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不打官腔作风“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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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幼军:不打官腔作风“另类”
2007-09-20 23:04
多年主持意识形态工作,对文化管理有着成熟思考,观察人士认为54岁的于幼军9月6日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如无意外,他将接替已届退休年龄的孙家正,出任下一任文化部长。
此前,于幼军已于8月30日卸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职务,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在当天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给予于幼军“思想解放,视野开阔”、“敢抓敢管,雷厉风行”、“坚持原则,不避矛盾”的评价。这被外界视作对于幼军任内关停非法小煤矿、处理黑砖窑事件的肯定。
观察人士认为,文化管理堪称于幼军的“老本行”。于早年主持广东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南粤传媒、文化事业发展迅猛,政绩可观,新的岗位对他而言可谓驾轻就熟。
●另类于幼军
在中国政坛,地方大员能经常就敏感问题接受媒体访问,向公众吐露心声的,少之又少。而于幼军的一些做法常常显得颇为另类。新闻界人士均认为他思想开放,较少打官腔,是颇受欢迎的宣传官员。有记者表示,在她采访过的很多高级官员中,于幼军的历史感和责任感都是比较少见的。
●简历
1953年1月出生,江苏省丰县人,研究生学历,哲学博士学位。197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副所长;1986年8月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86年11月任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1990年3月任广州市天河区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92年11月任广州市委常委、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1994年8月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0年6月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2003年6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2005年7月任山西省副省长、山西省代理省长;2006年1月任山西省省长;2007年9月6日被国务院正式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1、顶住压力锐意改革
提出“不仅在物质文化方面要开放、引进,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要开放、引进。”
于幼军祖籍江苏丰县,从小在广州长大,父母均为南下干部。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宣传系统一度有“四大才子”之说,分别是于幼军、朱小丹(现任广州市委书记)、曹淳亮(现任广东省文化厅长)和黎元江(原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社社长,2004年因受贿罪获刑12年)。
“四大才子”中,于幼军学历最低,仕途却最为顺利。于幼军1971年毕业于广州市第109中学,后留校任教。1981年调入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任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先后主持了“对外开放后广州青年的思想现状及其积极变化”等一系列选题。
1985年到1986年间,于幼军、黎元江利用业余时间合作撰写了章回体政论小说《社会主义四百年》,这本普及政治读物糅合了金庸武侠小说的特色,用演义的方法讲述社会主义运动史。
此书出版后,吸引了包括时任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在内的很多人的注意。此书获得了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也为作者赢得了“才子”声誉。很快,广州市委决定委托社科所研究起草全市文化发展战略。同期,于幼军升任广州社科所副所长。
据于幼军本人撰文回忆,当年广东在国内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经济蓬勃发展,随之也带来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港台文化的冲击,不少人视为洪水猛兽,一些内地城市甚至打出了“抵制来自广州的精神污染”的大幅标语。据此,他曾提出“不仅经济建设要开放,而且文化建设也要对外开放;不仅在物质文化方面要开放、引进,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要开放、引进”。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一主张在广东省内外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于幼军也为此面临不小的政治压力。
给予于幼军关键支持的,是当时已经离休的原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在任仲夷2005年11月去世之后,于氏在《炎黄春秋》2006年12期发表专文《任仲夷——我的忘年之交良师益友》,纪念任仲夷逝世一周年,文中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有关细节。
1986年,于幼军主持完成的广州市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获得广州市委常委会通过,成为指导该市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同年,于幼军出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三个月后又转任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33岁的于幼军正式步入仕途。
2、不打官腔作风“另类”
作为市长与普通网民就城市未来进行公开交流,在全国属于首例。
1993年,于幼军升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次年当选广东省委常委。不少与其有过接触的广东新闻界人士均认为他思想开放,较少打官腔,是颇受欢迎的宣传官员。在于幼军任上,广东报业改革一直领军全国,先后有多个集团以及一批媒体新锐涌现。
2000年4月,于幼军离开主掌多年的宣传部门,调任深圳市长。在中国政坛,地方大员能经常就敏感问题接受媒体访问,向公众吐露心声的,少之又少。而于幼军的一些做法常常显得颇为另类。
