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三千抗战烈士：幸存纪念碑97年被老师们炸毁

核心提示：到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块纪念碑也轰然倒下。老村支书刘光柱回忆，90年代南边村搞起“普九”，为响应这又一次运动，南边村盖了一所小学，校址恰在傅正模纪念碑的位置。小学建起后，纪念碑留在院中，正对一间教室大门，这为很多忌讳的老师所诟病。

1997年春，陵园最后的残留物厄运降临———学校经向上级部门请示后，用几包炸药将傅正模当年的题词变成碎片，一段段碎石被抬到后山垒成了垫脚的台阶。

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 生者寻找死者。

这是一次联系亲情、跨越时空的寻找，却无意中撞见一部悲壮的历史。

寻找的起因，是两个兄弟的故事，也是两个老兵的故事。60多年前，在湖北宜昌抗日保卫战中，两个湖南兄弟，一个阵亡，一个幸存；50多年后，幸存的弟弟嘱托亲人重返墓地，寻回胞兄遗骸，但最终变成一次伤心的旅程。

在这次保卫民族的人类历史厮杀中，将士们成批死去，有的埋下忠骨，有的只留下刻在石碑上的姓名。但如今，这些墓碑大多已不复存在：或是做了猪槽，或是垫进粪坑，或是砌成台阶，再或者被水泥抹平碑文，摆作村民院中晾晒玉米的石板。

这是一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早在五六十年前，这些将士遗骸连同刻载他们姓名的墓碑，还曾体面地存在和被呵护过，但在历史的岁月中，被有意无意破坏。

“给逝者以尊严”，所幸今年9月，三千国民党抗战将士遗骸在宜昌被发现后，当地政府释放出体现人道精神的善后，使我们看到，弥散于数十年间的历史以及政治的隔阂，正在被一种民族大义和正视历史的态度所逐渐消融，而这对那些逝去的生命，将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老兵“遗愿”寻找阵亡胞兄遗骨

58岁的刘功仕从北京前往宜昌，任务是寻找一块墓碑。

若是找到墓碑，刘功仕还有一个任务，将墓碑下的遗体移出，带回湖南老家；如若不便，也要将遗体火化后，带着骨灰回老家。

这是1998年秋，12年前的一次寻找。葬在碑下的，是刘功仕从未谋面的六舅，一个叫钟友幌的原国民党抗战阵亡军官。

这也是刘功仕八舅当年的一份“临终”嘱托。

在刘的湖南老家，八舅钟友帆已80多岁，自感时日无多。老人最后的牵挂，就是远在宜昌的胞兄———这一年，他向已年近花甲的外甥，托付人生最后的遗愿：寻回胞兄遗骨，身后合葬一处。

这是两个兄弟的故事。也是两个老兵的故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次年夏，国民党第四预备师在湘西招募抗战健儿，老家湖南新化，家有8兄弟的钟友幌、钟友帆两兄弟加入了抗战队伍，追随师长傅正模从湖南转战湖北，与日军鏖战多年。由于作战勇敢钟友幌升至连长，钟友帆也当了排长。

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国民党75军第四预备师在师长傅正模、副师长王中柱带领下退守宜昌郊外的晓峰一带，继续抵御日军向西南重庆陪都一带逼进。

1943年前后，鄂西会战打响。不幸的是，在宜昌一次战役中哥哥钟友幌阵亡。悲恸的钟友帆将胞兄遗体葬在宜昌郊外一处山坡，立下一块墓碑，并亲笔题写找人刻下碑文，随后便跟随部队匆匆离开了宜昌。

这一去就是数十载。解放后，战争中幸存的钟友帆回到湖南老家，一直隐匿国民党身份，在离新化县180公里外的益阳市，靠做木匠躲避尘嚣几十年。这期间，钟友帆没能重返宜昌，甚至连当年掩埋六哥的墓地所在，都已经记忆模糊了。

