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日本新一代

剖析日本新一代
作者：马挺，郭一娜等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来源日期：2010-11-1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1 17:07:01
阅读量：149次

钓鱼岛撞船阴影下的中日关系，在民间冲突和情感交锋持续不断的当下，看上去似乎仍和北方的天气一样寒冷。
二战结束已经一甲子有余，今天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年轻人，已经是战后第三代了。比起战前、跨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出生的第一代、第二代，他们这一代，在思想意识方面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他们在想什么?如何看待与中国的交往?对历史的认知情况如何?
作为近邻，我们需要了解日本年轻人的生态。因为，唯其如此，才可能更加真实而理性地看清中日关系的未来
日本年轻人在想什么
十几年前，我曾在课堂上说过：50年后，中日必有一战。但是学生们哗然：马老师，您可别吓唬我们。可是最近，一个快要毕业的学生发电邮给我：“老师，我决定参加自卫队了……”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马挺发自东京 刚刚过去的一周，来自日本民间的两条消息一好一坏。
好的是，从10月27日起，约1000人组成的“日本青年上海世博会访问团”开始访华。因钓鱼岛撞船事件而推迟的这场中日民间交流活动，赶在世博会闭幕前闪亮登场。坏的是，就在上个周末(10月23、24日)，日本国内再次爆发了反华游行活动，参与其中的不乏年轻人。
年轻人的想法和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说，将决定着中日两国关系未来的走向。
战后已经六十多年了。而今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年轻人”——可以说是战后第三代了。比起战前、跨战争时期以及战后出生的第一代、第二代，他们这一代，在思想意识方面已经有了质的变化。
罪——不复愧疚
如果说手上沾有中国以及亚洲人民的鲜血，那也至少是现在日本年轻人的祖父、曾祖一代了。让今天的日本年轻人上溯两三代为祖上去反省、谢罪，是否可能?
平心而论，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是作了相当的反省的，而且至今还在反省之中。但是，中日文化的迥异，也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对于日本来说，首先是历史观与中国人迥然相异——中国是断代史观，而日本则是“绵延史观”。
中国历史上，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后代绝不会为前朝的“罪行”负任何责任(包括心理层面)——正因为前朝有“罪”，才要取而代之。
但日本，如果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纪元前六七世纪)开始算，“万世一系”，至今已有125代天皇了，有“换代”而从未“改朝”。
这种绵延史观，加上战后弥漫日本的“一亿国民总忏悔”论，转移了对战争责任追究的视线，再有进步势力反对军国主义的“努力”，也就使战后几代人都“无可奈何”地要在为“过去的战争”辩解的同时，“永远”地反省下去。
但中日之间，对于反省不但立场相反，而且对反省的内涵外延、作法结果等的认识亦不尽相同。
老一代日本人是感到确实做过对不起中国的事，不管有些人如何要将侵略行为合理化，但内心的“愧疚感”是无法抹消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提供了一系列的援助，虽然很少被中方在国内提起，日本虽有微词，但也不了了之，就是这种愧疚感使然。
但是，时过境迁，毕竟已是从飞机到“因特”网络遍布全球的时代。根据笔者的观察，不管是否到欧美去留过学，现在的日本年轻人脑子里，传统的历史观和欧美的现代思想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他们心目中，即使老一代有罪，也轮不到他们来赔罪、道歉——爷爷、太爷爷的作为与我何干?再与欧美的所谓“自由”、“平等”思想联系起来，他们更加主张即使在国家之间，也应该平等相待。而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历史问题”，在他们看来却成了是在动辄拎起“历史问题”敲打日本。
厌——中华思想
前些日子，一位中国人同事和我提起，近年来在日本教中文或有关中国问题的日本教师里，好像“亲华”的不多了，取而代之是些年轻的“厌华派”。而这些年轻教师，不但现代汉语水平比上一代高，而且往往是长期留学中国，甚至是中国几个著名大学的硕士、博士毕业。但他们不像老一代教师，对中国赞不绝口，而是表面比较客观，实际上不乏“厌恶”。
他们去了中国，捧了这个饭碗，只能吃这碗饭，但是他们讨厌中国，甚至包括一般中国人。
当然，在日本人中，真正的亲华派不多，说“知华”可能比较确切。老一代主要喜欢或者说崇拜的对象是中国的古代文化。老一代日本人，不但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古典，还有的会写汉文诗。我身边的几位日本人汉语老师之间，甚至常有汉诗唱和。
可是，日本年轻一代的汉文水平就只是那么不到两千个汉字。而且学中文的简体汉字，又与繁体字挂不上钩，更谈不上解读古典汉籍了。但是对中国的现实，他们却要比日本老师们知道得多，而且是亲身感受。当然其中就包括中国社会的阴暗面。这些现实用他们自小培养起来的价值观来衡量，那当然就是“厌恶”油然而生。
究日本人“厌华”缘由之极，往往是所谓“中华思想”——主要是指自秦汉以来，中国自以为世界之中心，中国人又惯于强烈表达自己的主张。
“那美国不也是一样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厌美’?”我问。“美国离得远啊!越近越觉得讨厌……”有识者答。这会不会是日本“中国威胁论”的心理情结呢?