2002年11月,署名“我为伊狂”的深圳网友发表了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帖子。其时,深圳原有的特区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发展面临新的关口,这篇文章引起了广泛共鸣,很快从网上流传到网下,甚至出现了市政府开会也满座争说“你被谁抛弃”的现象。
2003年初,在媒体的努力下,于幼军力排众议,决定与文章作者面对面交流。1月19日,真实身份为一名证券研究人员的“我为伊狂”与深圳市长坐到了一起,一个城市的市长与普通网民就城市未来进行公开交流,这在全国还是首例。
2006年,刚刚履新山西省长的于幼军下决心关停全省4000多座非法小煤矿。面对重重压力,当年7月他在接受南方一家媒体专访时,公开袒露主政一年来的心路历程,重申关停非法煤窑的决心。
2007年6月,山西“黑砖窑”事件震惊全国,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于幼军再次接受南方一家媒体专访。一位资深时政记者表示,于幼军愿意和媒体交流,愿意说真话,这和他一贯以来的作风是分不开的。
2006年1月,于幼军在山西人代会上以全票当选省长后,曾借用鲁迅的一句名言表明心迹:“站起来当伞,为民众遮风挡雨;俯下身做牛,为人民鞠躬尽瘁。”
“黑砖窑事件”爆发后,他也曾多次引用鲁迅关于国民劣根性的论述表明自己的看法。
曾多次采访过政府高官的南方一家媒体记者表示,在她采访过的很多高级官员中,于幼军的历史感和责任感都是比较少见的。
3、善于在体制内创新
于幼军重操文化管理“老本行”,对文化体制改革是个“利好”。
似乎是一种巧合,在于幼军迄今21年的从政生涯中,屡屡与“七”这个数字结下不解之缘。
1993年,于经过七年的区、市历练,被提拔为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次年成为省委常委,进入副省级干部序列;七年之后的2000年4月,于由党转政,出任省委常委、深圳市市长。随后他一路北上,2003年调任湖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2005年转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7年8月30日上调进京,由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成为中央部委负责人,这一过程同样历时七年。
于幼军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士认为,于幼军多年在改革开放前沿主持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管理有着长久而成熟的思考,对于亟待破题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来说,应该是一个“利好”。
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当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公布,不少人乐观地认为,继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后,文化体制改革也有望在“十一五”期间顺利破题。
虽然国家明确了文化的产业化方向,却并未给出明确的时间表。在中国,由于文化事业特殊的意识形态属性,自前述两个重要文化纲领出台至今一年来,文化领域的改革进程比各界期待的更加缓慢。
2007年2月,中国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发布《文化蓝皮书——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根据国际统计分析,如果达到人均GDP1600美元的发展水平,恩格尔系数应为33%,文化需求在个人消费中应占20%,实际需求总量应为20100亿元。2005年我国人均GDP就超过了1600美元,只有4150亿元左右的文化消费支出,距离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换句话说,我国居民的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不到1/4。”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国民有四分之三的潜在文化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其主要原因是体制性原因。要真正释放文化产业的生产力,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是当务之急。
上世纪90年代,广东传媒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各报纷纷创办子报子刊。同时,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如《英雄无悔》、《和平年代》,一批符合宣传需要的“新颂歌”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等也风靡全国。业内普遍认为,“广东文化现象”的出现既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大气候有关,也和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省委宣传部长于幼军的“思想开放”、“作风开明”密不可分。
1993年至1995年主持全省意识形态工作期间,于幼军曾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在职博士生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1999年12月,这篇论文经过修改增补后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篇论文被普遍认为触及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的边界,显示了作者善于在体制内寻求理论依据进行创新的勇气和灵活务实的一面。作者一方面认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文化,无疑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以共产主义文化为发展方向和理想目标。”但同时,也不能回避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说得通行不通、行得通说不通”的现象,提出“不宜把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作为现阶段可以普遍实行的原则和要求,向全社会成员提出,并据以要求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因为这一阶段尚未具备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在全社会实行的条件。”
如今,即将主持全国文化工作的于幼军,其想象力和执政的勇气,会给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带来新的动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