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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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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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10-26 11:37
  • 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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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早稻田大学福岛淑彦教授(右)接受环球网驻日本特约记者蒋丰专访

      日本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访日本早稻田大学福岛淑彦教授


      “‘农民工’的问题,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新兴国家的问题,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经济发达过程中都要遇上的问题。与日本的‘农民工’问题相比,中国社会的‘农民工’问题不仅出现得比较晚,也有自己的特性。把日中两国不同时期的‘农民工’问题做一个比较,我认为中国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未来这个问题的一些解决方向。”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公共经营研究科福岛淑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福岛淑彦教授在日本庆应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后,曾在东京、伦敦、纽约等金融证券行业工作,后在瑞典王立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先后担任名古屋商科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专攻劳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经济政策等。他同时关注中国经济问题,曾与华人学者一起撰写题为《中国的双重劳动经济和经济发展》等论文。10月22日下午,围绕着中日社会的“农民工”问题,《环球时报》记者对福岛淑彦教授进行了访谈。下面为访谈的主要内容。


      “农民工”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军


      环球网记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日本出现过“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而中国则像接力赛一样,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也出现了“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对于中日两国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同一社会群体——“农民工”,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福岛淑彦: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或者说是农业国家转化成为工业国家、新兴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都会出现的社会群体。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大量出现“农民工”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量出现“农民工”的。过去,我们所说的亚洲“四小龙”,其标志之一就是“农民工”的出现以及转化。


      从总体背景上看,社会经济发展以后,大城市里面会产生很多新的产业,诞生很多新的企业,原有的劳动力结构无法继续适应,劳动力数量也无法满足,就势必出现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大量劳动力,构成新的劳动力的经济。


      中国大陆的“农民工”比日本晚出现了将近30年,但今年中国的GDP将要超过日本,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农民工”的作用。当年,日本如果没有“农民工”,也就不会有经济高速成长,或者可以这样说,“农民工”才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军”。因此,对他们绝对不能忽视,他们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变化,从最终来看,也绝对不是单纯的经济上量的变化。这也是我关注“农民工”以及由此带来的雇用问题的原因之一。


      中日“农民工”有三处不同


      环球网记者:如果把中日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农民工”进行一下比较,您认为他们有什么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福岛淑彦:从大的方面讲,中日“农民工”的出现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日本出现“农民工”的背景是战后复兴的需求,中国出现“农民工”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发展的要求。同时,两国“农民工”的出现,都是在农业化国家转向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这应该都是他们的相同之处。


      说到不同之处,我想说由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基础教育非常重视,社会上基本上不存在文盲,几乎没有不识字的人。这样,日本的“农民工”相对来说,接受教育的水平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进入城市以后,特别是到了企业和工地以后,他们不仅能够“听”得懂,而且还能够“看”得懂,“读”得懂,结果成为优良的劳动力。据我了解,中国的“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化水准比较低,甚至有不少文盲。作为城市产业经济发展最低条件的劳动力应该是识字。不认识字就无法通过纸面上的内容来进行工作,只好通过口头把一件事一件事传递。结果是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既无章可寻,也没有在纸面上留下什么依据以及证据,从而带来很多困难和麻烦。


      另外,从户籍制度上看,日本是自由迁徙的,“农民工”可以自由地选择。这种自由让其随着在居住地的登记而成为当地的居民,可以创造并且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而中国的“农民工”现在虽然人身上可以自由迁徙了,但“户籍”则是不能迁徙的,不仅地域上不能改变,身份上也不能改变,“农业户口”就是“农业户口”,即使在城市里面拿到了“暂住证”等三证,也无法把“农业户口”转变成为“城市户口”。过去,在中国从“农民”转变成为“工人”,是许多农民的理想;现在,从“农业户口”转变成为“城市户口”,可能又是许多农民的理想。不过,这个理想还是没有实现。


      还有一点,日本当年的“农民工”大都是由企业下乡,直接从农村召集来的。这样,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采取的是集体行动。他们离开村庄的时候,村庄里常常是全村行动,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壮行会”。他们进入城市以后,也由招聘的企业负责衣食住行。由于当时日本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他们进入城市后不需要等待,马上就可以进入工作岗位。而中国的许多“农民工”是靠乡亲、朋友之间相互介绍进入城市的,从数量上来看是“大量的”,从形式上来看是零散的、个体的行动。这样,他们有些人进入城市以后,并不能立即找到工作,只好在城市内的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比如说擦鞋子、摆摊。结果是城市里面聚集了这么多的“农民工候补军”,当城市一旦急需劳动力的时候,不用到外地招聘就可以自动汇聚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很大的。但是,当他们没有工作的时候,就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城市的犯罪率就会提高。


      至少,我认为这三点是日中两国“农民工”的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