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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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研究述评

[日期:2008-04-29 10:01]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作者:张素华  

 

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调整,又涉及中苏论战、社教运动、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等诸多问题,是一段非常复杂且较难客观准确评说的历史时期。本文侧重述评经济调整的研究情况,其他不予论及。张弓、滕文藻曾发表了《关于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综述》 [1] 、刘友于发表了《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 [2] ,分别对两个不同时段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过总结。本文拟在上述综述的基础上,重点对1996年之后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1996年以来,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研究的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1996~1998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编纂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3] (1960~1965年,第13~20册)共8本,1998年以来又先后编纂出版了《刘少奇年谱(1898~1969)》 [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5] 、《陈云年谱(1905~1995)》 [6] 、《朱德年谱(1886~1976)》(修订本) [7] ;《党的文献》于1998年第4期发表了《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文献选载》 [8] 。这些文献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布了中央的文献资料;二是公布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相关讲话和活动,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依据。 ① 遗憾的是,《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建国后部分尚未出版、《邓小平年谱(1975~1999)》也只出版了1975~1999年的,预计近年可望补全出版。这两位核心人物年谱的出版,对于研究这一段历史将会带来一个不小的推进。

第二,发表和出版了一批研究论文和专著。这些论文和专著大体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以研究人物在调整时期的表现为专题发表的论文逐渐增多。1996年以来,学术界除继续发表了一批研究调整时期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的文章之外,研究毛泽东、陈云在调整时期的论文也开始出现,甚至研究李富春的文章也出现了。尤其是《毛泽东传(1949~1976)》 [9] 、《刘少奇传》 [10] 、《周恩来传》 [11] 、《陈云传》 [12] 、《李富春传》 [13] 的出版,对研究中央领导核心如何进行调整工作极具史料价值。二是发表了一些有质量的专题论文,如田松年的《1963~1965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实施》 [14] 、董志凯的《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 [15] 、李向前的《我览党史:1960~1965(之一)》 [16] 等。三是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其中有全面研究介绍这一段历史的,如苏星的《新中国经济史》 [17] 、肖冬连等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18] 、刘友于等的《中国20世纪全史:曲折探索(1956~1966)》(第8卷) [19] 等。也有专题论著,如陈东林的《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 [20] 、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21] 、汪海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1949.10~1998》 [22] 等。总的来看,学术界呈现出扎扎实实发掘和研究史料、并使研究不断深化的趋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相继出版了一批调整时期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记,如《曾希圣传》 [23] 、《江华传》 [24] 、《刘子厚传记与年谱》 [25] 、《林铁传记与年谱》 [26] 、《乌兰夫传(1906~1988)》 [27] 、《叶飞传(1914~1999)》 [28] 等,对研究中央政策如何在各省落实、起了什么作用等提供了帮助。

第三,发表和出版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如袁宝华、邓力群、吴冷西、余秋里等均写了一些回忆文章。此外,还出版了《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29] 、《姚依林百夕谈》 [30] 、《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 [31] 等,也为研究这一段历史提供了鲜活的、可参考性的材料。

有关调整时期几个基本问题的研究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关于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原因在学术界早有共识,不再赘述。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形成过程,随着《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传》和《李富春传》的先后出版,原来存在的分歧也迎刃而解。

第二,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时间从哪一年开始、到哪一年结束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看法不太一致。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从1961年至1965年底。其主要依据是: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961年1月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调整时期的开始;1963年9月中央作出延长调整时间至1965年的决定,标志着1965年调整结束。吴冷西则表述为从1961年开始到1964年结束。他之所以把下限划到1964年,主要是以1964年12月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为标志,因周恩来在报告中说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32] 略有不同的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调整开始的时间表述为1960年冬。决议的表述是:“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33] 除了上述三种意见外,还有学者把调整时期表述为是从1960年夏开始到1965年结束。其根据是,调整的八字方针是1960年夏提出的。但一般学者认为,1960年夏虽然提出了八字方针,但真正贯彻是从1961年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开始的。总之,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开始和结束时间还存在着说法不一的情况。笔者比较倾向1961~1965年的说法,除了通常所说的根据外,薄一波于1963年6月8日在一次计划工作会议上就有了1961~1965年五年调整的说法。