刘功仕深知，这年秋天的宜昌之行，对一个耄耋长者意味着什么。

而找到六舅遗骨，也是刘功仕多年来隐在心中的一份情结。六舅阵亡时，刘功仕才几岁，刻在他脑中的儿时记忆是：他的母亲，也就是钟友幌的大姐，在弟弟阵亡消息从战场传回家乡后，足足哭了一个多月。30多岁，没有结婚，打了很多年仗———这是儿时的他浅浅的六舅印象。

这是一次艰难的寻找。12年后，如今刘功仕依然记得当初的茫然：只听八舅描述，是在宜昌郊外的一处山坡，那里除了六舅，还掩埋了很多国民党抗战阵亡的将士。除此之外别无更多信息。

在宜昌郊外的村庄和墓地，刘四处踏访打听，连续多日均无头绪。直到这一天，在宜昌市夷陵区政协办公室，他遇到时为区政协委员、文史委员会主任的简兴安。

三千遗骨唤醒60多年沉埋历史

今年9月，回忆起12年前为寻亲远道而来的北京客人，简兴安依旧情不自禁流露出崇敬之意。“一个快60岁的老干部，为了长辈的遗愿，专程跑宜昌帮老人寻找阵亡的亲兄弟。当时我就被感动了。”

在宜昌市夷陵区，简兴安也是对当地抗战文史有研究的权威专家，对国民党抗战时期遗留的大小墓地比较熟悉。刘功仕从简兴安处得到的信息是，仅夷陵区，埋有上千国民党抗战阵亡将士的大型公墓，就有三个，但基本上都给毁掉了。

连天联络、分析、打听、奔跑之后，简兴安最终还是锁定了目标。刘功仕六舅钟友幌的埋葬地，就在原晓峰乡南边村(如今属黄花乡)旁的一处土坡———有当地村民回忆，曾见过刻有钟友幌姓名的一块石碑，而且当地老人还能清晰记起，这块墓碑是阵亡者弟弟亲自为哥哥立的，碑上题字也是弟弟所写。这些都与刘功仕的讲述相吻合。

然而那个秋天的上午，当简兴安带着刘功仕兴冲冲找到南边村这块坡地时，留给他们的却只剩满眼青翠———昔日的墓碑早已不见踪影，30多亩的山坡长满青草、种着庄稼，当年的墓地已无从寻找。

“当时他就蛮伤心的，情绪也十分低落。”简兴安回忆。

12年后。在今年9月初，全国上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的这几天，正是黄花乡南边村的这处山坡，经媒体报道后成为全国关注焦点。引爆外界眼球的，是南边村63岁村民李先爱。

今年4月，宜昌至巴东的沪蓉高速宜巴段修到了南边村，在轰隆的挖掘机刨过的山坡，李先爱先后捡到20余截长短不一、已经发黄的白骨，这段沉埋的历史由此被唤醒。

经过专家化验并考证，这些白骨均为国民党75军第四预备师抗战将士的遗骸，而埋在山坡的将士至少有3000多人。

9月初，宜昌市委书记郭有明对此作出批示：三千余抗日将士遗骸在宜昌被发现，是中华儿女浴血抗日的历史见证。随后市长李乐成也作出批示：体现人道主义原则，清理埋葬遗骸，给逝者以尊严。

60多年前的历史被进一步揭开。根据考证，南边村村委会一带，抗战时期是一处野战医院，许多前线受伤将士在这里牺牲后，埋在附近的山坡。起初，达到一定级别的军官会单独立碑，但随着伤亡人员越来越多，大多数牺牲将士只在几块大碑上刻下名字，就草草掩埋。

但如今，那些刻载牺牲将士姓名的石碑，连同当年刘功仕所寻找的六舅墓碑一起，去向早已是一个个沉甸甸的谜。

血色墓地惨烈抗战，数千将士长眠

宜昌寻亲的刘功仕，无意中撞见了一部悲壮的历史。

让刘功仕内心隐隐作痛的，并非只是个人家族寻而不见的那块墓碑，“那么多抗日将士，为了国家命都没了，到最后却连个姓名都没留下来。”

