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煽动家总令人振奋,思想家总令人扫兴

煽动家总令人振奋,思想家总令人扫兴
刘瑜
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令人振奋，思想家总令人扫兴；煽动家总是斩钉截铁地宣布“终极解放”，而思想家总是在罗罗嗦嗦地说“但是……”；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筹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买单。
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不能掩盖现实的复杂性，最近美国的最低工资法案问题，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时的水平上。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民主党很早就提出将其提高到7.25美元/小时，共和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2006年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僵局。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很快就于20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按理说这事就该完了，底层劳工的利益得到保护，政治家们赢得一些选票，岂不是皆大欢喜？
可惜，这事没完。1月众议院刚通过议案，2月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就出来“捣乱”。他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后，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但是增加了“10年内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的条款。
这样一来，众议院又不干了。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护弱势群体”，你们要给小企业主减税，是“保护强势群体”，你们这不是跟我们对着干吗？
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终结果是：每小时最低工资从5.15美元增加到7.25美元，同时5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亿美元。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劳苦大众为敌”……从小接受的教育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给我们输送这些判断。但是，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如果说“提高最低工资”是一串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我们来看看它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一个企业主，雇佣了7个人，每个人一小时的工资是5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将工资涨到7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7个员工裁成5个。这时候，那5个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可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呢？
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的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人失业率增加1%-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能的吧，后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好吧，贸易保护主义——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后果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作为消费者，你可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以啊，but how？强制企业不得解雇老工人、规定雇佣新工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这一切加起来，那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副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其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真正冲击的，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大公司，而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小餐馆、小旅店、小商店，一旦它们因为劳动力成本破产、或通过裁员来维持低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提出最低工资法案时，就建立了一系列增加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至于今天的中国，如果要提高最低工资，同样需要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对小企业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总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问题，而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将可能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托住。
(作者系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