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从“邓三条”到“温四条”

　　一

　　在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名垂史册的领袖，邓小平无疑是第一位的。

　　不管中国所谓“左派”、“右派”，对邓小平同志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有良心的中国公民，都会对他心存感恩、心怀崇敬。如果不是以偏见和敌意去检视这个改变中国的伟大人物，邓小平当之无愧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全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领导人。他的一生“三落三起”，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崇高威望不仅仅来自于他的丰功伟绩，还来自于他独特的党性人格魅力。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已是73岁高龄，但他敢思敢想，敢于动脑筋，不怕闯“禁区”。在改革开放中，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第一”：第一个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第一个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个提出要建立经济特区，第一个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第一个提出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第一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忠于自己的诺言，在重大原则、重大决策上，当人民利益要求他出来讲话的时候，他没有犹豫和畏惧，没有规避共产党人的责任，而是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敢破敢立、“忧乐天下”的党性人格魅力。

　　邓小平在晚年对弟弟邓垦说：“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这句话平平淡淡，却把国家和个人、事业和个人的关系说得很透，传达出对国家未来厚重深切的期待，又透露出真诚朴实的个人情感和愿望。如果说，他另外一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政治表白，那么这句当个“公民”，则无疑是内心愿望。两句话脉象相连，不可或缺，相得益彰。

　　“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邓小平这句话，不难读出他的两个政治理想：一个是经济发展，国家富裕；二是政治改革，民主法治。

　　邓小平无疑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领袖和伟大先行者。他最大的历史贡献，是打破毛泽东个人崇拜，瓦解了充满血腥的无产阶级独裁，把国家政治领域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因时因地制宜，大刀阔斧推进一系列强国富民的善政。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先导。国不强，民不富，一切政改都是扯谈。邓小平洞察国情、洞察世界、洞察未来，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改主张，很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完全经得起实践检验。

　　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完整的系统表述，其主要论点集中地体现在邓小平在1980年8月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讲话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那就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动摇或怀疑中国的社会主义选择及其信念，要在现实中真正地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应是当前政改着力解决、并且必保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后期所完成的任务。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对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有各种论述。总体上看，其实质就是邓小平一贯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他特别强调道：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也是最坚决的，世人有目共睹，记忆犹新。

　　透过邓小平政改讲话的纸背，可读出他的内心意图，其实或许不是为了搞思想专制、权力独裁，而是迫切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来保障中国全力以赴发展经济，急起直追，后来居上。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时，在三十年前。那时，中国从文革十年浩劫中拨乱反正，刚刚恢复发展元气，国内全年生产总值为4500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80亿美元，职工年平均工资762元，农民收入更低，还有很多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一句话，中国大部分人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在此国情下，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一心一意搞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他认为，在中国落后的国情下，不能容许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化，不能乱，目的是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动员全党全民力量，快速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早日实现强国富民。国家产生社会动荡、政权变色和政治运动，都将意味着改革大业功归一篑，意味着中国将继续落后被西方列强欺凌挨打。

　　虽然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及其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一直来受到许多民主人士、宪法学者的质疑和国际舆论的诟病；但从中国现代史演变和中国国情看，也属必然，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正确之处、不可比拟的光辉之处。我和许多民主派观点不一的是，“四项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功不可抹。试想，八九之后，改革开放才起步不久，公民社会尚未培育成熟，中国就被西方和平演变了，也搞起“多党制”，议会里嘴沫横飞，劈啪打架，大雁没有打下来就争论是炒着吃好还是煮着吃好，那中国经济发展、综合国力、百姓富裕程度就一定会比现在好吗？看看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就是一面让人沮丧的镜子。

　　邓小平强调：“不改革政治体制必然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所有改革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三条标准：“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我称之为中国政改“邓三条”：“维稳、民生、发展。”

　　二

　　“邓三条”是否真理呢？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里，毫无疑问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顺应潮流、顺应民心，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茅，实现了“国强民富”理想，其成就有目共睹，举世称赞。

　　那么，在中国未来三十年里，“邓三条”是否依然是“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呢？我认为，值得理性、科学、切合国情而富有前瞻的商榷。