刘功仕看到的山坡，一块块庄稼地种着秋天的粮食作物或蔬菜。那场景至今还刺激着他的记忆。他那时已经知道，这片崖峰下的坡地曾是一个大规模的公墓。

“解放前，那片山坡是一个很大的陵园，修得相当气派，相当漂亮，也保护得很好。”现今81岁的易蓝英，是土生土长的南边村人，大约67年前陵园在村边修建时，她还是一个10多岁的小姑娘。

历史留给易蓝英最深刻的记忆，还是国民党部队从宜昌大撤退时的情景。1940年初夏，宜昌沦陷后，国民党部队向四川方向撤退，南边村是必经之地。“好多当兵的，光从我们村过，就走了七天七夜，公路上、河沟里全是人，满满的，有挑扁担的，有骑马的，耳朵里整天轰轰声。”

部队通过后，傅正模师长率领的75军第四预备师留在了南边村，师部设在枣子树岭一个易姓大地主家，并在河边平地建起了野战医院。

这一驻就是4年。对这4年抗战有过研究的简兴安，至今保存着一张摄于南边村北坡、由傅正模题写的最大一块纪念碑的照片。碑高约3米，宽约1.5米，碑基是一只约2米长的石雕乌龟，碑文为：七十五军第四预备师阵亡病故员兵纪念碑，师长傅正模敬题，中华民国三十年夏四月。

简兴安考证认为，民国三十年即公历1941年，这是纪念碑的建造年代。而当时抗战并未结束，其后在宜昌周边小溪塔等多个地区，预四师还参与过多次反攻作战，伤亡惨重。

碑建于夏天，而预四师最惨烈的战役是1941年冬血战沙坝店子。这天凌晨，预四师指挥部向10团下达夜袭日军据点的命令，但在剪铁丝网时触发敌人警报，1000余人顿时暴露无遗，被日军火力成排扫倒。此役后10团仅剩下13人。

近20年来，简兴安寻访数十位当年历史的见证者，南边村坡地公墓的形成被这样还原：“以傅正模所立这块碑为中心点，4年多的战斗中，将士们不断阵亡、伤亡，不断在山坡上掩埋，工匠不断地刻碑，到战争结束后，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易蓝英记得大约1944年前后，战事稍有缓和，而陵园的大规模修建正是这个时期。和预四师一起动手兴建的，还有南边村村民，包括易的父兄也都参与其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傅正模离开南边村前，还专门将陵园托付给两位村民负责照看，每年清明给埋在这里的将士上坟扫墓，以示怀念。而这两位村民，正是易蓝英的父亲易行柱和兄长易仁安。

驻军往事抗战之余禁鸦片、办学堂

如今已90岁高龄的易仁安，依然能记起当年陵园建成后的模样。2010年9月，这位老人在一张纸上勾画出60多年前的记忆。

还是南边村的这片坡地。陵园大门，是一幅约15米宽、5米高的弧顶牌坊，两侧为两根石柱，牌坊上刻有“不成功、便成仁”六个大字，疑为当时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陈诚所题。

从牌坊进入，便是直通坡顶崖边的石砌台阶。面朝牌坊的，是傅正模题写的那块最高的纪念碑。两边的坡地，分别建有两个亭子，里面立着石碑。拾级而上至坡的高处，是陵园内最大的一个纪念亭，约120平方米，亭内成排立着几十块墓碑，排长以上单独刻了小碑，没有官职的士兵则将姓名统一刻在几块大碑上。其中一块碑，据说刻了800多士兵的姓名。

整个墓地占地约12亩，四周是一圈用石头砌的围墙，两米多高。

直至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陵园留给看护人易仁安的记忆都是完整的，安详的。甚至成为当地的地标，南边村很多地名都因之而起，如坡前那块地后来叫做“牌坊地”，至今还在沿用；坡后那片悬崖，则被远近村民喊作“公墓岩”；而原野战医院一处房舍遗址，解放后很多年还被村民习惯性喊作“重症室”。

