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多面”略萨的修正人生

“多面”略萨的修正人生

　　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进入中国读者视野已有30余年了，这位拉美“文学爆炸”的四主将之一最常被人议论的八卦是，1976年他在墨西哥城电影院暴打了以“魔幻现实主义”闻名的另一位主将加西亚·马尔克斯。后者在被打后的第七年，即以《百年孤独》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巴尔加斯·略萨直到头发花白的74岁才拿到这个奖。

　　这对文学知己和生活密友反目成仇的导火索，据说是风流倜傥的略萨差点被好打抱不平的马尔克斯拆散他的第二个家庭。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马尔克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关系良好，可略萨早已从马克思主义者变身为自由主义者，与一众故旧决裂了。

　　左翼的叛徒

　　当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队伍推翻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政权的消息传到西班牙时，正在马德里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略萨和其他拉美知识分子一样心潮澎湃。那一年他23岁，血气方刚，由于之前接受了舅舅卢乔的启发，思想左倾，醉心于主义和革命。

　　他的祖国秘鲁，1948年起长期处于军人独裁统治之下，几百万人食不果腹，而富人们（主要是白人）却住洋房开跑车。略萨自幼就对这种不平等有着强烈意识，因为他的公交司机父亲不能忍受妻子家庭的贵族做派，曾离家出走多年。略萨对父亲既怨恨又同情，就在和舅舅漫游秘鲁内地的旅程中，他希望自己能和革命者接上头，去报考一所“混血人种、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集中的大学”，而不是“乖孩子、白皮肤和反动派上的大学”。

　　1953年，他进入秘鲁圣马可大学学习，在那里他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他们分成小小的支部，秘密集会学习马克思主义，印刷反政府传单，尽一切可能与独裁政府做斗争。但好景不长，将文学仅仅视作革命宣传手段的僵化思想开始让略萨受不了了，他说，“我永远也不能接受那种扼杀了幻想，把文学创作变成一种一系列宣传手法的理论。”

　　同志间的争论无休无止。有一回，略萨说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乏味的小说，却对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人间食粮》大加赞赏。而他的一位同志则不以为然，这时略萨反唇相讥道：“你是个脑子不发达的人。”

　　略萨思想的转折点是1971年古巴诗人赫伯托·帕迪拉入狱事件（帕迪拉1968年出版了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诗集《出局》，直至1979年才被允许流亡美国），这一事件在当时引发了古巴形象危机。热烈的争论在知识分子中间展开，许多原本支持古巴革命的知识分子改变了立场，其中就包括略萨。他在给卡斯特罗的联名信中签了名，抗议这一迫害艺术家的举动。之后，他开始反思革命本身，并逐渐脱离了早年加入的共产主义组织。

　　就其作品而言，对左翼运动最具批判性的，非1984年出版的《狂人玛伊塔》莫属。略萨当年曾说：“我最近这部长篇小说《狂人玛伊塔》，可以看作是许多拉美人对自己政治立场的修正，其中也包括我的立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许多拉美人认为，暴力可以解决我们大陆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表明，正如这部小说的情况一样，其结果却是空想的破灭，除去某些个人的英雄精神和果敢行动之外，留下的只是牺牲和毁灭。”

　　在《狂人玛伊塔》中，革命狂人玛伊塔异想天开，希望依靠一个陆军少尉和几个中学生组成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攻占监狱，然后释放犯人和他们一起革命。显然，玛伊塔是个格瓦拉式的危险人物，而非斯大林或者卡斯特罗那样的工于心计者。与其说略萨通过《狂人玛伊塔》在批判斯大林或卡斯特罗，毋宁说他在反省自己曾经的理想主义情结。