日本人一般不善于表达感觉，而是压在心里，但到了压不住的时候，就会以很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前两年的“毒饺子”事件，就是多年对华积怨一次大爆发。日本媒体一夜之间就掀起了厌华风，甚至连NHK也丢掉了一向“公正”的面纱，接连一个月，每天的主要新闻时段，头条都是“毒饺子”。连我上课讲到饺子，也只好教学生如何包“毒饺子”了(当然是开玩笑)。
不知在日本长期滞留过的鲁迅，为什么会有“痛打落水狗”的思想。日本有识者对我说，让着弱者，是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之一。战后至今，之所以日本人对中国一再“退让”，其中有对侵略的反省，但也正是认识到，由于日本人过去的作为，才使得中国在战后几十年，不能马上脱离贫穷——有一种愧疚。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强大了，超过日本了，同理，他们就会认为，你(中国)就应该“让着”日本，至少不要再像以前，在战争责任呀，赔礼道歉上那样咄咄逼人了。
在日本是讲究师道尊严的(但现在也基本“扫地”了)，但没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观念。中国人可能认为当了日本上千年的老师，就应该得到感恩。殊不知，“学生”一旦发现“师道”有误，就会马上“跳槽”。
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应该说无可指摘——通过对鸦片战争的观察，当时的日本学者就明白，再跟着中国走下去，结果日本只有像大清帝国一样，成为西欧列强的殖民地。
至于近年来日本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有没有嫉妒的成分在内?笔者是没有明显感到过，而是看到日本人早就做好了在某个时期，中国经济超过日本的心理准备了。
但有识者曰：“当然有羡慕、嫉妒。但是不会表现出来的。因为日本人觉得，一旦承认自己在嫉妒，那就等于承认‘败北’。而承认(中国超过日本的)现实，则不算败北。”
日本在钓鱼岛事件中表现出的“暴躁”，是承认“败北”呢，还是失去了“自信”?
旗——爱国精神
看到10月16日在东京六本木向中国大使馆的示威游行，我确实吃了一惊——白刷刷的一片日之丸旗——是我来日二十几年所未见。
日本人不尊重“日之丸(国旗)”的程度可谓世界罕见。很多日本人，特别是反战教员，在正式场合拒绝向国旗致敬。这是对“日之丸”曾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略，迫使国民走入战争深渊象征的抗议。
战后，“日之丸”曾一度被占领军原则上禁止悬挂。后来开禁，才作为国旗，但一直没有法律依据。直到1999年才通过了有关法律，但撤销了原法案中有关要求尊重国旗(和国歌)的条款。
关于日本人“不爱国”，在笔者参与撰稿的《另一个日本》(详见本报2008年6月2日一期报道)中已经涉及过。在日本战后的反战活动以及教育中，“爱国”一词是被摒除的。中国人不能理解，日本人怎么能不“爱国”，而我的日本学生谈起中国人居然会“爱国”，觉得是“nonsense(不可理喻)”。尤其是对中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觉得不可理解。一般日本人也都认为，国家就是国民的对立面，作为政治机器的“国家”，怎么能去爱!