预四师驻南边村的四年，也给村民留下绵长的回忆。尤其发生在师长傅正模身上的故事，很多年后还被几代村民口口相传。而村民们并不知道，傅正模在离开南边村后，于解放前夕的1949年8月，与30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名和平起义，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直至1968年在武汉病逝。

傅正模到来之前的晓峰是个“鸦片之乡”，几百人的村子就有三家鸦片馆。傅正模来后严令禁止种、吸、贩鸦片，轻者处以罚款，重者执行枪决。一个四川烟贩黄道圣以卖香烟为名贩卖毒品，被傅正模毙于南边村四组的拱桥下。自此，鸦片在当地绝迹。

预四师刚来时，由于兵荒马乱粮食供应不及，有士兵抢老百姓的猪，傅正模知道后当即在全乡张贴公告，让老百姓直接向他申告，并承诺以军法处置。此举亦赢得民心。

宜昌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向晓峰，许多学童无处读书，傅正模就在南边村借用民房创办了“刚正民众小学校”，入学儿童免交学费、书本费。易仁安还记得，逢年过节，傅正模就会叫大师傅做饭，请全村老百姓吃一顿饱饭，还给每人发一套新衣服。

易生钱从父亲易顺沧那听来的往事则是：傅正模每次从前线回来，从没骑过马，马匹上总驮着伤员，而他在一旁牵马步行。

预四师一位营长让南边村52岁村民易强至今感激涕零。他已故父亲刘邦锐曾是预四师士兵，一次战斗中腿部受重伤，当时以为会死在战场，但营长坚持让士兵将他抬回后方。后来这位营长又多次救过他，成了刘生前最好的战友。

这位营长后来战死，也埋在坡地公墓。刘邦锐生前每年都去给这位营长扫墓，直到“文革”时某一天，这位营长的墓碑不见了。

陵园劫难运动浩劫墓园不存

易蓝英的记忆里，陵园建成后曾经历了10余年的“风光”，呵护和保存得相当完好。尤其是气派的大牌坊和格调雅致的纪念亭，成为许多南边村的外来人凡到必游的“景致”。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1957年，全国上下“开荒造田”的热潮席卷至南边村。上世纪90年代曾任南边村村支书的刘光柱记得，那时连小学六年级的学生都扛着锄头、铁锹，爬上陵园的坡地掘土开荒，大量包谷、水稻、蔬菜种上山坡。在被各种劳动工具刨开的坡地，很多村民捡到过国民党的帽徽、军用皮带扣等，甚至还有人挖到了被掩埋的尸骨。

陵园周围的石墙，也被那个年代高涨的群众运动推翻。有村民提出反对，但很快被群起而攻之———“他们是国民党哎，你怎么还替他们说话？”

1958年，易强的父亲刘邦锐被第一次批斗。这位参加过1941年血战沙坝店子战役、预四师10团仅剩13名幸存者之一的老兵，从此再也不敢对外炫耀自己的过去，做着老实本分的农民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与世长辞。

这次始于1964年“破四旧”的运动浩劫，几乎将12亩陵园内所有建筑物洗劫一空。

陵园入口的牌坊被戴着红袖章的村民们合力推倒。刘光柱记得，牌坊上原有两根三四米长、预四师当年用来抬葬将士遗体的棺木，在那天之后不知所终。公墓坡地上的三个纪念亭也被推倒，垮塌的木梁被抱回家的村民劈成干柴烧掉。

亭内的大小墓碑、石碑，也是那时悉数被村民连根挖出。有的当场砸碎，有的被村民搬回家中，或是做了猪槽，或是垫进粪坑，或是砌成台阶，再或者被水泥抹平碑文，拼成村民院中晾晒玉米的石板。

“经过‘文革’后，陵园基本上不存在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傅正模的纪念碑。”2010年9月，易蓝英回忆这场浩劫时，其兄易仁安坐在旁边。曾经的守墓人久久沉默无语，似是不愿再碰触让他内心复杂的那段历史。