第三,关于调整阶段的划分,学术界的意见也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1)将调整时期划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1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逐步贯彻阶段;第二阶段是1962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为大刀阔斧地贯彻阶段;第三阶段是1963~1965年,为国民经济的继续调整阶段。(2)按调整的性质划分为两个阶段:1961~1962年为第一阶段,以调整为中心;1963~1965年为第二阶段,以巩固、充实、提高为中心。(3)将五年调整划分三节:第一节是逐步落实八字方针,时间是1961年1月至1962年西楼会议前;第二节是大幅度调整的战略决策,时间是西楼会议至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第三节是讲调整的成就,指的是1963~1965年,实际是继续调整的三年。 [17](pp.370~414) 以上三种意见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总体来看,有关调整阶段的划分比较随意,还有待进一步的梳理与论证。

从1961年1月至1962年夏,中央为了迅速恢复经济,不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工作,一些重大的调整政策几乎都是通过会议来决定的,所以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拟以会议为主线进行述评。

第一,关于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表现在:一是毛泽东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二是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34] 其局限性是“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还认识不足,调整工作还是在肯定‘大跃进’‘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来进行的” [1] 。“还是想在维持已有生产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35] 。但是,对困难形势为什么那样难于认识、中央高层对困难形势是否认识一致,以及应该如何看待困难形势等问题,还缺乏具体的研究和评析。

第二,关于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学术界对此次会议尚缺乏具体研究,大多是叙述性的介绍。从介绍的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成果:一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业六十条》,解决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二是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为根据实践检验来纠正过去决定的错误打开了道路。 [36] 在同意上述观点之外,笔者认为,这次会议存在的问题是对经济形势的严重性仍然没有认识到位,各项工作还处于开头阶段,尤其是工业不愿大踏步地后退。但是,中央开始有了对各行各业进行全面调整的意向。如从3月开始起草制定《高教六十条》。此外,这一年中央还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等。它们是否也是这次会议决定的目前尚难以确定,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研究。

第三,关于5~6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全党遵照广州会议精神开展深入调查之后召开的会议。根据既有研究情况,这次会议有以下五项成果:一是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农业六十条》,解决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二是对商业、手工业作了若干规定;三是工业各项指标开始后退,虽然仍不到位,但这是第一次调低指标;四是决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1961年内减少1000万;五是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开始调整政治政策。会上,人们开始公开批评“大跃进”的缺点错误,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 [37] 相比对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研究,学术界对此次会议比较关注,但专题论文也不多见,如果要弄清中央各项调整政策出台的情况则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第四,关于8~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对于这次会议,学术界认为其意义在于以下两点:一是讨论通过了《工业七十条》;二是讨论通过了《高教六十条》。张弓、滕文藻提出,通过这次会议,党中央对当时工业生产中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有了较深的了解,提出了比较接近实际的调整措施,因而这是一次关于贯彻八字方针的重要会议。 [1] 张素华认为,这时的中央开始真正懂得,要想调整,就必须退够,否则不可能进行调整,并第一次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口号,中央承认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 [21](pp.13、107) 除上述意见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这次会议对于经济形势的认识还是比较乐观了一些,关于“跃进”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中央提出要退够,那么退到什么阵地上?邓小平说,退到庐山为止。今后经过整顿,就是继续前进的问题了。会议提出的“三年初见效,七年大见效”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三年初见调整效果、七年大见调整效果,而实际的设想是前三年基本上做到调整好,后四年开始新的“跃进”。关于这一点,目前学界还研究不够。二是据参加庐山会议的龚育之回忆,“讨论七十条,似乎有不少争论,为此还临时起草了一个篇幅不短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工业条例的中央指示”。 [38] 邓力群也有着同样的记忆。但对具体争论什么大多语焉不详,有待学者深入挖掘。