战前战中，军国主义势力正是推行极端的“爱国主义”、“皇民化”教育，驱使老百姓走上侵略战争的战场。所以战后，日本教育界和民主势力对“爱国”一词，包括“日之丸”和“君之代(国歌)”的警惕性很高，生怕再次成为右翼灌输法西斯思想教育的工具。
但同时，近年来，日本在国际体育赛事上成绩渐佳，“日之丸”的出现频度增多。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日之丸”已逐渐成为一种表现喜悦和自豪感的象征。同时，右翼利用“日之丸”等宣扬法西斯思潮，要求日本年轻人“爱国”， 所引起的反感也比以前要小一些。
日本的战后教育中，反战因素很强。但同时具有两大特点，或者说是欠缺：一是过分;二是极端。
追究战争责任也好，维护宪法非战“九条”也好，反对核武器、核武装也好，言论界就好像处在一种“红色恐怖”之中。持不同意见者，不一定都是右翼势力，但“言”辄得咎，丢官下马，几至噤若寒蝉。一些被认为是“非正义”的言论，几乎不能上市，国民也就失去了思考和辨别的机会。
而对于反省战争，则将“和平”极端化，片面强调日本国民受到的损失，轻视甚至掩盖日军侵略加害的一面，好像只有日本才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包袱，没有愧疚感。所谓代表“正义”的“红色恐怖”，反而会让他们同情甚至接受那些不能自由发表的右翼言论，甚至成为其支持者。而右翼分子到了不怕丢官时，也就“无所畏惧”了。一旦冲破了进步势力的闸口，就会更加方便地宣扬其积压了很久的主张。
2008年，因主张“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日本被冤枉为侵略国家”等等被解职的原空自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就是一个有标志性的代表人物。从自卫队退职后，反而变本加厉，到处宣扬日本“不曾是侵略国家”、主张日本进行核武装……而他的主张，事后在网上竟然得到了六七成的支持率。他正是最近这次六本木反华示威游行主要组织者之一。
在近期的示威队伍里，可以看到很多人穿着配有德国法西斯“万字旗”臂章的制服，打着“皇军复活”的横标。
有识者指出，近年来日本的“右倾”、“厌华”的浪潮，基础主要是年轻人。这些对中国无知而又参与“厌华”的年轻人，主要是为了发泄不满。并非全是对中国的不满，而是因为目前这些年轻人的处境——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就职难;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望，以至精神困顿……主要是受到传统媒体和网络言论煽动而加入“厌华”行列的。
权——“年轻将校”
日本对抱有极端民族主义观点，言行过激的人，往往称为“年轻将校”。这次的钓鱼岛事件，在民主党政权内，就有一批这样的年轻将校“崭露头角”。
当然，在年龄上，这些人都有四五十岁了，但在日本政界，他们还是算年轻的。比如这次直接下令逮捕中国船长的时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前原诚司，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前原一贯主张“中国威胁论”，直到最近，还一直借着钓鱼岛事件，不断发出强硬言论，对中国出言不逊。现任民主党副干事长的枝野幸男，也是以“厌华”著称。最近还公开辱骂中国是“恶邻”，云云。而战前，日本也是将英美骂成“鬼畜”，叫嚣“暴支膺懲”的。
类似的人物，在自民党中也有，从历史到现实，发出一些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但在自民党当政时，这些人很难接近权力中枢，往往成不了大气候。
随着民主党替代自民党执掌政权，日本政界的新老交替明显加快了。相对年轻化的民主党中，很多年轻政客进入了权力中枢。而他们正是不正视历史、没有“愧疚感”的年轻人的典型代表。这些人目前都是掌握实权的大臣级人物。加之，日本特有的权力构造，和首相菅直人的执政乏术，就使得这些人得以出言不逊，轻举妄动。可以说，这次钓鱼岛事件突发的背后，就可以看到战前“兵变”魑魅魍魉的阴影。
战前，无视国力军力强弱悬殊，偷袭珍珠港，与美国开战;后期，不顾战局的直转急下，一味固执“本土决战”……而这次就连盟国美国都没有承认钓鱼岛归属日本，菅直人却一再声称：东海(含钓鱼岛海域)不存在领土问题，颇有战前军部“大本营发表”的法西斯味道。他10月24日在检阅自卫队发表“训示”时，专门提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最近，外相前原和防相北泽分别提出要修改日本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在海外与他国共同开发和生产武器;防卫省决定将海上自卫队所使用的潜艇，从目前的16艘增加到20艘(CNN报为22艘)，以抑制中国海军;据说于今年底决定的“防卫大纲”中，将提出把“国防重点转向西南”，“强化对西南诸岛的防卫”……日本增强军事力量的动向日趋明显。
