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在延安：上“劳动大学” 拜农民为师

魏建克 2009年11月04日11:1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在湖南长沙清水塘，1930年11月杨开慧被国民党杀害，年仅８岁的毛岸英在上海领着岸青、岸龙两个小弟弟，以拾破烂、捡煤渣、推人力车谋生。1936年之后他客居苏联，先后在苏雅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事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期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部队连指导员的身份参加了苏联反攻德军的战争，随苏军攻克了柏林并远涉波兰和捷克等国家。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又进入了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他14岁到23岁在苏联生活的这一段时间里可谓是表现突出，令人赞叹。苏联的一些人直到现在还能记起这位名为谢尔盖的中国青年，只是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就是声名日隆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1945年12月初，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来到延安，到1947年4月离开，一共在延安生活了17个月。他在延安近一年半的生活中，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历史片段。

　　秘密返延：父子重逢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参加完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他顾不上休息，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到了11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有时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由于当时延安的各主要医院已大部撤离，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负责给毛泽东治病的医生傅连暲也束手无策。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经请示毛泽东同意，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了毛泽东的病情，希望苏联医疗专家能给毛泽东的治疗提供一些意见。不久，苏联方面回电说，从电报上他们的医学专家无法确诊毛泽东的病情，建议由他们派医生去延安为毛泽东治病。

　　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苏联飞机飞抵延安。受苏联的指派，外科医生阿洛夫和内科大夫米尔尼柯随机抵达。同机到达的还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毛岸英的归国日期党史学界仍存在很大争议。笔者经过认真对照，毛泽东生病是在1945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康复，苏联给中国的电报是在12月初，且告知不久即派医生前往，苏方不可能在毛泽东病情好了之后才派医生前往，故认为1945年12月初的可能性较大，但仍需进一步考证），为了安全起见，毛岸英乘坐苏联飞机回国之事，当时并不被外人所知。毛泽东听说儿子也回到了延安，带病来到机场迎接。毛岸英身穿苏联陆军上尉军服走下飞机，毛泽东看到阔别18年的儿子，走上前去，和快步走过来的儿子紧紧地握住了双手。毛泽东看着儿子，带着慈父的感情说道：“你长这么高了！”傍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全体来宾，毛岸英也出席了晚宴。宴会后，毛泽东请机长到他的住处座谈，并当场让师哲给斯大林写一封感谢信，说明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大夫及他的儿子毛岸英等均已安全抵达延安。

　　毛岸英的回国无疑对毛泽东病情的恢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修养，毛泽东的心情、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都有了明显好转。到12月中旬，毛泽东已经完全康复，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入乡随俗：中式改造 毛岸英回到延安后，中央办公厅把他安排在延安交际处暂住。交际处是一个招待来延安客人的地方，吃住的条件相对标准要高得多，当时这件事谁也没有让毛泽东知道。一天，毛泽东到交际处来看望客人，正好看到毛岸英在交际处和其他客人谈话。毛泽东看望客人后，询问交际处的负责人：“岸英也住在这里？”负责人回答：“是的。”毛泽东又问：“为什么让他住在这里？”负责人回答：“这是上级领导的意思，主要考虑到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生活上不大习惯，让他在这里先适应一段时间，反正马上要分配工作。”毛泽东听后，只是“唔”了一声，当时没说什么。

　　过了几天，毛岸英就搬离了交际处，住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院内。当时，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有高、中、大三种灶：高灶供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用餐，四菜一汤；中灶供部长、处长、主任用餐，两菜一汤；大灶供一般干部、战士用餐，只有土豆烩菜。依照司令员贺龙的意见，把毛岸英安排在中灶就餐。毛泽东知道后，坚决要求儿子按照战士的标准到大灶就餐。

　　毛岸英刚回到延安的一段日子，由于在苏联呆的时间长，已经养成了与延安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习惯用手势表达个人的意见，说话随便，有些不讲方式。同时，也总爱穿着在苏联时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与众不同。一天下午，毛泽东把毛岸英叫来，两人坐在屋外大柳树下的石桌旁，亲切交谈。毛泽东看着岸英，认真地说道：“岸英，你现在回国了，不是在苏联，要按东方人的传统习惯行事，做事一定要文静，要规规矩矩的和别人说话。”毛岸英点了点头。毛泽东接着问道：“你在苏联经常读中国书吗？”毛岸英回答：“经常读，读过《红楼梦》、《水浒传》，还有鲁迅的作品……”毛泽东抬头看着儿子说：“还好，应当知道中国的知识，更要懂得中国革命的知识。”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郑重而又严肃的表情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说好不好？”毛岸英看了看父亲，愉快地答应了。

　　谨遵父命：拜师务农 毛岸英答应父亲的要求之后，向周围的同志问了许多农民生活的情况。毛泽东也找贺龙商量，决定把岸英送到延安县柳林区二乡吴家枣园吴满有家劳动。吴满有是七大代表，又是毛泽东的农民朋友。