第五,关于1961年12月至1962年1月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 [39] 和陈文斌等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1949~1999)》 [40] 都没有提到。实际上,还在庐山会议时,中央就已决定在12月召开会议,继续完善《农业六十条》。后因中央临时决定1962年1月召开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分量也就相对减轻了,成为为七千人大会做准备的会议。不过,会议整整开了20天,《毛泽东传(1949~1976)》对会议的具体议程和讨论问题有一些交代,但对会议讨论的情况、解决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说明。

总之,1961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的第一年,中央召开了一次全会、四次工作会议,出台了很多政策,调整工作逐步深入展开。对1961年调整工作的评价,刘友于认为,初步贯彻了八字方针。 [19](p.340) 事隔多年,袁宝华说:“调整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从提出调整到真正落实,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历了从不愿退到退够的过程。” [35] 总的来看,对于这一年的经济调整情况,学术界的争论不大。可喜的是,关于《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高教六十条》都有了专门的研究文章,但对于为什么经济那么难以调整到位,还有待进一步解读。

第六,关于1962年1~2月的七千人大会。这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一次大会。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第一次将七千人大会的来龙去脉做了比较细致的勾勒与评析,将中央常委对过去几年工作的认识、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对调整工作措施的意见等进行了分析比较,“弥补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 [41] 关于会议的成果,张素华认为:一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对于当时困难的经济形势、产生困难形势的原因、所取得的成绩和所犯错误的关系、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缺点错误的责任以及得到的经验教训等等,都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总结;二是会议通过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从上到下积极承担责任的方法,激发了大家团结一致、戮力克服困难局面的积极性和责任感。除此之外,大会放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表明不再追求数字,强调综合平衡、强调产品质量,实现了由片面追求数字改为踏踏实实前进的思想转变。大会允许怀疑“三面红旗”、刘少奇带头讲真话、毛泽东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等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大刀阔斧的调整工作奠定了基础。 [21](pp.290~296) 因而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这次会议“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盛会”。 [9](p.1206) “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 [34](p.134)

对于大会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也给予了积极探讨,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认为,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对彭德怀,虽然不再讲他庐山信件的错误,却仍不予平反。 [36](p.393) 丛进认为,“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都判断‘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为时尚早了些”。 [42] 《毛泽东传(1949~1976)》则认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9](p.1206) 。张素华认为,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加大了最高决策者毛刘之间的分歧;大会已经认识到最大的经验教训是党内缺乏民主是导致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但如何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行,或者说,怎样才能防止以后类似的错误不再发生,则没有深入的讨论和总结。 [21](pp.295~296) 王海光认为,中央高层的政见分歧和冲突因为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就决定了七千人大会不可能真正地总结经验教训,即便开了个好头,也不能继续下去。 [41]

第七,关于2月21~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七千人大会闭幕14天后,中央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但是对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又是“哪一年”“共多少亿”的赤字,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西楼会议前发现的,也有人认为是会议中发现的;有人认为是1961年的财政赤字,有人认为是1962年的财政赤字;有人认为财政赤字在20亿~30亿之间,也有人认为是30亿或30多亿,还有人认为是50亿。 [43] 由于对这个问题的判断直接关系到西楼会议的召开、会议对形势的判断,以及采取的调整措施等,因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

学术界对西楼会议的评价非常正面,认为这次会议摸清了财政收支的家底,陈云、刘少奇对形势的判断透了底,针对当时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陈云提出了六条克服困难的办法,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 [44] 总之,西楼会议“在分析国民经济状况和落实调整政策方面比七千人大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10](p.897) 。会后,刘少奇提议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在陈云的主持下,对七千人大会通过的1962年年度计划进行了调整,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项目的指标“伤筋动骨”。用周恩来的话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45] 这里是否可以这样下结论:西楼会议为大刀阔斧的调整拉开了序幕。