昔日，每逢有这样的动向，至少曾是议会一大政治势力的日本进步势力代表的原社会党等会站出来讲话，但是，到了现社民党，已经萎缩到了一个只有十个议员的小党派，几乎无声无息了。
日本大学生中，关心政治的很少。十几年前，我曾在课堂上说过：50年后，中日必有一战。但是学生们哗然：马老师，您可别吓唬我们。
可是最近，一个快要毕业的学生发电邮给我：“老师，我决定参加自卫队了……”在我的学生里，他应该是第一个。(作者系旅日中国学者，现在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任教)
他们眼中的日本年轻人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不同人的眼中，日本年轻人自然有着不同的形象。在网络和媒体报道中搜罗关于日本年轻人的描述，无论羡慕、佩服还是不满，虽难免以偏概全，但也或许可管中窥豹，发人深醒。
不得不承认，日本青年比中国青年的素质和创想思维要强得多。怎么形成的?那是二战后日本正确的教育改革。——科技兴邦
我认识宫下，几年前他是日本在京一家杂志的记者，还采访过我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知道我是南京人后，立即站起来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说了声：“对不起”。让当时的我非常惊讶，我以为像他那个年纪的日本青年在学校时也许并没有被正确地告知这段历史，但同时也让我对他，对日本青年重新认识。——常艾非
加藤嘉一的两本书今天到了。很多人都在捧他，他的简历也牛得使我万分佩服，但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究竟如何，还是要看他写的东西。思想比能力重要，但还是先夸能力吧，一日本青年能用中文写作出书，真的很厉害啊。——tjcccc
日本“人体宴”——这些日本青年用各种食物做成一个人体的形状，摆放在桌上。人体的各部分都做得很像，包括“内脏”，人体比例，这样的架式就像在医院的手术室，而边上围的却不是医生护士，而是年轻食客们。日本用这种方式培养下一代“吃人”精神，更让我们牢记他们曾经吃过中国人。——苏渝
现在日本青年人的平均身高要高于中国青年人的身高，他们的科技更不用说了。这说明什么，他们的整体综合素质已经超过我们了。说他们劣等，他们劣等在哪里。他们(的确)是烧杀抢夺能想到的任何恶行都做了。那如果我们不强大，没有当时的内乱，哪能给他们可乘之机?——宋梁彬
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经济战略家大前研一在近期出版的著作《低智商社会》中说，集体不学习、不思考、消极躲避的风气造就了日本1亿“经济文盲”。很多日本人变成了笨蛋，是日本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当代的年轻人只关心自己周围3米以内的事情。”——赵鹏飞1919
日本年轻的白领对于去海外工作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因为根据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多达三分之二的日本白领工作者说他们永远不愿到国外工作，这一比例之高令人吃惊。共同的原因为“我不会说英语”或是“海外环境也许不安全”。——美国《华尔街日报》
相较于中国大学生刚毕业就筹备买房的现象，日本刚毕业的年轻人一般都会先租房子，“艰苦奋斗”至少10年以上，攒下购房需要的首付，才会产生买房的意图。日本的年轻人对房地产的泡沫随时保持着一份警觉。一方面，相对已经成熟的房地产市场短期内不会出现大涨的情形，现在买房和若干年后买所花的钱差不多，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可能会更少;另一方面，泡沫时代的教训历历在目。这些使得许多本身积蓄有限的日本年轻人就没有了买房的意愿。——《中国青年报》
(除后两条外，其他条目均来自新浪微博。特此致谢)

 
在华日本留学生已达1.6万人，位居在华外国留学生人数第二位。
在华日本留学生：特殊的群体