　　盖因当代中国国情和三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正反两方面变化。

　　一是正面变化。

　　改革三十而立，立起了“经济实力”，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超2万亿美元；立起了“法治中国”，逐步形成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物权法让“有恒产者有恒心”；立起了“民本理念”，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立起了“国际地位”，在外交舞台纵横捭阖，改变了世界格局；立起了“开放心态”，开放的中国宽容自信，崛起大国造就大国公民；立起了“多元社会”，信息社会资讯发达，文化生活日益多元，生活方式丰富多彩，公民们的思想也更加自由和独立。

　　二是负面变化。

　　其一、信仰危机，道德沦丧，社会责任感极度贫乏。整个社会充斥着急功近利和极度自私的思想，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淡薄，气若游丝。

　　其二、特权骄横，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虽然中央反腐力度一直强大，但反到现在，也是越反越腐败。权力依然缺失全面、有力的监督。腐败的官德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贪污受贿、买官卖官乃至于行业之间互相行贿；上下级之间，管理者与被管者之间肆行权钱交易。

　　其三、地域差距、贫富悬殊极为突出。富者可敌国，而落后地区的大批穷苦农民、下岗工人依然挣扎在温饱线。极端的贫富分化成了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封建特权体制固化、恶化，谈何机会平等与公平。倡导包容性增长，公平合理地分享发展成果，恐非易事。

　　其四、人生观畸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条没有走过的改革之路。“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因素，在人们意识形态里逐渐形成一种目光短浅、讲究现实，对前途缺乏远见，丧失远大理想。官员们更是普遍急功近利、极端自私；骄奢淫逸、腐化堕落；上不为国、下不为民，在其位不谋其政，做点事就捞取政治资本或沽名钓誉，为获得更大私利打基础。少数官员甚至为了政绩和所谓“维稳”，屡屡发生侵害百姓人权、财产和生命的非法犯罪行径。官民矛盾越来越对立，越来越尖锐，重大群体事件接二连三。

　　其五、“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诱发了人性恶。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损人利已，为了生存和赚钱去坑蒙拐骗，翻新花样，有毒食品不胜枚举，侵权现象泛滥成灾。社会公德、道义统统可以丢弃，甚至法律红线也敢闯。传承千年的仁、义、礼、智、信在金钱面前，全部缴械投降。

　　可否这样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是释放了亿万中国人的生产力，同时沦丧了中国人的崇高信仰和传统美德呢？看看这三十多年来的流行词吧：“摸着石头过河”、“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今天你离婚了没有”、“做人要厚道”、“过把瘾就死”、“狼性精神”、“我是流氓我怕谁”，还有近几年“俯卧撑”、“喝水死”、“临时性强奸”、“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我爸是李刚”之类稀奇古怪的网络流行语，无论官场还是民间，莫不散发一股浓重的“流氓”习气和“狼性”味道。

　　所有这些负面的社会丑恶现象，是执政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一是导致的急功近利思想、金钱至上观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二是导致普遍腐败、不公和侵权的中央集权、封建特权体制。这就是社会道德堕落、不公不义遍地、富了的中国老百姓缘何鲜见幸福感的症结所在。

　　而要解决这两个沉疴顽疾，“邓三条”的“维稳、民生、发展”法宝，显然已经不是灵丹妙药。那医治良药何在？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一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二是“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我想，中国政改的出发点和归依点，也就是“改善民生、发展民主”。前一句，让老百姓活得更富有、更有保障，无后顾之忧；后一句，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自由，更有未来。这，不就是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丢掉的大原则吗？除此，还有其他什么大道理、大帽子呢？莫非要照搬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吗？

　　三

　　任何理论的诞生和光芒之处，都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实践。马列主义不例外，毛泽东思想不例外，邓小平理论当然也不应该例外。诚如那篇改变中国现代史的光辉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践》）所言：“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成就了辛亥革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邓小平理论，成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伟业；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成就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发展哲学。如果因循守旧，刻舟求剑，时空错位地死守教条，就会导致退步、失败，甚至灾难。