在对形势的估计方面,《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周恩来“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关于毛泽东是否同意西楼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刘、周、邓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是表示了同意的。《毛泽东传(1949~1976)》则提出:毛泽东所同意的“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9](pp.1209、1213)

第八,关于5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又称5月会议)。关于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根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陈云讲话等要对1962年年度计划做“较大幅度的调整”,中央准备出台三项重大方针性措施,因此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传》则提出,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对陈云的讲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不同的声音,需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10](p.903) 这两个原因是否都存在、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对于5月会议的评价,学术界基本持积极肯定的意见,认为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 [40](p.239) 这次会议修改和充实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对经济形势作出比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对于下最大决心一心一意搞经济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9](p.1218)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认为,会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调整”。 [36](p.394) 苏星、丛进认为,此次会议“成为使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转折点”。 [46] 尽管学者们对此次会议持肯定态度,但表达却明显不同。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即大刀阔斧的经济调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丛进提出的“转折点”是否恰当?如果5月会议是转折点的话,那么对七千人大会或者西楼会议怎么评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究。

第九,关于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对于这次会议,有学者形容是“政治风暴的突起” [47] ,有的则认为是“新模式的确立” [48] ,总之,会议使正在大刀阔斧的调整工作突然遭遇曲折。总体来讲,学术界对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背景、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关会议的评价等看法比较一致。刘友于对此曾有专门的综述 [2] 。目前,专门研究八届十中全会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多散见于学者的其他叙述中。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传(1949~1976)》用相当篇幅系统地披露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九次讲话,其中包括中央领导人讲话时毛泽东的插话,为深入研究八届十中全会、研究中央领导集体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极具史料价值。此外,《毛泽东传(1949~1976)》就本次会议提出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关注。比如,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毛泽东的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1964年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9](p.1247)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陈云同毛泽东谈话时,提出如果实行分田到户,“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9](p.1230) 。那么,如何评价陈云对形势的估计呢?《毛泽东传(1949~1976)》还提出,包产到户成为毛泽东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 [9](p.1258) 菲力普·肖特则认为,毛泽东早想发作,只是因为农业形势严峻而无法调转船头,到了7月,夏收形势好了,“才进行了决定性的干涉” [49] 。郑谦、韩刚认为,七千人大会之后,有关调整的不少事情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和限度,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思想已经成熟了。 [48](p.190) 这些说法并不太一致。也就是说,对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在谈到八届十中全会和经济工作的关系时,学者大多认为,八届十中全会基本没有打断调整工作的进行,鲁振祥则认为,这次会议有利于生产的具体政策确定下来,“对整个经济调整起了基础性的积极作用”。 [50] 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提法。

关于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三年(1963~1965年),学术界对这一段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专题论文并不多见。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这三年调整的性质、调整的内容,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一致。围绕这三年在调整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城乡关系、经济体制方面中央所作努力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尤为可喜的是,还取得了一些地方进行调整工作的研究成果。如沈葵的《60年代上半期安徽工业调整简述》 [51] ,彭建新的《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 [52] 等,这些都对深入研究中央决策正确与否提供了材料。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的时间问题。学术界大多表述为:1963年开始全面好转,1964年底全面好转。而《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说得比较具体: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36](p.412) 1963年7月3日,李富春在人大常委会上说,“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1963年8月8日,周恩来说,“去年十月特别是今年二月估计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53] 周恩来、李富春的判断似与《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表述相一致。此外,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说:“现在,形势全面好转了”。 [54] 刘少奇的提法比人们通常说的全面好转的时间提前了七个月。由此看来,随着一些新材料的披露,经济形势到底什么时间开始全面好转乃至全面好转,以及应该如何认识还有探讨的空间。

第二,这一段调整工作是否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对此,学者的表述略有不同:《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没有受到正在发展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 [9](p.1254) ;《中国共产党简史》认为,“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 [34](p.137)