到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块纪念碑也轰然倒下。老村支书刘光柱回忆，90年代南边村搞起“普九”，为响应这又一次运动，南边村盖了一所小学，校址恰在傅正模纪念碑的位置。小学建起后，纪念碑留在院中，正对一间教室大门，这为很多忌讳的老师所诟病。

1997年春，陵园最后的残留物厄运降临———学校经向上级部门请示后，用几包炸药将傅正模当年的题词变成碎片，一段段碎石被抬到后山垒成了垫脚的台阶。

一年后，从北京前来寻访六舅墓碑的刘功仕姗姗来迟。

碑还魂去砌进粪池的墓碑，越发孤僻的老人

1998年的寻找最终变成一次伤心的旅程。

离开宜昌前，刘功仕留给简兴安一份沉甸甸的嘱托：“老简，请你一定费心，帮我尽量找到墓碑。还有那片墓园，如果还有可能恢复，我愿意捐出一部分钱，让那些亡灵有个安息的地方。”

回到北京后的刘功仕一直心潮起伏难平。“为这个事我心里老想不通，我总觉得这些国民党抗日将士把命都搭上了，死后却这么个下场，对不起他们。对他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评价。”

身为“东道主”的简兴安，面对刘功仕的黯然离去，心里倒像落下了一份歉疚。在北京客人走后，他并没有放弃继续寻找，终于在一个月后找到了刘功仕的六舅———钟友幌的那块墓碑。

墓碑还在。被南边村一位村民搬到了家中。但已经砌成了粪池。

被当做石料的墓碑，砌进了粪池的底部，取出过程相当费事，但终于被抬上地面的时候，简兴安不禁长舒一口气：墓碑是完好的，300多斤重，沉沉甸甸。

但简兴安也为此付出代价。由于扒开了粪池要恢复原样，这位村民向其索要了300块钱“还原费”。

电话很快打到北京，刘功仕异常高兴，但问题接踵而来：300多斤的石碑怎么运回呢？刘将消息告知远在湖南的八舅，钟友帆问外甥：还能不能找到墓碑下的那块墓地，重新再立起来？

刘功仕不知如何回答八舅。最后还是拜托简兴安，将墓碑妥善保管。简兴安随后将碑送到夷陵区的石牌抗战纪念馆，一直存放至今。

1998年已80多岁的钟友帆，虽然没能了却当年“遗愿”，但也并没像他自己预感的那样，很快离开这个世界，而是径直地活了下来。但性格变得越发孤僻。

日本投降后，钟友帆又随部队去了华东。淮海战役后跑回湖南新化，仅在老家呆了两三个月，就又不知去向。直到30多年后的1984年，刘功仕几经打听才找到躲在湖南益阳的八舅。

离乡后的钟友帆一直隐匿国民党身份，在益阳靠做木匠、给人盖房子生活。后来在益阳成家，有4个孩子。“他幸亏只是个排长，要是连长以上就成反革命了，要被通缉的。”刘功仕说。解放后，人民政府规定，国民党军队连长以上的(1945年到1949年间)被划为“历史反革命”。

与亲人离散30多载后，被找到的钟友帆在外甥眼里，是一个封闭而孤僻的老头。“他一个人住，也不要孩子在身边，任何人进不去他的生活圈子。过去的事他从来不提，但有时你又能感觉到，他一直都还活在过去的岁月里。”

从宜昌回来后，刘功仕给八舅带回了很多的照片：掩埋六舅的那个山坡，附近的南边村，和村前的那条小河。他以为这些可以勾起八舅的回忆，聊慰他对胞兄的思念。但刘功仕看到的却是，老人没有任何表情，没有点头，没有笑，看过后就将照片塞还给他。

面对这些近60年后的照片，刘功仕猜不到，老人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能感觉到的是，自那以后八舅愈发地孤独，不再与所有亲属联络。直到今年9月13日，早在北京退休的刘功仕往湖南老家打电话，才知道，八舅钟友帆已于一个月前，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