　　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无一不是思想领域的大解放所带来的。三十多年前，《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一文。党内知识分子以无畏的胆略、睿智的识见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不惧当时党内最高领导和中央某些实权派的杯葛阻挠，勇敢发声。党媒、军报也果敢转载，站在真理和正义这一边。文章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党内有识之士的积极支持，迅即在全国展开热烈讨论。这一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大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当代中国最响亮、最具关键意义的口号。回首文化大革命，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来没人敢提出：用什么检验“最高指示”？这一口号的提出，并不是单纯地向毛泽东不容置疑的权威提出挑战，而是向新的探索扫平道路。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一批批的农民分到了土地，自农村起步的改革开始了，人们不再把发家致富当作一种罪恶，越来越多的新生事物让国人眼界应接不暇，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此踏上了务实开放的发展道路。一句口号，改变了国家的命运和国人的生活。

　　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依然可见伟大、光辉、正确之处。《实践》写道：“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封建特权势力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实践》在最后强调：“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勇于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现实的确切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看看这篇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一时间全文转载的经典文章，是多么理性、多么科学、多么唯实、多么睿智、多么深得民心！这才是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责任心和胆略啊！三十多年前，我们不能“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三十年多后，我们就应该“躺在邓小平理论的现成条文上”，按图索骥吗？“邓三条”就一定是中国政改永远不变、永远正确的指导思想吗？

　　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哪里？在民心，不在统治者的任何思想禁区中。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如今，党媒刊发关于政改的系列文章，动辄代表“中国人民”，厉言“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但有哪一篇是言之成理、启迪民智、动人心扉、鼓舞人心的？这是对党十七大确立的“民生、民主”发展方向，解读不到位，宣传不到位啊。怎不让人有僵化落伍之惑、固步自封之责、偃旗息鼓之迷，继而民心失望之悲呢？

　　鲁迅说：“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

　　这种封建专制、腐朽没落的“老先生”，应该早被共产党人打倒了呀。

　　四、

　　人是改革开放最深层、最巨大、最持久的动力。在改革开放的磨炼中，中国人心态更加开放，观念也更加现代。对世界来说，安于现状、因循守旧、固执保守的形象离中国越来越远，而创造、创业、激情、闯劲、开放、多元等一度被认为中国人十分缺少的现代因子，在无数国人的身上展现无遗。

　　时代在变化，执政党的理念也在更新。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砥砺勇气，坚持不懈地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

　　我们要坚持不懈的是改革创新的精神，而不是某种理论的教条，更不应该禁锢思想、钳制言论，开封建专制的历史倒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在继承中发展，邓小平理论也可以在继承中发展。

　　有人担心，民主自由谈多了，会不会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动摇执政之基呢？《实践》一文说得好：“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从近些年中国民主实践看，越是践行民主的地方和领域，权力受制，监督有力，腐败就越无滋生之所，从而政府阳光廉洁，行政透明高效，就越受百姓拥护。越是宽容言论自由，加大新闻监督力度，腐败犯罪、丑恶现象就越能及时得到揭露和鞭挞，官场败类就能得以及时清除，公义得已充分彰显，同时还能集思广益，推进政府善政，就越受百姓称赞。中国网络舆论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不是显而易见、有目共睹了吗？

　　民主自由，本是共产党人八十多年来矢志不渝的价值观，也应是一以贯之、大张旗鼓的执政观。为何现在一谈“民主自由”就显露窘态，慌慌张张，封杀言论，甚至连“宪政”两字都羞于启齿，成了网络屏蔽的敏感词呢？莫非，现在掌控主流媒体话语权、阻碍中国政改进程的，都是些享尽特权、贪赃枉法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中央应该警醒啊。

　　世界上一切正义力量和进步力量，得到民众拥护，不靠哗众取宠的忽悠理论，更不靠强词夺理，而靠真心，靠常识。

　　毛泽东思想打天下，说的是“让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翻身做主人”，靠的是“耕者有其田”的常识。

　　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开放，说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靠的是“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的常识。

　　胡锦涛主席倡导科学发展观，说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靠的是“让人活得更体面、更幸福”的常识。

　　在人类的公共生活里，最为珍贵的不是大师们浩如烟海的著作，不是领袖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普通人的常识。常识，在人类所有的识见中最为珍贵。许多时刻，人们囿于种种偏见，将认识对象意识形态化。欺骗性质的反复言说，教科书给定的认知模式，如此这般的忽悠，固化了人们的头脑，“从来如此”、“绝不如此”成为难于逾越的智障。常识的珍贵之处，就在于穿透迷雾，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邓小平生前表达改革开放的语言极其平实，却总是蕴意深邃。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无疑就在奉常识为圭臬。何曾想，逝世后，他的理论会成为后人新的思想“禁区”呢？