第三,在谈到中央决策继续调整三年的方针时,不少人强调1963年上半年出现了对经济形势的好转程度估计过高的情况,中央在1963年3月1日发出的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 [55] 但是,中央为什么下发了这样一个指示?这个指示说明了什么?后来又如何改变的?目前学术界对此只有叙述,没有分析和交代。

第四,在继续调整的三年中,从1964年5月以后,实际上又有国民经济的一次大调整,即三线建设。相对来讲,有关三线建设方面的文章很多,既有学者的探讨,又有亲历者的回忆和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正确与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大争论,持基本否定的意见占上风。自1991年4月江泽民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讲“总的来讲,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20](p.408) 之后,持基本肯定的意见又占了上风。关于开展三线建设的问题,本文不作重点述评,只想将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列出:一是胡乔木认为,三线建设“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 [56] 二是《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对三线建设未作整体的评价,只是指出“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36](pp.416~417) 。三是刘国光认为,对三线建设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对打仗的形势估计得太过分了,好像世界大战就要来了,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另一方面,三线建设对改变经济布局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57] 四是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一书,不仅对三线建设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而且运用大量详实的材料、数据对三线建设的成就和问题进行了评析,是一部比较肯定三线建设的力作,填补了全面解说三线建设的空白。相反,持比较否定意见的文章论据比较单薄,缺乏深入的论证。

关于中央主要领导人与这次经济调整的关系也有一系列研究文章。以往介绍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文章多一些,介绍毛泽东、邓小平的文章少一些。随着《毛泽东传(1949~1976)》、《周恩来传》、《刘少奇传》、《陈云传》的出版,对他们在经济调整时期的表现,也都有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黄峥认为刘少奇是这次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主持者之一” [58] ;马云飞认为,刘少奇是“主要决策人之一,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 [59] 熊华源、廖心文认为,周恩来领导了“国民经济调整的全部工作”; [60] 吴冷西认为,周恩来“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61] 徐棣华认为,陈云“提出了一整套明确具体的调整方针和政策”,“建立了卓著功勋”,是主持这次大调整的“主要负责人”。 [62] 郭学旺则认为,邓小平“不仅是中央决策的参与制定者,而且是中央决策的坚决执行者”。 [63]

鲁振祥认为,长期以来,对毛泽东在经济调整中起了什么作用还缺少恰当全面的评价:“我们既不应以毛泽东的功劳掩饰他的过失,也不应因有过失而看不到他应有的地位。”针对以往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较多的状况,鲁振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既“营造了这次调整的思想条件和政治氛围”,又“确认和支持”了调整方针及重大的调整举措。毛泽东虽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但他接受了刘少奇关于控制传达范围的意见并提出了“1963年至1965年继续调整”、把“这三年作为过渡年”的主张。因此,“毛泽东是国民经济调整的最高决策者和强有力的支持者、推动者”。“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央领导集体的各个成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共同领导了这次关系国家兴衰的国民经济的调整。” [50] 现在来看,学者们对单个的领袖人物研究较多,缺乏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研究,至于他们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则研究较少。

关于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评价,学术界普遍认为,虽然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但国民经济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重大干扰,取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每当人们面对这一段历史时,首先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当时出现的两种趋向中,如果按照第一线领导人的调整思路继续调整下去,中国社会将是一种怎样的前景和模式。有一种观点认为,刘少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早20年。 [64] 苏星认为,“国民经济调整期间,集中调整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没有条件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而当有条件着手进行改革时,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65] 这是否意味着刘少奇、邓小平会超越苏联模式,进而走改革路线?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毛泽东与第一线领导之间的思想分歧、关系到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西楼会议前,中共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一直是想慢慢转弯,西楼会议后是180度的大转弯,开始实行大刀阔斧地调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否存在一个“软着陆”和“硬着陆”的问题?有学者指出,中央在西楼会议后才对多年来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认真着手解决,这样认识到底对不对?总的来看,对于这一段的经济调整,尚缺少真正从经济学的角度,在占有大量材料、数据的情况下,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系统地、具体地分析和说明。