他们和日本国内的年轻人不同，喝啤酒喜欢要“燕京”、“青岛”，对于中国不只停留在所见所闻，而是真正用肌肤来感受这片大陆冷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 实习记者秦逸发自北京 早上7点，不等闹钟响起，高木就早早起了床。为了达到像中国人一样说汉语的目标，他决定离开暖和的被窝，起来练习汉语发音。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嗓子有些累了。他拿起水杯喝了一口，目光停在了衣柜上的木吉他上。来中国两个多礼拜了，紧张，兴奋，不安，思念……第一次，他有了手痒痒的感觉，抱起了心爱的木吉他。
这把琴是高木去年来中国短期留学时买的。作为日本最知名的私立大学，也是与中国开展交流最积极的大学之一——早稻田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高木从今年9月起，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北京大学留学生活。
记者见到高木，是在北京由秋转冬的10月下旬，北大西南门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高木戴着帽子，穿着蓝格的休闲衫，脸上挂着灿烂而腼腆的笑容——这也是很多日本年轻人初次见陌?0?的朋友似乎天经地义%9礼，却又小心翼翼。
“朋友”与“兄弟”
来北京两个月了，从课堂到宿舍，从校内到校外，高木认识了不下50多个中国人。然而，能成为朋友的，只有两三个。“朋友是指能在一起玩，在一起享受的人。”这是以前高木对朋友的定义。
有福同享，不一定有难同当。在高木眼里，不管在日本还是中国，这样的朋友似乎天经地义。“有什么困难，我经常自己一个人想办法解决。凭借自己的力量，还是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的吧。”
但是，去年来华短期留学时，他改变了看法。
当时正逢新中国60周年国庆期间，高木和中国朋友一起到天安门玩。第一次看到天安门这么美，人那么多，这照照，那瞅瞅，不知不觉间，已经夜里11点多了。
但由于当天执行交通管制，他和朋友被“困”在了天安门。“打不到车，但是我第二天就要坐飞机回日本了。”高木有些着急，但没有丝毫央求朋友帮忙的意思。“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不给人添麻烦”，从小到大，从妈妈到班主任灌输的教导，让高木必须独立、自立而且有担当。
可在异国他乡，怎么克服?如何担当?
“走，咱们一起溜达到能打车的地方去!”中国朋友带着高木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这一溜达，就从王府井到了后海。平时也就20分钟的车程，由于他们的不断迷路，边走边聊，竟然走了4个小时。
终于在后海打到了车，高木顺利回到宿舍，赶上了当天的飞机。
“我觉得日本人肯定不会这么做。不管是多好的朋友，可能都会说‘太麻烦了，你自己想办法吧，我很忙’。我本人也不会这么去做。但是在中国，朋友真能为你两肋插刀。”高木感觉到了对于“朋友”，中日之间的不同定义。
当然，和中国朋友之间，难忘的记忆并不全都是快乐，也有一丝复杂的苦涩。
坐在高木旁边的山田，是早稻田法学部的大三学生。他抿了一口咖啡，讲起了他“几乎快要和中国朋友吵起来”的经历。
在早大也好，在北大也好，和中国学生的交流中，绕也绕不过去的话题，是历史。
以前，山田谈起大陆与台湾时，会称“中国与台湾”。这时，中国朋友就会立刻义正词严地纠正，“这种说法不对。台湾是中国大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都是朋友之间的聊天，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山田想不通，却也不想为此与对方争吵。这个话题，就这么不了了之。这也是很多日本年轻人的共性，认为一个话题太难时，就立刻转移，不给自己和对方留下尴尬。
说不下去的，还有领土和历史问题。来中国刚两个月，他们就成了体验中日关系风口浪尖的日本人。
在课堂上，和山田坐在一起的中国学生问，“你怎么看钓鱼岛问题?”对这个问题，山田真是知道得并不多。“我觉得现在掌握的知识还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山田的回答，只能到这里。
这些日子，他从日本国内父母打来的电话中，感觉到了他们的焦急。“他们担心中国爆发的反日游行会殃及我们。但是我告诉他们，在北大很安全。很少有人对我们有过激的言行。”
追求第一，更看重唯一
“当不了第一也没关系，我们只要成为特别的only one就好”。日本年轻偶像组合“SMAP”的《世界上唯一的花》，很多日本年轻人都耳熟能详。这句话，也正好代表了他们的心声。