　　据吴满有的大儿子回忆，毛岸英是在初春时来到吴满有家的，此时的天气还是比较冷。临行前，毛泽东让毛岸英脱下西装，穿上了父亲打过补丁的旧灰布衣裤，十足的农民打扮。在贺清华、周西林等同志的带领下，毛岸英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步行了几十里路来到了吴家枣园。

　　毛岸英到吴满有家后，就拜吴满有为师，并和吴满有的两个儿子仲富、仲贵交上了朋友，以哥弟相称。由于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又担任延安县参议会副议长，公差多，有时十天半月不在家，吴满有就给两个儿子作了分工：大儿子负责和毛岸英一起学习开荒种地、收割碾打；二儿子有些文化，就负责毛岸英到乡里、城里和中央机关里的走动。

　　在跟吴满有拜师务农的日子，毛岸英学会了开荒、铺场、碾场、扬场等农活。毛岸英肯吃苦、卖力气；善于学习，明道理；赶上活忙，从不偷懒；遇事总是多思多问多学，当学生有学生样。根据吴仲富回忆：“我们家开荒多，南山里挖出60多垧坡地，忙不过来时还要雇几个工，都是些和岸英岁数相仿的年轻后生。每天早晨，我就领他们上山了。新开荒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满坡洼的梢林、柠条、龙柏、麻芮子、狼牙刺、酸枣刺，砍了梢还要刨根，要挖很深很深的坑，砍树根子时老镢杷往往弹得人手腕疼痛难忍。岸英就专挑这挖树根的重活干，几天下来，手上就打起了血泡。开荒地，岸英他抡起镢头不会左右来回掏，只会向上掏，像打冲锋那样，一股劲向前走。要叫他来回掏，步子便跟不上，镢脑子也抡不圆，趔趔趄趄的，把我们笑得肚子疼。他则一点不马虎，虚心向我请教。我也不会讲，便横走一步掏一下，一挪一掏，一掏一撬，反反复复地给他做动作看。他便跟着我学掏起来，走了几个来回便熟练了。这下子他才觉得干活也有诀窍，掌握了窍门既省力气又出活。”

　　毛岸英一个月回一次延安。在学习劳动期间，衣服破了自己缝，扣子掉了自己缀，还学着烧火做饭，焖黄米干饭，炒酸菜粉条，蒸米饭馏馍馍，什么都干。他不仅和吴满有一家老小成了至交，而且与帮工后生们也不分彼此，经常比赛劳动甚至摔跤。有一次，他在山上劳动休息时，比他大3岁的长工杨培柱说：“听说你在苏联当过红军，打过仗，敢不敢和我摔跤？”毛岸英看了看杨培柱，站起来脱下外衣，走上去就抱住杨培柱。他俩在山地里滚来滚去，弄得黄尘纷扬，不分输赢。后来，他俩还成了至交。１９４９年冬，杨培柱还收到毛岸英从北京寄给他的一封信和6张相片，让他热爱家乡，积极生产，并请他有机会进京做客。在吴家枣园的日子，几乎每天晚上，毛岸英总是抽出时间教村里的年轻人和娃娃们识字。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汉语却说不准，吴仲贵就充当他的翻译。

　　生活点滴：平凡伟大

　　在毛岸英接受劳动锻炼的日子里，总是不忘关心革命的发展，每次回延安见到父亲，时常请教父亲有关革命和社会问题。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召开，毛岸英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提前一天赶回延安，作为参与会议的《解放日报》记者组成员。会议召开期间，他不仅在会议上听各位领导、参议员的讲演和讨论发言，而且与记者们一道学习、采访、探讨问题，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对中国革命发展及“三三制”政权、土地改革、精兵简政等边区政权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较深理解，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和革命水平。对毛岸英来讲，特别感受深的是边区良好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他增进了对陕北人民的情谊。

　　会议结束后，在毛岸英准备返回吴家枣园前，他向父亲汇报了这次工作，谈了一些苏联和延安在政权建设方面的不同感受，并指出需要更加密切党与广大老百姓的关系，赢得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满意地说：“你收获不少，是努力了。”毛泽东还特意让毛岸英把手伸出来，当看见儿子手上的血泡，毛泽东说：“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说明你还没学好，等手上老茧厚了，才能说你在‘劳动大学’毕业了”。

　　之后，毛岸英在劳动学习上更是努力。1946年秋天，吴满有家又获得了大丰收，毛岸英和吴家人一样，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同时，也在这个时候，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边区，延安县委书记刘秉温去了吴满有家好几次，要求吴满有把毛岸英送回延安。可毛岸英还是照旧干活吃饭，丝毫没有走的意思。在组织的多次催促下，毛岸英才回到了延安。

　　在吴满有家参加劳动大约半年时间，毛岸英即从“劳动大学”毕业再次回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宣部工作，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大举进攻，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通过了保卫延安的命令，中央大部机关撤离延安。毛岸英跟随中宣部撤到瓦窑堡一带，继续做党的宣传工作。1947年4月，他又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山西临县郝家坡参加由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小组，从此告别了延安，也告别了陕北这块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