第三,总的来看,对五年调整工作叙述多、介绍多,讲历史意义多、对党在决策的过程中中央领导核心当时的思考分析研究得少。关于国际环境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一些学者做了很有见地的研究,但仍有待于继续搜集材料加大研究的力度。此外,对于当时的经济调整工作,中央是否认真参考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对于中央领导核心的认识分歧,除了正式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有哪些是属于执行过程和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拓宽研究的思路,以得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张素华,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① 沈觉人主编的《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孟宪章主编的《中苏贸易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统计局编的《全国财贸统计资料(1949~1978)》(中国统计出版社1979年版)这三部书,对研究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历史也很有资料价值。张弓、滕文藻和刘友于的文章均未提到,故补记于此。

[参引文献]

[1]张弓、滕文藻:《关于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综述》,《党史通讯》1984年第10期。[2]刘友于:《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20册,分别为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1997、1997、1997、1997、1998、1998、1998年版。[4]《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6]《陈云年谱(1905~199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7]《朱德年谱(1886~1976)》(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8]《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继续调整国民经济的文献选载》,《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9]《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10]《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1]《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2]《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13]《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14]田松年:《1963~1965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实施》,《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15]董志凯:《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的历史经验》,《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16]李向前:《我览党史:1960~1965(之一)》,《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3期。[17]苏星:《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18]肖冬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19]刘友于等:《中国20世纪全史:曲折探索(1956~1966)》第8卷,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20]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21]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22]汪海波:《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98》,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23]《曾希圣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24]《江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25]《刘子厚传记与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26]《林铁传记与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27]《乌兰夫传(1906~198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28]《叶飞传(1914~199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29]《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0]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版。 [31]雷厉:《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2]吴冷西:《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吴冷西:《调整时期的中流砥柱———纪念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党的文献》1999年第1期。 [3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3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35]袁宝华:《对国民经济的艰苦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36]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页。 [37]参见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3~14页。 [38]龚育之:《我所知道的陆定一(之八)》,《学习时报》2006年9月4日。 [3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40]陈文斌等编著《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1949~1999)》,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41]王海光:《在历史节点上的风云变局———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2]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3页。 [43]《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07页;《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10页;《周恩来年谱(1949~976)》中卷,第460页;《陈云传》,第1300页;《李富春传》,第586页。[44]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07页;《陈云传》,第1308页。 [45]参见《刘少奇传》,第900~903页;《陈云传》,第1311~1312页;《周恩来传》,第1633页。[4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第390页;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428页。 [47]李向前:《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调整与意见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48]郑谦、韩刚:《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 [49]〔英〕菲力普·肖特著、仝小秋等译《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 [50]鲁振祥:《试论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6期。 [51]沈葵:《60年代上半期安徽工业调整简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6期。[52]彭建新:《60年代广东省经济调整概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5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563、571页。[54]《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92页。 [55]刘友于等:《中国20世纪全史:曲折探索(1956~1966)》第8卷,第556~557页;田松年:《1963~1965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实施》,《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56]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57]刘国光:《建国53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在2003年中国现代经济史年会上的讲话》,《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 [58]黄峥:《刘少奇与六十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 [59]马云飞:《刘少奇与六十年代的国民经济调整》,《刘少奇研究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82页。 [60]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357页。 [61]吴冷西:《周恩来在四年调整时期的重大贡献》,《周恩来百年纪念———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62]徐棣华:《陈云与国民经济的两次调整》,《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318页。 [63]郭学旺:《邓小平与我国经济的三次重大调整》,《党的文献》1997年第3期。[64]戴宜生:《读书偶感》,见2006年11月26日网上发表的文章。 [65]苏星:《记胡乔木的两份写作提纲》,《百年潮》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