高木和山田成长之路有所不同。高木初中是在一所公立学校，一般来说，日本的公立学校没有私立学校教学严格。高中，他考上早稻田大学附中，没经过高考，就保送上了早大。但是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大学，高木都感受到一种压力。“我老是觉得自己在学习上差人一等，每次换了新环境，总觉得自己不行。虽然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高木始终没有因学习放弃自己的吉他。
“我这么一路输过来，还是挺想得个第一的。”虽然在高木看来，第一没什么了不起，也不用争到头破血流。
山田也曾想过追求第一。中考时，他想考开成中学，然后上东大。开成相当于北京的人大附中。进了开成，相当于坐上了精英直通车。但是，山田经历的人生挫折之一，就是中考的失败。
如果考上东大，再参加公务员考试，肯定是另外一种人生。“我算是典型的日本人吧，追求‘唯一’。当然，我也有上进心。不过不是第一，比如第三第五我也会很满足。”
高木和山田都没想过要过上什么上流的生活，“一亿人中流社会”这个词，用在现在的青年人身上，仍旧不过时。
对于竞争，中日之间的情况不同。“在日本，竞争哪有中国这么激烈?”让高木感触很深的是大学生的“占座”。日本学生都是从后往前坐，而中国学生却都是去占第一排。
“中国人口太多了，想出人头地很不容易。我感觉中国的学生都很有野心。”对于中国学生的“更勤奋、更刻苦”，高木和山田都很佩服，但他们认为日本新生代也有绝对不会输给中国学生的地方。
“日本的年轻人不仅重视学术、社会交际等方面的能力，在发型、服饰等流行时尚领域也很积极活跃，大家都在追求独特的自我，所以可能比中国年轻人更有个性。”接着高木的话，山田补充道，“日本的年轻人是在相对自由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可能点子更多，而且由于竞争不那么激烈，在心理上比较轻松。”
衰落与崛起
和父辈、祖父辈不同，山田和高木没有经历过战败初期日本的一无所有，也没有体验过六七十年代日本的高速崛起。作为日本的80后、90后，他们赶上了日本高速成长期的尾巴和泡沫经济的崩溃。在经过了太多“得到”的几代日本人看来，近20年被称为“失去了的20年”。但从高木和山田身上感受到的是，日本当代大多数年轻人，都在这20年“中流的富裕中”，无忧无虑地成长。
今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这则新闻，让一些习惯了“亚洲龙头，世界二哥”地位的日本人有些不适应。而在两位日本留学生看来，中国的崛起很正常。
“我们在高中都要学习中国的古文，对中国一直怀有敬意。这样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却因不发达而受到过轻视。现在中国变成GDP第二大强国，我们并不自卑，也不觉得这是对日本的威胁。中国的人均GDP还仅仅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超过日本)是势不可挡、理所应当的。”高木说。
如果说中国是冉冉升起的红日，日本也不一定就是斜落的夕阳。
对于日本的“绝对优势”，山田是这么理解的，“高度秩序性还有社会的安定性是日本的优势。在日本，很少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有严格遵守法律的意识。”
对于未来，两个人都有梦想。“我想开一个公司，做社长。”高木说完就露出了腼腆的笑容。当社长是他的长期目标，明年回到日本后，他想先进入一家综合商社，从事与中国贸易相关的工作。
而山田对企业法和刑事审判很感兴趣，做律师是他的梦想。“我对日本社会警察和检察院的调查方法有很大意见，他们的调查方法不好，也不能保障人权。我担心自己亲近的人某一天也会受到不公正待遇，所以想要通过法律保护他们。另外，我从高中到现在学了5年中文，如果成为律师，我希望能为中日企业之间的贸易交流出力。”
和很多喜爱中国古文化所以来中国留学，哪怕退了休也要拿退休金交学费的老一代“中国迷”不同，新一代年轻人更多的是看中了中国未来的机遇。中文是他们谋得好职位的工具、愈发激烈的竞争中的“护身符”。
据统计，像高木和山田一样的在华日本留学生已达1.6万人，位居在华外国留学生人数第二位。每天，在各大高校的校园，都会闪耀着他们的身影。他们与日本国内的年轻人一样，喜欢吃中国菜，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中国制造”。但他们又和日本国内的年轻人不同，喝啤酒喜欢要“燕京”、“青岛”，对于中国不只停留在所见所闻，而是真正用肌肤来感受中国的冷暖，用自己的实际经历体验着中国的苦辣酸甜。(应被采访者要求，本文中的高木、山田、新井为化名;北京大学徐博晨对此文亦有贡献)

0票

4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