　　所有与常识为敌的决策，都将付出灾难性的代价。回望来时的“血路”，幸运的是，三十年我们未曾虚度，“中国奇迹”正是常识的胜利。但改革未有尽期，我们仍需重新回归常识，重新从常识出发。教条仍然遍布经济、政治、民生、文化诸多领域，改革推进，端赖抛却更多的本本迷信，汇聚更多的民众常识。而汇聚常识的渠道，就在建立一个人人有话说的议决机制。

　　五

　　这个议决机制就是民主机制，就是言论充分自由、媒体充分监督的机制，这是当代中国公共生活里最大的常识。

　　党媒文章说：“一副眼镜，自己的才是清晰的；一双鞋子，合脚的才是舒适的。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要尊重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和选择。”

　　此话信然。但问题是，纵使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有选择的意愿，但有选择的可能、选择的机会、选择的权利、选择的通路吗？西方多党制、三权分立，我们可以不提，可以摒弃；为什么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监督也不敢启齿，不敢保障呢？连说都说不得，谈何选择呢？难道堂堂共和国有什么见不得、说不得的人和事吗？那些御用文人能否不要满口教条天花乱坠，而摸着良心说几句真话呢？

　　还是温家宝总理说了真话。

　　他在接受CNN专访时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多年以前由邓小平提出并推动的，我想任何一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对这一点深入思考并投诸行动。一个政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应该要和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不一样才对。最大的区别就是，政党的活动应该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政党的政策和主张可以通过合法途径上升到宪法和法律的高度。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我将我的政治理念归纳为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社会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阻挠，我仍然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理念，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温家宝，这位中国当代政坛最具民主素养、最受尊敬的领袖，最后道出了一句常识：“人民以及人民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前途和历史。人民的希望和意愿不会止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此次访谈中，温总理首次提出了政改四句话：“让人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让人感到安全可靠，让社会充满公正，让人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称之为中国政改“温四条”：“尊严、安全、公正、自信（中国梦）。”

　　如果说，透过中国政改“邓三条”的纸背，我们解读到了“强国富民”的改革开放梦，是一个执政者居高临下的政治艺术诉求；那么透过“温四条”的纸背，我们解读到的是“民主自由”的世界大国梦，是一个执政者以民为本的公民权利诉求。

　　历史将证明，温总理关于民主自由的讲话，其意义将与《实践》一文相媲美。三十多年前，“邓三条”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温四条”将成为推进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风向标，成为每个公民不可抗拒地追求民主自由的导航台。

　　党媒文章写道：为了发展而改革，为了中国老百姓更多的福祉而改革，政治改革是必须的。往哪里改？肯定是往好的方向改，往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更好更快发展的方向改，往能够更好地改善民生、惠及老百姓的方向改。

　　我很赞同。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盲目求快不行，丢掉了大方向乱改更不行。但我想，既然如此，正确政治方向应该顺民心，顺潮流，为何只抱定“邓三条”（维稳、民生、发展），而漠视了“温四条”（尊严、安全、公正、自信）的执政价值观，同时也漠视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应有的责任感和胆略呢？难道21世纪中国的政治文明，还不如发表《实践》一文时的1978年吗？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宪法赋予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为什么总是缺斤短两、横挑竖扣、设置重重言论路障?如果连这点利国利民的好事都不办，凭什么让老百姓相信中国政改是“肯定是往好的方向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一代人的时光。这三十多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屈不挠奋斗的新时代，是中国思想界开始“解冻”、各种思想如同涓涓细流从山岩中潺潺而出，汇集成潮，彼此激荡，蔚为大观的新时代。我们期待执政党会真正做到“三个代表”，以民主和法治精神推进包容性发展，期待中国一定会再有像邓小平一样敢破敢立、忧乐天下的伟大领袖，期待下一个三十年，一定是国家更强大、公民更富有、思想更多元、心情更舒畅、波折更少的民主自由新时代。

　　我们期待着。