不会伤害到他人和社会。
没有人相信王在消除私心私欲这场战斗中能够胜利。王也承认说，南街村纪委以前闲得无事，但近年来查案一桩接一桩。

南街人决定自己的走向
南街村遭遇的巨大困难显而易见。2004年南街村“股改风波”后，南街村到底能否走出去，到底走一条什么样子的道路一直令人迷惑。
之前，南街村公开的说法是应工商部门的要求，是在相关文件上走一个股份改制的过场，是一种形式。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提出分红要求。但在法律上，王宏斌等村干部已经完成所有的法律手续，成为合法股东。
2008年3月2日，南街村委会一楼会议室。王宏斌称，迄今为止，村里确实没有任何人提出对南街村的股权或者分红要求，“但我不能保证我以后不会分红，也不能保证其它人不会”。
“即便是我以后要求得到股份，我也是合法的。” 王宏斌告诉记者。他的依据是2000年11月，河南省下发了《关于加快乡镇企业改革调整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要求此后3年，全省乡镇企业基本完成改制工作。
依照该意见规定，王和其它身兼企业负责人的村干部一共得到60%的股份几乎没有问题。
有南街村人称，王即便获得股份也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多年以来对南街村的贡献一直无人比肩。“他自己选择单干，现在至少也是一名千万富翁了。”
但观察人士称，关键是王一旦真正谋取股权和分红，他极有可能被攻击成为一个盗名欺世、背弃自己承诺的伪善之人。他多年苦心经营的“红色堡垒”和“南街红旗”将成为一个笑话。
更要的是，南街村如何偿还银行的巨额贷款。
或许王宏斌在现实利益和身后毁誉之间摇摆不定，最后，王改口说：“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不会放弃我的理想，南街路的路子不会变”。村党委副主任雷德全则郑重解释说，南街村的路子就是集体经济，共同致富。
在一些村民的描述中，公正严明、一心为公的王宏斌似乎是一个复杂的人。王曾在村民大会上抹着眼泪给大家检讨自己多生了一个女儿，但他后来又生了一个男孩。他要求村民都搬进村民楼，但自己却盖了3间平房住。
南街村的明天由此变得模糊而不确定。
从行政角度来说，南街村还是一个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才是南街村村民自治权力机构。村庄重大事情必须通过村民会议通过。
而南街村村委会一直形同虚设，王掌握所有重要权力。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乡村被免除农业税，农民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得到越来越多的福利支持，中国乡村和南街村福利差距渐小。一种声音是，南街村村民应该依照法律重新选举村委会，让村民自己决定村庄的命运。
有评论说，王宏斌不过是把中国曾发生的事情在南街村这个村庄再次展示一遍。吃了苦头的中国人把教训或经验写进了书里，然后顺应普世价值走向现代社会，“只是有些人不学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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