　　三位一体的写作

　　略萨的小说中，暴力与情欲是不可或缺的调味品。这与他年轻时的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1950年，14岁的略萨进入莱昂西奥·布拉多军事学校学习。就在这所学校里，一次午饭结束后，军官们离开了，高年级的学生把他和一个矮个子学员拉到一个房间里，强迫他们自慰。略萨在回忆录《水中鱼》中回忆道：“可是，不管我俩多么努力，恐惧使得我俩的生殖器无法勃起。”最后，高年级学员厌烦了，他们把略萨拉到足球场上，问他会什么体育项目。略萨的回答是游泳，得到的指令是：“那你就绕着跑道仰泳一圈，狗东西。”略萨说，这次施虐-受虐的洗礼，让他学会了冷酷。这所学校还有其它一些怪异之处：士官生们自我吹嘘为“发狂的种马”，发起生理上的无聊比赛；胆大的欺负胆小的，那些“懦夫”睡觉的时候，“狂人”就朝他们脸上撒尿。若干年后，当略萨回想起可怕的学生时代，狗的形象在他脑海中丰满起来。他自称“我们这些‘狗’们”，落在纸上就是他的成名作：《城市与狗》。

　　也是在这里，略萨成为了“真正的男子汉”。让他领略男女之事的，不是初恋情人，而是瓦迪卡小区妓女街上一个染了发的妓女。后来，他在《纪事报》工作时出了车祸，住院期间，他还爱上了一个妓女，这个颇有姿色的年轻妓女同意以赊账的方式为其提供服务。这些经历，为他写作第二部长篇《绿房子》（又译《青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彼得·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中称这是略萨写得最好的一本书。其实，略萨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底层的流氓和妓女形象，这些形象曾经就生活在他的周围，他就像个小混混一样对他们了如指掌。

　　年迈之后，略萨更多地从政治角度来构思选题，比如在《公羊的节日》（又译《独裁的节日》）这部他搁笔20年后写作的长篇小说中，他将独裁、权势和性结合在一起，再现了暴君特鲁希略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血腥统治及其1961年遇刺事件。此书大获成功，并被评为最近25年来最优秀的100部西班牙语小说第二名，仅次于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

　　暴力、情欲和政治，是略萨的三位一体。这个富有攻击性的男人，从他在布拉多军校受虐的那一刻起，就学会了在小说中施虐。用施虐来反对施虐，用暴力来反对暴力，也许是略萨式的独特辩证法，就像他在《酒吧长谈》前写的长文《五光十色的国家》中所说的：“我觉得我和秘鲁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妇关系，不如说是一种通奸关系，也就是说，充满了疑惧、迷恋与狂热。”顺便说一句，从略萨丰富多彩的情爱史来看（又是妓女，又是姨妈和表妹），马尔克斯给略萨戴绿帽子的可能性，似乎还不如他给马尔克斯戴绿帽子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权力局外人

　　这种追逐姿态也体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既热衷和迷恋政治，又对它满怀警惕。因为对秘鲁专制历史的无情批判已经让同胞对他产生了隔膜，而过于袒露的写作笔法也引发过轩然大波，这样一位作家，在文学上获得了成功，但在政治上，注定不能得意。

　　当他1989年回到少年时居住的皮乌拉省竞选秘鲁总统时，迎接他的不是热烈欢迎的横幅，而是冷漠。竞选期间，他的对手摘选他小说中的淫猥段落在电台广播，直接导致了他在1990年的第二轮投票中落败。讽刺的是，他的故乡皮乌拉的大多数居民都将选票投给了日本人藤森谦也，“尽管那位先生在竞选活动中仅仅悄悄地访问过一次皮乌拉”。

　　2003年，刚刚入籍西班牙的略萨被时任秘鲁总统托莱多问及是否愿意出任总理。略萨婉拒，之后推荐他昔日的政党伙伴梅丽诺，使之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理。

　　作为权力局外人，略萨摘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1992年加勒比海岛国圣卢西亚的英语作家沃尔科特之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拉美裔作家，可谓迟来的安慰。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辞说，“他不仅绘制出了权力的结构，也犀利地刻画出了个人的抵制、反抗和失败”。的确，尽管略萨游戏人生，叙事花哨，但作为那个高压、愤懑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其作品的历史和社会价值绝不逊色于诺奖得主君特·格拉斯（1999年）、奥尔罕？帕慕克（2006年）和赫塔？米勒（2009年）等人的同类作品；单就文学地位而言，比他们更少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